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专制之树上的“毒花” 
                      六月六月 
    大家都知道“左倾”对自己同志杀戮的种种罪恶，从反AB团到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再到反右、文化大革命。可是谁有知道左倾对人民大众犯下的罪恶呢？ 
　　1931年5月12日，蒋介石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剿灭赤匪报告”中即称：“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惨者--厥唯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残杀者约18万6千人，难民之阵亡者约210万人；各县被匪焚毁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65，000万元。谷米之损失约3，900万石、、、、湖南匪祸蔓延、、、、计被匪残杀者约72，000人，房屋被毁者约12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30，000万余元、、、、凡赤匪蹂躏地区、、、、凡是过去在村庄上有体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过保甲长的人，皆连同亲属被杀害，到处可看见一个坑里埋着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听从，还有什么办法？” 
　　党史专家文聿先生所著的《中国左祸》一书也写道：“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深。一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烧、烧、烧，，，杀、杀、杀，，，湖北汉川地区农民暴动指导者，甚至要烧去整个城市，湖北许多整个儿的村庄被烧尽。江苏省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口号，，，，，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中共湖南特委还在‘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政策’，实行‘烧杀政策’，为了让敌军进入湖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三十里以内房屋和烧毁彬州等县城的决定”。 
　　而在徐向前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说：“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页２５８）但到两年后，红军就不得不撤出这块风水宝地。优势敌人而外，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页４０８）” 
　　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说：“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领导左得很，大烧大杀，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１５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理由是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这种杀政策使百姓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黄的哥哥同情革命的农民，就对黄说：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地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给穷人住嘛。在永兴县委会上，黄坚决反对烧房子。 
　　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页５６） 
　　差不多与此同时，永兴县处决了一个地主，肃反委员会决定把他的几个未年的儿子一起杀掉，以斩草除根。”我向肃反委员会建议不要杀未成年的小孩子。他们认为我右倾，我又同他们争执起来。”（页６０） 
　　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领导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页２２６） 
　　黄的一惯“右倾”，不仅因为他生性谨慎，也在于他对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众运动有自己的认识。１９５１年湖南镇反，开始时，有人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对镇反想不通，不想杀人。在黄的督促下，湖南开了杀戒，但３月下旬，黄向中央发电即下令收缩范围，停止大捕杀。 
　“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自述》页２２７─８）” 
　　最后中国“左倾”集大成的罪恶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运动有其非理性的情绪性特质，一旦发动就不那么容易停止，多次出现的过火、过极、扩大化等等，除了毛泽东”矫枉必过正”的极左路线的影响外，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员对群众运动的惯性认识不清，不是推不动、展不开，就是收缩不住、控制不了。由于总的说是左的倾向占统治地位，所以更多的情形是杀戒一开，就难以收拾、难以刹车。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北京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此后，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时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该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３２５人。最大的８０岁，最小的仅３８天。有２２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斗完老师、校长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王毅：《”文化大革命”中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北京：《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第９期。） 
　　在这里大家都已经知道红色高棉在统治时期对柬埔寨人民所做的种种罪恶，西哈努克亲王曾说，比法西斯还厉害百倍。从斯大林对农民的大迫害和大清洗，到中国、到柬埔寨、可见“左倾”这个只有专制之树，才能生出来的毒花，究竟有多大的能量了吧？！ 

             上载时间:2002年01月02日 2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