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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与东方文化
隆
虞
在离21世纪只剩下十几天的现在,
中国正在准备结束20世纪的大宴会。如今我还清楚记得,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际，全世界各国人民以激动的眼光一起注视看这一庄严而特殊的历史时刻经过短短的两年零五个多月的时间
- 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象香港一样,即将结束西方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那一天, 将标志着中国完全结束19世纪中叶开始的西势东渐的历史,
并恢复对自己领土国家的军事及政治的主权! 因此,中国人信心百倍在21世纪重振中华民族,
但是,从客观的态度来看，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价得思考的问题
- 我们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世界潮流下,应该怎样评价这两个历史事实?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当回顾一下中国从19世纪中叶至今的历史。
鸦片战争以後,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传入中国,引起了全中国各个领域中中西文化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知名学者开始就解决中西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看法主要两种 - “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从理论角度上来看,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占有主导的地位,
但是,其间中国的历史却是按照“全盘西化论”的逻辑进行下来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在20世纪初,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相亲相敬的兄弟关系一夜之间分裂为左、右两个独立的个体,
从而引起血腥的战争。 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大陆,东方文化被视为专制封建思想,受到了严厉的斥责。
在东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方文化虽然不象在中国大陆那样被当作强烈批判的对象,但却经常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显现,并总是以劣等的姿态存在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东方国家暂时中止了意识战争时期,而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
现在,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已经从经济的领域逐渐地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甚至存在于生存的最基本的文化价值领域。
终于,东方人把西方的价值标准看作是绝对的判断标准,依据西方的价值判断东方所本来具有的特性,
既然如此,东方文化当然就丧失了其固有的特殊性,而沦落为被放弃的对象。
东方人自身也认为东方文化里没有优秀的部分,不断把西方文化绝对化,神圣化,把东方文化看作是过时,从而丢弃了。东方人把黑头发变成黄头发,把黑眼睛变成篮眼晴,把“再见”变成“bye
bye”。 这样, 当文化价值发生动摇的时候,也就引起了我们自身的根本的整体性的动摇,不知道我们是谁,祖先是谁。
我们生存的样式和内容完全动摇了。 在这里,伴随而来的只会是巨大的痛苦。
因此,21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东方和西方的概念不再是文化的、历史的,而不过是地理的概念。
这种市场经济仅仅是在东方,在全世界也是不可拒逆的时代潮流。
市场经济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民族都离开自身的逻辑,如果任何国家拒绝这个潮流,
带来的後果就是自灭。
世界上各个国家为了本国的生存和发展,都接受了这个潮流,进入同一个生活圈。在世界各国的各个领域里,浸透着西方文化的经济形态越来越类似,而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却越来越稀释。
比方说,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的科学化；口可口乐成为在世界哪个地方都可以喝到的商品；
Michael Jackson不仅是美国的明星,也是世界的明星……
这种全球化的现象不仅是在日常生活方面,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各个领域开始实行了。
WTO使世界的国境正在消失,经济上的国境已经开始消失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境也正在渐渐消失,所有的国境的消灭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如上所述,,从这样的时代潮流来看,西方还给中国的关于行使政治及军事的主权的权力究竟有什麽样的时代意义?
我持怀疑的态度,因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并不是军事的、政治的从属国,而是经济、文化的从属国。
尽管这些历史的事实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也不必失望。
西方人本就没有理由、也不能给予东方人这种历史意义，我们也就自然不必期望他们变成“圣人君子”，给我们。而这种历史意义除了我们东方人在21世纪自己赋与自己以外,别无他路。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在21世纪要作的任务。
万一我们不能作这个课题,东方文化就会和America Indian一样,只留下一种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从人类历史里永远消灭。
这个课题既不是由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的祖先成就的,又不是由後孙成就的,而是要由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成就。因此能否正确地认识东方文化的将来是发展还是消亡，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我认为,完成这个课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首先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的潮流和现代东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从这种现实认识开始寻探解决策。
现在东方所面临的问题明显地不同于近代中国最初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于怎麽把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土壤上札下根来；而21世纪的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恢复并保存东方文化。从目前的社会现象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经济的关系好象是对立的关系,因此,西方的市场经济在东方越发展,东方文化就越丧失。这个结论导致了另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和东方文化的对立的关系到底是从经济和文化本身的差异性,还是从东方和西方各自的差异性产生的?
我想首先说明一下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性。
对于文化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的问题,现代一些学者已经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众所周知,德国社会学者,Max Weber在《新教伦理》里提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以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并把其文化的背景解说是新教伦理,证明了文化具有能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
美国国际政治学者Huntington主张,“21世纪是文化冲突的时代”。
他所说的文化冲突是以经济发展为背景的。
西方近、现代时期已度过“意识战争”时期,而进入“经济战争”时期,并开始了“经济战争”时期向“文化战争”时期的过渡。
这个特殊的阶段恰恰说明了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因此,文化冲突的穷极背景与其说是在文化领域,不如说是在经济领域。人类的所现存的所有的民族文化在一个生活圈之内共存,各国人民并不固守自身的文化,而是依据市场经济的功能性吸收异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不管它在过去的历史上曾经具有了多麽卓越的价值,一旦在现代经济社会下不能起经济的功能,该文化就会依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逻辑而消亡。
因此, 在21世纪的社会,文化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必须起经济的功能,而且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文化的功能,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将成为互利关系。
下面谈论一下西方经济和东方文化的关系。 20世纪60、70年代东亚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把东亚所发生的经济成长称为“东亚奇迹”。人们在探究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因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其文化背景,因为东亚经济发展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亚爆发金融危机以後,“东亚奇迹”一夜之间变成了“东亚危机”。有人分析东亚危机是由于亚洲价值观引起的,认为东方文化和市场经济是对立的关系。
那麽,东方价值观与东亚经济发展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可以把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区分为两个形态——
“直接的、表面的关系”和“简接的、深层的关系”。
东亚经济按照东方价值的模式发展了,文化有经济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为直接的，表面的关系。当经济仅仅成为一些的文化深层的习惯,对于经济发展和消灭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为间接的
深层的关系。
我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是西方经济模式,而并不是东方的模式。因此,假设肯定东亚经济发展和东方文化有关系,其关系也不是直接的、表面的关系,而是间接的、深层的关系。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文化意味就是表面的,积极的文化功能。
我认为,从这种表面的、积极的关系来说,东亚经济发展和东方文化没有关系。如果东方文化起了对东亚经济的直接的，表面的功能，东方文化就不会消灭得像现在这样严重。
近、现代以後,东方文化在全领域里消灭的时候,不管保存得完不完整,还保存有东方文化的领域之一就是学术领域。
中国有识之士在和西方接触的状况之下,为了中国民族的存亡,自称为“文化战士”，牺牲他们的一生努力奋斗。他们之中的代表学派是以港台为活动地的现代新儒家。其代表者,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四位先生在1958年元旦,向世界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化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优点，并把中国文化的特征解说为极少数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心性之学。
他们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面前被劣等所压迫的状况之下,为了证明现代社会中的优点,从很多的中国文化中只是拿出来了心性之学,试图确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当承认他们所说的心性之学有对理论侧面的贡献,
但是心性之学在实际现实当中到底能有什麽样的贡献呢?
现代新儒家不仅把自己连结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特殊问题,而且把自己关联于人类文化在现代经济市场社会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以理性为中心的西方经济模式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的惠泽,但是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致命的危机。
其危机之中,最重要的可以说伦理价值问题。譬如说，工具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人际关系的疏离,人性的物化现象,生态界遭到破坏等等。
对于这种人类问题,现代新儒家代表者牟宗三认为“道德理想主义”能作出对于人类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的贡献。
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态度以理想作为出发点,先谈理想,然後再谈如何实现此理想,牟宗三主张“良知坎陷”，“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只要通过个人修养,发挥道德心,民主和科学等现实问题便自然地解决。
他似乎认为,如果人类能建构一个理想,就一定有办法实现这个理想。
我认为这一看法源于中国古代“三代时代的大同社会”的观念。三代时代以後,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社会曾实现这个理想。
20世纪末期,苏联乌托邦社会的没落更好地说明了这个事实。
从理论侧面来说,东方思想里不是没有理想的因素, 但是,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实并不是理论、理想,而是矛盾、紧张发生的场所。
从道德价值方面来说，他们依据道德理想主义,反对西方的功利主义，把东方道德和西方经济对立起来。西方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以个人私利作为出发点,而东方道德文化虽然不是否定个人利益,但是首先考虑道德名分。
在市场经济社会下,以道德名分为核心的东方伦理和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互相冲突的时候,其胜利当然归于西方经济逻辑。
依据这种现实经济逻辑,东方人便放弃了自身东方价值观,努力去适应西方经济逻辑，终于引起比西方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认为西方虽然强调个人利益,但他们其实有自身的价值背景。比方说,基督教、民主等。
而东方人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不接受西方的价值背景，反而把东方的价值背景强加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之上，因此,必然在东方引起文化价值理念的真空状态。
在这样情况之下,东方道德文化并不能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下发挥功能。近代严复已经明确提出,好象不能把马的四个蹄子加在牛的身上一样,社会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其组成部分分裂,就不能再保存生命,因此,他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要“合而为一物”,就不能够发挥功能
从严复那里可以知道,中国道德文化只能在完整的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下发挥功能。
但是现代新儒家却试图把中国道德和西方的经世思想结合,从现实文化来评价这种试图,结过西方文化吞没了中国道德文化。东方文化越来越消灭。
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不仅是不能给人类提供任何的贡献,反而把东方文化置于困境。这就是现实情况。
牟宗三的道德理想主义虽然在理论侧面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却没有发挥任何的功能。
李泽厚说得好,他说中国文化的特性是“实用理性”。
实用就在现实生活当中产生；轻视现实逻辑的理论并不在现实当中发挥任何的功能,只是以空虚的形态存在。
中国哲学的特徵并不在于理论侧面上,而在于功能侧面上。
道德理想主义既然在现实生活当中不能发挥功能,
又怎麽能是中国文化的特徵？ 在中国哲学里,理论参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的作用,发挥了其功能,理论和功能的关系就是儒家哲学所说的体用合一。余敦康先生说过,“由体以达用,由用以明体。
从儒家理论角度来看,明体是第一位的,只有“明体”,然後才“达用”。
但是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看,“达用”更为重要,如果不能达用,也就不能“明体”。”
“达用”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现实, 这样, “达用”不能离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即“现在在这里”。
我们正在生活的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就是21世纪的东方。
前面已经说过,21世纪的东方的潮流和世界潮流一样是市场经济潮流。因此儒家的功能就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现实的逻辑就是经济的逻辑。
21世纪东方文化并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潮流,而只能在这种潮流中起作用。只有这样，东方文化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21世纪东方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21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并不能由在其他领域里工作的人入手,而必须由学习东方文化的我们入手。
我们必须怀着作为东方文化的守护者的使命感,一方面正确认识时代潮流,同时不要陷于既成世代的研究,即以理论、理想主义为主的研究,特别是依据西方的方法论解说中国哲学的研究(当然不是否定既存研究的价值),而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探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然後从讲坛栅拦里跳出来,直接参与企业的运作,证明东方文化的功能性。
东方文化的恢复不会在讲坛成就,而只能在广泛的生活空间成就。
如果我们能够检证对于经济发展,东方的经济模式比西方的经济模式更有用,东方文化就不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扩大到全生活领域。这样，西方也就会学习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普遍的文化。这就是真正的儒家的现代化。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香港、澳门才能真正回归东方,这两件历史的史实才具有21世纪的时代的意义。黄头发、蓝眼睛的东方人也会恢复黑头发、黑眼睛的本来面目，并且恢复我们东方文化的整体性
当然，我认为完成这一课题并非一件易事。但同时，这种时代课题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个时代问题,东方国家所历经的哪个时代都有过爆发文化危机的历史,因此也就都曾棉队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祖先以无止境的追求和百折不屈的精神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从未丧失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北宋儒者张载把一生为学的宗旨概括成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生信念,走完了探索和实践的全过程。在我们的体内，流动着与祖先相同的热血。今天，当我们也面临着与祖先相同的困难的挑战时，又怎麽能够不像先辈们一样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呢？为了参与21世纪的文化战争，把东方文化恢复，而且进一步世界普遍化，我们研究东方学的人们应当抱着伟大的抱负和强烈的使命感努力奋斗！
1999，12，19
上载时间:
2001年12月19日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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