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后农民何去何从
(美国之音方冰报道)
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约9亿人是农民。在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农民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最近在海内外出版的一系列有关农民问题的书以及以此为主题的讨论,把农民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方冰将对此作一个系列报道。今天首先介绍有关农民问题的两本书。
中国农民:从奴隶到二等公民
最近以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在中国国内,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写了一本《我向总理说实话》的书,首印3万册一售而空;教授曹锦清写的“黄河边的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在海外,旅美学者白沙洲撰写的“中国二等公民─当代中国农民考察报告”,出版以后为这一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推波助澜,一些海外中国旅美学者2月17日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中国农民问题研讨会,使这一话题再次升温。
白沙洲的书叙述了中国农民自1949年到1978年从奴隶到二等公民的过程。1978年中国农村实行土地责任制和包产到户之后,虽然农民的温饱问题现在已经逐渐解决,毛泽东时代农民每天收入7分钱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中国的农民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对这本书的评论指出,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态环境的恶劣,苛捐杂税的繁重,贪官污吏的压迫,恶霸黑势力的欺凌。直到今天,农民还被农村户口所困,没有迁徙自由,进城打工吃苦受气,既没有起码的社会福利,而且在受教育和找工作上还倍受歧视,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白沙洲以位于长江边上的湖北省监利县为了保护武汉的利益,每次发大水都要把它淹掉,作为泄洪口为例,说明了农民的利益是怎样为了保护大城市而一次次地被牺牲的。1998的那场洪水,农民自己用锹挖开了泄洪口淹掉了自己的房子,所有的人都只能无奈地哭泣。鱼塘里的鱼快要到收获了,但是除了牺牲他们别无选择。
白沙洲说:“最让我动情地是在洪水退了以后,到处是臭鱼烂虾,一位老太太跟他的儿子在淤泥里挖砖头,她已经八十多岁了。我问她你们为了保武汉房子都淹掉了,政府给你们什么资助,她说,什么也没有。”
组织起来才有力量
白沙洲认为,中国农民要从二等公民变成公民,其出路在于组织起来,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农民组织问题也是体制内的智囊关心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虽然现在没有希望实现,但是有人研究弥足珍贵。当年中国总理朱 基访问美国时就提出要学习美国组织农会,但是这是中国体制内各种意见的交汇,他回去以后这一意见很快就淹没了。
白沙洲:“那么现在农民组织的问题当然不是专业集团的问题,就是一个农民的压力集团的建设问题。体制里没有形成共识。我这里提到了台湾(农会)的一些发展过程,和国际上的一些例子。总而言之,我希望通过我这本书,通过我们的讨论,把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提到一个新的台阶。”
债主都是干部和干部亲友
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中国大陆学者肖彦良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谈到的两个连一般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都并不清楚的问题,因而引起了十分强烈震撼。第一是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债务结构的改变。95年以后随着银行体制和中央政策的改变,原本作为农村政权债主的银行,现在变成了农村的干部。担任了监利县四个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的李昌平,把每一个乡的债务情况清清楚楚地全部披露出来。让人吃惊的是到了2000年,监利县乡镇这一级的债务中,百分之七十的债主是干部和干部的亲友。
1999年的一次夏粮征收中,百分之四十六的钱款根本没有入国库,收到手以后就已经变成借款的利息,分到私人手里去了。乡政府和县政府向干部借高利贷,然后变成了利滚利,这个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高利贷,从某种程度来说,农民向国家缴税变成了农民向干部缴私人税。李昌平的书强烈揭示了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质,也就是说对农民的盘剥已经戴上了国家基层政权的面罩。
据有的学者的了解,中国农村村一级的平均债务是20万,乡一级的200万,县一级是1亿以上。李昌平认为,农村干部对农民剥削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国家的权力。这一现象至少在中原地区是有代表性的。而且由于债主变成了干部,从而产生了一种动力机制,就是作为乡政府的干部愿意不断地举债,这样他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收取利息。李昌平认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目前中央政府还有能力斩断这种私人债务链,两三年之后这一现象不解决,这种债务将永远不可能还请。
干部多如牛毛
李昌平的书揭示的第二个问题是农村干部人数的不断膨胀为什么遏制不住?李昌平以湖北省监利县农业局为例,那里的编制是12人,但是实际干部人数是180。这还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干部人数的不断增加,意味着对农民的盘剥必须不断加重。李昌平书中指出,组成农村干部的来源主要是三大块,干部子女,大中专学校毕业生,和复原转业军人。而造成这三大块人员必须做干部的原因则是中国城乡分离体制和教育的体制。
上载时间:2002年02月22日 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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