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与义和团

                         王伯庆

    辛亥革命的先驱邹容先生在1903年写下了著名的檄文《革命军》，文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邹容文章提到的义和团，始发于山东，口称“义和明教，不约同心，扶清灭洋，刀枪不入”。1900年北上“抗洋”，漫入直境，横行京津，路遇行人，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脱帽路边肃立，不从则杀；发现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乱刀砍死。 
    义和团在北京攻打教堂与使馆，烧毁洋宅134所，教堂18座，施药房12所，医院8座，杀死传教士和教民。在前门烧了老德记西药房，引起京城大火，毁民房千余间。董福祥的甘军和神机营也兵匪一家，肢解了日使馆秘书生杉山彬，枪杀了北京外交使团领袖德国公使克林德，还诬报朝廷说是克林德先开枪，慈禧继而对列强宣战，并以失败告终，最后以赔银4亿5000万两（本息为9亿8000两）结束义和团革命。 
    今天阿富汗的塔利班、奥萨马的卡伊达与当年中国的义和团有许多类似之处：世界变了我不变。

                 极其相似之处

1900年的中国城市精英们是“男人一杆烟枪，女人两只小脚”，塔利班的阿富汗是“男人几个老婆，女人一条头巾”。 
    1900年时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朝政，是由愚昧和缺乏国际眼光的刚毅、徐桐、启秀之流的道学士大夫来把持；塔利班的阿富汗民族复兴是由沉湎于《可兰经》的教士们来担任。这两种人追求同一目标：拒绝外来影响，回归旧式社会。 
    1900年的百姓们相信外国人是中国苦难的罪魁祸首，装神弄鬼的义和团员们英勇地在家门口捕杀那些敢于单行的洋人传教士，毁铁路，割电线，奋不顾身地围攻使馆，火烧教堂；原教旨穆斯林则视美国为万恶之源，迷信自己“死后升天”的圣战者们爆炸美国使馆，谋杀平民，劫机撞楼。 
    1900年的道学家们一边把玩姨太太的三寸金莲，一边大声疾呼“中国可以说不”，向11国列强同时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大清的宣战诏书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只可惜没费时间就把紫禁城给输掉了，烈士之志化为西逃路上的长跑热情。 
塔利班和卡伊达的精英们一边享受齐人之福，一边向美国开战，“圣战”之声气吞山河，20年战争锻炼出来的塔利班战士似乎是战无不胜，只可惜在高技术的轰炸下，连地面接招的机会都没等到就全盘皆输，下场还不如100年前的慈禧与义和团。 
    野蛮革命的现代版本不只是塔利班和卡伊达，还有伊朗何梅尼的“伊斯兰革命”，以及行行色色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暴力运动。这些革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即传统的社会结构跟现代文明发生了冲突，旧社会的人民和领导人不是随着世界而进步，而是退回到孤立状态，保护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并且把自己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外国。 
    原教旨主义并非要添加新的穆斯林教义或解释，恰恰是想保护穆斯林信仰和社会不偏离传统。何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和塔利班运动，都是回到政教合一，严格遵守传统的崇拜方式，否定妇女权利，消除异教徒的复辟革命。 
　　 
　　　　          历史要人类避免再犯 
　　 
　　　　基督教也曾经历过中世纪黑暗，政教合一，十字军远征。一些人用基督教的历史错误为穆斯林今天的圣战开脱。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曾经做过或正在做什么，而在于这样做对不对。读历史的一个用处是让后人避免犯类似错误，而不是为今天犯同样错误找借口。穆斯林不应重复欧洲“十字军”与中国“义和团”的错误，因为这样做受伤害最大的是穆斯林国家的人民。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不止一次的反文明革命，最近的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每次野蛮革命都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倒退，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水平，中国的发展要靠继续推动社会变革来适应现代文明，融入而不是与发达的国际社会为敌。 
    穆斯林社会应该从义和团与塔利班革命中吸收教训。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说“（如果）马国回教徒不以阿富汗事件为鉴，如果回教徒不认真学习真知识，反而学习仇恨和暴力，一旦国家陷入动乱，必成第二个阿富汗。

             上载时间:2001年12月21日 0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