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变成多数派的？

                             刘 文 瑞

    近代以来的中国国情和社会，决定了中国的政党只能走列宁式建党路线。由于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所以。尽管北洋时期开放了党禁，但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并未随之形成，因此，政党不是从社会的民主需要中产生，而是从接收了新思想的社会精英或者称之为先进分子中产生。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就是基于这种社会条件的民主建设思路。而列宁式的自上而下建党、由党组织、领导、动员群众的建党模式，与孙中山的先训政、后宪政思路不谋而合。所以，俄国党就成了中国党的样板。

　　列宁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民主集中制的形成与少数派和多数派的争论有极大关系。回过头来看看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研究中国的政党政治发展史不无益处。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26个组织的57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43名，而其中的8人享有两票权力，所以大会的总票数是51票。讨论党纲和党章时，会上发生了分歧，以列宁为首的火星派坚持要有严格的组织，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托夫的提案主张党员不一定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凡是承认党纲的原则并尽力帮助党的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起初，列宁是少数派，支持列宁的是23票，支持马尔托夫的是28票。尽管列宁有普列汉诺夫的支持，但资深革命家托洛茨基却支持马尔托夫。会议进程中，马尔托夫提案在每次表决中都以多数票取胜。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会议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随着5名崩得（犹太语联盟Bund的音译，马尔托夫是崩得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分子因他们的自治权被否决，愤然退出会议，两名“经济派”的代表认为他们的组织“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国外联合会”在会后将不复存在，没有理由继续参加会议，也在中途退出。退出会议的7人，全部是马尔托夫的支持者，还有一名代表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列宁，这样，列宁的支持者由23票上升为24票，而马尔托夫的支持者由28票降到20票，多数和少数易位，列宁为首的火星派成了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而原来的多数派成了少数派，即孟什维克。从此，在国际共运史上就出现了两个具有重大历意义的专用名词。

　　会后，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等人并不服气，他们认为，列宁所要建立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的政党，是“官僚主义集中制”的复活，是“压制个人首创精神”，是“形式主义”，更有甚者，还指责列宁是“专制君主”。普列汉诺夫不愿看到因此而造成党的分裂，在党报上发表文章主张让步，遭到列宁的批判，使其也倒向了反对派。据说，普列汉诺夫生气地把那些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肯灵活变通的布尔什维克称之“坚硬的石头”，于是，罗森费尔德就用“加米涅夫”为化名（俄语音译，意为“石头一般的”），而朱加施维里则更干脆，改名为斯大林（俄语音译，意为“钢”）。

　　列宁的观点是：在俄国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统一的纪律，有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党只能容纳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列宁选集》第1卷第455、482页)。

　　孟什维克的观点是：拥护党内自治，反对组织上的集中制。凡是在可能的地方和可能的程度，都尽可能实行自治。他们认为，建立严格的集中制的党，是“密谋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思潮。党员要受严格的纪律约束，是“农奴制”的变种，是要把党员变成“小螺丝钉”和“小轮子”。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是实现民主，而在党内都不能实现民主，党的历史使命就不能实现，党也有可能变质。

　　对于孟什维克的观点，列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由此对知识分子定了性。他说：“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拥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在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纪律性和组织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嚎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列宁选集》第1卷第466、487页)“知识分子个人主义者，总觉得任何一种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都好像是农奴制。”(《列宁全集》第7卷第349页)从当时的情况看，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的论断，已经有了某种偏差。而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后，联共还不适当的沿用列宁在俄国革命前的论断，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重大失误，从此，在国际共运中，知识分子就被打入了另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孟什维克在联共党史上占多数的情形，一直持续了较长时间。1905年，在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同时在日内瓦召开了孟什维克代表大会，使联共出现了“两个代表大会--两个党”的局面。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统一两个派别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占绝对多数。直到1907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五次代表大会，336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

　　当时，孟什维克的观点，实际上在欧洲各国十分流行，在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占绝对多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是如此，特别是德国，到处都流传着反对集中制、拥护自治制的倾向。德国党的觉勒于1903年在萨克森的15号选区当选为议员，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申斥后辞去议员之职。后来20号选区又提名觉勒为候选人，遭德国党的坚决反对使觉勒被迫放弃候选人资格。为此，德国党内的一大批人群起而攻之，指责德国党“侵犯选区自治权”，“党内有一种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倾向”，要反对“专制”，反对“党内独裁”，反对把党员变成“政治死尸”，要捍卫“民主原则”。参加德国党活动的俄侨帕尔乌斯，也认为俄国党的任务就是同“集中制的极端”作斗争。他说“假如在你们的代表代表大会上，我必须在马尔托夫和列宁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根据我们在德国活动的全部经验，我将坚决赞成马尔托夫。”甚至有欧洲革命之鹰称号的罗莎·卢森堡也批评列宁，指责列宁的“专制倾向”，反对“极端集中主义”。正因为卢森堡有这样一次反列宁行为，斯大林才把卢森堡与考茨基等人相比，有“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之语。

　　平心而论，列宁对卢森堡的答辩，在当时是十分中肯的。列宁认为：俄国由于沙皇专制的特殊环境，与西欧各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不可能书生气实足地照搬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制度。只有首先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强有力的政党，才有可能推翻沙皇专制。建设党内民主和政党政治的社会民主环境，无法在沙皇的统治下进行。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能通过政党的努力逐步形成政党民主。包括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这一点也不能否认，说“当然，由于党在沙皇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处于秘密存在的地位，党的组织当时不可能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基础上，因此党不得不具有秘密的性质。但列宁认为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立即就会消失，那时党就会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党，而党的组织就会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版第54页)

　　现在回过头来看，既然党组织的高度集中是秘密活动中形成的“暂时”现象，那么，在党的活动处于公开状态的德国，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俄国，要求实行党的自治和民主则是无可非议的。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继续坚持在秘密活动时期形成的政党模式，甚至搞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坚持高度集中的组织模式，是不是真正的多数意愿，大可置疑。

                       上载时间:2001年12月19日 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