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何新《当前中国经济

                为何陷入困境？》

                         闲  言

    本没想理何新的碴，看到网上总有人喜欢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不得不说几句。
　　在事态没有成为过去式时，要搞清楚一件事，其实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难得多。很多人以为所谓专家权威口袋里一定捂着正确答案，不知道他们大多数时候其实也在瞎蒙。不过他们各有一套所谓“话语”，言之成理，方便骗吃骗喝，顺便客串客串托爷而已。这一切与那些所谓的股评专家证券权威，并无二致。
　　一方面，历史在任一点上，都呈现出多种可能走势。盅底揭开以前，谁也只能猜测。无可否认，历史的发展，在每一点上，都体现出一种偶然性--谁能真的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请他站出来看看！　　
　　另一方面，对已成为过去的任一现象，无不可作出多种解释：你说落后是因为搞计划经济，我说正因为落后才不得不搞计划经济；你说西方因为民主所以发达，我说它是因为发达所以民主，诸如此类，等等。
　　正因为历史存在多种解释，现实存在多种可能，纯粹的理论之争道理之争往往是自作多情而徒劳无益的。为了不使自己无所适从，人们不得不开始寻找某种统一的标准，以此作为甄别选择和判断的依据--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弱点，总想找到一种不变的依靠，总想归依某个永恒的权威。
　　经过种种尝试--从神灵到主义，现代人类理性最后选定的权威标准似乎是“数字”--一种明显根源于科学主义的选择，这就是现代人文科学纷纷引进和迷信概率论博弈论等数学工具的原因。　　
　　所谓概率论，本身就表明了由此而来的结论只可能是一种概然性，一种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亦即是说，它说的一切，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它预言的东西，既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唯一给你的安慰是：当它用于大批量的研究对象时，正确的比例要大于错误。这又有什么用--对于每件具体的
事和每个具体的人？　
　　对于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所谓人文“科学”及其代理人--专家学者，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指望？差不多一切指望都是奢望。但是，毕竟聊胜于无；毕竟，你依据他们的“理论”去碰运气，并不见得每次都碰到歹运；毕竟，这个“数字权威”为学者们的纷争提供了某种胜负标准，使内部人之争永远只会是一种有限战争--要不然大家弄到头破血流有什么好？毕竟，它还使专家学者们拥有了一种统一对外表达的“语言”“话本”，维护了作为整体的学者专家们的崇高和神秘--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时时觉得低人家一等，事事要等着人家给你开示启蒙。
　　正因为这些理论有着上述种种“科学性”，因此，尽管其用于实际时往往并不比街上的瞎子算命灵验多少，却受到学者们始终不渝的追捧和偏爱。至于群众，虽比之学者有内行外行之别，但由于行动时更多的无所适从，对于固定权威的需要甚或更有过之。看看股市就会明白这一点。理论和领袖，往往会因为差不多的原因或需要而被送上神坛。　
　　在实际判断时，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对情况的掌握以及经验--尤其是当知识能还原为经验而不再只是理论时。如果因为经历处境的不同而对基本事实不能达成共识，那么一切争论就都只能是鸡同鸭讲。　
　　回到何新上来，抽掉所谓专家的权威性公正性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其隐藏在背后的利益倾向性，看到利益的偏执是怎么导致了理性的偏执。让我们一个一个题目地来接近这一点：　
　　一，失业问题　
　　据何新说，失业率是衡量政府政绩的最高指标，而且是国际“公认”的。中国原来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很好，都是这几年搞坏了，云云。　
　　中西方在此问题上的不同国情应该是明显的。　
　　西方发达国家因其人口增长与其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正常情况下能够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就业指数成为考量经济与社会是否正常运转的重要指标〈但绝非最高指标〉。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在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的今天（已不是何新一再引用的凯恩斯时代了），多几个人失业并非国家就养不起。但失业的增加说明社会经济必定出现了某方面的问题，必须找到问题并解决之。这才是西方国家重视失业的原因--失业是一个信号，一个温度计，一个探测器。西方最为看重的，不是失业的后果，而是失业的前因。　
　　中国的情况正相反：由于人口相对于经济和资源的畸形发展，在目前情况无根本改善的条件下，大量存在失业是必然的--没有失业才不正常。如果在没有特殊条件和突发事变的情况下实现了充分就业，就说明社会经济已陷入低效运行轨道，必然不能持久。
　　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就处于这种强行就业隐性失业的低效状况，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才有后来的改革。何新号称曾一再戳破西方制度的神话，却不知怎么自己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更大的神话：没有失业，经济增长，国家富强--这么好吃的馅饼，真的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失业增多确实会给中国社会造成许多变数，使社会下层生活雪上加霜。但不走出这一步，中国就只能永远在原地踏步踏，等待什么人来拉一把（要知道，来的也可能不是友谊之手，而是贪暴之剑）。中国是在极其落后和极其严峻的条件下起步赶超的，时间空间都有限。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流汗，这样的好事哪里有？　
　　因此，只能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在其它方面对下层弱势群体作出补偿。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缓解由此而来的困境和矛盾。
　　国情专家何新一直是以对所谓“国际公认”的东西齿之以鼻而声名雀起的，这一他竟然毫不吝啬地对他素所轻视的东西表示认同而罔顾国情，可见其所谓独特，和其自我标榜的客观公正一样，都是有选择的，有利而为的。
　　二，投资体制问题
　　何新认为，当前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改变了国家和国有银行直接向国企输血的体制，改由股市来运作资金，使得国企断血，资金从生产性领域退出到金融领域，造成生缩，经济下滑。
　　到过国企的人，应该都不会有这种颠倒妄想。国企的问题难道是资金不足的问题？靠无条件输血能搞好国企？
　　管理者的软约束，预算的软约束，员工的软约束；从上到下都缺少激励机制，管理者和员工的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这种创造性正是企业进步的根本源泉，除此之外就只有靠外部条件的变化或是碰运气了--企业管理者员工都缺乏淘汰退出机制，效率低下，产品无竞争力甚或根本不适应市场需要；投资饥渴，盲目扩张，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严重；98年实现GDP7.9万亿，累积库存竟然达到4.6万亿！如此企业，怎么能适应市场竞争？不垮才怪。
　　宏观经济的症结和表征也不支持何新所说的生产资金不足导致生产开工不足从而导致供给不足这一套。实际情况甚至恰恰相反，通货紧缩正是由于生产过剩，供过于求。这种过剩又不完全等同于现代西方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疲软，它倒是颇为类似于18 19世纪老牌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盲目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是广大社会基层经济状况持续恶化，购买力不足。要解决前者（即产能过剩），必须让局部经济停下来喘口气，降温退烧；同时逐步建立起硬性约束的市场机制--狂风不终日，暴雨不终朝。由此可见，当前宏观经济的暂时疲软或许是正常的，是软着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甚至是有益的--要解决后者（即购买力不足），则必须改善社会中下层的经济状况。目前可行的办法有二：
　　 1，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最困难群体最迫切的问题；
　　 2，实行个人收入的累进制所得税，在社会财富再分配中适度地抑富济贫，再分配利益向社会中下层作适度倾斜。　
　　努力营造公平环境，鼓励各类企业充分竞争，这才是搞好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何新提倡的打吊针输血那一套，完全是缘木求鱼，后果必然与所标榜的背道而驰，适得其反。　
　　中国股市对整个资源配置的作用，也远没有何新想象中那么大。截至何新作上述发言止，股市资金规模不到7000亿，即不到当年GDP的10%，略高于社会储蓄存款余额的10%。同时，这种短线投机的热钱，大多本来就不适合于用作运作实业的长期投资。因此，股市发烧，对生产资金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影响不大。　
　　国家启动维持股市的初衷，本来很单纯，且与何新思路相似，就是为陷入困境的国企找出路，为它们变相输血。结果证明这也只能使它们苟延残喘，要来的终究还是要来。股市的负面效应是：使社会财富更快地向个人集中，实际上进行了财富的再分配。
    但在这里，中国与西方又有所不同：不是大户蚕食鲸吞小户散户，而是大家联手，通过国企 基金 银行这些通道，共同打劫国家金库。长期普遍的赚多赔少，确是中国股市独有的景观。散户的不平和愤慨来源于大户庄家操纵下的分赃不匀--你要真下决心关了这种游戏，散户们又非找你拼命不可。　
　　何新对于国际金融的观察，虽也存在偏颇片面，倒也不乏中肯之见。可能因为此与其利益无涉（确实如此，资本项目还没有放开呢），所以体现出难得的客观；也可能当一个人推销自己偏执的公正时，总要搭售一点无关痛痒的客观公正吧。
　　三，国企问题
　　何新的说法是：国企本来是好好的，都是被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害惨了。既然当权者甘于蒙昧，他何某人只好挺身出来大声疾呼。
　　这些“话语”有其传统和现实的土壤，确实颇能迷惑和吸引一部分人--这就是何新之类今天还得以存在的生存空间。这种惊世骇俗的结论，何新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　
　　他的逻辑是：国家停止无条件为国企提供资金，就是要国企断血；实行公平税负，就是要国企放血；打破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是挖国企的唐僧肉；打破国企对行业的垄断，是封杀国企的生存空间；等等等等。
　　上述排列，几乎可穷尽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举措。可见，改革开放 自由主义政策，是搞垮国企的罪魁祸首，西方敌对势力是始作俑者。他们亡我之心不死，妄图与党内走资派内外其手，通过搞垮国企，进一步搞垮中国。
　　这就是何新所谓新战略论的来源和依据。尤为可笑的是，似乎为了让自己利益偏执导致的理性偏执表现得更为充分，何新竟然论证道：国企原来劳保的一套很好，减轻了国家的负担；现在不许企业办社会，错了，把包袱都丢给国家，国家不堪负荷，云云。　
　　我靠！国家国企，不就是左口袋右口袋吗？何来负担轻重之说？一切应该只能以提高效率作为归依。　
　　何新一方面痛呼国企负担过重，效率上不去；另一方面又反对为国企减负，恐怕因此压垮了国家。他到底想干什么呢？难道要国企背着石头在市场里游泳？
　　他当然傻不至此。这里我们就开始接近何新的真实想法了：国企在市场中横竖都是死，如果没有了市场呢？　
　　确实，如果没有市场，一切由国家来包办，何新所深恶痛绝的一切新自由主义的蔽害都不复存在：国企不会断血，不会断奶；市场不会被封杀，资源不用担心被抢走；没有竞争，没有压力，没有破产，没有下岗--多么轻松幸福的生活，简直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
　　如此幸福美味的大餐，何新怎么不早点端出来给我们享用，还要遮遮掩掩欲语还羞呢？道理很简单，这一套所谓幸福大餐，早就被实践证明不过是营养不良的糟糠画饼。它象鸦片一样，初食能使人精神振奋胆大包天，久之必然面黄饥瘦，萎靡不振。因此，坚忍如何新，竟然也会觉得有点不怎么拿得出手，只好是犹抱琵笆半遮面--由得你们猜去吧！
　　讲实话，如果大家是桃花源中人，我倒并不反对再试一试这种把一切都交给那些好为人师者打理的方式--至少自己落个清静省心--当然，这是必须在得到保证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政治运动的前提下。但在今天群雄并起的经济战国时代，这样做无异于插标卖首。　
　　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这是不是何新真实的意愿和利益所在？或者说，他究竟是真心想复兴计划经济，还是只是在再没有人肯于这么说时“独创性”地说说而已？恐怕这只有何新本人知道答案。而我们，唯有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而已。　
　　有一篇肉麻吹捧何新的文章，叫什么《论何新先生的政治经济研究》--不知道是不是何新先生本人在“论”。该文在把何新封为“八大学者”之一，捧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战略大师〈而且还是新战略〉以后，特意着重提示说：何新有一堪称警世之句的“名言”--这可能也是何新本人最引以为傲的“名句”-- 叫什么：市场不但是一种空间，而且还是一种资源！
　　我靠！所谓空间，本身不就是一种资源吗？因此，何新这句话等于是在说：屁，不但是臭的，而且还是难闻的。　　
　　如此屁话，居然会是“名言”，为什么？
　　因为它幽默吗？

             上载时间:2001年12月19日 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