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戊戍变法一声烟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德先生赛小姐，着实让一群热血青年为之神往，短短一代人时间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和金融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但是，在辽阔的农村乡镇和都市的街头巷尾，在柿油党师爷们头脑里，那只怕是一对搂搂抱抱走在街上的骚洋人；至于师爷们不屑于打招呼的贫下中农们，大概跟观音菩萨灶王爷差不多，隔着大老远的磕个头就行了，最好不沾边 -- 马屁拍好不一定有多大好处，不留神拍到马蹄上可就吃不了兜着走。（用华尔街的行话讲，就是upside与downside不成比例，没本儿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话就躲远点儿，精神原则是一样的。），于是，大家纷纷剪辫子革命了，嘴里哼的却依旧是“手持钢鞭将你打”，依旧看革命党插着草标“叭”地一声枪毙，依旧争着蘸人血馒头，浑然不觉其中的荒诞、黑色幽默与悲哀。

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欧洲社会种下了人文精神和平民精神的种子，为后来的资本主义转型、无阶级化、民主变革奠定了文化基础和精神支柱。而在中国，按“事后诸葛亮永远正确”的原理，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看不到人文精神、平民精神的群体萌芽。

从这个意义上看，从满清到民国的那场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有天壤之别。

跳过不愉快的、耻辱的（包括外族强加的和自作自受的）四十多年，快进到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人心思变，手握百万兵权、杀人（敌人和自己人）如麻的老将军们在纤细小巧的邓丽君女士面前显得怅惶失措，节节败退。

但是，时隔二十年回头，我们不得不很沮丧地承认，有全民共识的“变”只是物质生活意义上的，以及部分地基于对过去泛政治化、残酷政治斗争的逆反。除此以外，别说政治、哲学，就是娱乐文化都没有共识；别说没有全民共识，就是在精英圈子之内都是五花八门。文化精英中倒是有不少人往自己额头上贴民主自由之类的时髦标签，但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心里想的却是大相庭径，从“精英开明专制”到“罗马式泛民主”，从“鸟笼自由”到“无政府主义”，真真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相比之下，国共两党血海深仇，共同点却只怕比这些精英之间的倒还要多得多。

当然，从哲学层次上看，多样化是好事。但从带动社会、文化变革的功利性角度看，没有足够广泛有力的共识，便终于成不了气侯。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物质生活以外，唯一的交叉点是不满，其总和是摧毁性而不是建设性的力量。

八九年夏天，阴错阳差，社会上对专制的不满、对改革缓慢的不满、对腐败的不满、对双轨制的不满、对天对地对下水道没盖空调没电小粘米搭配雨伞的不满汇集到一起，在与政府对立冲突这一点上聚焦。因为除了对立冲突的原始冲动之外没有任何广泛的共识，尤其是没有任何建设性共识，运动不可逆转地走向你死我活的决战。

那是一股纯粹的摧毁性力量，一场命中注定要走向悲剧的运动。

现实是坦克机关枪屠杀的悲剧。但是，如果 -- 如果对过去用“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 -- 是运动胜利了的话，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混乱。因为运动的摧毁性，所以“胜利”的定义只能是共产党下台或至少交出相当一部分权力。问题是，给谁呢？拿着印把子枪杆子干什么呢？

有的志士会昂首挺胸把围巾那么往后一甩说：不自由毋宁死为民主我愿笑对血淋淋的铡刀哈哈哈哈哈！

别急着乐同学，如果这只是你不成功便成仁的问题，你意志已决，你自己选择，那没办法也没有更大的问题。可惜远远不是那么简单。如果那样动乱的，几乎可以肯定会是从政治、经济、地域到甚至军事的整体性动乱。那上百个绝食静坐的同学、几百个自愿担负通讯联络工作的飞虎队员、成千上万的送饭赴京民众、千百万表示同情声援的各地百姓，他们有机会分析、考虑、辩论这个悲剧终点么？

没有，没有任何可观的理性分析引导警告。大家盲目地在愤怒回合，然后盲目地被愤怒推着向前！向前！

哪儿是前？

在这种情况下，谁有资格替十几亿民众“自愿”义无反顾地不自由毋宁死为民主我愿笑对血淋淋的铡刀哈哈哈哈哈？

如果你认为你或某些精英、领袖有资格替民众决定什么对他们最好、什么牺牲值得什么不值得的话，那么你口口声声的“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意思？

化外从小化内开始，多少年无数次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振臂高呼“坚决打击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不仅是跟着喊，甚至还领头喊。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究竟是什么东东？始终没弄明白，只知道很糟糕 -- 小三子当众把红梅的裤子扯到膝盖下，王地主婆偷公社的机油，估计就差不多意思，于是越喊越气，越气越喊。到美国上完学找到工作攒了俩余钱玩了两年股票之后，终于搞清了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是怎么玩的，和小三子及王奶奶不一样，不但能合法赚钱而且还有助于市场平衡。

八九年那个令人激动焦躁期盼担心的夏天，在北京及各城市街头振臂高呼“要民主要自由”的人们，与当年的化内是否有几许相通？

同样，今天我们最坚实的立足点是利用事后诸葛亮的先天优势。

曾几何时，血迹过去了，弹痕过去了，悲愤过去了，激昂过去了，死者的尸骨也无声无息地消逝 -- 实体消失，从人们的言谈和叹息中消逝，从人们的记忆里消逝，最后终于从人们心里消逝。

形神全灭！

十三亿人民在默默地努力地行贿盗版卖假货攒钱，争取贪污受贿的权力赚钱，为的是开洋车住洋房泡洋妞包二奶（当然，后两项只有五亿成年男性），攒不了钱又赚不到钱才愤怒。除了这种与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诉求之外，九十年代以来还有过其它的表述么？

请注意，我这里没有任何指责民众的意思。民众，除了短暂的特殊时期以外，必然也应该如此。

我这里指出这个现象，目的之一是佐证八九当年民众手里举的口里喊的民主自由仅此而已 -- 手里举的口里喊的，从没往心里脑里去。否则不可能那么全面快速地消失而且永不翻案。

至于学生们、精英们，流放者在陌生的环境中、陌生的力量影响下，惶惑地挣扎，寻找新的自我及新自我的新立足点，十几年来无数人无数次努力，却始终无法整合成一股哪怕是松散的力量。学生们有的出国了，学完后或者定居立业然后寻找“回国发展”的机会，或者干脆“毅然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回国工作”；其他的留在老根据地，和十三亿中国人民一样努力讨生活。如果说六四学生有什么不同的话，最令人震惊的是便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反思，反思当年自己的热血和同学们流尽的鲜血，带着一种病态的冷静和超脱，一分咆哮的残忍和冷血。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和误解，我这里暂时叉开说明一下。这些文字，显然带有我的感情色彩和道德评判。但这里的道德评判针对的是某些人，某些流放精英和“积极”反思的学生们，而不是那场运动。同时针对参与者和运动本身的，是政治、策略和文化层面的分析。另外，如我十几年来始终强调的，任何关于六四的评论，都必须包括至少一句对屠杀者的人道谴责，否则便是玷污了我的耳和眼。

言归正传。刚说了普通民众和六四学生。

那么七十年代末期及之后出生的所谓“新新人类”呢？

他们与年长者之间的代沟也许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断裂带。也许他们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从小就具有个人主义意识的人，第一代生活离革命、动乱和艰苦比较远的人，“解放”以来第一代没有强烈政治意识和使命感的人。并不是说他们都是丰衣足食长大的，而是指他们中比较有能力部分 -- 无论现在按他们自己的标准是否丰衣足食 -- 大多觉得有奔头有希望，或至少认为毋须为悲惨世界做准备。

这只是我从有限接触中得到的感觉，如果有可靠的社会调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的话，我的耳朵随时可以交出。

如果我的感觉碰巧对了的话，那么这些倾向都是大好事，是中国社会真正摆脱儒家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贱民性（参见我以前写的《贱民综合症》）的第一线曙光。也如我在以前写过的《民主必须有个人主义价值观作基础》，集体主义和儒家文化的土壤里，不可能结出我们今天理解的民主自由之果。

但这都是未来的可能。林子里一对不如手里一只。我们现在手里的新新人类是只甚鸟？

用一句话概括一代人永远是危险的，何况在中国，一代人随便就是上亿。但如果假设网络能反映一定的真实的话，那么新新人类中的相当一部分显然有一个政治上的共同点：

爱国贼。

美国的民主自由根基不可谓不深厚，但民主自由派人士仍然视爱国情绪为洪水猛兽。国家、民族，是一种集体价值取向，与民主、自由的个人价值取向针锋相对。二战、冷战高峰时期、911之后，美国爱国情绪高涨，都不可避免地蚕食民主宪政原则，侵犯个人民权自由。

神州大地的土壤，从来就没有过个人主义价值、平民精神的养分，现在政权合理性要求迫使执政党饮鸩止渴，不时祭起民族主义的法宝。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及其若干战略战术势态又正好加强了共产党这个法宝的效果。现在在这个早已严重失衡的天平上再扔上一堆新生代爱国贼，外带他们年轻的热血和能量，个人价值、独立意识及民主自由意识还有几分赢面？

总结起来，是个很分明又很无奈的结论：中国人民从来不曾要求过民主自由，现在没要求，可见的将来也不会要求。

但是，话说回来，哪里的人民要求过民主自由？民主自由值几个钱？

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一点油腔滑调都没有。就象这个问题：人需要食物吗？

“食物”是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人”才需要“食物”。具体的人，“食物”填不饱肚子，具体的“饭”、“面包”才有用。

一个接触过多种“食物”的人，他可以抽象出“食物”这个类别概念，知道属于“食物”的东西都能填肚子，所以可能要求“食物”。但他实际的意思当然不是要“食物”这个抽象类别概念，而是它的某种具体实现。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吃过米饭，“食物”这个抽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精英们会经常大谈抽象的民主自由，但那只是学术清谈 -- 不是没有意义，但只是学术意义。美国人会经常谈论民主（如上届总统选举点票）、自由（如911之后是否发行通用电子身份证），但他们生活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之下、自由社会之中，抽象层面上共识比较强，但即便如此，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也只能是具体的问题：电子身份证可能方便警察抓坏人，但如果警察要抓的是我呢？如果坏人用来跟踪，等我出差的时候进我的房子偷东西呢？

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见过“民主”政体、“自由”文化的具体实现？跟他们大谈“民主自由”，除了在特定氛围下听起来很牛、能起到一定召唤作用之外，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如此持之以恒，永远在抽象层面清谈而没有足够的具体内容的话，当然可以显示你的“高层次”，换句话说就是离民众很远。这是学者的本职和希望的效果。

但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的本职和希望的效果与学者的截然不同。对于活动家、政治家来说，成败是最重要的判官。

中国的共运初期，共产党成功地把“民主自由”具体化为“自由恋爱”、“破除封建礼教”、“分田分地”等老百姓不需要上二十年学而是能够直接感受、认同的内容，吸引了一大批年轻学生、学者以及底层工农。熟悉共运历史的人都知道，二三十年代中共的口号简直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八九年的北京和当今的海外。

其中的荒诞不言自明。但大部分人只是冷嘲热讽一番中共的虚伪然后便带着冷笑躲进小楼成一统去了。

有没有人想过、愿意承认过中共的智慧和高明？

把民主自由等抽象、遥远的概念具体化，变成民众能够直接认同的目标，这是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径。

这是在任何地方实现民主自由的唯一途径，包括在美国维持民主自由也必须具体化、庸俗化。

九十年代之后，中共又一次显示了它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控制通货膨胀，一方面塑造在国际政治中的受害者、弱者形象，培养民族主义情绪，化逆反心理为对政府的同情和支持，风风雨雨中又是十几年“安定团结”。异见尼姑们骂中共阿Q断子绝孙、从各方面论证它必然倒台、马上就会倒台、这回真的应该倒台、再不倒我就真的打倒了哼哼，如此等等，已不知沧桑几何，而阿Q还在那里得意洋洋地“手持钢鞭将你打”。

反观民运人士，还躲在象牙塔里闭着眼大谈什么民主之真意、人权为什么高于主权，继续做中共为什么这次绝对要倒台的老八股文章。离现实近一点的，也就是强调“启蒙”而已。

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的学术探讨和启蒙，当然是有意义的。如果民运人士们有这份见识，把自己定位在学者、启蒙者的地位的话，那也好得很。

但又舍不下那份功利心，从小就立志要变革社会，要救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

天下苍生没要求您救他们于水深火热，您那么激动干吗？

套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自命救世主的英雄，而精英们就最喜欢自命救世主。

如果立志当救世主也可以，只是请您带上一包看得见摸得着的饼干，而不是抽象虚无的食物。

化外
4/2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