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菲·貝克爾、約·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馬克思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
列寧
(1907年4月6日〔19日〕)
現在介紹給俄國讀者的這一部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貝克爾以及19世紀國際工人運動其他領袖的書信集，對我國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文獻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補充。
我們不打算詳談這些書信對於社會主義運動史以及對於全面闡明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的重要意義，因為這是無須說明的。我們只想指出一點，這就是，要瞭解這些書信，就必須熟悉論述國際史的基本著作(見耶克的《國際》俄譯本，知識出版社出版)，熟悉論述德國和美國工人運動史的基本著作(見弗·梅林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史》和莫里斯·希爾奎特的《美國社會主義史》)等等。
我們也不打算對這部書信集的內容作概括的敘述，以及對這些書信所涉及的各個歷史時期加以評論。這一點梅林在他的《與左爾格通信集》(《新時代》第25年卷第1冊和第2冊)一文中已經出色地做到了，出版者大概會把它附在本書後面，或者以俄文單行本形式發行。
在我們所處的革命時代，對俄國社會黨人具有特殊價值的東西，乃是戰鬥的無產階級從瞭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將近30年(1867-1895年)的私人交往的活動中應當得出的那些教訓。因此，我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文獻最初嘗試向讀者介紹馬克思和恩格斯給左爾格書信的時候，也正是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方面的“迫切”問題被提出來的時候(普列漢諾夫的《現代生活》，孟什維克的《評論》)，這是毫不奇怪的。現在我們要請讀者注意的，也就是對本書信集中那些從俄國工人政黨目前任務來看特別重要的地方所作的評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談得最多的是英美兩國和德國工人運動中的迫切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是德國人，當時住在英國，而且又是同他們那位住在美國的同志通信。對於法國工人運動的問題，特別是巴黎公社的問題，馬克思在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庫格曼的信中談得最多，也最詳細。
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有關英美工人運動的言論同有關德國工人運動的言論比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如果注意到在德國和英美兩國，資本主義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以及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在各該國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統治形式各不相同這一事實，那麼這種比較的意義就更大了。從科學的角度看，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典範，看到善於針對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的具體特點把問題的不同重點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強調的本領。從工人政黨實際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到《共產黨宣言》的作者針對不同國家的民族工人運動所處的不同階段給戰鬥的無產階級確定任務的典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英美社會主義運動時，特別尖銳地批評它脫離了工人運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評論英國“社會民主聯盟”和美國社會主義者的大量言論中，始終貫穿著的是責備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變成了“刻板的正統思想”，責備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責備他們不善於適應在他們周圍發生的、理論上雖然很弱但生命力很旺盛、氣勢很磅?的群眾性工人運動。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的信裏感慨地說：“如果我們在1864-1873年間堅持只和那些公開承認我們綱領的人合作，那麼我們現在會處於什麼境地呢？”在這封信以前的一封信裏(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談到亨利·喬治思想對美國工人階級的影響問題時寫道：
“一兩百萬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擁護真正的工人政黨，在目前來說，要比十萬人投票擁護一個在理論上十全十美的綱領更有價值得多。”
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段話。我們這裏有一些社會民主黨人急忙引用這段話來為召開“工人代表大會”的主張或建立拉林的“廣泛的工人党”一類的主張辯護。我們要問問這些急於“引用”恩格斯的話的人，你們為什麼不用這一段話為“左派聯盟”辯護呢？這幾封被引證的信是在美國工人投票選舉亨利·喬治的那個時期寫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一位嫁給俄國人的美國人，翻譯過恩格斯的著作——當時請求恩格斯(這可以從恩格斯給她的回信中看出)把亨·喬治狠狠批評一頓。恩格斯回信說(1886年12月28日)，這樣做的時機還沒有來到，最好是讓工人政黨根據不完全純正的綱領開始形成起來。然後，工人自己就會明白問題在哪里，就會“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而妨害“工人政黨在全國範圍內鞏固起來(不管根據什麼樣的綱領)的舉動，我都認為是巨大的錯誤”。
至於亨·喬治的思想從社會主義觀點來看是完全荒謬的反動的這一點，恩格斯自然非常清楚，而且不止一次地指出過。在給左爾格的書信中，馬克思1881年6月20日的一封信很值得注意，在這封信裏，他對亨利·喬治作了評價，說他是激進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馬克思當時寫道：“亨·喬治在理論方面是非常落後的。”但恩格斯並不怕同這位貨真價實的反動社會主義者一起去參加選舉，只是要有人善於事先向群眾說明“他們自己的錯誤會造成什麼後果”(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的信)。
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談到當時美國工人的一個組織“勞動騎士”時說：“‘勞動騎士’的最大的弱點〈直譯是：腐敗的地方，〉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中立態度……每一個新參加運動的國家所採取的第一個重大步驟，始終是把工人組織成獨立的政黨，不管怎樣組織起來，只要它是一個真正的工人政黨就行。”
顯然，這裏一點也找不到可以替從社會民主黨跳到非党工人代表大會等等主張作辯護的東西。而任何一個不願意被恩格斯指責為把馬克思主義貶低成“教條”、“正統思想”和“宗派主義”等等的人，則應當從這裏認識到有時候必須同激進的“反動社會主義者”一起搞選舉運動。
但是最重要的，當然不是談論美俄兩國的這些對比(我們提到這些，只是為了回答論敵)，而是要分析英美工人運動的基本特點。這些特點就是：無產階級沒有比較重大的全國性的民主任務；無產階級還完全受資產階級政治的支配；一小撮社會主義者由於宗派主義立場而脫離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選舉中絲毫不受工人群眾歡迎等等。誰要是忘記了這些基本條件而從“美俄兩國的對比”中得出一些廣泛的結論，那就暴露出他自己極其膚淺。
恩格斯所以強調在這種條件下要成立工人的經濟組織，是因為當時已經非常穩固地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向無產階級提出了純粹社會主義的任務。
恩格斯所以強調成立一個即令是綱領欠妥的獨立工人政黨的重要性，是因為當時所說的那兩個國家中的工人根本就沒有什麼政治獨立性，他們在政治上過去和現在多半是跟著資產階級走的。
如果企圖把從這種論述中得出的結論應用到如下的國家或歷史時期，在這些國家或歷史時期中，無產階級比自由派資產者更早成立了自己的党，無產階級根本沒有投票選舉資產階級政客的傳統，直接擺在面前的不是社會主義任務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如果企圖這樣做，那就是對馬克思歷史方法的嘲弄。
如果我們把恩格斯對英美兩國運動的評論和對德國運動的評論對照一下，讀者就會更加明瞭我們的意思。
對德國運動的評論在本書信集中也很多，並且非常值得注意。所有這些評論貫穿著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思想：要謹防工人政黨中的“右翼”，要向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無情地(有時是猛烈地，如馬克思在1877-1879年間所做的那樣)開戰。
我們先從書信中引證一些論述來證實這一點，然後再來作出評價。
這裏首先必須指出卡·馬克思對赫希柏格之流的評論。弗·梅林在他的《與左爾格通信集》一文中竭力緩和馬克思以及後來恩格斯對機會主義者的抨擊，而且做得我們認為有點過分。例如，在談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時候，梅林固執己見，認為馬克思對拉薩爾和拉薩爾派的評價不正確。但是我們再說一遍，這裏我們認為重要的，並不是從歷史上來評價馬克思對於某些社會主義者的抨擊是否正確或者是否過分，而是馬克思對於整個社會主義運動中某些派別所作的原則性的評價。
馬克思抱怨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國拉薩爾派和杜林妥協(1877年10月19日的信)，同時也指責“同一幫不成熟的大學生和過分聰明的博士〈德語“博士”是相當於我國“副博士”和“大學優等畢業生”的一種學位〉妥協，這些人想使社會主義有一個‘更高的、理想的’轉變，就是說，想用關於正義、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女神的現代神話來代替它的唯物主義的基礎(這種基礎要求一個人在運用它以前認真地客觀地研究它)。《未來》雜誌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這種傾向的一個代表者，他已經‘捐資’入黨，——就算他懷有‘最高貴的’意圖，但是，我不理會任何‘意圖’。世界上很難找到一種比他的《未來》雜誌的綱領更可悲、更‘謙遜地自負’的東西了”(第70封信)。
在過了將近兩年以後(1879年9月19日)寫的另一封信裏，馬克思駁斥了那種說他和恩格斯支持約·莫斯特的謠言，並向左爾格詳細說明了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未來》雜誌是赫希柏格、施拉姆、愛·伯恩施坦三人主辦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拒絕參加這種刊物的工作，可是當談到由同一個赫希柏格參加並提供經費創辦一種新的黨的機關刊物問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要求接受他們所指定的主筆希爾施去監督這個“由博士、大學生和講壇社會主義者拼成的大雜燴”，然後又直接向倍倍爾、李蔔克內西和社會民主黨的其他領袖們發出一個通知，警告他們說：如果赫希柏格、施拉姆、伯恩施坦不改變自己的路線，那他們就要公開反對“這種糟蹋〈這個詞的意思在德語中還要厲害些〉黨和理論的行為”。
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正處於象梅林在他的《黨史》中所說的《混亂的一年》。在“非常法”頒佈以後，黨並沒有立刻找到正確的道路，最初還迷戀于莫斯特的無政府主義和赫希柏格之流的機會主義。馬克思當時在談到赫希柏格時寫道：“這些傢伙在理論上一竅不通，在實踐上毫不中用，他們想把社會主義(他們是按照大學的處方來炮製社會主義的)，主要是想把社會民主黨弄得溫和一些，把工人開導一下，或者象他們所說的，向工人注入‘啟蒙因素’，可是他們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塗觀念。他們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聲望。這不過是些可憐的反革命空談家。”
馬克思所進行的“猛烈的”進攻，使機會主義者退卻以至……銷聲匿跡了。馬克思在1879年11月19日的一封信裏通知說，赫希柏格已被排除于編輯委員會之外，而黨的所有有名望的領袖如倍倍爾、李蔔克內西、白拉克等人都已屏棄了他的那種思想。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已經由當時站在黨的革命派方面的福爾馬爾擔任編輯。又過了一年(1880年11月5日)，馬克思說，他和恩格斯經常同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報》的“可悲的”辦報方針進行鬥爭，並且往往鬥爭得很激烈。李蔔克內西1880年曾到過馬克思那裏，並保證一切方面都將“改善”。
和平恢復了，戰爭還沒有一點跡象。赫希柏格隱退了，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時候止。
1882年6月20日，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說這一鬥爭已成往事：“一般說來，德國的情況非常好。雖然，黨內著作家先生們曾經企圖使黨發生反動的轉變，但是他們可恥地失敗了：社會主義的工人處處受到的侮辱，使他們普遍地比三年前更加革命了。……這班先生〈黨內著作家〉當時極力想用溫良恭順、卑躬屈膝的辦法，乞求取消反社會黨人法，因為這項法令剝奪了他們的稿費收入。只要這個法令一旦被取消，就一定會發生公開的分裂，而菲勒克、赫希柏格……之流就會形成一個獨立的右翼；在他們還沒有最後垮臺以前，可以間或同他們進行談判。這種意見我們在反社會黨人法剛一頒佈時就說過了，當時赫希柏格和施拉姆在《年鑒》上發表了一篇可恥到了極點的文章，評論過去黨的活動，並要求党採取比較文雅禮讓的做法。”
1882年對伯恩施坦派所作的這種預言，在1898年以及後來的年代已被光輝地證實了。
從那時起，特別是從馬克思逝世以後，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在“過分地矯正”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所歪曲的路線。
1884年底。恩格斯斥責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帝國國會議員投票擁護航運補助金(見梅林的《黨史》)時所表現的那種“市儈偏見”。恩格斯寫信給左爾格說，他不得不為此寫很多信(見1884年12月31日的信)。
1885年。恩格斯在評述航運補助金案全部經過時寫道(6月3日)：“事情幾乎弄到分裂的地步。”社會民主黨議員的“小市民欲望”是“多麼巨大”。恩格斯說：“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派別，在德國這樣的國家裏是不可避免的。”
1887年。左爾格寫信給恩格斯說，黨選舉菲勒克之類的人(赫希柏格式的社會民主黨人)為國會議員，只會使自己丟臉。恩格斯在回信中辯解說，沒有別的辦法，工人政黨無法找到參加國會的理想人選。“右翼的先生們知道，他們之所以被容忍，只是因為有反社會黨人法；一旦党重新獲得行動自由，他們就會立即被驅逐出去。”並且一般說來，最好是“黨比自己的議會英雄們好，而不要與此相反”(1887年3月3日)。恩格斯抱怨說，李蔔克內西是一個調和分子，他總是用空話來掩蓋分歧。但是事情一旦弄到分裂的地步，在決定關頭，他是會同我們站在一起的。
1889年。在巴黎舉行了兩個國際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機會主義者(以法國的可能派為首)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分裂了，恩格斯(他當時已經68歲)象一個少年一樣投入戰鬥。有許多書信(從1889年1月12日至同年7月20日)都是談同機會主義者的鬥爭的。當時不僅機會主義者受到了抨擊，而且李蔔克內西和倍倍爾等德國人也因為他們的調和態度而受到了抨擊。
恩格斯在1889年1月12日寫道：可能派已經賣身投靠政府。他還揭露了英國“社會民主聯盟”(S.D.F.)成員同可能派的聯盟。“為了這個該死的代表大會，我東奔西走，寫許多信，沒有功夫做別的事。”(1889年5月11日)恩格斯氣忿地說，可能派奔走張羅，而我們的人卻在睡大覺。現在連奧爾和席佩爾都要求我們去參加可能派的代表大會。但是這“終於”使李蔔克內西睜開了眼睛。恩格斯和伯恩施坦共同寫了反對機會主義者的小冊子(由伯恩施坦署名，但是恩格斯稱它們為“我們的小冊子”)。
“除社會民主聯盟外，可能派在整個歐洲沒有得到一個社會主義組織的擁護〈1889年6月8日〉。所以他們只得回到非社會主義的工聯方面去。”(請我國崇拜廣泛的工人党和工人代表大會等等的人們注意！〉“從美國來參加他們大會的只有一個勞動騎士的代表。”對手還是在同巴枯寧派作鬥爭中遇到的那個。“只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已經換成了可能派的旗幟：同樣是向資產階級出賣原則，以換取小小的讓步，主要是為幾個領導人謀取一些肥缺(市參議員、勞動介紹所的領導人員等等)。”布魯斯(可能派的領袖)和海德門(同可能派聯合起來的社會民主聯盟的領袖)正在攻擊“權威的馬克思主義”，企圖組成一個“新國際的核心”。
“你簡直想像不到德國人幼稚到何等地步。我連向倍倍爾說明問題所在，也花了很大力氣”(1889年6月8日)。當兩個代表大會已經開過，當革命社會民主黨人在數量上超過可能派(可能派當時同工聯主義者、社會民主聯盟以及部分奧地利人等等聯合起來了)的時候，恩格斯簡直高興極了。(1889年7月17日)他高興的是李蔔克內西等人的調和主義方案和提案都宣告失敗了。(1889年7月20日)“我們那些多愁善感的調和主義者極力主張友愛和睦，結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腳的報應。也許這會把他們的病醫好一些時候。”
……梅林說得對(《與左爾格通信集》)，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愛講什麼“客氣”：“他們每次打人從不怎麼猶豫，但每次挨打也從不叫苦。”恩格斯有一次寫道：“如果以為他們的那些小針頭能夠刺穿我這一層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他們就錯了。”梅林在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時寫道：他們希望別人也養成他們那種不為情感所動的性格。
1893年。把“費邊派”鞭打了一頓，這是……譴責伯恩施坦派的時候自然要做的事(要知道，伯恩施坦在英國“費邊派”那裏“培養”他的機會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倫敦這裏，費邊派是一夥野心家，不過他們有相當清醒的頭腦，懂得社會變革必不可免，但是他們又不肯把這個艱巨的事業交給粗魯的無產階級單獨去做，所以他們慣于自己出來領導無產階級。害怕革命，這就是他們的基本原則。他們多半是‘有教養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是地方公有社會主義：生產資料不應當歸國家所有，而應當歸公社所有，至少是在開頭應該這樣做。他們把自己的社會主義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一種極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就產生了他們的策略：不是把自由黨人當作敵人來堅決地進行鬥爭，而是推動他們作出社會主義的結論，也就是哄騙他們，‘用社會主義滲透自由主義’，不是拿社會主義候選人去同自由黨人相對抗，而是要把他們塞給自由黨人……也就是用欺騙手段使他們當選。他們這樣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騙和受愚弄，就是欺騙社會主義，這當然是他們所不瞭解的。
費邊派除了出版各種各樣的惡劣作品外，還盡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傳品，這是英國人在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東西。但是當他們一回到他們的特殊策略——抹煞階級鬥爭時，那就糟糕了。他們所以瘋狂地仇視馬克思和我們大家，就是因為我們主張階級鬥爭。
費邊派當然有許多資產階級信徒，所以‘也有錢’。……”
對社會民主黨內的知識份子機會主義派的經典評價
1894年。農民問題。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0日寫道：“在大陸上，隨著運動的日益發展，渴望獲得更大成就的心理也在加強，而名副其實的獵取農民的活動就風行起來了。起初，法國人通過拉法格在南特不僅聲明說：直接加速小農的破產，這不是我們的事情，這一點資本主義會替我們操心；而且還說：必須直接保護小農，使他們不受國庫、高利貸者和大地主剝削。但是這一點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贊同的，因為第一，這是愚蠢的；第二，這也是不可能的。接著，福爾馬爾又在法蘭克福發表演說，他打算收買全體農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亞要收買的農民，不是萊茵河流域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小農，而是中農，甚至是剝削雇農和大批地買賣牲口和糧食的大農。除非我們放棄一切原則，否則是不能同意這一點的。”
1894年12月4日：“……巴伐利亞人變得非常機會主義的了，並且幾乎成了普通的人民政黨(我指的是大多數領袖和許多新入黨的人)；在巴伐利亞邦議會中，他們投票贊成整個預算，特別是福爾馬爾在農民中間進行鼓動，其目的不是為了吸引雇農，而是為了吸引上巴伐利亞的大農，這些人佔有土地25-80英畝(10-30公頃)，就是說非使用雇工不可。……”
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多年來始終不渝地在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作鬥爭，批評社會主義運動中的知識份子庸俗習氣和市儈習氣。這是一個極重要的事實。一般人都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被看作實行無產階級馬克思主義政策和策略的模範，但是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怎樣經常不斷地同該黨“右翼”(恩格斯的說法)作鬥爭。恩格斯逝世不久，這種鬥爭就從秘密轉向公開了，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數十年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現在，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在恩格斯(以及馬克思)所作的勸告、指示、糾正、威脅和教導中，貫穿著兩條路線。對於英美社會主義者，他們總是堅持不懈地號召同工人運動打成一片，剷除自己組織中的狹隘的頑固的宗派主義精神。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總是堅持不懈地教導不要陷入庸俗習氣、“議會迷”(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信裏使用的說法)和市儈知識份子機會主義的泥坑。
我國社會民主黨中的長舌婦喋喋不休地談論前一種勸告，而閉口不談後一種勸告，這難道不值得玩味嗎？在評論馬克思和恩格斯書信時所表現的這種片面性，難道不是我們俄國某些社會民主黨人的……“片面性”的明證嗎？
現在，當國際工人運動出現嚴重動盪和動搖的徵兆的時候，當機會主義、“議會迷”和庸俗改良主義的極端表現引起完全相反的革命工團主義的極端表現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糾正”英美社會主義運動和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時所採取的總路線就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根本沒有社會民主工党、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參加議會、不論在選舉中或報刊上都根本看不到一貫的堅定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國家裏，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教導社會黨人無論如何要打破狹隘的宗派圈子，參加到工人運動中去，以便使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振作起來，因為在19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年代裏，無產階級不論在英國或美國都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政治獨立性。這兩個國家的政治舞臺——在幾乎完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歷史任務的條件下——完全被趾高氣揚的資產階級佔據著，被這個在欺騙、腐蝕和收買工人的手腕上舉世無雙的資產階級佔據著。
如果誰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英美工人運動的勸告可以簡單地直接地應用到俄國來，那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就不是為了弄清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不是為了研究各特定國家工人運動的具體歷史特點，而是為了打知識份子的、派別組織的小算盤。
相反，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過去和現在都被“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的軍事專制”(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使用的說法)統治著、無產階級早已參加政治生活並實行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最怕的是用議會活動來限制和用庸人觀點來縮小工人運動的任務和規模。 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我們尤其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方面加以強調，提到首位，因為我國自由派資產階級廣大的、“出色的”、富有的報刊正用各種辦法向無產階級鼓吹鄰邦德國工人運動“模範的”忠順態度和合法的議會活動，鼓吹它如何溫文爾雅。背叛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分子製造這種別有用心的謊言，並不是出於偶然，也不是由於立憲民主黨營壘中某些過去的大臣或未來的大臣品德敗壞。他們這樣做是出於俄國自由派地主和自由派資產者的根本的經濟利益。俄國一切社會黨人在同這種謊話、這種“愚化群眾”(——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信中使用的說法)的行為作鬥爭中，都應當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當作必不可少的武器。
自由派資產者製造的別有用心的謊言，要人民相信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舉止如何“文雅”。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領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則告訴我們說：
“法國人的革命言論和行動，使菲勒克分子及其同夥〈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中的社會民主黨人機會主義分子〉的哀鳴顯得更加醜惡了〈這裏是指法國眾議院裏工人政黨的形成和德卡賽維爾工人罷工迫使法國激進黨人離開法國無產階級一事〉。在最近關於反社會黨人法的辯論中，就只有倍倍爾和李蔔克內西發了言，他們兩人都講得很好。有了這樣的辯論，我們又能在上流社會出頭露面了，而這種情況在過去是不常有的。特別是在德國人派了這麼多庸人參加帝國國會(不過這也難免)以後，有人出來同他們爭奪一下領導權，一般說來是件好事。德國在平靜時期一切都變得庸俗了。在這種時候，法國競爭的刺激是絕對必要的……”(1886年4月29日的信)
這就是深受德國社會民主黨思想影響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應當好好吸取的教訓。給予我們這種教訓的，並不是19世紀兩位最偉大人物的書信中的個別詞句，而是他們對無產階級國際經驗所作的批評的全部精神和全部內容，這種批評是同志式的、坦率的，絕無外交辭令，決不使用心計。
至於這種精神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書信中究竟貫穿到什麼程度，還可以從下面一些雖屬較為局部性的但是極能說明問題的言論中看出來。
1889年，英國開始了由沒有受過訓練的不熟練的普通工人(煤氣工人、碼頭工人等)進行的年輕的、生氣勃勃的、充滿新的革命精神的運動。恩格斯對這件事特別高興。馬克思的女兒“杜西”(Tussy)當時在這些工人中間進行鼓動工作，恩格斯對她極為誇獎。1889年12月7日他從倫敦寫信說：“這裏最可惡的，就是那種已經深入工人肺腑的資產階級式的‘體面’。社會分成大家公認的許多等級，其中每一個等級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時還有一種生來就對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級表示尊敬的心理；這種東西已經存在這樣久和這樣根深蒂固，以致資產者要搞欺騙還相當容易。
例如，我絕不相信約翰·白恩士在本階級中享有的聲望會比他在曼甯紅衣主教、市長和一般資產者那裏的聲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退伍的中尉)在多年以前就同資產階級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氣，而他在教會的教士會議上卻鼓吹社會主義等等。連我認為是他們中間最優秀的人物湯姆·曼也喜歡談他將同市長大人共進早餐。只要把他們同法國人比較一下，你就會知道革命有多麼良好的影響。”
這段話是用不著解釋的。
再舉一個例子。1891年，歐洲出現了戰爭危險。恩格斯當時常常同倍倍爾通信討論這件事，他們一致認為，如果德國受到俄國侵犯，德國社會黨人就要同俄國人及其同盟者進行殊死的戰鬥，不管這些同盟者是誰。“德國如被扼殺，我們也會和它一起同歸於盡。若是發生有利的轉變，鬥爭就會異常激烈，那時德國只有採取革命的手段才能站住腳，因而我們很可能不得不掌握政權，演一次1793年。”(1891年10月24日)
請那些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說俄國工人政黨在1905年所設想的“雅各賓式的”遠景不合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機會主義者們聽聽吧！恩格斯直截了當地向倍倍爾指出，社會民主黨人有可能不得不參加臨時政府。
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對社會民主工黨的任務有這樣的看法，他們對俄國革命及其偉大的世界意義充滿了極其樂觀的信心，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從這本書信集中，可以看出他們將近二十年來始終這樣熱情地期待著俄國的革命。
拿馬克思1877年9月27日的一封信來看。東方的危機使馬克思非常高興。“俄國早已站在變革的門前，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由於土耳其好漢……打擊了……變革的爆發將提前許多年。按照一般規則，變革將從立憲的把戲開始，接著就會有一場絕妙的熱鬧事。要是老天爺不特別苛待我們，我們該能活到這個勝利的日子吧。”(馬克思當時59歲)
老天沒有讓而且看來也不可能讓馬克思活到“這個勝利的日子”。但是“立憲的把戲”被他說中了，他的話就像是昨天針對俄國第一、二兩屆杜馬說的。要知道，告誡人民防止“立憲的把戲”，正是自由派和機會主義者非常痛恨的那個抵制策略的“靈魂”……
再看看馬克思1880年11月5日的一封信。由於《資本論》在俄國大受歡迎，他感到十分高興，並站在民意黨人一邊反對當時剛剛產生的土地平分派。馬克思準確地看出了土地平分派觀點中的無政府主義成分(他當時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民粹派－土地平分派後來會變成社會民主黨人)，並且用尖刻的譏諷詞句猛烈地抨擊了土地平分派：
“這些先生反對一切政治革命行動。俄國應當一個筋斗就翻進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千年王國中去。他們現在就用令人討厭的學理主義為翻這種筋斗作準備，而這種學理主義的所謂原則，是由已故的巴枯寧首創而流行起來的。”
由此可以想見，馬克思會怎樣估計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革命行動”對於1905年和以後年代的俄國的重要意義了。
再看看恩格斯1887年4月6日的一封信。“而俄國看來會發生危機。最近的幾次謀刺使一切都陷入混亂……”1887年4月9日的信上也這樣說：“軍隊中充滿了心懷不滿的從事密謀活動的軍官〈恩格斯當時對民意黨人的革命鬥爭印象很深，他把希望寄託在軍官身上，還看不到俄國士兵和水兵在18年後極其光輝地表現出來的革命性〉。……我不認為這種局面能拖到年底……只要俄國一干起來，那就太好了！”
1887年4月23日的一封信說：“在德國，一個迫害接著一個迫害〈迫害社會黨人〉。看樣子，俾斯麥想準備好一切，以便俄國一旦爆發革命(現在看來，這也許只是幾個月內的事)，德國也會立即幹起來。”
事實證明，這幾個月很長很長。毫無疑問，肯定會有一些庸人要皺眉蹙額，嚴厲指責恩格斯的“革命主義”，或者取寬容態度，對這位亡命國外的老革命家的陳舊的空想一笑置之。
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國”很快成立這一點上(“為共和國捐軀”，——恩格斯回憶他1848—1849年期間參加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的情緒時這樣稱呼那個時代)，有很多錯誤，常常犯錯誤。他們在1871年也犯了錯誤——當時他們一心一意想“把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他們〈貝克爾寫的是“我們”，這是指他自己和他的親密朋友，見1871年7月21日的第14封信〉為此而犧牲了一個人所能犧牲的一切，冒了一個人所能冒的一切危險……”在同一封信裏還說：“如果我們能在三四月間多籌集一些錢，我們也許就能把整個法國南部發動起來，使巴黎公社得到挽救。”(第29頁)但是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並且確實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擺脫日常的瑣碎的任務時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官僚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揚、喊叫和訴說他們的謬論(說革命是無謂忙碌，革命鬥爭是徒勞，反革命的“立憲”幻想妙不可言)時所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
俄國工人階級一定能用他們充滿錯誤的革命行動來爭得自由，推動歐洲前進。讓那些在革命方面沒有行動的庸人以沒有錯誤而自誇吧。
尼·列寧
1907年4月6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一卷 709-728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