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
(1905年11月13日〔26日〕)十月革命以後在俄國造成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新條件，使黨的出版物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這個農奴制專制俄國時代的可悲的遺跡，正在開始消失。它還沒有滅絕。還遠遠沒有滅絕。我們首席大臣的偽善的政府還在胡作非為，以致《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還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圖“禁止”它所無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給政府帶來恥辱、帶來道義上新的打擊以外，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當存在著非法報刊和合法報刊的區別的時候，黨的報刊和非黨報刊的問題解決得非常簡單而又非常虛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報刊都是黨的報刊，它們由各個組織出版，由那些同黨的實際工作者團體有某種聯繫的團體主辦。一切合法的報刊都是非黨的報刊(因為黨派屬性是不准許有的)，但又都“傾向”於這個或那個政黨。畸形的聯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虛假的掩飾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沒有成熟到具有黨的觀點，實際上還不是黨的人，他們認識膚淺或者思想畏縮，另一些人想表達黨的觀點，出於無奈而吞吞吐吐，這兩種情況混雜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筆調，寫作上的屈從，奴隸的語言，思想上的農奴制——這個該詛咒的時代！無產階級結束了這種使俄國一切有生氣的和新鮮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醜惡現象。但是無產階級暫時為俄國只爭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還沒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經沒有力量戰勝革命，而革命也還沒有力量戰勝沙皇制度。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候，到處都看得到公開的、誠實的、直率的、徹底的黨性和秘密的、隱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間的這種反常的結合。這種反常的結合也反映在我們的報紙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諷社會民主黨的專橫，說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溫和報紙，但事實終究是事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無產者報》，仍然被擯斥在員警橫行的專制俄國的大門之外。
不管怎樣，已經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們大家立即著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現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為黨的出版物。出版物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與資產階級的習氣相反，與資產階級企業主的即商人的報刊相反，與資產階級寫作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相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
黨的出版物的這個原則是什麼呢？這不只是說，對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無黨性的寫作者滾開！超人的寫作者滾開！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成為由整個工人階級的整個覺悟的先鋒隊所開動的一部巨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寫作事業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德國俗語說：“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寫作事業比作螺絲釘，把生氣勃勃的運動比作機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許，甚至會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識份子對這種比喻大叫大嚷，說這樣就把自由的思想鬥爭、批評的自由、創作的自由等等貶低了、僵化了、“官僚主義化了”。實質上，這種叫嚷只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個人主義的表現。無可爭論，寫作事業最不能作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這一切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這一切只證明，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中寫作事業這一部分，不能同無產階級的黨的事業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來。這一切決沒有推翻那個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看來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寫作事業無論如何必須成為同其他部分緊密聯繫著的社會民主黨工作的一部分。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寫作者一定要參加到各個黨組織中去。出版社和發行所、書店和閱覽室、圖書館和各種書報營業所，都應當成為黨的機構，向黨報告工作情況。有組織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注視這一切工作，監督這一切工作，把生氣勃勃的無產階級事業的生氣勃勃的精神，帶到這一切工作中去，無一例外，從而使“作家管寫，讀者管讀”這個俄國古老的、半奧勃洛摩夫式的、半商業性的原則完全沒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們不是說，被亞洲式的書報檢查制度和歐洲的資產階級所玷污了的寫作事業的這種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們決不是宣傳某種劃一的體制或者宣傳用幾個決定來解決任務。不，在這個領域裏是最來不得公式主義的。問題在於使我們全黨，使俄國整個覺悟的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都認識到這個新任務，明確地提出這個新任務，到處著手解決這個新任務。擺脫了農奴制的書報檢查制度的束縛以後，我們不願意而且也不會去當寫作上的資產階級買賣關係的俘虜。我們要創辦自由的報刊而且我們一定會創辦起來，所謂自由的報刊是指它不僅擺脫了員警的壓迫，而且擺脫了資本，擺脫了名位主義，甚至也擺脫了資產階級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
最後這一句話似乎是奇談怪論或是對讀者的嘲弄。怎麼！也許某個熱烈擁護自由的知識份子會叫喊起來。怎麼！你們想使創作這樣精緻的個人事業服從於集體！你們想使工人們用多數票來解決科學、哲學、美學的問題！你們否認絕對個人的思想創作的絕對自由！
安靜些，先生們！第一，這裏說的是黨的出版物和它應受黨的監督。每個人都有自由寫他所願意寫的一切，說他所願意說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個自由的團體(包括黨在內)，同樣也有自由趕走利用黨的招牌來鼓吹反黨觀點的人。言論和出版應當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結社也應當有充分的自由。為了言論自由，我應該給你完全的權利讓你隨心所欲地叫喊、扯謊和寫作。但是，為了結社的自由，你必須給我權利同那些說這說那的人結成聯盟或者分手。黨是自願的聯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傳反黨觀點的黨員，它就不可避免地會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後在物質上瓦解。確定黨的觀點和反黨觀點的界限的，是黨綱，是黨的策略決議和黨章，最後是國際社會民主黨，各國的無產階級自願聯盟的全部經驗，無產階級經常把某些不十分徹底的、不完全是純粹馬克思主義的、不十分正確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黨內來，但也經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黨。擁護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先生們，在我們黨內，也要這樣做，因為現在我們的党立即會成為群眾性的黨，現在我們處在急劇向公開組織轉變的時刻，現在必然有許多不徹底的人(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也許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許甚至有某些神秘主義者會參加我們的黨。我們有結實的胃，我們是堅如磐石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將消化這些不徹底的人。黨內的思想自由和批評自由永遠不會使我們忘記人們有結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團體的自由。
第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先生們，我們應當告訴你們，你們那些關於絕對自由的言論不過是一種偽善而已。在以金錢勢力為基礎的社會中，在廣大勞動者一貧如洗而一小撮富人過著寄生生活的社會中，不可能有實際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離開你的資產階級出版家而自由嗎？你能離開那些要求你作誨淫的小說和圖畫、用賣淫來“補充”“神聖”舞臺藝術的資產階級公眾而自由嗎？要知道這種絕對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或者說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話(因為無政府主義作為世界觀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思想)。生活在社會中卻要離開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
我們社會主義者揭露這種偽善行為，摘掉這種假招牌，不是為了要有非階級的文學和藝術(這只有在社會主義的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是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開同無產階級相聯繫的寫作，去對抗偽裝自由的、事實上同資產階級相聯繫的寫作。
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寫作隊伍中來的，不是私利貪欲，也不是名譽地位，而是社會主義思想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因為它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這將是自由的寫作，它要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經驗和生氣勃勃的工作去豐富人類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過去的經驗(從原始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而成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現在的經驗(工人同志們當前的鬥爭)之間經常發生相互作用。
動手幹吧，同志們！我們面前擺著一個困難的然而是偉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務：組織同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緊密而不可分割地聯繫著的、廣大的、多方面的、多種多樣的寫作事業。全部社會民主主義出版物都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一切報紙、雜誌、出版社等等都應當立即著手改組工作，以便造成這樣的局面，使它們都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完全參加到這些或那些黨組織中去。只有這樣，“社會民主主義的”出版物才會名副其實。只有這樣，它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只有這樣，它即使在資產階級社會範圍內也能擺脫資產階級的奴役，同真正先進的、徹底革命的階級的運動匯合起來。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一卷 662-667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