有話兒：

        歷史系的功課，不覺原來寫了不少這種題材的文。不過，我還是一個政治冷感。

        關於六四, 主角大抵是當年的北大、清華, 還有許多來自各地的大學生。他們在六四事件扮演了很積極的角色。然而, 另一群不宜忽略的是大學生以外的知識份子。如果說, 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事業都是與知識份子息息相關的話, 那他們在六四這場風波中又是扮演著什麼的角色? 他們的態度與學生有什麼相同和不相同呢? 

在二十世紀上半葉, 知識份子積極地扮演了推動革命的角色。五十年代後,知識份子卻落入了被動的、倒退的, 甚至是被迫害的境地。八十年代開放改革, 知識份子又重新抬起頭來。然而, 他們激情不再了, 甚至是理想破滅了。在六四事件中也表現不出往昔的激情。彷彿他們已不再是歷史舞台上的中心。 

筆者認為知識份子在六四這場風波中是「退了一步｣。[1]大學生站在前線了。而知識份子則是站在他們的身後, 留意著事態的發展。也有些教授每天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他們的學生。但更進一步的實際行動則不多。這可謂只是精神上的支持吧。更甚的是, 有些知識份子會認為: 「不要勸學生回來, 讓他們擋在我們前面, 倒可以安全一點。」[2]這話可能有點過分了。但也反映了一些知識份子退縮的心態。經歷了多年的革命, 消磨了多少英雄氣概。被整過的知識份子可能都無復當年勇了。 

        在六四事件中, 知識份子希望扮演這樣的一種角色: 中間人、仲介人。他們希望可以調和政府與學生的對峙, 希望事件可以和平地解決。他們曾在天安門廣場上勸說學生, 不如退一步, 不要與政府如此僵持。[3]這可以說是他們苦口婆心的經驗之談, 也可以說是關懷殷切的勸說。他們是站在學生一邊的。同樣地對現狀感到不滿, 同樣希望改革, 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然而, 這一類的勸說, 卻被認為是保守的, 甚至是投降主義。激進的學生將「你們」和「我們」截然分化為二。溫和的知識份子及黨內溫和派都不屬於「我們」的一邊。「我們」不用聽「你們」說教, 「你們」和「我們」之間也沒什麼聯盟可言。「天安門不能撤, 那是『我們』最後的陣地。[4]」這種絕不退讓、絕不妥協的、懷著激情的心態令事情變得更無法挽回。學生製造出的「敵我分明」的對立, 將知識份子和黨內溫和派都排除在「我們」之外, 排除在事件之外。學生儼然成為事件的中心, 而其他人的勸說都不重要。這使知識份子和黨內溫和派不知所措, 趙紫陽在鄧小平面前的游說也變得軟弱無力了, 唯有退了下來。激進與保守、溫和之間, 激進派又一次佔了上峰。 

余英時先生所說的知識份子在激進與保守之間的轉變, 道出中國近百年來, 在知識份子的推動下, 越演越激烈, 以至出現文化大革命那樣「徹底」的革命, 徹底的破壞。而每一次總是較激進的取得了優勢。[5]這好像是一種心理情意結, 甚至是一種「革命的情意結」。總覺得「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當人們看到一個年輕的生命慷慨激昂地高呼理想的時候, 不由得為之激動起來。人們的情緒被掀動了, 使得更多的人投向了激進的一方。而中國則又再走在激進的路上了。 

有趣的是, 六四事件中的主角是在中共的教育語言中成長。口裡喊著「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我們不喊, 誰喊? 我們不幹, 誰幹?」正是當年年輕的中共知識份子的激情口號。在中共的薰陶下的這批熱血青年滿懷著革命的理想和熱情。然而, 真正經歷過中國近百年革命的知識份子卻是「要改良不要革命」。這可能是「革命的後遺症」。 

「革命的遺產」對年青一輩和年長一輩的影響明顯不同了。李澤厚寫的「要改良不要革命」[6], 可能是不少知識份子內心的希望。余英時先生指, 在中國近百年的革命中, 知識份子是越來越激進的。但就知識份子本身而言, 卻不一定是越變越激進, 反而有變得保守的情況, 或是說, 在別人眼中變得保守了。好像康有為、梁啟超, 在百日維新的時候是激進的知識份子, 但短短十數年間, 卻變成了保守派的代言人。取而代之的, 是另一批更激進的年青知識份子。 

筆者認為, 這是知識份子經歷了一些事件, 或甚至只是經歷了一段日子, 成熟了, 開始懂得作出調整。他們開始明白到激進解決不了問題, 反而可能造成破壞和帶來不良的後果。更重要的是, 在推翻現有、舊有制度之後, 卻沒有一套可以取而代之的方案。而僵持的敵對關係更是無益於改善現狀。他們就嘗試退後一步, 以較溫和的方法作改良。然而一旦他們提出溫和、改良這些意見, 就被一批熱血青年批評為保守、落後, 被迫從主流中退了出來。六四事件中的知識份子也許過去曾經也是滿腔革命熱誠的[7], 只是今天已懂得後退一步了。然而, 就像康、梁之被視為保守派, 他們在調解事件中發揮不了太大作用。中國的激進革命之路尚未有最終的了斷。我們彷彿又回到了五四時代那種氣候。 

在天安門廣場上, 當有同學提出要「返回校園」、「要復課」, 就被其他同學指為「保守」。當有同學在統戰部大樓門外勸說同學們要冷靜點的時候, 還要顫顫驚驚地擔心其他同學會否將他打成「叛徒」。[8]當有學生領袖提出「要撤了」, 結果是被撤換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更激進的同學。運動就這樣不斷地向極端的、激進的道路發展, 走進了一個不可逆轉的死胡同。結果又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又或者說, 這是一個雙輸的局面--學生們付出了血的代價, 而政府亦輸掉了民望, 輸掉了形象, 甚至是輸掉了合法性。 

天安門事件中, 學生追求民主和自由。然而, 天安門廣場上也并不是那麼民主。事件發生到後期, 在天安門廣場上經常發生所謂「奪權」的衝突。柴玲和封從德也幾乎被想要「奪權」的人「綁架」了。有人提議要搞一次投票, 以真正的民主的方式選出代表, 結果還是不了了之。[9]學生們也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自由、民主, 只知道現在的不好, 只要不是現在這樣的, 那就好了。這也是激進派的一種特色。只要推翻現在的, 然而對於「革命以後」的路向卻是只有理想, 而甚少考慮其可行性。更有學者評之為天真、不成熟、不負責任。[10]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今天的王丹、柴玲、吾爾開希已不再像昔日那麼浩氣干雲了。反而加添了許多成熟和老練。這自然是因為多年的牢獄生涯或流亡歲月消磨了少年英雄的氣慨, 也因為他們成熟了。也許他們也會好像當年溫和的知識份子那樣, 試著退一步地去想「要改良不要革命」。政治改革應該是可以通過妥協、討價還價, 達成一個雙贏的局面。而敵意的對決只會帶來談判破裂, 甚至暴力和血腥的結果。這是我們不想再見到的結果。(冷論政治03)

(寫於2003.11.08　知識份子與中國當代政治）

(2005.09.25重整)

參考書目:

1.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從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的角度看》,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2.      林道群, 吳讚梅 編:《悲劇的力量, 從民主運動走向民主政治1989-》,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

3.      李世濤編: 《知識份子立場: 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蕩》, 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 2000。

4.      VCD《天安門-歷史不會忘記》, 香港 : 創造社 : 映象無盡有限公司發行,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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