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起義的教訓
列寧
（1906年8月29日[9月11日]）
《1905年12月的莫斯科》（1906年莫斯科版）一書的問世，是再及時不過了。吸取十二月起義的經驗，是工人政黨的迫切任務。可惜的是，就像一桶蜜裏摻了一勺焦油，這本書材料十分令人感興趣（儘管不完備），但是結論卻作得非常草率，非常庸俗。關於這些結論，我們以後專門來講，現在只談一談目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談談莫斯科起義的教訓。
莫斯科十二月運動的主要鬥爭形式是和平的罷工和示威。絕大多數工人群眾積極參加的只是這兩種形式的鬥爭。然而，正是莫斯科十二月行動清楚地表明，總罷工作為獨立的和主要的鬥爭形式已經過時，運動正以不可遏止的自發力量衝破這種狹隘的框子，產生起義這種最高的鬥爭形式。
一切革命政黨，莫斯科的一切工會，在宣佈罷工時就已經意識到，甚至感覺到，罷工必然會變成武裝起義。12月6日，工人代表蘇維埃曾作出決定，“要努力使罷工變成武裝起義”。但是事實上一切組織對這件事都沒有準備好，甚至戰鬥隊聯合委員會談到（12月9日！）起義時也好像是在談什麼遙遠的事情，因此巷戰發生時它當然毫無所知，沒有參加。各個組織都沒有能夠跟上運動的發展和規模。
罷工發展為起義，首先是由10月以後形成的客觀條件促成的。舉行總罷工已經不能使政府措手不及了，政府已經把準備採取軍事行動的反革命勢力組織起來了。無論10月以後的俄國革命的總的進程或莫斯科12月期間一系列事件的發展，都驚人地證實了馬克思的一個深刻原理：革命向前進展是由於它產生了一個團結而堅強的反革命，也就是說，革命迫使敵人採取愈來愈極端的防禦手段，因而它自己也在掌握愈來愈強有力的進攻手段。
12月7日和8日這兩天，群眾舉行了和平罷工、和平示威。8日晚上，阿克瓦留姆花園被包圍。9日白天，龍騎兵在斯特拉斯特納亞廣場屠殺群眾，晚上菲德列爾學校被搗毀。民情鼎沸。街上無組織的人群這個是自發地但又猶猶豫豫地在構築第一批街壘。
10日，開始向街壘和街上的人群進行炮擊，構築街壘已經不再猶豫不決了，已經不是個別的情況，而是大批地在構築。全城的民眾都湧上街頭；全城的主要中心地區都佈滿了街壘。戰鬥隊員同軍隊進行了好幾天頑強的遊擊戰，這種遊擊戰使軍隊疲憊不堪，杜巴索夫不得不乞求援兵。直到12月15日，政府軍隊才完全佔優勢，17日謝苗諾夫團才把普列斯尼亞區這個最後的起義據點攻入破。
由罷工和示威進而構築個別街壘。由構築個別街壘進而構築大批街壘並同軍隊進行巷戰。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的鬥爭走到了各種組織的前面，由罷工發展成了起義。說個俄國革命在1905年12月取得的偉大的歷史成果，這個成果也同從前的一切成果一樣，是用極大的犧牲作代價換來的。運動從政治總罷工發展到了最高的階段。它迫使反動派採取極端的抵抗手段，因而使革命也採取極端的進攻手段的時機大大提前到來。反動派炮擊街壘、房屋和街上的人群以後，已經再也無路可走了。革命則除了組織莫斯科的戰鬥隊以外，還有別的道路可走，無論在廣度或深度方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走。革命從十二月事件以後又大大前進了。革命危機的基礎已經更加廣闊得多，這時刀鋒必須磨得更加銳利了。
無產階級比他們的領導者更快地感覺到了要求由罷工轉為起義的客觀鬥爭條件變化。這時也同以往任何時候一樣，實踐走到了理論的前面。和平的罷工和示威很快就不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了，工人們問道：下一步怎麼辦？他們要求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構築街壘的指示下達到各區很遲，當時中心地區已經在構築街壘了。工人成群結隊地在幹這件事，但是他們對此不滿足，他們又問道：下一步又怎麼辦？他們要求積極行動。我們這些社會民主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者在十二月事件中，很像一個這樣的將領，他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得非常荒謬，以致他指揮的大部分隊伍都沒有能積極參加戰鬥。工人群眾曾經想方設法要得到關於採取積極的群眾性行動的指示，就是沒有得到。
由此可見，普列漢諾夫的那個得到一切機會主義者支持的觀點是再近視不過的了。他認為，本來就用不著舉行那次不合時宜的罷工，“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正好相反，本來應該更堅決、更果敢和更富於進攻精神地拿起武器，本來應該向群眾說明不能單靠和平罷工，必須進行英勇無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裝鬥爭。因此現在我們也就應當公開地大聲承認舉行政治罷工是不夠的了，應當在最廣大的群眾中鼓動武裝起義，而不要用任何“預備階段”來掩蓋這個問題，一點也不要模糊這個問題。向群眾隱瞞必須進行你死我活的流血的殲滅性的戰爭這個未來行動的直接任務，就是既欺騙自己，又欺騙人民。
十二月事件的第一個教訓就是如此。另一個教訓是關於起義的性質、起義的方式、軍隊轉變到人民方面來的條件。在我們黨的右翼中，對這種轉變有一種很流行的極其片面的看法。說什麼同現代軍隊進行鬥爭是不行的，需要使軍隊成為革命的軍隊。當然，假使革命不成為群眾性的，假使革命沒有波及軍隊，那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嚴重的鬥爭。當然對軍隊進行工作是必要的。但是，決不能把軍隊的這種轉變設想成一種什麼簡單的、一蹴而就的事，它是說服和自覺的結果。莫斯科起義清楚地向我們指出了這種看法的呆板和僵化。其實，在一切真正的人民運動中，軍隊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一到革命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就會引起真正的爭奪軍隊的鬥爭。莫斯科起義向我們表明的正是反動派 和革命力量之間為爭取軍隊而進行的最激烈最殘酷的鬥爭。杜巴索夫自己說過，在莫斯科15000人的軍隊中，只有5000人是可靠的。政府為了控制動搖分子而無所不用其極：說服他們，誘惑他們，用發給表和錢等等收買他們，用伏特加灌醉他們，欺騙他們，威嚇他們，把他們禁閉在營房裏，解除他們的武裝，通過告密和暴力把那些被認為最不可靠的士兵從他們裏面抓出來。所以，我們應該有勇氣直截了當地公開承認，我們在這方面落在政府的後面了。我們未能利用我們所擁有的力量，來積極、大膽、機智、主動地爭取動搖的軍隊，而政府卻在這樣做了，並且取得了成效。我們已經著手在思想上“影響”軍隊，而且今後更加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們忘記在起義的時刻還需要進行實際具體的鬥爭來爭取軍隊，那我們就會成為可憐的書呆子。
莫斯科的無產階級在十二月的日子裏給了我們從思想上“影響”軍隊的卓越教訓。例如，12月8日在斯特拉斯特納亞廣場上，有一大群人把哥薩克軍隊團團圍住，同軍隊混合在一起，同他們聯歡，結果使他們撤回去了。還有一個例子，10日那天在普列斯尼亞區，在上萬人的人群中，有兩個青年女工打著紅旗向哥薩克軍隊迎面走去，她們大聲喊道“打死我們吧！我們寧死也不交出旗幟！”這時哥薩克軍隊不知所措，只好在人群高呼“哥薩克萬歲！”聲中疾馳而去。這些英勇無畏的範例，應該永遠銘記在無產階級的心裏。
但是，請看看我們落後于杜巴索夫的例子吧。12月9日，有些士兵唱著馬賽曲沿著謝爾普霍夫街行進，去同起義者會合。工人們派代表去會見他們。這時馬拉霍夫也親自騎馬拼命向他們那裏疾馳。工人們來遲了，而馬拉霍夫卻及時趕到了。他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把那些士兵說得動搖了，隨後又用龍騎兵包圍了他們，把他們送回營房禁閉起來。馬拉霍夫及時趕到了，而我們卻沒有及時趕到，雖然在兩天之內有15萬人響應了我們的號召，他們本來能夠並且應當在街道上組織巡邏的。馬拉霍夫用龍騎兵包圍了士兵，而我們卻沒有用擲彈隊包圍馬拉霍夫們。我們當時能夠而且應當做到這一點，何況社會民主黨的報刊早已（舊《火星報》）指出，在起義時我們的責任就是毫不留情地消滅民政長官和軍事長官。顯然，在涅斯維日兵營前，在克魯季茨基兵營前，在無產階級試圖讓葉卡捷琳諾斯拉夫團“撤走”時，在派代表到亞曆山德羅夫工兵隊去時，在派往莫斯科的羅斯托夫炮兵中途撤回去時，在解除科洛姆納工兵的武裝時，等等，都曾大致重複過謝爾普霍夫街發生的情況。我們在起義的時刻，沒有能夠很好地完成爭取動搖的軍隊的任務。
十二月事件還明顯地證實了馬克思的另一個深刻的、被機會主義者遺忘了的原理。馬克思寫道，起義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的主要準則就是要萬分勇敢，一往直前地堅決進攻。我們沒有充分領會這一真理。我們自己沒有充分學習這種藝術，學習這個無論如何都要實行進攻的準則，也沒有把它教給群眾。現在，我們應當竭力彌補我們的缺陷。僅僅根據人們對政治口號的態度來劃分派別是不夠的，還必須根據人們對武裝起義的態度來劃分派別。誰反對武裝起義，誰不為武裝起義作準備，就應該毫不留情地把他從革命隊伍中驅逐出去，驅逐到革命敵人那裏去，驅逐到叛徒或懦夫那裏去，因為事態發展的力量和鬥爭局勢將迫使我們按照這一標誌來分清敵友的日子已經不遠了。我們應該鼓吹的不是消極情緒，不是單純的“等待”軍隊“倒戈”；不，我們應當大聲疾呼：必須拿起武器，大膽地進攻和出擊，同時必須消滅敵方的長官，為爭取動搖的軍隊進行最果敢的鬥爭。
莫斯科起義給我們的第三個偉大教訓，是關於起義的戰術和起義力量的組織。戰術是由軍事技術水平決定的，——這個真理，恩格斯曾反復向馬克思主義者作過通俗而詳盡的解釋。現在，軍事技術已經不是19世紀中葉那樣的了。用人群抵擋大炮，用左輪手槍防守街壘，是愚蠢的。考茨基說得對，他說，在莫斯科起義以後，應該重新審查一下恩格斯的結論了，因為莫斯科起義推出了“新的街壘戰術”。這個戰術就是遊擊戰爭的戰術。這種戰術所要求的組織，是一些機動的、人數很少的隊伍，可以由十人、三人甚至兩人組成。現在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一些社會民主黨人，他們一聽到什麼五人小組或三人小組，就嘻嘻一笑。但是，這種嘻嘻一笑，不過是回避現代軍事技術條件下巷戰所提出的戰術和組織的新問題的一種最廉價的辦法。先生們，你們仔細讀一讀關於莫斯科起義的記述，就會明白“五人小組”和“新的街壘戰術”問題有什麼聯繫了。
莫斯科起義推出了這個新戰術，但是遠沒有加以發展，遠沒有在多少廣泛一些的、真正群眾性的範圍內加以運用。當時戰鬥隊員太少，工人群眾沒有接到大膽出擊的口號，也沒有實行這個口號，遊擊隊的性質還過於千篇一律，它們的武器和它們的活動方法還不夠多，它們領導群眾的本領幾乎沒有發揮出來。我們應當彌補這一切缺陷，而且只要我們學習莫斯科的經驗，把這一經驗推廣到群眾中去，鼓勵群眾自己發揮創造精神，去進一步發展這個經驗，我們就一定能夠彌補這一切缺陷。而俄國各地在十二月事件以後幾乎不斷發生的遊擊戰爭和群眾性的恐怖行動，一定會有助於教會群眾在起義時採取正確的戰術。社會民主黨應當承認並且在自己的戰術中採取這種群眾性的恐怖行動，當然要加以組織，加以監督，使它服從工人運動總的革命鬥爭的利益和條件，要毫不留情地消滅和剷除敗壞這種遊擊戰爭的“遊民”行為。莫斯科人在起義的日子裏，拉脫維亞人在著名的拉脫維亞共和國的日子裏就曾非常高明地、無情地懲罰過這種行為。
最近時期軍事技術又有了新的進步。在對日戰爭中出現了手榴彈。兵工廠已製造自動步槍出售了。這兩種武器都已開始成功地在俄國革命中採用，但還遠遠沒有被廣泛採用。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利用日益完善的技術，教會工人隊大批製造炸彈，幫助工人隊和我們的戰鬥隊儲存炸藥、導火管和自動步槍。如果工人群眾參加城市起義，如果向敵人大規模出擊，如果進行堅決巧妙的鬥爭來爭取那些自從杜馬解散以後，自從斯維亞堡和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後愈發動搖的軍隊，如果保證農村參加總的鬥爭，在下次全俄武裝起義中勝利就一定會屬於我們！
讓我們吸取俄國革命偉大事件中的教訓，更廣泛地開展我們的工作，更勇敢地提出我們的任務吧！我們的工作是以正確估計當前各階級的利益和全民發展的需要為基礎的。圍繞推翻沙皇政權、由革命政府召集立憲會議這一口號，我們正在團結並將繼續團結愈來愈多的無產階級群眾、農民和軍隊。提高群眾的覺悟，現在也同過去任何時候一樣，仍然是我們全部工作的基礎和主要內容。然而不要忘記，除了這個一般的、經常的、基本的任務以外，俄國當前所處的局勢還加上了一些特殊的專門的任務。我們不要做書呆子和庸人，我們不要用一些關於我們在任何條件下和任何時候都有永遠不變的責任的空洞藉口，來推脫當前的這些特殊任務，推脫當前這種鬥爭形式的專門任務。
我們要記住，偉大的群眾性的鬥爭就要到來了。這將是武裝起義。它應當盡可能同時發動。群眾應當知道，他們是在投入一場武裝的、流血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應當在群眾中發揚視死如歸的精神，以確保鬥爭的勝利。向敵人進攻應當是最果敢的；應當成為群眾口號的是出擊，而不是防守，他們的任務就是毫不留情地消滅敵人；進行鬥爭的組織應當是機動的靈活的；要把軍隊中的動搖分子卷到積極的鬥爭中來。覺悟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履行它在這一偉大鬥爭中的職責。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一卷 680-687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