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二十世纪的历史衍进与革命}

                       _{乡   愿}

    上一个世纪，最时髦、出现频率最高、为人们最耳熟能详的词，就是“革命”了。然考其革命情形，正应了鲁迅的那话：“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其实，他对革命的情形，尚未归纳完全，起码还有：革命的被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反革命的被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这二种情况存在。
    在这些个“命”中，中国就变成人间炼狱，其形状惨烈无比，每每破坏多于建设。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老舍一部《茶馆》，就写出了茶馆的经营，民国不如前清、抗战后不如日伪时－“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而先后执牛耳者，不仅孙中山高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蒋介石至死都自许为“革命者”；毛泽东继“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就连“革命成功”了的78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还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可见世道人心于革命二字，依然还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若不革命了，就很有些危险似的。一部现代史演义的尽是革命。
    历史无非是人与事－人做了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还是由英雄创造的？说人于革命、反革命、不革命中创造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总不会有大错。然而，这些人又都是些何许人也？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好像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缩写。这“阔气”的情形何如？孙中山说是“小贫”，《茶馆》中的隐士注释道：“外国人拨根汗毛来，都比腰还粗”。所以，鲁迅的话改成：曾经吃了口饱饭的想口饱饭吃，正在吃饱饭的想把饱饭吃下去，未曾有饱饭吃的想抢口饱饭来吃。就不是“大抵”了。毛泽东于重庆谈判时曾说：“蒋先生不给饭碗，我们就要另起炉灶”。可见《中国之命运》其实也就是谁谁的饭碗问题，冲其量是由谁来掌勺，分这口半饥半饱之饭。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孙主“大贫”、“小贫”说，不要阶级斗争而已。这里面真有几许“主义”争？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不就是那个谁吗？搞“分田分地忙”与共产何干？“新民主主义”也！由于平均分下来，必然是谁都吃不饱，只当饿不死，革命就没有个了局。谁不想先吃个饱？“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物质需要的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一句话，太穷了，“穷则思变”－变人家的为我的最省事，在“分配”上下功夫多。
    有人说：中国上世纪糟糕透顶，是因为坏人太多，因此，“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就不得不革他们的命。上个世纪的坏人，现在有定论的，一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个是“汉奸”汪精卫。袁世凯究竟偷了国家多少钱？看一看他的大公子袁克定五十年代，贫困潦倒病死在北京的情形，似乎袁世凯并未偷了一分钱存入瑞士的银行！汪精卫诚然是当了汉奸，可是他为什么要从重庆跑掉去当汉奸？难道如胡长清、成克杰般也想搞一搞日本女人？捞点日元？国民党不给他饱饭吃了吗？“天理不外乎人情”，他看见“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粮弹无着、伤兵无人理会的情形，就说：“这个仗如何能打下去？”。死前还不忘记自嘲道：“我哪里卖得了国，我不过是卖了我自己而已”。也许，他想“精卫填海”为国人造福，竟而“走火入魔”，也未可知。
    上世纪，中国内忧外患，形势迷离混乱，逼得“今日之我”常常要去革“昨日之我”的命。作过《天演论》的严复，居然也赞成袁世凯复辟；“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也与张勋联手，“包装”过傅仪。周作人不也当过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创始人。后来，章士钊曾对毛泽东说：我赞成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却不参加国民党。鼓吹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却又主张复古。反对白化文与胡适打过笔仗；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受到过鲁迅的讨伐；还给陈独秀做过辩护律师。毛补充道：你还支助过共产党，为留法勤工俭学，酬过二万现大洋。历史人物的烂账一笔，横竖都不是人。“一部二十四史，谁能说得清”？
    有人说：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问：中国什么时候富过？答：汉唐。汉唐时，“帝国主义”们比中国可是穷多了。问：汉唐就是富么？农业社会，男耕女织，富从何来？中国本来不富，帝国主义来了，又雪上加霜，还带来了现代工业科技及各种“主义”。毛主席后来曾说过：“落后就要挨打”，“我不爱贫穷落后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搞资本主义？－命运交响曲－生存或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马克思以欧洲历史为据，作过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并预言将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时下有人玩笑曰：美国现在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工人已变成“股东”了。中国自秦汉以降至明清，究竟是何样之社会？“延安整风”时，为作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有争论，似乎“亚细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欧洲就是不同。郭沫若、胡绳等却说：若无帝国主义的侵略，明清封建社会将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假设虽胆大，证据却贫乏，且已“内定”秦汉至明清就是封建社会了。柳宗元有《封建论》，秦开始就是“郡县制”而非“封建制”了。钱穆说：秦汉社会乃“士、农、工、商”四民社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找中国不能资本主义的原因。我看中国之不能资本主义，非在秦汉去找不可。
    史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于《货殖列传》中，说到盐铁商人“猗顿用酤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但不久汉武帝专了他们的政，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盐铁国家专卖了。而国家选拨“干部”又不得从工商家庭中“察举”，必要农家出身方才“清白”。依靠工商为生的“游侠”们，过去“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至东汉班固作《汉书》时几已绝迹。固讥迁曰：“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可见东汉对“资产阶级”工商人士，和“无产阶级”的“游侠”们的态度。中国从此成为一“平铺”的农业社会。工商虽还存在，但没有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也无国家“民法”保障。后来，王莽还想要把全国的土地都“国有化”了，“割资本主义最后的尾巴”，“小农经济，是经常在、自发在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实现“原始的共产主义”－“井田制”－八家人耕九份田，其中一份为公家田。终于遭汉光武等地主及大批的小自耕农反对而失败。战国时的管仲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就早把“青楼”给“国有”了；后来的王安石把酒也来国家专卖，令娼妓们负责推销，酒钱肉钱都“国有”。“教坊”对国家贡献至大，当“教坊犹奏别离歌”时，岂能不“垂泪对宫娥”？
    革命者起来革命，大都是被“逼上梁山”，革命者欲革反革命的命，首先，还得保全自己的命。彭德怀搞个“百团大战”，“整风”时，毛泽东就“操了二十几天的娘”－“过早地暴露了力量”。中国不能单独打败日本，尽人皆知。必待“屈原”、“苏武”登场方才有戏，革命的胜利，有赖于敌人的“有机可乘”。当田中角荣为二战向毛泽东道歉时，毛说：没有你们的打进来，我们就不能把蒋某人赶到台湾去。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但这还是外在的原因。其实最根本还是在“三个代表”之一上－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搞“土改”了。至今农民还说“土改分了地”，“包产到了户”，“种树绿了山”为三大善政。蒋氏父子跑到台湾还不是“分田分地忙”，不然，人民就要来创造历史了。
    革命胜利后，虽对何为“社会主义”还“不甚了了”，但面对“一穷二白”，还有不赶紧“超英赶美”的？“多快好省，一万年都不会错”，谁想到搞得后来“刮地皮，饱肚皮”。“形势大好，问题不少”，总结经验，还要继续“跃进”嘛。“猛张飞”就来“操娘”了。“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事后诸葛，放马后炮，分明是想要“彭得华”嘛。“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非要说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个人是谁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阶级斗争”就激烈了起来，还有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邓小平文革前，在四川高干会上，当被问及中央究竟有何分歧时，答道：就是主张搞快点和搞慢点的不同嘛！
    康有为变法之初，王照劝他还是先办学，多培养些“干部”出来再变。“康圣人”答道：“等到“干部”培养出来，国家都亡了，还变个屁呀！”日本人打下了南京，钱钟书还在《围城》中写道：“国家并未亡，不要就做未亡人。这中间又隔了好几十年了。“五四”开了学生造反的头，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钱穆说：没有基督的精神，民主就是与民争权，科学就是与物争利。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尽在新教伦理中。陈独秀、胡适之、鲁迅等谁信过“基督”？民主本多数人的意向，但今天我们观察美国的民主，亦非以多数国民的意见为依归，实乃“选举人”的特权。支持民主党的国民多，小布什还当总统，“选举人”的投票才关火。毛泽东曾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民主在中国，后来都变成“急性子”用来打倒“慢性子”的口号了，而“慢性子”又多是“当权派”。胡适向来是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他去“整理国故”也是想要在旧的里，找到进化的基因。但一主张起来，还是要“‘全盘西化’即是全面现代化”，显得急迫起来。忘记了他从美国学回来的“实验主义”－人类的历史是在“最大的保留和最小的修正”中进步的原理。意大利文艺复兴其实是要复希腊的古。建设无不是在旧有的基础上，老根上续新枝。若老根真的已腐朽，挖掉老的重种新的，想快又如何快得起来！中国文化的老根真已经完全腐烂了吗？
    李光耀曾评毛泽东说：那是在瓷砖上作画，一场暴风雨下来，就会洗白了。历史总是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经济建设三方面构成，思想不能统一，不能平心静气，无事也会生出非来。中国人必要等到“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后，才能最终接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才能以“三个有利于”有归依来实践“三个代表”。学术思想虽未得一致，经济建设走“全球化”加入WTO，借助于“跨国公司”搞活国有企业，却是举国一律。虽则仍骑在自行车上，慢了就要摔下来，但总有希望在不断发展中，弥合一切的分歧。“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要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赖于“复”上的功夫－在古中找到文化的根。“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