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列寧
1917年8-9月
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勢力極大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指的是它們的“後方”）變成了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禍和災難，使群眾生活痛苦不堪，使他們更加憤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會黨內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維奇以及以稍加掩飾的形式出現的策列鐵裏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派，等等）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這種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就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的最著名領袖卡爾·考茨基。最後，我們要給俄國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看來現在（1917年8月初）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
作 者
1917年8月
本版，即第2版，幾乎沒有變動，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節。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於莫斯科
階級社會和國家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盡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證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我們先從傳播最廣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講起，這本書已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了第6版。我們必須根據德文原著來譯出引文，因為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的分析時說：“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勿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頁）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正是從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點上開始的，這種歪曲來自兩個主要方面。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這樣來“稍稍糾正”馬克思，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而照市儈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論家們說來（往往還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據！），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抑制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家寫的無數決議和文章，都浸透了這種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不可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瞭解的。我國社會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都在這樣證明），而是唱著准社會主義的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麼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下面我們會看到，是馬克思對革命的任務作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後十分明確地得出來的。正是這個結論被考茨基......“忘記”和歪曲了，這一點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還要詳細地證明。
恩格斯繼續說：“......國家和舊的氏族〈或克蘭〉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我們現在覺得這種劃分“很自然”，但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舊組織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蘭〉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裏闡明了被稱為國家的那種“力量”的概念，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什麼呢？主要是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公共權力已經“不再”同武裝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覺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員警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但是，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
19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認為只能是這樣。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瞭解什麼是“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為什麼要有特殊的、居於社會之上並且同社會相異化的武裝隊伍（員警、常備軍）這個問題，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復，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複雜化、職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蓋了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複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
這樣的組織所以不可能有，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的”武裝，就會導致它們之間的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建立起來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壞國家機構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的同類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論述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正是每次大革命實際地、明顯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動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在下面會看到，歐洲和俄國歷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樣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時，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種公共權力極其微小（這裏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指的是帝國主義以前時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數的地方），但一般說來，它是在加強：
“......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使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
這段話至遲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無限權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國還是剛剛開始，在北美和德國更要差一些。此後，“侵略競爭”進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這些“競爭的侵略者”，即進行掠奪的大國瓜分完了。從此陸海軍備無限增長，1914-1917年由於英德兩國爭奪世界霸權即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掠奪戰爭，使貪婪的國家政權對社會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釀成大災大難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個大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這個競爭加劇了許多倍而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卻用“保衛祖國”、“保衛共和國和革命”等等詞句來掩蓋他們維護“自己”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為！
為了維持特殊的、站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就需要捐稅和國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站在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克蘭〉社會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於是制定了官吏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員警”卻有比克蘭代表更大的“權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國家掌握軍權的首腦，也會對“不是用強制手段獲得”社會“尊敬”的克蘭首領表示羡慕。
這裏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居於社會之上？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殺了。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德國的俾斯麥，都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開始迫害革命無產階級以後，在蘇維埃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而已經軟弱無力，資產階級又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直接解散它的時候，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所採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法國和美國）。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國中，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頭幾個月裏，也可以說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聯姻的蜜月期間，帕爾欽斯基先生暗中破壞，不願意實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進行掠奪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國庫的種種措施，而在帕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樣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12萬盧布的肥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是政府同辛迪加結成聯盟，還是“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切爾諾夫、策列鐵裏、阿夫克森齊耶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著什麼作用？他們是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的“直接”同盟者，還是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裏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選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顯然是考慮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驗，說普選制是
“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尺規。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卻正是期待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這種荒謬的想法：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裏”能夠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並保證實現這種意志。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種荒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個十分明白、準確而具體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宣傳鼓動中遭到歪曲。至於恩格斯在這裏所唾棄的這種想法的全部荒謬性，我們在下面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現今的”國家的看法時還會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傳最廣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總結如下：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鼓動書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這種引用也多半好象是對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為了例行公事式地對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絲毫不去考慮，先要經過多麼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他們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國家機器究竟是什麼。
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是這樣著名，這樣經常地被人引證，又這樣清楚地表明瞭通常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以致對它必須詳細地考察一下。現在我們把談到這句話的整段論述援引如下：
“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產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E學中實行的變革）》德文第3版第301-303頁）
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在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論述中，被現代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思想實際接受的只有這樣一點：和無政府主義的國家“廢除”說不同，按馬克思的觀點，國家是“自行消亡”的。這樣來削剪馬克思主義，無異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機會主義，因為這樣來“解釋”，就只會留下一個模糊的觀念，似乎變化就是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似乎沒有飛躍和風暴，沒有革命。對國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眾化的（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理解，無疑意味著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實際上，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粗暴的、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歪曲，所以產生這種歪曲，從理論上說，是由於忘記了我們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極重要的情況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這段論述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這是什麼意思，人們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一點，就是認為這是恩格斯的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毛病”。其實這句話扼要地表明瞭最偉大的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地加以論述。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裏所講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他講的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餘。按恩格斯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
第二，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恩格斯這個出色的極其深刻的定義在這裏說得十分清楚。從這個定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人對千百萬勞動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就是“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這就是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顯然，以一種（無產階級的）“特殊力量”來代替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這樣一種更替是決不能通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斯所說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鮮明地說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確而肯定地指“國家以整個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以後即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期。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無恥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卻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沒有想到民主也是國家、因而在國家消失時民主也會消失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只有革命才能“消滅”。國家本身，就是說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國家自行消亡”這個著名的原理以後，立刻就具體地說明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從“國家自行消亡”這個原理中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
可以擔保，在1萬個讀過或聽過國家“自行消亡”論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不僅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其餘的10個人中可能有9個人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人民國家”，不知道為什麼反對這個口號就是反對機會主義者。歷史竟然被寫成這樣！偉大的革命學說竟然這樣被人不知不覺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觀念。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結論被千百次地重複，庸俗化，極其簡單地灌到頭腦中去，變成固執的偏見。而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卻被抹殺和“忘記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是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這個口號除了對於民主概念的市儈的、誇張的描寫，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由於當時是在合法地用這個口號暗示民主共和國，恩格斯也就從鼓動的觀點上同意“暫時”替這個口號“辯護”。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因為它不僅起了粉飾資產階級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現出不懂得社會主義對任何國家的批評。我們贊成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雇傭奴隸的運。其次，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黨內的同志解釋這一點。
第五，在恩格斯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還有關於暴力革命意義的論述。恩格斯從歷史上對於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評述變成了對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這一點，這個思想的意義在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的，這些思想在對群眾進行的日常宣傳鼓動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實，這些思想同國家“自行消亡”論是緊緊聯在一起的，是聯成一個嚴密的整體的。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藉以為自己開闢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歎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儘管每一次革命的勝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漲，他還要這麼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裏，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衝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乾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迫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頁；第2編第4章末）
怎樣才能把恩格斯從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一再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這一頌揚暴力革命的論點，同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結合在一個學說裏呢？
人們通常是借助折衷主義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他們隨心所欲（或者為了討好當權者），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時而抽出這個論述時而抽出那個論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自行消亡”論擺在首位。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書刊中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這種做法，自然並不新鮮，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可以見到的。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群眾，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下面還要更詳盡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聲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哲學的貧禱困》和《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開聲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們還可以回憶一下，約在30年以後，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達綱領的時候，曾無情地抨擊了這個綱領的機會主義），這種頌揚決不是“過頭話”，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系統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展了他們的這些觀點。我們現在就來談談他們學說中這個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
國家與革命。1848-1851年的經驗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頭兩部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寫成的。由於這種情況，這兩部著作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從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作出結論以前不久關於國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為恰當。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1885年德文版第182頁）
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月以後（1847年11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的論述，同這一段關於國家在階級消滅之後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論述對照一下，是頗有教益的：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直譯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頁和第37頁）
在這裏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這樣說）這個思想的表述，其次我們還看到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定義，這個定義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的這個定義，在正式社會民主黨的占支配地位的宣傳鼓動書刊中不僅從來沒有解釋過，而且恰巧被人忘記了，因為它同改良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擊了“民主的和平發展”這種常見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儈的幻想。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複，硬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如此，但是“忘記”補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無產階級要鎮壓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剷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些用階級妥協的幻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改造也想入非非，他們不是把改造想像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想像為少數和平地服從那已經理解到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同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觀點有密切的聯繫，它在實踐中導致出賣勞動階級的利益，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歷史就表明了這一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法、意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目前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復活起來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一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無產階級是一個特殊階級，它的生存的經濟條件為它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作了準備，使它有可能、有力量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在分離和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的同時，卻使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和組織起來。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摧殘比起無產階級來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解放獨立地進行鬥爭。
階級鬥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從而能把資產階級必然要進行的拚死反抗鎮壓下去，並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党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
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暴力組織，那麼自然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不預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組織！在《共產黨宣言》中已接近於得出這個結論，馬克思在總結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時也就談到了這個結論。
關於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總結1848-1851年的革命時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物件，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黑體是我們用的〉。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和軍事組織，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中央集權，“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職能和幫手的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
......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黑體和著重號是我們用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自己勝利的主要戰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907年漢堡第4版第98-99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的論述裏，與《共產黨宣言》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裏，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在這裏，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出了非常準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這個基本的東西，不僅被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這點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歷史作了一般的總結，使人們認識到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後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裏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怎樣（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1852年提出並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忠於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他以1848-1851偉大革命年代的歷史經驗作為依據。馬克思的學說在這裏也象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用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現在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需要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歷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面對著各被壓迫階級的獨立行動，國家機器如何改變，如何演變？無產階級在對待這個國家機器方面的任務是什麼？
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徵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這兩種機構恰巧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每個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繫。工人階級是根據親身的體驗來學習領會這種聯繫的，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很容易懂得並且很深刻地理解這種聯繫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是無知地、輕率地否認這個道理，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而忘記作出相應的實際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內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把國家看作寄生機體是無政府主義獨具的特性。當然，這樣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空前地玷污社會主義、竟把“保衛祖國”的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來替這個戰爭辯護和粉飾的市儈，是大有好處的，然而這畢竟是無可置疑的歪曲。
經過從封建制度崩潰以來歐洲所發生的為數很多的各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官吏和軍事機構逐漸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還必須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個機構，這個機構給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閒和榮耀的職位，使這些職位的佔有者居於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國在1917年2月27日以後這半年中發生的情況吧：以前優先給予黑幫分子的官吏位置，現已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獵取的對象。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想進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這些改革推遲“到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而且又把立憲會議慢吞吞地推遲到戰爭結束再舉行！至於瓜分戰利品，攫取部長、副部長、總督等等職位，卻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玩弄聯合組閣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戰利品”的一種表現。各種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職位已經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重新瓜分糾正了，----這無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這半年的總結，客觀的總結。
但是在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拿俄國的例子來講，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間）“重新瓜分”官吏機構的次數愈多，各被壓迫階級，以無產階級為首，就會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同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黨，都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構，也就是鞏固原有的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提出這樣的任務：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而是破壞它、消滅它。
這樣提出任務，不是根據邏輯的推論，而是根據事變的實際發展，根據1848-1851年的生動經驗。馬克思在1852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從這裏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多麼嚴格地以實際的歷史經驗為依據。那時在這個問題上，經驗還沒有提供材料，後來在1871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在1852年，要以觀察自然歷史那樣的精確性下斷語，還只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面臨“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摧毀”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裏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把馬克思的經驗、觀察和結論加以推廣，用到比1848-1851年這三年法國歷史更廣闊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為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重溫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話，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恩格斯在《霧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裏寫道：“......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裏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裏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裏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1907年版第4頁）
最後一句評語已經過時了，因為從1871年起，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就停頓了，雖然這種停頓（無論它會持續多久）絲毫不排除法國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有可能成為使階級鬥爭達到徹底的結局的典型國家。
現在我們來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裏更緩慢地、更多樣地、範圍更廣闊得多地進行著那同一個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還是在君主制的國家（英國、一定程度上的德國、義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都逐漸形成“議會權力”；另一方面，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基礎的情況下，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瓜分著和重新瓜分著官吏職位這種“戰利品”，為爭奪政權進行著鬥爭；最後，“行政權力”，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日益完備和鞏固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整個演變過程的共同特徵。法國在1848-1851年這3年內迅速地、鮮明地、集中地顯示出來的，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特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帝國主義，即銀行資本時代，資本主義大壟斷組織的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還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由於要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無產階級，“國家機器”就大大強化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就空前膨脹起來了。
現在，全世界的歷史無疑正在較之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提供了極有教益的材料。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摘要登在《新時代》雜誌上（第25年卷第2冊第164頁）。在這封信裏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證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在這一段話裏，馬克思極其鮮明地表達了兩點：第一，他的學說同先進的和最淵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學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第二，他的國家學說的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局限於階級鬥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裏。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踐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書第1版刊行以後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市儈式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卑鄙地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卡·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符合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立場所作的上述評語，因為這種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的領域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的領域。（而在這個領域內，在這個領域的範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貫徹到最主要之點，貫徹到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貫徹到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的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
國家與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馬克思的分析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現以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告誡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會是一種絕望的愚蠢舉動。但是，當1871年3月工人被迫進行決戰的時候，當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儘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極其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沒有固執己見，學究式地非難運動“不合時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1月曾寫文章鼓勵工人農民進行鬥爭，而在1905年12月以後卻自由派式地大叫什麼“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是為“沖天的”（他的用語）公社戰士的英雄主義感到歡欣鼓舞，他還從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雖然它沒有達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戰士的革命經驗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署名的最後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這篇序言中，作者卡爾·馬克思和弗裏德里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
接著他們說：“......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單引號內的話，是兩位作者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的這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他們把這個教訓加進《共產黨宣言》，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個極其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歪曲了，而《共產黨宣言》的讀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這個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們在下面專論歪曲的那一章裏，還要對這種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所引證的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認為馬克思在這裏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張奪取政權等等。
實際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當巴黎公社存在的時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裏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裏，而應該把它打碎〈黑體和著重號是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正是這樣。”（《新時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冊第709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書信至少有兩種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編輯和作序的。）
“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瞭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被人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現時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義的“解釋”公然歪曲了！
至於馬克思提到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有關地方，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證的馬克思的這段論述中，有兩個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於大陸。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國家的典型。所以馬克思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設想有可能而且確實有可能不以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為先決條件。
現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馬克思的這個限制已經不能成立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和官僚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官僚和軍閥支配一切、壓迫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污濁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要以打碎、破壞“現成的”（是1914-1917年間在這兩個國家已製造出來而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的）“國家機器”，作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的意。“人民”革命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願意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司徒盧威信徒，也許會說馬克思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了非常貧乏的自由主義：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立，再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他們對這種對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紀的革命為例，那麼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應該算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在這兩次革命中都沒有很積極地、獨立地起來鬥爭，都沒有明顯地提出自己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時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無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慘遭壓迫和剝削的社會最“底層”，曾經獨立奮起，給整個革命進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會來代替正被破壞的舊社會。
1871年，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占人民的大多數。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都包括進來的革命，才能成為真正把大多數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的“人民”就是由這兩個階級構成的。這兩個階級因為都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摧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數，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同無產者自由聯盟的“先決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民主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著力求為自己開闢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是，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馬克思在談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時，極嚴格地估計到了1871年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實際的階級對比關係，但他絲毫沒有忘記小資產階級的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另一方面，他又確認，“打碎”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雙方的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了剷除“寄生物”、用一種新東西來代替的共同任務。
究竟用什麼東西來代替呢？
1847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十分抽象，確切些說，只是指出了任務，而沒有指出解決任務的方法。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代替，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
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會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究竟怎樣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全最徹底地“爭得民主”這點相適應，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並沒有陷於空想，而是期待群眾運動的經驗來解答。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公社的經驗（儘管經驗很少）作了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地方摘錄下來：
起源於中世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員警、官僚、僧侶和法官”，在19世紀發展起來了。隨著資本和勞動之間階級對抗的發展，“國家政權也就愈益襛具有壓迫勞動的公共權力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在每次標誌著階級鬥爭的一定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愈益公開地顯露出來”。在1848-1849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第二帝國把這種情況固定下來了。
“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公社正是”“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種“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樣的呢？它已開始建立的國家是怎樣的呢？
“……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
現在一切願意以社會黨自命的政黨的綱領中都載有這個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麼價值，這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徑中看得最清楚，因為他們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後就已在實際上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
“……一向作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員警，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員警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後，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完全可以撤換。但是這個“僅僅”，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大更替。在這裏恰巧看到了一個“量轉化為質”的例子：民主實行到一般所能想像的最完全最徹底的程度，就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化成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化成一種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裏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象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著重指出的公社所採取的一項措施：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裏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最乾淨！通俗的解釋（這種解釋多不勝數）是不提這一點的。人們把這一點看作已經過時的“幼稚的東西”，“照例”不講它，正如基督教徒在獲得國教地位以後，把帶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種種“幼稚的東西”“忘記了”一樣。
降低國家高級官吏的薪金，看來“不過”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現代機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愛·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複資產階級那種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同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一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第二，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剷除乾淨。
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措施關係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繫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繫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馬克思寫道：“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上升”，能夠“出人頭地”（從資產階級的意義來說），即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者變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任何一個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占大多數），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有一個“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
馬克思寫道：“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裏代表和鎮壓（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裏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任何一個工廠主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占了統治地位，這個在1871年對議會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評，現在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之列。部長和職業議員們，現今的無產階級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把批評議會制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做，又根據這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宣佈，對議會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難怪“先進的”議會制國家的無產階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爾、韓德遜、王德威爾得、斯陶寧格、布蘭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會黨人”就產生惡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團主義，儘管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象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樣，把革命的辯證法看作是一種時髦的空談或動聽的詞藻。馬克思善於無情地屏棄無政府主義，鄙視它甚至不會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這個“畜圈”，特別是在顯然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給議會制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裏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議會看作國家的一種機構，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擺脫議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議會制呢？
我們不得不一再指出，馬克思從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訓竟被忘得這樣乾淨，以致對議會制的批評，除了無政府主義的或反動的批評，任何其他的批評都簡直為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應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所不知道了。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於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
“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這正好擊中了現代的議員和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哈巴狗”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E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裏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後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經顯露出來了。帶有腐朽的市儈習氣的英雄們，如斯柯別列夫和策列鐵裏之流，切爾諾夫和阿夫克森齊耶夫之流，竟把蘇維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資產階級的議會，把它變成了清談館。在蘇維埃裏，“社會黨人”部長先生們用空談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民。在政府裏，不斷地更換角色，一方面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嘗嘗高官厚祿的“甜頭”，另一方面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而在官廳裏，在司令部裏，卻在“幹著”“國家”工作！
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即使沒有這個自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情況不也證明了這一點嗎？這裏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呆在官場裏的切爾諾夫、魯薩諾夫、晉季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報》的其他編輯先生，是這樣的不知羞恥，竟滿不在乎地在公眾面前象談小事情一樣厚著臉皮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來愚弄鄉下佬的，官吏的官廳的拖拉作風則是為了博得資本家的“歡心”，這就是“真誠”聯合的實質。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裏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像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而沒有議會制，我們卻能夠想像和應該想像，除非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是空談，除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願望不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願望，而是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象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爾得之流的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既為公社需要、又為無產階級民主需要的那種官吏的職能時，拿“任何一個工廠主”雇用的人員來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監工和會計”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作比喻。
馬克思沒有絲毫的空想主義，就是說，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以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為依據，竭力從這個經驗中取得實際教訓。他向公社“學習”，就象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的偉大運動的經驗學習而從來不對這些運動作學究式的“訓誡”（象普列漢諾夫說“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鐵裏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一樣。
要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是談不到的。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舊的官吏機器，立刻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機器來逐步取消任何官吏，這並不是空想，這是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
資本主義使“國家”管理的職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拋棄“長官職能”，把全部問題歸結為無產者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以全社會名義雇用“工人、監工和會計”。
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並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從；這種由於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無政府主義幻想，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容，實際上只會把社會主義革命拖延到人們變成另一種人的時候。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現在的人沒有服從、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對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的服從。國家官吏的特殊“長官職能”可以並且應該立即開始、在一天之內就開始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夠勝任，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了。
我們工人自己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建立由武裝工人的國家政權維護的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託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當然還要用各式各樣的和各種等級的技術人員），----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裏開始做起。在大生產的基礎上，這個開端自然會導致任何官吏逐漸“消亡”，使一種不帶引號的、與雇傭奴隸制不同的秩序逐漸建立起來，在這種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監督職能和填制表報的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然後將成為一種習慣，最後就不再成其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郵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型。這是非常正確的。目前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托拉斯都變為這種樣式的組織。這裏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笨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只要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拳粉碎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毀現代國家的官僚機器，我們就會有一個除掉了“寄生物”而技術裝備程度很高的機構，這個機構完全可以由已經聯合起來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對所有這些人的工作如同對所有“國家”官吏的工作一樣，付給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在對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務，它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考慮到了實際上已經由公社開始了的嘗試（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
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得象郵政一樣，做到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下使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如同所有公職人員一樣，都領取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金，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標。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取消議會制而保留代表機構，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的這些機構免除家產階級的糟蹋。
4．組織起民族的統一
“……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也應當由各個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還會留給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能，則不應該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樣予以廢除，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淩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剷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站在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裏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是多麼不理解，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多麼不願意理解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談到馬克思的上述這些話時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普魯東主張的聯邦制……儘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普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這幾個字放在引號內，想必他是表示諷刺〉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的思路是再接近不過的”。伯恩施坦接著又說：自然，地方自治機關的意義在增長，但是“民主的第一個任務是不是就象馬克思和普魯東所想像的那樣是廢除現代國家和完全改變其組織（由各省或各州的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州的會議則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成），從而使全國代表機關的整個舊形式完全消失，對此我是有懷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第136頁）
把馬克思關於“消滅國家政權----寄生物”的觀點同普魯東的聯邦制混為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機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裏談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對立的聯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裏都存在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圍、在充滿市儈的庸俗習氣和“改良主義的”停滯現象的環境中他所看到的東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機關”！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點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進行過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過伯恩施坦，特別是俄國著作界的普列漢諾夫和歐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談到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這一歪曲。
機會主義者根本不會革命地思考，根本不會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聯邦制”強加在馬克思頭上，把他同無政府主義的始祖普魯東混為一談。而想成為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卻對此默不作聲！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極端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的根源之一。關於這種庸俗的觀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一點聯邦制的痕跡。馬克思和普魯東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普魯東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普魯東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不管是普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主義者都不願意看見，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同普魯東和巴枯寧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論述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會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看成是消滅集中制！
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體制組織起來，把所有公社的行動統一起來去打擊資本，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交給整個民族、整個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嗎？難道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嗎？
伯恩施坦根本不會想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願統一為一個民族，可能使無產階級的公社在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事業中自願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樣，以為集中制是只能從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制實行和維持的東西。
馬克思似乎預料到會有人歪曲他的這些觀點，所以特意著重指出，如果非難公社要破壞民族的統一、廢除中央政權，那就是故意捏造。馬克思特意使用“組織起民族的統一”這樣的說法，以便提出自覺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來同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對立。
但是……充耳不聞比聾子還糟。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正是充耳不聞消滅國家政權、剷除寄生物這樣的話。
我們已經引用了馬克思有關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充幾段。
馬克思寫道：“……新的歷史創舉通常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為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於是這個摧毀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誤認為是……中世紀公社的復活。……是……許多小邦的聯盟〈孟德斯鳩，吉倫特派〉……是反對過分的中央集權的古老鬥爭的擴大形式。……
……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僅這一點就會把法國的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會使農村生產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領導，保證他們能夠得到城市工人做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在已被廢棄的國家政權的東西了。”
“消滅國家政權”這個“寄生贅瘤”，“剷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在已被廢棄”，----這就是馬克思評價和分析公社的經驗時在國家問題上使用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寫的，現在必須把這些話發掘出來，使廣大群眾能夠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馬克思觀察了他經歷的最後一次大革命之後作出的結論，恰巧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代到來的時候被人忘記了。
“……人們對公社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以及公社代表各種不同的利益，證明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就是騙人的東西。……”
空想主義者致力於“發現”可以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考慮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則把議會制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形式當作不可逾越的極限，對這個“典範”崇拜得五體投地，宣佈摧毀這些形式的任何意圖都是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的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國家一定會消失；國家消失的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去發現這個未來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對法國歷史作了精確的觀察，對它進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導致的結論：事情已到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地步。
當無產階級的群眾革命運動已經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來研究這個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樣的形式，雖然這個運動遭到了挫折，雖然這個運動為期很短而且有顯著的弱點。
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和“終於發現的”、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政治形式。
我們往下就會看到，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和另一種條件下繼續著公社的事業，證實著馬克思這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
續前。恩格斯的補充說明
馬克思對公社經驗的意義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點。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談到這個問題，說明馬克思的分析和結論，並且有時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闡明這個問題的其他方面，因此我們必須特別來談談這些說明。
恩格斯在他論住宅問題的著作（1872年）中，已經考慮到了公社的經驗，幾次談到了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談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明顯地說明了無產階級國家同現今的國家相似的地方，根據這些相似的地方我們可以把兩者都稱為國家；另一方面又明顯地說明了兩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說，說明了向消滅國家的過渡。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社會裏，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就是說，一點也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意義深遠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必為未來社會的組織臆造種種空想方案，也就用不著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讓沒有房子住或現在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裏去。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為社會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會象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和佔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頁）
這裏沒有考察國家政權形式的改變，只談到國家政權活動的內容。剝奪和佔據住宅是根據現今國家的命令進行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上來講，也會“下令”佔據住宅和剝奪房屋。但是很明顯，舊的執行機構，即同資產階級相聯繫的官吏機構，是根本不能用來執行無產階級國家的命令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部工業，是同普魯東主義的‘贖買’辦法完全相反的。如果採用後一種辦法，單個勞動者將成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農民土地、某些勞動工具的所有者；如果採用前一種辦法，則‘勞動人民’將成為全部住宅、工廠和勞動工具的集體所有者。這些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所以，由勞動人民實際佔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第68頁）
我們在下一章將要考察在這段論述中觸及的問題，即關於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的問題。恩格斯非常謹慎，他說無產階級國家“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分配住宅。把屬於全民的住宅租給單個家庭就既要徵收租金，又要實行一定的監督，還要規定分配住宅的某種標準。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國家形式，但決不需要那種公職人員享有特權地位的特殊的軍事和官僚機構。至於過渡到免費分配住宅，那是與國家的完全“消亡”聯繫著的。恩格斯談到布朗基主義者在公社以後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響而轉到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上的時候，曾順便把這個立場表述如下：
“……無產階級必須採取政治行動，必須實行專政，作為向廢除階級並和階級一起廢除國家的過渡……”（第55頁）
一些喜歡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者“從事剿滅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大概以為，在這裏承認“廢除國家”，在上述《反杜林論》的一段論述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社會沙文主義者給國際主義者加上無政府主義的罪名現在是愈來愈時行了。
國家會隨著階級的廢除而廢除，馬克思主義向來就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反杜林論》的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論述，並不是簡單地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這次論戰發生在187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把駁斥普魯東主義者即“自治論者”或“反權威主義者”的文章寄給義大利的一個社會主義文集。這些文章在1913年才譯成德文發表在《新時代》上。
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時寫道：“……如果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侮辱原則的莫大罪行，因為工人為了滿足自己低微的起碼的日常需要，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廢除國家，而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新時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冊第40頁）
請看，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僅僅是反對這樣地“廢除”國家！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國家將隨階級的消失而消失，或國家將隨階級的廢除而廢除，而是反對要工人拒絕使用武器，拒絕使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使用應為“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這一目的服務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著重指出無產階級所必需的國家具有“革命的暫時的形式”，以免人們歪曲他同無政府主義鬥爭的真正意思。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在廢除國家是目的這個問題上，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我們所斷言的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利用國家權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為了消滅階級，就必須實行被壓迫階級的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非常明確：工人在推翻資本家的壓迫時，應當“放下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以粉碎他們的反抗？一個階級有系統地利用武器反對另一個階級，這不是國家的“暫時的形式”又是什麼呢？
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應該問問自己：他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第二國際大多數正式的社會黨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
恩格斯更加詳盡更加通俗地闡明了這同一個思想。他首先譏笑了普魯東主義者的糊塗觀念，譏笑他們把自己稱為“反權威主義者”，也就是否認任何權威、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輪船來說吧，這是一些使用機器的、很多人有計劃地共同工作的複雜技術設施，如果沒有一定的服從，因而沒有一定的權威或權力，那就沒有一樣能夠開動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恩格斯寫道：“……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的！這是對的，但是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種權威，而是某種委託。’這些人以為，只要改變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指出，權威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它們的應用範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荒謬的；並且補充說，使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在日益擴大。然後恩格斯從權威問題的一般論述轉到國家問題。
他寫道：“……如果自治論者僅僅是想說，未來的社會組織只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拚命反對字眼。
為什麼反權威主義者不只是限於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產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把廢除權威作為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
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強制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藉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權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佈糊塗觀念；或者他們是知道的，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在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第39頁）
在這些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國家消亡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要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時應該考察的問題。那就是關於社會職能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管理職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說法（它特別容易引起誤會）指出了國家消亡有一個過程：正在消亡的國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階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國家。
恩格斯這些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來反駁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意做恩格斯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人，從1873年以來同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無數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態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這樣提問題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產生和發展，正是革命在對待暴力、權威、政權、國家方面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可以歸結為一種十足的市儈式的庸俗論調：“我們承認國家，而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這樣的庸俗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頭腦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厭惡。恩格斯就不是這樣談問題的。他著重指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的消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然後他具體地提出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恰巧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通常避而不談而可以說是把它留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專門“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抓住了關鍵：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運用國家即武裝起來並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個革命政權嗎？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是簡單地用庸人的譏笑來敷衍，至多也不過是含糊地用詭辯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責備這樣的社會民主黨，責備他們背棄了對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任務。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正是為了十分具體地研究一下無產階級無論在對待銀行方面還是在對待國家方面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爾的信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附帶說一下，據我們所知，倍倍爾第一次發表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一生》）第2卷裏，也就是在恩格斯寫好並發出這封信的36年之後。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裏批判了也被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裏批判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且特別談到了國家問題，他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出現了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巴黎公社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駁斥普魯東的著作以及後來的《共產黨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既然國家只是在鬥爭中、在革命中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麼，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團’，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詞，相當於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頁）
應當指出：這封信是談黨綱的，這個黨綱馬克思在離這封信僅僅幾星期以後的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寫於1875年5月5日）裏曾作過批判；當時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後一句話裏用“我們”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人党的領袖建議，把“國家”一詞從黨綱中去掉，用“公團”來代替。
如果向為了遷就機會主義者而偽造出來的現代“馬克思主義”的首領們建議這樣來修改黨綱，那他們該會怎樣狂吠，罵這是“無政府主義”啊！
讓他們狂吠吧。資產階級會因此稱讚他們的。
我們還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們的黨綱時，絕對必須考慮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而恢復馬克思主義，以便更正確地指導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在布爾什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建議。困難也許只是在用詞上。德文中有兩個詞都作“公團”解釋，恩格斯用的那個詞不是指單個的公團，而是指公團的總和即公團體系。俄文中沒有這樣一個詞，也許只好採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詞，雖然這也有它的不足之處。
“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斷。看了上文以後，這個論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經不再是國家了，因為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居民，而是少數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居民已經自己上臺來代替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所有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如果公社得到鞏固，那麼公社的國家痕跡就會自行“消亡”，它就用不著“廢除”國家機構，因為國家機構將無事可做而逐漸失去其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挖苦我們”，----恩格斯的這句話首先是指巴枯寧和他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說的。恩格斯認為這種攻擊有正確之處，因為“人民國家”象“自由的人民國家”一樣，都是無稽之談，都是背離社會主義的。恩格斯竭力糾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這個鬥爭在原則上正確，使它擺脫在“國家”問題上的種種機會主義偏見。真可惜！恩格斯的這封信竟被擱置了36年。我們在下胊面可以看到，即使在這封信發表以後，考茨基實際上還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誡過的那些錯誤。
倍倍爾在1875年9月21日寫回信給恩格斯，信中也談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對綱領草案的意見，並說他責備了李蔔克內西的讓步態度（倍倍爾的回憶錄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但是把倍倍爾的《我們的目的》這本小冊子拿來，我們卻可以看到國家問題上一種完全錯誤的論調：
“國家應當由基於階級統治的國家變成人民國家。”（《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這就是倍倍爾那本小冊子第9版（第9版！）中的話！難怪德國社會民主黨竟聽任一些人如此頑固地重複關於國家問題的機會主義論調，特別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釋被擱置起來而整個生活環境又長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時候。
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時，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考茨基而過了10年以後才在《新時代》上發表的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判，因為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點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還對經濟問題作了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這說明恩格斯是如何細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現代資本主義的形態的變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預先想到當前帝國主義時代的任務。這個指示是恩格斯由於該綱領草案用“無計劃性”這個詞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徵而作的，他寫道：
“……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麼，那裏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新時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冊第8頁）
這裏抓住了對現代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理論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轉化為壟斷資本主義。後面這四個字必須用黑體加以強調，因為目前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斷言的什麼壟斷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已經可以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如此等等。完全的計劃性當然是托拉斯所從來沒有而且也不對能有的。但是儘管托拉斯有計劃性，儘管資本大王們能預先考慮到一國範圍內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儘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我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但無疑還是處在資本主義下。在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看來，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只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難實現，已經可以實現，已經刻不容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粉飾資本主義。
現在我們回過來講國家問題。恩格斯在這裏作了三方面的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是關於共和國問題；第二是關於民族問題同國家結構的聯繫；第三是關於地方自治。
關於共和國，恩格斯把這點作為批判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重點。如果我們還記得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黨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它怎樣成了整個第二國際的典範，那麼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是批判了整個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
恩格斯寫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這裏沒有說〈黑體是恩格斯用的〉本來應當說的東西。”
接著，恩格斯解釋道：德國的憲法實質上是1850年最反動的憲法的抄本；帝國國會，正如威廉·李蔔克內西所說的，只是“專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德意志各小邦的聯盟合法化的憲法的基礎上實現“將一切勞動資料轉變成公有財產”，“顯然是荒謬的”。
“談論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不能在綱領中公開提出建立共和國的要求。但是，恩格斯並不因為這個理由很明顯，“大家”都滿意，就這樣算了。他接著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要去解決的。這樣做是多麼必要，正好現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報刊中散佈的機會主義證明了。現在有人因害怕反社會黨人法重新恢復，或者回想起在這項法律統治下發表的幾篇過早的聲明，就忽然想要黨承認在德國的現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黨的一切要求。……”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那樣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復，----恩格斯把這個主要事實提到首位，毫不猶豫地稱之為機會主義，而且指出，正是因為在德國沒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謬的。恩格斯非常謹慎，沒有束縛自己的手腳。他承認，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國家裏，和平地向社會主義發展是“可以設想”（僅僅是“設想”！）的，但是在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他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因此，在德國宣佈某種類似的做法，而且在沒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宣佈這種做法，就是揭去專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蓋那赤裸裸的東西。……”
德國社會民主黨把這些指示“束之高閣”，黨的大多數正式領袖果然就成了專制制度的遮羞者。
“……這樣的政策歸根到底只能把黨引入迷途。人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提到首要地位，從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發生，政治危機一旦來臨就會自行提到日程上來的迫切的具體問題掩蓋起來。這除了使黨突然在決定性的時刻束手無策，使黨在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上由於從未進行過討論而認識模糊和意見不一而外，還能有什麼結果呢？……
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這種做法可能也是出於‘真誠的’動機。但這是機會主義，始終是機會主義，而且‘真誠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更危險。……
如果說有什麼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確地重申了貫穿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這就是：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明朗化和尖銳化，以致一旦出現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必然通過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的領導得到實現。對於整個第二國際來說，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而孟什維克黨在俄國1917年革命頭半年的歷史則把這種忘卻揭示得再清楚不過了。
恩格斯在談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關的聯邦?制共和國問題時寫道：
“應當用什麼東西來代替現在的德國呢？〈它擁有反動的君主制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邦分立制，這種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的種種特點固定下來，而不是使它們在德國的整體中被融解掉〉在我看來，無產階級只能採取單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的形式。聯邦制共和國一般說來現在還是美國廣大地區所必需的，雖然在它的東部已經成為障礙。在英國，聯邦制共和國將是前進一步，因為在這裏，兩個島上居住著四個民族，議會雖然是統一的，但是卻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並存。聯邦制共和國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為障礙，它之所以還能被容忍，只是因為瑞士甘願充當歐洲國家體系中純粹消極的一員。對德國說來，實行瑞士式的聯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聯邦制國家和單一制國家有兩點區別，這就是：每個加盟的邦，即每個州都有它特別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組織；其次，與國民議院並存的還有聯邦議院，在聯邦議院中，每一個州無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資格參加表決。”在德國，聯邦制國家是向單一制國家的過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來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來自下面的運動”來加以補充。
恩格斯對國家形式問題不但不抱冷淡態度，相反，他非常細緻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過渡形式，以便根據每一個別場合的具體歷史特點來弄清各該場合的過渡形式是從什麼到什麼的過渡。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出發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單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他認為聯邦制共和國或者是一種例外，是發展的障礙，或者是由君主國向集中制共和國的過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條件下的“前進一步”。而在這些特殊條件中，民族問題佔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動性和在一定的具體情況下用民族問題來掩蓋這種反動性的行為，但是他們在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而荷蘭和波蘭兩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自己”小國的狹隘市儈民族主義的極正當的鬥爭中，卻常常表現出這種傾向。
在英國，無論從地理條件、從共同的語言或從數百年的歷史來看，似乎已經把各個小地區的民族問題都“解決了”。可是，甚至在這個國家裏，恩格斯也注意到一個明顯的事實，即民族問題還沒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認建立聯邦制共和國是“前進一步”。自然，這裏他絲毫沒有放棄批評聯邦制共和國的缺點，絲毫沒有放棄為實現單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國而最堅決地進行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絕對不像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那樣，從官僚制度的意義上去瞭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來，集中制絲毫不排斥這樣一種廣泛的地方自治，這種自治在各個市鎮和省自願堅持國家統一的同時，絕對能夠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來自上面的“發號施令”。
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綱領性觀點時寫道：“……因此，需要單一制的共和國，但並不是象現在法蘭西共和國那樣的共和國，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同1798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國沒有什麼不同。從1792年到1798年，法國的每個省、每個市鎮，都有美國式的完全的自治權，這是我們也應該有的。至於應當怎樣組織自治和怎樣才可以不要官僚制，這已經由美國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給我們證明了，而現在又有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英國的其他殖民地給我們證明了。這種省〈州〉的和市鎮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聯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聯邦制中，州對Bund〈即對整個聯邦國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獨立性，但它對專區和市鎮也具有獨立性。州政府任命專區區長和市鎮長官，這在講英語的國家裏是絕對沒有的，而我們將來也堅決不要這樣的官吏，就像不要普魯士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專員、縣長、省長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樣。”根據這一點，恩格斯建議把黨綱關於自治問題的條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專區和市鎮通過由普選選出的官吏實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國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權機關。”
在被克倫斯基和其他“社會黨人”部長的政府封閉的《真理報》（1917年5月28日第68號）上我已經指出過，在這一點上（自然遠不止這一點），我國所謂革命民主派的所謂社會黨人代表們是如何令人氣憤地背棄民主主義。自然，這些通過“聯合”而把自己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拴在一起的人，對我指出的這些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實和最確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種非常流行的、特別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即認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恩格斯所舉的1792-1798年法蘭西集中制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制共和國的事實推翻了這種偏見。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國賦予的自由比聯邦制共和國要多。換句話說，在歷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夠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國，而不是聯邦制共和國。
對於這個事實，以及關於聯邦制共和國與集中制共和國和關於地方自治這整個問題，無論過去和現在，我們黨的宣傳鼓動工作都沒有充分注意。
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第3版寫的導言中（導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載在《新時代》雜誌上），除了順便就有關對國家的態度的問題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見，還對公社的教訓作了極其鮮明的概括。這個概括，由於考慮到了公社以後20年的全部經驗而作得非常深刻，並且是專門用來反對流行於德國的“對國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稱為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國每次革命以後工人總是武裝起來了；“因此，掌握國家大權的資產者的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於是，在每次工人贏得革命以後就產生新的鬥爭，其結果總是工人失敗……”
對各次資產階級革命的經驗作出的這個總結，真是又簡短，又明瞭。這裏正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也是國家問題的實質（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正是這個實質卻是那些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教授以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談的。在1917年的俄國革命中，洩露資產階級革命的這個秘密的榮幸（卡芬雅克式的榮幸）落到了“孟什維克”、“也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策列鐵裏身上。他在6月11日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脫口說出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裝的決定，當然，他把這個決定既說成是他自己的決定，又說成這就是“國家的”需要！
策列鐵裏在6月11日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演說，當然會成為每一個研究1917年革命的歷史學家都要援引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證明策列鐵裏先生所率領的社會革命黨人同孟什維克的聯盟如何轉到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
恩格斯順便提出的另外一個也是有關國家問題的意見是談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隨著它的日益腐化而愈來愈機會主義化，愈來愈對“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個有名的公式進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說，把這個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問題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來反對的就是這種對無產階級革命綱領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1891年還只看到自己黨內機會主義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說得很謹慎：
“因為參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過的決議也就完全是無產階級性質的。有些決議把共和派資產階級只是由於怯懦才不肯實行的、然而是工人階級自由活動的必要基礎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確定下來，例如實行宗教對國家來說僅僅是私人事情的原則。有些決議則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深深刺入了舊社會制度的內臟。……”
恩格斯故意強調“對國家來說”這幾個字，目的是要擊中德國機會主義的要害，因為德國機會主義宣佈宗教對黨來說是私人的事情，這樣也就把革命無產階級政黨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儈的水平，這種市儈可以容許不信宗教，但是拒絕執行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進行黨的鬥爭的任務。
將來研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學家在探討該黨1914年遭到可恥的破產的根源時，會找到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有趣的材料：從該党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論文中為機會主義打開大門的曖昧言論起，直到黨對1913年的與教會分離的運動的態度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後20年是怎樣為鬥爭的無產階級總結公社教訓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認為最重要的教訓：
“……正是軍隊、政治員警、官僚這種舊的中央集權政府的壓迫權力，即由拿破崙在1798年建立，以後一直被每屆新政府當作合意的工具接收並利用來反對自己的敵人的權力，----正是這種權力應該在全國各地覆沒，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沒一樣。
公社一開始就得承認，工人階級在獲得統治時，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它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應當以宣佈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來保證自己有可能防範他們。……”
恩格斯一再著重指出，不僅在君主國，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國家依然是國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著它的基本特徵：把公職人員，“社會公僕”，社會機關，變為社會的主人。
“……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正確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各代表機構的代表以限權委託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
恩格斯在這裏接觸到了一個有趣的界限，在這個界限上，徹底的民主變成了社會主義，同時也要求實行社會主義。因為，要消滅國家就必須把國家機關的職能變為非常簡單的監督和計算的手續，使大多數居民，而後再使全體居民，都能夠辦理，都能夠勝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國家機關中那些無利可圖但是“榮耀的”職位不能成為在銀行和股份公司內找到肥缺的橋樑，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樣。
但是，恩格斯並沒有犯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自決權問題上所犯的那種錯誤：他們說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是多餘的。這種似乎很巧妙但實際上並不正確的論斷，對於任何一種民主制度，包括給官吏發微薄薪金的辦法在內，都可以套得上，因為在資本主義下徹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下則任何民主都是會消亡的。
這是一種詭辯，正象一句古老的笑話所說的：一個人掉了一根頭髮，他是否就成了禿子呢？
徹底發展民主，找出徹底發展的種種形式，用實踐來檢驗這些形式等等，這一切都是為社會革命進行鬥爭的基本任務之一。任何單獨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會產生社會主義，但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度永遠不會是“單獨存在”，而總是“共同存在”的，它也會影響經濟，推動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生生的歷史辯證法。
恩格斯繼續寫道：
“……這種炸毀舊的國家政權並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已經在《內戰》第3章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這裏再一次簡單地談到這種代替的幾個特點，這是必要的，因為恰巧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學家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譯成了哲學語言的塵世的上帝王國，也就是永恆的真理和正義所藉以實現或應當藉以實現的場所。由此就產生了對國家以及一切有關國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於人們從小就習慣於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舊的方法來處理和保護，即通過國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來處理和保護，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們以為，如果他們不再迷信世襲君主制而擁護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大膽地向前邁進了一步。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
恩格斯告誡德國人，叫他們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時候不要忘記社會主義關於一般國家問題的原理。他的告誡現在看起來好象是直接對策列鐵裏和切爾諾夫之流先生們的教訓，因為他們在“聯合的”實踐中正好表現出對國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還應當指出兩點：（1）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下，國家之為“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這決不等於說，壓迫的形式對於無產階級是無所謂的，象某些無政府主義者所“教導”的那樣。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採取更廣泛、更自由、更公開的形式，能夠大大便於無產階級為消滅一切階級而進行的鬥爭。
（2）為什麼只有新的一代才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呢？這個問題是同民主的消除問題聯繫著的，現在我們就來談這個問題。
恩格斯在談到“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曾連帶說到這一點。
恩格斯在給自己那本19世紀70年代主要是論述“國際”問題的文集（《〈人民國家報〉國際問題論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時候寫道，在所有的文章裏，他都用“共產黨人”這個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黨人”，因為當時法國的普魯東派和德國的拉薩爾派都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
恩格斯接著寫道：“……因此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社會民主黨人”〉也許可以過得去，雖然對於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於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黑體是恩格斯用的〉政黨說來，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展，名稱卻不變。”
辯證法家恩格斯到臨終時仍然忠於辯證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有過一個很好的科學上很確切的黨的名稱，可是當時沒有一個真正的即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黨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但這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在發展，只要黨意識到它的名稱在科學上不確切，不讓這一點妨礙它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就行！
也許哪一位愛開玩笑的人會用恩格斯的話來安慰我們布爾什維克說：我們有真正的政黨，它在很好地發展；就連“布爾什維克”這樣一個毫無意義的奇怪的名詞，這個除了表示我們在1903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上占多數這一完全偶然的情況外並沒有什麼其他意思的名詞，也還“可以過得去”…… 現在，由於共和黨人和“革命”市儈民主派在7、8月間對我黨實行迫害，“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獲得了全民的榮譽，除此而外，這種迫害還表明我黨在真正的發展過程中邁進了多麼巨大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在這個時候，也許連我自己也對我在4月間提出的改變我黨名稱的建議表示懷疑了。也許我要向同志們提出一個“妥協辦法”：把我們黨稱為共產黨，而把布爾什維克這個名詞放在括弧內……
但是黨的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無產階級對國家的態度問題重要。
人們通常在談論國家問題的時候，老是犯恩格斯在這裏所告誡的而我們在前面也順便提到的那個錯誤。這就是：老是忘記國家的消滅也就是民主的消滅，國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來，這樣的論斷似乎是極端古怪而難於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會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因為民主也就是承認這個原則。
不是的。民主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是一個東西。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一部分居民對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滅國家，也就是消滅任何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消滅任何加在人們頭上的暴力。我們並不期待一個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但是，我們在嚮往社會主義的同時深信：社會主義將發展為共產主義，而對人們使用暴力，使一個人服從另一個人、使一部分居民服從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將隨之消失，因為人們將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
為了強調這個習慣的因素，恩格斯就說到了新的一代，他們是“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這裏所謂國家是指任何一種國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國家。
為了說明這一點，就必須分析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問題。
國家消亡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時代》第9年卷第1冊上發表，有俄文單行本）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最詳盡的說明。在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薩爾主義的論戰部分可以說是遮蓋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遮蓋了對共產主義發展和國家消亡之間的聯繫的分析。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我們在前面研究過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爾的信粗略地對照一下，也許會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濃厚得多的“國家派”色彩，也許會覺得這兩位著作家對國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別。
恩格斯建議倍倍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把國家一詞從綱領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團”一詞來代替；恩格斯甚至宣佈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馬克思卻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這就是說，似乎他認為就是在共產主義下也還需要國家。
但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國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
很清楚，確定未來的“消亡”的日期，這是無從談起的，何況它顯然還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仿佛存在差別，是因為他們研究的題目不同，要解決的任務不同。恩格斯的任務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概括地向倍倍爾指明，當時流行的（也是拉薩爾頗為贊同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偏見是十分荒謬的。而馬克思只是在論述另一個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
究竟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
這裏所根據的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不想製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象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
馬克思首先掃除了哥達綱領在國家同社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上造成的糊塗觀念。
他寫道：“……現代社會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卻隨國境而異。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
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詞聯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關於“人民國家”的一切空話以後，就來提出問題，並且好象是告誡說：要對這個問題作出科學的解答，只有依靠確實肯定了的科學材料。
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十分正確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點，也是從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在又被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那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殊時期或特殊階段。
馬克思繼續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發展情況的材料以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利益不可調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從前，問題的提法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從向著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和民主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到，《共產黨宣言》是乾脆把“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這兩個概念並列在一起的。根據上述一切，可以更準確地斷定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條件下，比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這種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始終與古希臘共和國的自由即奴隸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條件，現代的雇傭奴隸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結果都“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平靜的局勢下都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
德國可以說是證實這一論斷的最明顯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裏，憲法規定的合法性保持得驚人地長久和穩定，幾乎有半世紀之久（1871-1914年），而在這個時期內，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相比，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來“利用合法性”，來使工人參加党的比例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
這種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能看到的有政治覺悟的積極的雇傭奴隸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萬雇傭工人中有100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1500萬雇傭工人中有300萬是工會會員！
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那麼無論在選舉權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細節上（居住年限、婦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機構的辦事手續上，或是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建築物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純粹資本主義的辦報原則上，等等，到處都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來對付窮人的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礙，看起來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別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貧困、從來沒有接近過被壓迫階級群眾的生活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起來是很微小的，但是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窮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正好抓住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這一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裏代表和鎮壓他們！
但是從這種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資本主義民主向前發展，並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是簡單地、直線地、平穩地走向“日益徹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走別的道路，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總還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人民這個大多數享有民主，對人民的剝削者、壓迫者實行強力鎮壓，即把他們排斥于民主之外，----這就是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改變了的形態。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當資本家已經消失，當階級已經不存在（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同社會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已經沒有差別）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醜惡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
“國家消亡”這個說法選得非常恰當，因為它既表明了過程的漸進性，又表明了過程的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夠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作用，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周圍千百萬次地看到，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根本沒有令人氣憤、引起抗議和起義而使鎮壓成為必要的現象，那麼人們是多麼容易習慣於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裏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將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同時對少數人即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為不需要的東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下存在的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而且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很明顯，剝削者少數要能有系統地鎮壓被剝削者多數，就必須實行極兇狠極殘酷的鎮壓，就必須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類在奴隸制、農奴制和雇傭勞動制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其次，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雇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相對來說，還是一件很容易、很簡單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起義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而且在實行鎮壓的同時，還把民主擴展到絕大多數居民身上，以致對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自然，剝削者沒有極複雜的實行鎮壓的機器就鎮壓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需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即幾乎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殊的機構，而只需要有簡單的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先在這裏提一下）。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夠完全不需要國家，因為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了，----這裏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採取極端行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行動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著什麼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特殊機構，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就象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強行拉開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第二，我們知道，產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極端行動的根本社會原因是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極端行動就必然開始“消亡”。雖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過程怎樣，但是，我們知道這種行動一定會消亡。而這種行動一消亡，國家也就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未來，馬克思並沒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較詳細地確定了現在所能確定的東西，即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關於勞動者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從整個社會的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除後備基金、擴大生產的基金和機器“磨損”的補償等等，然後從消費品中還要扣除用作管理費用以及用於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象拉薩爾那樣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勞動產品歸勞動者”），而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怎樣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地分析了這種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的生活條件，他說：
“我們這裏所說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綱領時〉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完成一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證，證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他根據這張憑證從消費品的社會儲存中領取相應數量的產品。這樣，扣除了用作社會基金的那部分勞動量，每個勞動者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
似乎“平等”就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通常叫做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說成是“公平的分配”，說成是“每人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的權利”的時候，他是錯誤的，於是馬克思對他的錯誤進行了分析。
馬克思說：這裏確實有“平等的權利”，但這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資產階級權利”同任何權利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應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權利”就是破壞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個人付出與別人同等份額的社會勞動，就能領取同等份額的社會產品（作了上述各項扣除之後）。
然而各個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馬克思總結說：“……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可見，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為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馬克思通過駁斥拉薩爾泛談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言論，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卻不能立即消滅另一不公平現象：“按勞動”（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
庸俗的經濟學家，包括資產階級教授，包括“我們的”杜岡在內，經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與人的不平等，說他們“幻想”消滅這種不平等。我們看到，這種譴責只能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了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權利”的不平等，只要產品“按勞動”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就會繼續通行。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權利”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限度內取消，即只是在同生產資料的關係上取消。“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是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沒有消除對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實上是不等量的）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權利”。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弊病”，但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如果不願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要任何權利準則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外，沒有其他準則。所以就這一點說，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
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個確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接著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只是現在我們才可以充分地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種把“自由”和“國家”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麼正確。還有國家的時候就沒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把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消除的。
這種剝奪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目前已經在令人難以置信地阻礙這種發展，而在現代已經達到的技術水平的基礎上本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因此我們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但是，生產力將以什麼樣的速度向前發展，將以什麼樣的速度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只能談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時著重指出這個過程是長期的，指出它的長短將取決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體形式問題作為懸案，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時，也就是說，當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極大地提高，以致他們能夠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勞動的時候，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就會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象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那時，分配產品就無需社會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很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並冷嘲熱諷地說社會主義者許諾每個人都有權利向社會領取任何數量的巧克力糖、汽車、鋼琴等等，而對每個公民的勞動不加任何監督。就是今天，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在用這樣的嘲諷來搪塞，他們這樣做只是暴露他們愚昧無知和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
說他們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想到過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這種庸人正如波米亞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學校學生一樣，很會“無緣無故地”糟蹋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當從剝奪資本家和由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吏的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實行。
說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列鐵裏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正是因為他們一味爭論和空談遙遠的未來，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並使這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從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鐵裏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爾什維克的蠱惑人心的許諾，談到“實施”社會主義不可能做到的時候，他們指的正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是無論是誰都不僅沒有許諾過，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實施”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因為這根本無法“實施”。
這裏我們也就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問題，這個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不正確的一段話裏已經談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將來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義下來著重談論它就很可笑了，把這個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個別無政府主義者（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爾納利森和其他無政府主義“大師”們已經“象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或者如少數沒有喪失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一格耶所說，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衛國戰士以後，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把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麼“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裏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他在這裏也徹底地運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構”種種定義，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的東西。
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
這好象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證把戲，那些沒有花過一點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這樣來譴責馬克思主義。
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餘。馬克思並不是隨便把一小塊“資產階級”權利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抓住了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裏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以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義。但是民主決不是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階段之一。
民主意味著平等。很明顯，如果把平等正確地理解為消滅階級，那麼無產階級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的口號就具有極偉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僅僅意味著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佔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即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於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措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通常的資產階級觀念，即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非常荒謬的；實際上，只是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才會開始出現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眾性的即有大多數居民參加然後有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因此，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而這一點又會產生如下的結果：民主在其發展的某個階段首先把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使他們有可能去打碎、徹底摧毀、徹底剷除資產階級的（哪怕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員警和官吏，代之以武裝的工人群眾（然後是人民普遍參加民兵）這樣一種更民主的機器，但這仍然是國家機器。
在這裏，“量轉化為質”，因為這樣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的框子、開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相聯繫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麼資本主義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為真是“所有的人”能夠參加國家管理創造了前提。這種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做到的人人都識字，其次是千百萬工人已經在郵局、鐵路、大工廠、大商業企業、銀行業等等巨大的、複雜的、社會化的機構裏“受了訓練並養成了遵守紀律的習慣”。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資本家和官吏之後，在一天之內立刻著手由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表他們去監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計算的問題同具有科學知識的工程師和農藝師等等的問題混為一談，這些先生今天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裝工人的支配下會更好地工作。）
計算和監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裏，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雇用的職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於要他們在正確遵守勞動標準的條件下同等地勞動，同等地領取報酬。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而成為非常簡單、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手續----進行監察和登記，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關的字據。
當大多數人對資本家（這時已成為職員）和保留著資本主義惡習的知識份子先生們開始獨立進行和到處進行這種計算即這種監督的時候，這種監督就會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對它就絕對無法逃避、“無處躲藏”了。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在全社會推行的這種“工廠”紀律，決不是我們的理想，也決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為了徹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製造成的卑鄙醜惡現象和為了繼續前進所必需的一個階段。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哪怕是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自己掌握了這個事業，對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調整好”監督的時候，對任何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為多餘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由武裝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就會愈迅速地開始消亡。
因為當所有的人都學會了管理，都來實際地獨立地管理社會生產，對寄生蟲、老爺、騙子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獨立地進行計算和監督的時候，逃避這種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必然會成為極難得逞的、極罕見的例外，可能還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懲罰（因為武裝工人是重實際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識份子；他們未必會讓人跟自己開玩笑），以致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了。
到那時候，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的大門就會敞開，國家也就隨之完全消亡。
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者庸俗化
國家對社會革命的態度和社會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象整個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論家們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滋長而使第二國際在1914年破產的過程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甚至當他們直接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還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會。
總的看來可以說，由於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採取了有利於機會主義和助長機會主義的躲躲閃閃的態度，結果就產生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完全庸俗化。
為了說明（哪怕是簡要地說明）這個可悲的過程，我們就拿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吧。
普列漢諾夫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問題的小冊子，書名叫《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於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漢諾夫竟有這樣的本事，能夠論述這個主題而完全回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最現實、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和整個國家問題！他的這本小冊子有兩部分特別突出：一部分是歷史文獻，其中有關於施蒂納和蒲魯東等人思想演變的寶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關於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沒有區別這樣拙劣的議論。
這兩個主題拼在一起十分可笑，很足以說明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的全部活動，因為在1905-1917年，普列漢諾夫正是這樣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當資產階級尾巴的半學理主義者，半庸人。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怎樣極其詳盡地說明了自己在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上的觀點。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時寫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時正在同巴枯寧及其無政府主義者進行最激烈的鬥爭，----那時離〈第一〉國際海牙代表大會閉幕才兩年。”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佈為所謂“自己的”，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
但是在談“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時回避整個國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義在公社以前和以後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會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因為機會主義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那兩個問題。光是這一點，已經是機會主義的勝利了。
考茨基的著作譯成俄文的無疑比譯成其他各國文字的要多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開玩笑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國還多（附帶說一說，在這個玩笑裏含有比開這個玩笑的人所料到的更深刻得多的歷史內容：俄國工人在1905年對世界最優秀的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中的最優秀的著作表現了空前強烈的、前所未見的需求，他們得到的這些著作的譯本和版本也遠比其他各國多，這樣就把一個比較先進的鄰國的豐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國無產階級運動這塊所謂新墾的土地上來了）。
考茨基在俄國特別出名，是因為他除了對馬克思主義作了通俗的解釋，還同機會主義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進行了論戰。但是有一個事實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而如果想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機最尖銳時期怎樣墮落到最可恥地表現出張惶失措和替社會沙文主義辯護的地步，那又不能放過這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考茨基在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勒蘭和饒勒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伯恩施坦）之前，表現過很大的動搖。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捍衛革命無產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曾不得不同考茨基進行論戰，把他在1900年巴黎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決議叫作“橡皮性”決議，因為這個決議對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躲躲閃閃的，調和的。在德國的書刊中還刊載過一些考茨基的信件，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擊伯恩施坦之前有過很大的動搖。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義更重大得多，這就是：現在，當我們來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經過的時候，就從他同機會主義者的論戰本身來看，從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來看，我們也看到，他恰恰是在國家問題上一貫傾向於機會主義。
我們拿考茨基反對機會主義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與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說。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況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義為“布朗基主義”（此後，俄國機會主義者和自由派資產者千百次地重複這種指責，用以攻擊革命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布爾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還特別談到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企圖（我們已經看到，這是枉費心機）把馬克思對公社的教訓的觀點同蒲魯東的觀點混為一談。伯恩施坦特別注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的1872年序言中著重指出的結論，這個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愛”這句名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裏至少重複了三遍，並且把它完全歪曲成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炸毀全部國家機器。但在伯恩施坦看來，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告誡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採取過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像對馬克思思想的歪曲還有比這更嚴重更不像樣的了。
而考茨基在詳盡駁斥伯恩施坦主義的時候是怎樣做的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歪曲。他引證了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話，然後就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說來它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僅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負有“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隻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在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問題上的最本質的差別被考茨基抹殺了！
考茨基在“反駁”伯恩施坦時寫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德文版第172頁）
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這40年當中，教導無產階級應當打碎國家機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當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卻用打碎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來偷換要不要打碎這個機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體形式這種“無可爭辯的”（也是爭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當作護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準備這一任務所持的態度上，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再拿考茨基後來一部更成熟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這就是他那本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作者在這裏把“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制度”的問題作為自己專門的研究課題。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國家問題。在這本小冊子裏，到處都在談奪取國家政權，並且只限於此，也就是說，考茨基選擇的說法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得政權。恰巧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中已經“過時的”東西，考茨基卻在1902年把它恢復了。
在這本小冊子裏，專門有這樣一節：“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其中既講到群眾性的政治罷工，又講到國內戰爭，又講到“現代大國的強力工具即官僚和軍隊”，但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公社已經給了工人什麼教訓。可見，恩格斯告誡人們特別是告誡德國社會黨人不要“盲目崇拜”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著他敘述了綱領的各條。至於1871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這種聽起來好象“冠冕堂皇”的陳詞濫調來搪塞：
“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的。革命本身要求先要進行持久的和深入的鬥爭來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馬吃燕麥和伏爾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是他通過“深入的”鬥爭這種空洞而浮誇的言詞回避了革命無產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的態度與以往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入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回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卻氣勢洶洶地向它宣戰，強調“革命這個思想”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麼試問這種“思想”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理想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幾乎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同時並存的可以有……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個人的”…… “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裏，民主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並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來組織。”（1903年日內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斷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作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必須有所謂“官僚”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一個工廠、大商店和大型資本主義農業企業根本沒有區別。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都絕對要求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確地執行給他指定的那一份工作，不然就會有完全停產或損壞機器和產品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
但是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議會機構式的議會。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僅僅“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構的管理工作”，象思想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框子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樣。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當然會“制定條例和監督”“機構的”“管理工作”，可是這個機構卻不會是“官僚的”機構。工人在奪得政權之後，就會把舊的官僚機構打碎，把它徹底摧毀，徹底粉碎，而用仍然由這些工人和職員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為了防止這些人變成官僚，就會立即採取馬克思和恩格斯詳細分析過的措施：（1）不但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撤換；（2）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3）立刻轉到使所有的人都來執行監督和監察的職能，使所有的人暫時都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沒有弄清楚馬克思的話：“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考茨基完全不理解資產階級議會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區別，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結合在一起，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則立即採取措施來根除官僚制，它能夠把這些措施實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滅，人民的民主完全實現。
考茨基在這裏暴露出來的仍然是那個對國家的“盲目崇拜”，對官僚制的“迷信”。
現在來研究考茨基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權的道路》的小冊子（好象沒有俄文版本，因為它是在1909年我們國內最反動的時期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它不象1899年所寫的反對伯恩施坦的小冊子那樣泛談革命綱領，也不象1902年寫的小冊子《社會革命》那樣不涉及社會革命到來的時間問題而泛談社會革命的任務，它談的是那些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紀元”已經到來的具體情況。
作者明確地指出，階級矛盾一般都在尖銳化，而帝國主義在這方面起著特別巨大的作用。在西歐“1789-1871年的革命時期”之後，東方從1905年起也開始了同樣的時期。世界大戰已經迫在眉睫。“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革命為時過早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時期。”“革命紀元開始了。”
這些話是說得非常清楚的。應當把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當作一個尺度來衡量一下，看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答應要做什麼，在戰爭爆時它（包括考茨基本人）又墮落到多麼卑鄙的地步。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裏寫道：“目前的形勢會引起這樣一種危險：人們很容易把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看得比實際上溫和。”事實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實際上比它表面看來要溫和得多，要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雖然如此明確地說革命紀元已經開始，但是就在他這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卻又完全回避了國家問題。
所有這些回避問題、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這一點我們馬上就要談到。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考茨基為代表，好象是在聲明說：我仍然堅持革命觀點（1899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認革命的新紀元已經到來（1909年）；但是，一涉及無產階級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我還是要從馬克思在1852年所說的話向後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中，問題就是這樣明擺著的。
潘涅庫克以“左翼激進”派的一個代表的資格出來反對考茨基，在這個派別內有羅莎·盧森堡、卡爾·拉狄克等人，這個派別堅持革命策略，一致確信考茨基已經轉到“中派”立場而無原則地搖擺於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這個看法已經由戰爭充分證明是正確的，在戰時，“中派”（有人稱它為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是錯誤的），即“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它的醜態。
潘涅庫克在一篇談到了國家問題的文章《群眾行動與革命》（《新時代》第30年卷（1912）第2冊）裏，說考茨基的立場是“消極的激進主義”立場，是“毫無作為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到革命的過程。”（第616頁）潘涅庫克這樣提出問題，就接觸到了我們所關心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
他寫道：“無產階級的鬥爭不單純是為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且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 無產階級革命的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的強力工具去消滅和取消國家的強力工具…… 只有當鬥爭的最後結果是國家組織的完全破壞時，鬥爭才告終止。多數人的組織的優越性的證明，就是它能消滅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的組織。”（第548頁）
潘涅庫克表達自己思想的時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點，但是意思還是清楚的，現在來看一看考茨基怎樣反駁這種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寫道：“到現在為止，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立，就在於前者想奪取國家政權，後者卻想破壞國家政權。潘涅庫克則既想這樣又想那樣。”（第724頁）
如果說潘涅庫克的說法犯了不明確和不具體的毛病（他的文章中其他一些與本題無關的缺點，這裏暫且不談），那麼考茨基倒恰恰是把潘涅庫克指出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實質抓住了，而就在這個根本的具有原則意義的問題上，他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完全轉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他對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所作的說明是完全不對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1）馬克思主義者的目的是完全消滅國家，但他們認為，只有在社會主義革命把階級消滅之後，即導向國家消亡的社會主義建立起來之後，這個目的才能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希望在一天之內完全消滅國家，他們不懂得實現這個消滅的條件。（2）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無產階級在奪得政權之後，必須徹底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武裝工人的組織組成的、公社那種類型的新的國家機器來代替它；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弄清楚無產階級將用什麼來代替它以及無產階級將怎樣利用革命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定革命無產階級應利用國家政權，否定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馬克思主義者主張通過利用現代國家來使無產階級進行革命的準備；無政府主義者則否定這一點。
在這場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潘涅庫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為正是馬克思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不能只是把舊的國家機構轉到新的人手中，而應當打碎、摧毀這個機構，用新的機構來代替它。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轉到機會主義者那邊去了，因為正是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破壞國家機器的思想在他那裏完全不見了，而他把“奪取”解釋成簡單地獲得多數，這也給機會主義者留下了後路。
考茨基為了掩飾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就採用了書呆子的辦法：“引證”馬克思本人的話。馬克思在1850年曾說必須“堅決使權力集中於國家政權掌握之下”。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問道：潘涅庫克是不是想破壞“集中制”呢？
這不過是一種把戲，正象伯恩施坦說馬克思主義和蒲魯東主義都主張用聯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樣。
考茨基的“引證”是牛頭不對馬嘴。集中制無論在舊的國家機器或新的國家機器的條件下，都是可能實現的。工人們自願地把自己的武裝力量統一起來，這就是集中制，但這要以“完全破壞”常備軍、員警和官僚這種集中制的國家機構為基礎。考茨基採取了十足的欺騙手段，回避了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公社的言論，卻搬出一些文不對題的引證來。
考茨基繼續寫道：“……也許是潘涅庫克想要取消官吏的國家職能吧？但是，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說在國家管理機關內了。我們的綱領不是要求取消國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選舉官吏…… 現在我們談的並不是‘未來的國家’的管理機構將採取什麼樣的形式，而是在我們奪取國家政權以前〈黑體是考茨基用的〉我們的政治鬥爭要不要消滅國家政權。哪一個部和它的官吏可以取消呢？”他列舉了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不，現有各部中沒有一個部是我們反政府的政治鬥爭要取消的…… 為了避免誤會，我再說一遍：現在談的不是獲得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將賦予‘未來的國家’以什麼樣的形式，而是我們作為反對黨應該怎樣去改變現今的國家。”（第725頁）
這顯然是故意歪曲。潘涅庫克提出的正是革命問題。這無論在他那篇文章的標題上或在上面所引的那段話中都講得很清楚。考茨基跳到“反對黨”問題上去，正是以機會主義觀點偷換革命觀點。照他的意思：現在我們是反對黨，到奪取政權以後我們再專門來談。革命不見了！這正是機會主義者所需要的。
這裏所說的不是反對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鬥爭，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管理機構”和整個國家機構，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對“各部”的“盲目崇拜”，試問，為什麼不可以由----譬如說----擁有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設立的各種專家委員會去代替“各部”呢？
問題的本質完全不在於將來是否保留“各部”，是否設立“各種專家委員會”或其他什麼機構，這根本不重要。問題的本質在於：是保存舊的國家機器（它與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浸透了因循守舊的惡習）呢，還是破壞它並用新的來代替它。革命不應當是新的階級利用舊的國家機器來指揮、管理，而應當是新的階級打碎這個機器，利用新的機器來指揮、管理，----這就是考茨基所抹殺或者完全不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官吏問題，清楚地表明他不理解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的學說。他說：“我們無論在黨組織或在工會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們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勞動群眾受資本主義的奴役。在資本主義下，由於雇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制度受到束縛、限制、閹割和弄得殘缺不全。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公職人員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環境的腐蝕（確切些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是有變為官僚的趨勢，也就是說，是有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之上、享有特權的人物的趨勢。
這就是官僚制的實質，在資本家被剝奪以前，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前，甚至無產階級的公職人員也免不了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
在考茨基看來，既然選舉產生的公職人員還會存在，那也就是說，官吏在社會主義下也還會存在，官僚還會存在！這一點恰恰是不對的。馬克思正是以公社為例指出，在社會主義下，公職人員將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為除了選舉產生，還可以隨時撤換，並且還把薪金減到工人平均工資的水平，並且還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去代替議會式的機構。
實質上，考茨基用來反駁潘涅庫克的全部論據，特別是考茨基說我們無論在工會組織或在黨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這個絕妙的理由，證明考茨基是在重複過去伯恩施坦用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施坦在他那本背叛變節的作品《社會主義的前提》中，激烈反對“原始”民主的思想，反對他所稱為“學理主義的民主制度”的東西，即實行限權委託書制度，公職人員不領報酬，中央代表機關軟弱無力等等。為了證明這種“原始”民主制度的不中用，伯恩施坦就援引了維伯夫婦所闡述的英國工聯的經驗。據說，工聯根據自己70年來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137頁）的條件下發展的情形，確信原始的民主制度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度，即與官僚制相結合的議會制代替了它。
其實，工聯並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而是在完全的資本主義奴役下發展的，在這種奴役下，對普遍存在的邪惡現象、暴虐、欺騙以及把窮人排斥在“最高”管理機關之外的現象，自然非作種種讓步“不可”。在社會主義下，“原始”民主的許多東西都必然會復活起來，因為人民群眾在文明社會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來了，不僅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獨立地參加日常管理。在社會主義下，所有的人將輪流來管理，因此很快就會習慣於不要任何人來管理。
馬克思以其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從公社所採取的實際措施中看到了一個轉變。機會主義者因為膽怯，因為不願意與資產階級斷然決裂而害怕這個轉變，不願意承認這個轉變；無政府主義者則由於急躁或由於根本不懂得大規模社會變動的條件而不願意看到這個轉變。“根本用不著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我們沒有各部和官吏可不行啊！”----機會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他們滿身庸人氣，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創造力，而且還對革命害怕得要死（象我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害怕革命一樣）。
“只需要考慮破壞舊的國家機器，用不著探究以往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教訓，用不著分析應當用什麼來代替和怎樣代替要破壞的東西。”----無政府主義者（當然是無政府主義者當中的優秀分子，而不是那些追隨克魯泡特金之流的先生去做資產階級尾巴的無政府主義者）就是這樣議論的；所以他們就採取拚命的策略，而不是為完成具體的任務以大無畏的精神同時考慮到群眾運動的實際條件來進行革命的工作。
馬克思教導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導我們要以敢於捨身的勇氣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導我們要具體地提問題：看，公社就是通過實行上述種種措施來擴大民主制度和根絕官僚制，得以在數星期內開始建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我們要學習公社戰士的革命勇氣，要把他們的實際措施看作是具有實際迫切意義並立即可行的那些措施的一個輪廓，如果沿著這樣的道路前進，我們就一定能徹底破壞官僚制。
徹底破壞官僚制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將縮短工作日，使群眾能過新的生活，使大多數居民無一例外地人人都來執行“國家職能”，這也就會使任何國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繼續寫道：“……群眾罷工的任務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是破壞國家政權，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個問題上讓步，或用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敵視無產階級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這〈即無產階級對敵對政府的勝利〉都不能導致國家政權的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某種變動…… 因此，我們政治鬥爭的目的，和從前一樣，仍然是以取得議會多數的辦法來奪取國家政權，並且使議會變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頁）
這真是最純粹最庸俗的機會主義，是口頭上承認革命而實際上背棄革命。考茨基的思想僅限於要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這與1847年《共產黨宣言》宣稱“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比較起來，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謝德曼、普列漢諾夫和王德威爾得之流實行他所愛好的“統一”了，因為他們都贊成為爭取一個“同情無產階級的”政府而鬥爭。
我們卻要同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決裂，要為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這二者有莫大的區別。
考茨基只得成為列金和大衛之流，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鐵裏和切爾諾夫之流的親密夥伴了，因為他們完全贊同為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力量對比的變動”而鬥爭，為“取得議會多數和爭取一個主宰政府的全權議會”而鬥爭，----這是一個極為崇高的目的，在這個目的下，一切都可以為機會主義者接受，一切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框子。
我們卻要同機會主義者決裂；整個覺悟的無產階級將同我們一起進行鬥爭，不是去爭取“力量對比的變動”，而是去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類型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在德國有《社會主義月刊》派（列金、大衛、科爾布以及其他許多人，其中還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斯陶寧格和布蘭亭），在法國和比利時有饒勒斯派和王德威爾得，在義大利黨內有屠拉梯、特雷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即“獨立工黨”，實際上始終依附于自由派的黨），如此等等。所有這些無論在議會工作中或在黨的政論方面都起著很大作用而且往往是主要作用的先生，都公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實行露骨的機會主義。在這些先生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跟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並沒有重大的區別。
鑒於這種情況，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第二國際的絕大多數正式代表已經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了。公社的經驗不僅被忘記了，而且被歪曲了。他們不僅沒有教導工人群眾說，工人們應當起來的時候快到了，應當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代之以新的國家機器從而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變為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的時候快到了，----他們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教導工人群眾相反的東西，而他們對“奪取政權”的理解，則給機會主義留下無數的後路。
當著國家，當著軍事機構由於帝國主義競賽而強化的國家已經變成軍事怪物，為著解決究竟由英國還是德國、由這個金融資本還是那個金融資本來統治世界的爭執而去屠殺千百萬人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候歪曲和避而不談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就不能不產生極大的影響。
手稿上還有下面這一段：
“第 七 章
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
這一章的題目非常大，可以而且應當寫幾卷書來論述它。這本小冊子自然就只能涉及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政權方面的任務直接有關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了。”（手稿到此中斷。）----俄文版編者注
第一版跋
這本小冊子是在1917年8、9月間寫成的。我當時已經擬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的提綱。但這一章除了題目以外，我連一行字也沒有來得及寫，因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機“妨礙”了我。對於這種“妨礙”，只有高興。但是本書第2冊（《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看來只好長時間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經驗”是會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於彼得格勒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三卷 109-221頁 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