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新青年

                          · 陈  愚·

    
    八十六年前，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气如排山倒海的文章《敬告青年》，激励青年们冲出传统的奴隶人格走向精神解放。那样的文化氛围下终于诞生了“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大气磅礴的“五四”一代。
    回顾这近百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民族精神文化、社会思想的推陈出新远非人们当初想象那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而建立，在外来思想的激烈冲击下社会制度的表层结构可以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而土崩瓦解，而社会文化的深层积习特别是思维方式却总是以巨大无比的历史惯性继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使历史常常出现惊人相似的悲剧性循环。中国传统思想中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我”的缺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思想，正名主义，极端强调个体生命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角色作用，每个人都仅仅是组成社会大网，义务服从社会的一个网眼，而不是主宰社会的主人，这使人的存在成为纯粹的角色存在而非自我存在，从而取消了人本身的独立性，抹煞了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人的角色意义一旦高于存在意义，生命立刻变得单薄、无力，而集体、共性一下子被提高到无比神圣的位置，以集体的名义，为了集体、共性而无条件牺牲个体的一切甚至包括宝贵的生命便被视为理所当然。“五四”时期的一个典型的口号是打倒“吃人的礼教”，因为礼教信条中没有“我”的位置，抹杀了人的存在意义。要追寻自我，实现“我”的觉醒，就非摧毁礼教不可。而今天在我们的思维形态中，“我”仍然处于普遍缺失状态，“我”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异质的声音，“我”被视为集体中的“螺丝钉”而存在，“我”必须做一滴水消失于“大海”的集体之中。以集体抹杀个体，以共性摧残个性，以社会关系消解个人独立的文化思想传统，延续至今，自我意识无法觉醒，强大的“自我”无法形成而使人沦为社会机器的奴隶。
    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我”正“在路上”，“我”的精神出走是一个艰难曲折而且惊心动魄的心理历程。早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中，否定绝对君权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被启蒙思想家提了出来，“我”的观念同时开始发韧。政权的大一统与随之而来的强行推行思想大一统一次次地摧残、扼杀“我”的观念，然而，“我”已经出发，便永远不可能再安守于“无我”，作一颗任人调度、蹂躏的棋子。只有勇往直前，才有可能在这个没有“我”的民族中树立起“我”来。中国思想史最为缺乏的一环是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精神出走。只有这样决毅的精神自我放逐，我们才能咬断与传统的脐带，从集体情结中走出，形成主体意识与独立意识，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当我们的心智开始成熟，开始向社会人生投去充满惊奇的第一眼的时候，社会对我们的同化力由此开始发生作用。幼稚的心灵与充满锐气的精神不断与这个老成的社会冲突、碰撞。这个社会对锐气的仇视与畏惧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充满家长与官僚观念的老人们要求我们唯唯诺诺地生活在他们的观念之中，他们通过社会习惯、教育体制制定了一个个扼杀个性摧残独立思想的模子，不把年青人弄成一个个小老头决不罢休，因为只要把年青人驯服为服服贴贴、老成保守的一群，他们便可至死执紧手中权力的棍子。而这个社会对优秀人物同样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心理。一个人要进入社会，首先就必须不断磨灭自己的热情、锐气，麻木自己的良知、想象力，扼杀自己的真诚、正义感，只有这样，见到生活的苦难生存的挣扎你才不会悲痛欲绝，见到丑恶与不义、不公平你才不会义愤填膺，见到剥削、压迫、欺诈你才不会咬牙切齿，你才能溶入社会，成为这匆忙的一群中的一员。一旦你想保存一点自我，维护自己心中的正义与良知，打击、迫害、嘲笑、讽刺便会像冰雹一样疯狂地扫打下来，正人君子、卫道者之流的炸弹便一个接一个扔掷过来，“集体”的力量便会狂暴地压到你的头上，让你的灵魂、良知根本没有半点容身的空间，这样的精神迫害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你不断地自我暗示，一步步放弃自我，不断接近他们的价值取向，你才能被纳入社会的洪流。
    然而，人只有培养独立精神自主意识，走向自我，现代人格才能得以生成。我们大力的宣传着要实现现代化，然而，到底怎样才是实现现代化，无论如何，光是工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绝不是现代化，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经济、军事达到再高的现代水平，也仅仅是权力的囊中私物。我们必须来一次追寻自我，树立个性的对传统的整体性精神出走。对每一个个体来说，精神的自我放逐是一个充满痛苦而且惊心动魄的心理历程。只有从传统的母体中坚决剥离出来且极力咬断与传统的精神脐带，才能从顽固乃至于绝望的自恃中走向真正的自我。传统的思维习惯必然像凶猛的旋涡一般旋卷、吸纳着我们，要扼杀我们的理性与想象力，魔鬼的眼睛必然潜伏在黑暗深处发出贪婪的蓝光觊觎着我们，卫道者、导师、权威必然继续把发展个性视为宣扬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以他们早已腐朽的价值标准来约束我们。怀疑一切，向这一切挑战！向保守的，腐朽的，胺脏的，不义的，向自己灵魂中的丑陋一面，一一开战！我们必须记住卡笛儿的警言：“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并以此追求真理，我们必须继着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的发问：“从来如此，就对么？”并以此追问社会。天赋予我们生命与自由的生命权利，我们必须掌握这权利并最大限度地运用这权利。在怀疑中超越自然，追求自我，意志没有局限，超越没有止境。丰锐充盈且无比强大的自我正孕育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只有我们自已才能发掘出来，培养起来，树立起来，打破一切铁链、枷锁！践灭一切神圣、权威！揭穿一切真理、训示！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能而且只能代表自己，我们有足够的理性、良知、热情成为我们自己，张扬我们的精神，宣布我们的追求，宣泄我们的自由！在超越的路上张扬我们的意志，实现精神的大自由。我们的第一声赤婴的啼叫，必然直冲干霄，响彻长空，响遏行云；我们的第二次新生，必然如朝阳东升，如宝剑出硎，如乳虎啸谷，如鹰隼试翼！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新生宣告于世：这理应是完全自主的一代，这理应是独立自由的一代！让那些老朽者，思想僵化者，以导师自居者、正人群子，统统战战兢地逃入属于他们的坟墓，把那些僵尸迷恋的幽灵、复活的朽骨，统统驱进他们应去的地狱。我们有良知，我们不会成为损人利己者，极端个人主义者，我们有理性，热情，我们不愿成为棋子，走卒，小老头。我们自己能够掌握自已的命运。我们自已而且必须掌握自已的命运！
    主体性的觉醒与社会的改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虚妄的集体观念中只有刻板的秩序与所谓和谐，没有正义与良知，我们为自己争权利，争独立，不但是为自己争“我”存在的资格，更是为社会争正义，争良知，只有“我”的充分发展，社会才能真正进步。社会因人而存在，更为人而存在，社会的发展进步，绝不是阔人老爷、皇帝太监的发展进步，而是每一个具体切实的“我”的发展进步。因此，社会的进步决不只是集体、政党、民族的任务，而是每一个“我”肩上的使命。我们为了生存要适应社会，但是更必须改造社会。主体意识被扼杀，义务本位的时代，人才会千方百计克制自己的正当欲望、需求去求得适应社会，以此获得虚妄的集体观念的藉慰与社会恩赐的一点甜头。“我”已觉醒的时候，我们更应为争自己的正当权利而努力，以此改造社会。一个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决不是一群识时务的俊杰所能建造的，它更需要的是锐气、热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改造社会的脚步与发展个人的脚步一样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倘有阻碍人的觉醒、发展，“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河地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鲁迅语）必须创造别样的人生，刷新一个干净的社会！
    不必惧怕痛苦，不必惧怕耻辱感、虚空感，我们是人格残缺的一代，我们吸吮着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有毒精神乳汁成长，我们还在继续呼吸着这缺乏尊严意识的空气。我们的灵魂被渗入太多的奴性，我们的心灵被注入太多的麻木、龌龊、丑陋、胺脏。人道主义在我们的国度曾经遭受我们那样义正词严的敌视、排斥，人文精神的失落已成公认的事实。历史的恶果不得不由我们这一代来承担。醒着的，前进的青年必然无法摆脱失去价值依托的虚空感与没有尊严的耻辱感。耻辱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残缺并开始正视这种残缺，虚空是精神在自我放逐中失去母体的自然反应，痛苦则是因为我们的良知无法忍受那样的残缺与畸形。同时，追寻心灵自由的超越本身也包含着痛苦。我们既已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残缺与局限，我们只能在对这种残缺与局限的超越中实现精神自由，我们首先应承担理性与孤独的痛苦，才能进行意志的超越。总的来说，只有承担痛苦咀嚼耻辱，并向自己灵魂的丑恶开战，我们才有自我的希望，在虚无的痛感中摧毁自己心中腐朽的价值，而后才能在残缺的人格与虚无的价值废墟中重建正常健康的人格，一个强大的自我才能实现新生。
    不必惧怕“偏激”，“极端”，甚至“异端”的斥词。“偏激”，“极端”，“异端”都是相对的，当皇帝赤身裸体在大街上不可一世地游行的时候，连叫出一声“他什么也没穿呀！”也会立即成为“异端”，当社会处于保守状态，谁要前进一步，谁就“偏激”。这个民族的文化已经在酱缸中保守了几千年，一旦有人——不要说打破酱缸，就算仅仅想走出去，就会被“集体”孤立出去，成为“异端”，谁想以赤子之心表达良知，谁就成为“人民”的敌人。但是，只有“异端”的娜拉，才能走出玩偶的角色寻找自己的生活，只有“异端”的尼采，才能操起厚重的铁锤砸烂希腊以来的哲学，重树一个哲学的高峰。决断地走出传统成为传统的“异端”，我们失去的是脐带，僵绳，枷锁，我们得到的是大自由，大吞吐，大飞跃，大邀翔，只有大脑已经被酱得一蹋糊涂，心灵已经像石头一样冷硬而麻木的人们才会以为“偏激”可以是一块万能药，哪里不顺眼就往哪里贴。年轻人应该以“偏激”为荣，并且本来就应该“偏激”。让这些老朽们充满恐惧的诅咒成为我们高扬的旗帜！克雷孟梭说：“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如果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右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如果连青年也不“偏激”，连青年也那样暮气沉沉，萎靡不振，没有任何激情，没有任何激扬的文字，那这样老气横秋的民族还能有怎样的未来，还能有什么希望？
    一国之生机、活力、前途、希望全看其少年之活力，少年热情则国朝气蓬勃如朝阳初升，少年冷漠则国暮气沉沉如日泊西山，少年激烈则国气运磅礴若猛兽出笼，少年保守则国畏葸不前如鼠委于穴，少年文采激扬则国思想多刷新，少年病酒弄吟则国思想如酱缸。环诸今日之中国，精神界之战士何在？在我中国少年！当今少年吾辈，当从无自我中发掘自我，树立自我，张扬自我，使“我”有自己的思想，发自己的声音，捍卫自己的良知，争取自己的尊严，唯其如此，生命之存在方能若大鹏运于天，蛟龙浴于海，大吞吐，大猛进，淋漓尽致。
    一百多年前，当年轻的维新志士梁启超以饱蘸激情的笔墨写下《少年中国说》的时候，一个现代少年中国正开始悄悄地孕育，一百多年来，就个胎儿正在逐渐成熟，时而在母腹中作燥热的骚动，时而被迫死一般的沉默。然而，毕竟，他一点一点地成熟起来了，他越来越不安地骚动了，任何黑暗的力量都阻挡不了他越来越成熟的生命，阻力越大，他的反抗也必更坚决，更彻底！他涌动着，激烈着，翻腾着，他必将在我们这一代中诞生，今日的少年，必将洗刷沉沉暮气，造一个强大少年中国！

              上载时间：2001年12月21日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