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俄社會教育
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列寧(1919年5月)
1
賀 詞
(5月6日)
同志們，我懷著非常高興的心情向社會教育代表大會表示祝賀。當然，你們並不期望我的講話會象瞭解情況和專門研究教育問題的前一位發言人盧那察爾斯基同志講的那樣，深入問題的實質。
請允許我只講幾句祝賀的話，並談談我在人民委員會多少接觸到你們直接從事的工作時所稍微觀察到和思考到的一些問題。我相信，未必找得到一個蘇維埃工作部門，能夠象社會教育那樣，在一年半中就獲得了這樣巨大的成績。毫無疑問，我們大家在這個部門進行工作要比在其他部門容易些。在這裏，我們過去是在排除種種舊障礙。在這裏，工農群眾特別迫切地要求獲得知識、自由教育和自由發展，工作比較容易適合他們的這種要求。因為如果說依靠群眾強大的壓力，我們已經容易地清除了擺在他們道路上的外部障礙，摧毀了把我們拖入帝國主義戰爭並使俄國遭到這次戰爭造成的最大困苦的歷史性的資產階級制度，如果說我們容易地摧毀了外部障礙，那麼我們非常突出地感到十分艱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眾，組織和訓練群眾，普及知識，同我們接受下來的愚昧、不文明、粗野等遺產作鬥爭。在這裏，完全要用另外的方法進行鬥爭。在這裏，只有靠先進階層的長期的有成效的工作和堅持不懈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大受群眾歡迎的)，可是我們常常感到慚愧，沒有盡到自己的力量。我覺得，在這些初步措施中，在推廣社會教育即自由的、不受舊的框框和俗套限制的、為成年人所歡迎的教育的事業中，我們起初曾不得不首先同兩種障礙作鬥爭。這兩種障礙是我們從資本主義舊社會那裏繼承來的，這個社會直到現在還用千萬條繩索和鏈條束縛著我們，把我們拖向後退。
第一個缺點，這就是來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人為數很多，他們往往把按照新方式建立起來的工農教育機關看作自己在哲學方面或文化方面進行個人臆造的最方便的場所，往往把最荒謬的矯揉造作的東西冒充為某種新東西，並且在純粹的無產階級藝術和無產階級文化的幌子下，抬出某種超自然的和荒謬的東西。(鼓掌)不過在初期這是很自然的，是情有可原的，不能歸罪於廣泛的運動；我希望，我們終究會擺脫而且一定會擺脫這種狀況。
第二個缺點，這也是資本主義的遺產。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在追求知識、摧毀舊東西的時候，不能帶來任何起組織作用和有組織的東西。在人民委員會提出動員識字的人和成立圖書館司的問題時，我曾作了一些觀察，根據這些粗淺的觀察我得出結論說，這方面的情況是不好的。當然，在賀詞中照例是不大講壞事情的。我希望你們擺脫這種俗套，如果我向你們談到我所看到的某些不好的現象，請你們不要埋怨我。當我們提出動員識字的人的問題時，就讓人特別清楚地看到，我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是它沒有立刻超出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它讓現有的力量有發展的自由，而這些現有的力量乃是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它們的口號仍然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個可惡的資本主義口號，除了導致高爾察克的統治和舊資產階級復辟以外，不會有任何別的結果。看看我們在掃除文盲方面所做的工作吧，我認為在這方面做得很少，而我們在這方面的總任務，就是要懂得需要無產階級分子的組織性。問題不在於停留在紙上的可笑的辭藻，而在於現在必須向人民提出一些迫切的辦法，使每一個識字的人都覺得自己有義務教會幾個不識字的人。我們的法令已對這點作了明文規定。然而在這方面幾乎什麼也沒有做出來。
當我在人民委員會接觸到另一個問題即圖書問題時，我曾說，人們經常抱怨我們的生產落後，書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夠數量的書籍，這都是事實。我現在還說，這都是事實。的確，我們沒有燃料，工廠停工，紙張很少，因而我們不能得到書籍。這都是真的，但除此之外，我們未能掌握我們現有的書籍，這也是事實。我們在這方面仍然苦於農民的幼稚和無知；農民奪取了貴族老爺的藏書，跑回家中，惟恐有人把圖書奪走，因為他還不能認識到，可以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家的東西不是一種令人可恨的東西，它是工人和勞動者的公共財產。這不能怪不開展的農民群眾，而且從革命發展的觀點來看，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一個農民只會把圖書拿回家去，秘密地藏起來，不可能有其他的做法，因為他不懂得全國的圖書可以集合在一起，不瞭解我們將有足夠的書籍來滿足識字的人的求知欲並使不識字的人識字。現在必須同破壞行為的殘餘、混亂狀態、可笑的本位主義的爭吵作鬥爭。這應當是我們的主要任務。我們應當把動員識字的人掃除文盲這一簡單而迫切的事情著手做起來。我們應當利用現有的書籍，著手建立有組織的圖書館網來幫助人民利用我們現有的每一本書，應當建立一個有計劃的統一的組織，而不是建立許多平行的組織。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如果革命不解決這項任務，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計劃的統一的組織的道路，來代替俄國的混亂狀態和荒謬現象，那麼這個革命將始終是資產階級革命，因為走向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特點也就在這裏；至於資產階級，則只滿足於摧毀舊東西，給農民經濟以自由，而農民經濟，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樣，是產生資本主義的。
既然我們叫作共產黨，我們就應當懂得，只有現在，當我們清除了外部障礙、摧毀了舊制度的時候，在我們面前才第一次真正地和徹底地提出了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的第一個任務——把億萬人民組織起來。在這方面進行了一年半的實驗之後，我們總該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來戰勝那些一直使我們身受其苦的不文明、愚昧和粗野的現象。(熱烈鼓掌)
2
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
(5月19日)
同志們，大概你們中間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談談目前形勢，但是，請允許我今天不談這個問題，而來回答幾個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當然，這不僅是理論問題，而且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實際問題。這些問題表明整個蘇維埃革命階段的特點，這些問題最能引起爭論，最能引起以社會黨人自居的人們的攻擊，最能引起以民主派自居並特別喜歡責備我們和到處責備我們違背民主制的人們的疑慮。我覺得，這些一般性的政治問題，在目前一切宣傳和鼓動中，在一切敵視布林什維主義的出版物中，幾乎經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當然，這種出版物同所有資產階級報刊的一味撒謊、誣衊和謾?比起來，要稍微高明一點。如果我們把這種稍微高明一點的出版物拿來看看，那我認為，關於民主同專政的關係、革命階級在革命時期的任務、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以及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等基本問題，構成了當前一切政治性爭論的最主要的內容。也許你們覺得，說明這些問題有些離開當前的急務，但是我認為，說明這些問題應該是我們總的主要的任務。當然，在這個短短的報告中，我根本不能奢望涉及所有這些問題。我只從中選幾個問題，就這幾個問題談一談。
一
我所要談的問題，第一個是關於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過渡的困難的問題。一些以社會黨人和民主派自居的人對布爾什維克大肆攻擊，我認為《永遠前進報》和《人民事業報》這兩個文人集團就是這類人的典型，這兩家報紙被查封，在我看來是完全正當的，有利於革命的，這兩家報紙的代表在攻擊中經常採取理論性的批評，它們被我們的政權機關認定是反革命的刊物，它們攻擊我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們仔細看看這個陣營對布林什維主義的攻擊，那你們就會看到，在許多責難中常常有這樣的說法：“勞動者們，布爾什維克答應給你們麵包、和平與自由；但是，他們既沒有給你們麵包，也沒有給你們和平與自由，他們欺騙了你們，他們背棄了民主。”關於背棄民主這一點，後面將要專門談到。我現在來談這種責難的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答應給你們麵包、和平與自由，而事實上布爾什維克所給的卻是繼續戰爭，是特別殘酷特別激烈的鬥爭，是協約國即所有最文明最先進的國家的一切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反對受苦受難的、落後的和疲憊的俄國的戰爭。”我再說一遍，這些責難，你們會在上面所說的每一種報紙上看到，你們會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他們認為自己不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每一次談話中聽到，你們會不斷地在庸人們的每一次講話中聽到。我請你們考慮的正是這類責難。
是的，布爾什維克進行了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資產階級政府，打破了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切傳統習慣、諾言和訓誨，為了鎮壓有產階級而進行了最激烈的暴力的鬥爭和戰爭。我們這樣做，是為了讓俄國和全人類擺脫帝國主義的大廝殺，是為了結束一切戰爭。是的，布爾什維克為此進行了革命，當然，他們從來沒有想放棄這個基本的主要的任務。同樣毫無疑問，正是謀求擺脫這種帝國主義的大廝殺、摧毀資產階級統治的行動引起了所有文明國家對俄國的進軍。因為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政治綱領就是這樣的，儘管它們堅決保證放棄武裝干涉。儘管勞合－喬治、威爾遜、克列孟梭之流作了這樣的保證，儘管他們堅決保證放棄武裝干涉，但是我們大家知道，這是謊言。我們知道，從奧德薩和塞瓦斯托波爾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協約國軍艦正封鎖著黑海沿岸一帶，甚至還向克裏木半島上有他們的志願兵活動的刻赤一帶進行轟擊。他們說：“我們不能把這塊地方交給你們。即使志願兵對付不了你們，我們也不會把克裏木半島上這塊地方讓出來，不然你們就會控制亞速海，切斷我們同鄧尼金聯繫的通路，使我們無法支援我們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開攻勢，昨天我們的一艘雷擊艦就同敵人的四艘雷擊艦打了一仗。這就是武裝干涉，難道還不清楚嗎？難道在這裏參加戰鬥的不是英國的艦隊嗎？難道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在西伯利亞不是發生了同樣的情形嗎？整個文明世界現在都在反對俄國，事實就是這樣。
試問，我們號召勞動者進行革命，答應給他們和平，卻引起了整個文明世界向軟弱落後和筋疲力盡的俄國進軍，這是我們自相矛盾還是那些無恥地責難我們的人同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相矛盾？問題正在這裏。為了向你們從理論上一般地提出這個問題，我來打個比方。我們談的是革命階級，是人民的革命政策，我請你們拿一位革命家來看看。就拿車爾尼雪夫斯基來說吧，讓我們來評價一下他的活動。一個愚昧無知的人會怎樣評價他的活動呢？他大概會說：“哼，那有什麼可說的，還不是自討苦吃，流落西伯利亞，一事無成。”你們看，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我們不知道這種評論是誰說的，那我們會說：“說這種話的人至少是極端愚昧，他那樣閉塞無知，不能結合一連串的革命事件來理解個別革命家活動的意義，也許不能怪他；要不然說這種話的人就是擁護反動派的壞蛋，有意嚇唬勞動者，使他們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車爾尼雪夫斯基作例子，是因為那些以社會黨人自居的人，不管他們屬於哪個派別，在這裏，在對這位革命家的評價上，是不會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會同意這樣的看法：如果評價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那些在表面上是無益的、往往是無結果的犧牲，而不顧他的活動內容，以及他的活動同以前和以後的革命家的聯繫，如果這樣來評價他的活動的意義，那麼，這不是閉塞無知和愚昧透頂，就是有意暗中維護反動派的利益，為壓迫、剝削和階級壓迫作辯護。在這一點上是不會有什麼分歧的。
我現在請你們放下個別革命家來看看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至少幾個最主要的先進國家都進行革命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最後勝利，難道有哪一個布爾什維克在什麼時候否認過這一點嗎？我們向來都是這樣說的。難道我們說過單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擺脫帝國主義戰爭嗎？我故意使用在克倫斯基時代我們(我本人和我們所有的同志)在決議、講話和報紙上經常使用的這句話。我們說過，戰爭決不是靠把刺刀往地上一插就能結束的；倘若有抱著這種想法的托爾斯泰主義者，那就應該可憐他們的神經失常，有什麼辦法呢，跟他們是談不出什麼名堂的。
我們說過，要擺脫這場戰爭就得進行革命戰爭。我們從1915年就是這樣說的，以後在克倫斯基時代也這樣說過。當然，革命戰爭也是戰爭，也同樣是艱難的流血的、痛苦的事情。它一旦成為世界規模的革命，就必然引起同樣的世界規模的反抗。因此，現在，當世界上一切文明國家都在向俄國進軍的時候，聽到那些完全愚昧無知的莊稼漢為此而責備我們不履行諾言，我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我們會說：跟他們沒有什麼好談的。他們十分愚昧無知，我們不能責備他們。事實上，怎能要求一個十分愚昧無知的農民懂得存在著不同的戰爭，懂得有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有進步的戰爭和反動的戰爭，有先進階級進行的戰爭和落後階級進行的戰爭，有鞏固階級壓迫的戰爭和推翻階級壓迫的戰爭呢？要知道這一切，就必須懂得階級鬥爭，懂得社會主義原理，懂得哪怕是一點點革命史。對於一個愚昧無知的農民，我們是不能這樣要求的。
但是，一個以民主派、社會黨人自居，要公開登臺演講的人，不管他怎樣稱呼自己，不管是稱作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真正的社會黨人或是伯爾尼國際的擁護者——各種稱號多得很，稱號是不值錢的——如果這種人責備我們說：“你們許諾和平，卻引起了戰爭！”那該怎麼回答他呢？能不能設想，他象一個無知的農民那樣愚昧，連各種不同的戰爭都不能區分呢？能不能設想，他竟不懂得帝國主義戰爭同我們的戰爭的區別，不知道帝國主義戰爭是掠奪性的戰爭而且現在已被徹底揭穿呢(在凡爾賽和約締結之後，只有根本不能進行判斷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睛的人才會看不出這場戰爭從雙方來說都是掠奪性的戰爭)？能不能設想，還有哪個識字的人，竟不懂得掠奪性的戰爭同我們的戰爭的區別，不懂得我們的戰爭所以具有世界規模，是因為世界資產階級知道這是一場同他們的決戰呢？我們沒有根據作這種種設想。所以我們說，任何一個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稱作什麼樣的民主派或社會黨人，只要他這樣或那樣、直接或間接地在人民面前責備我們，說布爾什維克許以和平，現在卻拖長國內戰爭，拖長這個艱難的戰爭，痛苦的戰爭，那他就是資產階級的擁護者。我們就要這樣來回答他，並且要象反對高爾察克那樣來反對他。這就是我們的回答。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人民事業報》的先生們驚訝地說：
“但是要知道，我們也是反對高爾察克的；這樣迫害我們，是多麼驚人的不公平。”先生們，很遺憾的是，你們不願想通這個問題，也不想知道可以從中得出一定結論的普通政治常識。你們硬說你們反對高爾察克。就拿《永遠前進報》和《人民事業報》來說吧，就拿這一類的庸人言論、這些在知識份子中大量存在並占上風的情緒來說吧。我認為：你們中間任何一個人，只要在人民面前這樣責備我們，他就是高爾察克分子，因為他不懂得，在我們粉碎了的帝國主義戰爭和我們招來的國內戰爭之間，存在著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知道的起碼的基本的差別。我們從未向人民隱瞞過我們正在冒這種風險。我們竭盡全力要在這次國內戰爭中戰勝資產階級，剷除階級壓迫的根源。從來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種革命，保險不要進行長期的、艱苦的、可能充滿重大犧牲的鬥爭。誰不能識別在一切有產者、一切反革命階級反對革命的情況下為了革命勝利而在革命鬥爭中遭到的犧牲，誰不能把這種犧牲同掠奪者、剝削者的戰爭所帶來的犧牲區別開來，誰就是極端愚昧無知的人，關於這樣的人，應該說，需要讓他學學起碼常識，而在受社會教育之前，還得先進小學；要不然他就是最險惡的高爾察克式的偽善者，不管他怎樣稱呼自己，不管他用什麼稱號把自己掩飾起來。而對布爾什維克的這種責難乃是最常見最“流行的”責難。這些責難的確與廣大勞動群眾有關，因為愚昧無知的農民是很難懂得這一點的。不管進行戰爭是為的什麼，他們都同樣受苦。所以我一點也不奇怪，如果我在愚昧無知的農民中間聽到這樣的反應：“我們為沙皇打過仗，為孟什維克打過仗，現在又要為布爾什維克打仗。”這我一點也不奇怪。的確，戰爭畢竟是戰爭，戰爭就要帶來無窮無盡的慘重犧牲。“沙皇說，這是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維克說，這是為了自由和解放；而現在布爾什維克也這樣說。大家都這樣說，叫我們怎樣分辨呢！”
的確，這對於愚昧無知的農民來說，也許是無法分辨的。這樣的人還應該學習起碼的政治常識。但是，對於那種滿口“革命”、“民主”、“社會主義”詞句的人，對於那種自以為使用這些字眼就懂得這些字眼的人，能夠說些什麼呢？如果他不想變成政治騙子，他就不能用這樣的概念去騙人，因為兩個強盜集團所進行的戰爭和被壓迫階級起來反對一切掠奪行為的戰爭之間的差別，是起碼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別。問題不在於哪個政黨、哪個階級、哪個政府為戰爭辯護，而在於這個戰爭的內容是怎樣的，它的階級內容是怎樣的，哪個階級在進行戰爭，這個戰爭體現著什麼樣的政治。
二
對我們目前這個由於革命而必然出現的艱難困苦時期作了估計後，現在我來談談在一切辯論和一切疑慮中也常常發生的另一個政治問題，這就是關於同帝國主義者結成同盟的問題，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達成協定的問題。
你們在報紙上大概看到過社會革命黨人沃爾斯基的名字，也許還看到過另一個社會革命黨人斯維亞季茨基的名字，他們近來也在《消息報》上寫文章，發表自己的宣言，認為自己恰恰是別人無法指責他們參與高爾察克叛亂的社會革命黨人，因為他們離開了高爾察克，吃過高爾察克的苦頭，他們靠攏我們，幫助我們反對高爾察克。這是事實。但是，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公民們的議論，仔細看看他們是怎樣估價同帝國主義者結成同盟、同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或達成協定的問題的。在我們的肅反當局抄獲了他們所寫的東西以後，為了正確判斷他們同高爾察克叛亂的關係，我曾經看過他們的檔，瞭解了一下他們的言論。這無疑是社會革命党人中兩位較好的人物。在他們所寫的東西中，我看到了這樣的話：“恕我直言，有人等待我們悔悟，認為我們將要悔悟。我們不會悔悟什麼的，永遠不會！我們沒有什麼可悔悟的！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同協約國、同帝國主義者結成同盟，達成協定。而你們布爾什維克呢，難道你們沒有同德帝國主義者達成協議嗎？那布列斯特和約又是什麼呢？難道布列斯特和約不是同帝國主義達成的協定嗎？你們同德帝國主義在布列斯特達成協定，我們同法帝國主義達成協定，——我們彼此彼此，我們沒有什麼可悔悟的！”
當我想起我所提到的兩家報紙時，當我要把從庸人的談話中得到的印象加以總結時，我總是碰到我在上述兩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發現的那種言論。你們也一定會常常碰到這種言論。這是一種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論。因此，我請你們分析分析這種言論，並從理論上加以考慮。這種言論有什麼作用呢？究竟是他們對呢還是我們對？他們說：“我們這些民主派，社會黨人，曾同協約國結成同盟，你們則同威廉結成同盟，締結了布列斯特和約，——我們沒有什麼可以互相責備的，我們彼此彼此。”我們說：誰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表明自己同協約國達成協議來反對布爾什維克革命，誰就是高爾察克分子。儘管他們千萬次地否認這一點，儘管他們本人離開了高爾察克並向全體人民聲明他們反對高爾察克，但是從他們的老根來看，從他們的言論和行為的全部內容和所起的作用來看，他們仍然是高爾察克分子。誰對呢？這是革命的基本問題，應當加以考慮。
為了把這個問題弄清楚，讓我來打個比方，這次不是拿一個革命家而是拿一個普通人來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圍了你的汽車，把手槍對準你的腦袋。假定你就把金錢和武器交給了匪徒，讓他們把汽車開走。這是怎麼回事呢？你把金錢和武器交給了匪徒，這是事實。現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錢交給了匪徒，而目的是為了入夥，和這些匪徒一起搶劫和平的公民。
兩種場合都是達成了協定。至於協定是不是記載下來了，是不是講出來了，這是無關緊要的。一種情況是一個人默默地把自己的手槍、武器和金錢交出來。協定的內容是很清楚的。他對匪徒說：“我把手槍、武器和金錢給你，你讓我結束這次同你的幸遇吧”(笑聲)，協定達成了。也可能有另一種情況：一個人默默地達成協定，把武器和金錢交給匪徒，目的是為了能同他們一起搶劫別人，然後自己分得一部分贓物。這也是一種默默地達成的協定。
我問你們，難道能找到一個識文斷字的人會區別不了這兩種協議嗎？你們一定會說，如果真能找到，那大概也是個白癡，因為他不能區別這兩種協議，他說：“你把武器和金錢交給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誰有強盜行為；既然如此，你有什麼權利怪別人有強盜行為呢？”如果你們遇到這樣一個識文斷字的人，你們一定會認為，或者1000人中至少有999人會認為，他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同這樣一個人不僅不能談政治問題，甚至也不能談刑事問題。
我現在請你們從這個例子進而把布列斯特和約和同協約國達成的協定比較一下。布列斯特和約是怎麼一回事呢？這難道不是那些反對我們的匪徒在我們真誠提議媾和、要各國人民推翻本國資產階級的時候所施加的暴力嗎？如果我們要先去推翻德國資產階級，那是可笑的！我們向全世界揭露了這個條約，指出它是最富有掠奪性和強盜性的條約，斥責了它，甚至拒絕立即簽訂這個和約，指望得到德國工人的幫助。當暴徒把手槍對準我們的太陽穴時，我們說：請把武器和金錢拿去吧，我們以後再用別的方法同你們算帳。我們知道德帝國主義還有另外一個敵人，那就是德國工人，只有瞎了眼睛的人才看不到這一點。能不能把我們同帝國主義達成的這個協議和民主派、社會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可不是鬧著玩的，這些稱號愈激進就愈響亮)同協約國達成的對付本國工人的協定相提並論呢？要知道，這個問題過去是這樣擺著，現在也是這樣擺著的。要知道，現在還僑居歐洲的那一部分最有影響的全歐洲聞名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至今還同協約國訂有協議。這種協議是不是簽了字，我不知道，大概沒有簽字，聰明人幹這些事是會不聲不響的。但是，既然人家把他們捧出來，發給他們護照，用電報向全世界發出消息，說今天發表演說的是阿克雪裏羅得，明天是薩文柯夫或阿夫克森齊?耶夫，後天是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那就很清楚，這種協議是有的。雖然這是默契，難道這就不是協議嗎？難道這種同帝國主義達成的協定也和我們的一樣嗎？表面上是一樣的，正如一個人把武器和金錢交給匪徒，從表面上看，是和任何類似行為一樣的，如果不管其目的和性質如何，不管是何情況，不管我把金錢和武器交給匪徒是為的什麼，是我受匪徒襲擊，不把手槍交給他們就要被打死，因而我把手槍和金錢交給他們以求解脫呢，還是我明明知道匪徒們要去行劫而想同他們分贓呢。
“當然，我說這就是使俄國擺脫暴徒的專政，我無疑是個民主派，因為我擁護大家都知道的西伯利亞或阿爾漢格爾斯克的民主制，我自然是在為召開立憲會議而鬥爭。不該懷疑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如果說我為匪徒們，為英、法、美三國帝國主義者效勞，那我也是為了民主、立憲會議和民權制度的利益呀，是為了使各個勞動階級團結一致，為了打倒暴徒、篡奪者、布爾什維克呀！”當然，目的是極其崇高的。但是，一切搞政治的人難道沒有聽說過，判斷政策不是根據聲明，而是根據實在的階級內容？你是在為哪個階級服務呢？如果你同帝國主義者達成協議，那你是不是參與了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為呢？
我在《給美國工人的信》中曾順便指出，在18世紀革命的美國人民爭取從英國的奴役下解放出來時，在他們進行解放戰爭(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最偉大的真正的解放戰爭之一，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真正的革命戰爭之一)時，爭取解放的偉大的美國革命人民就曾經同當時在美洲、在美國人民家門口擁有殖民地的西班牙和法國帝國主義強盜們達成協定。美國人民同這些強盜結成聯盟，擊敗了英國人，得到了解放。世界上有哪個識文斷字的人，你們是否見過有哪個社會黨人、社會革命党人、民主派代表(或者叫什麼別的名稱，直到孟什維克)，竟敢公開責備美國人民，說他們違背了民主、自由等等原則呢？這樣的怪人還沒有生出來。可是現在我們這裏出現了這樣的人物，他們給自己安上了這些稱號，甚至自以為應該和我們呆在一個國際裏，說布爾什維克建立自己的共產國際，而不願參加伯爾尼那個老的、美好的、共同的、統一的國際，純粹是布爾什維克在搗亂，布爾什維克顯然是一些搗亂分子！
確實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說：
“我們沒有什麼可悔悟的，你們同威廉達成協議，我們同協約國達成協定，我們彼此彼此！”我可以斷言：假使這些人有起碼的政治常識，那他們就是高爾察克分子，不管他們本人怎樣否認，不管他們本人怎樣厭惡高爾察克叛亂，不管他們本人怎樣吃過高爾察克的苦頭，甚至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了。這些人就是高爾察克分子，因為不能設想他們會不懂得兩種協議的差別，一種是在全部革命史上被剝削階級在同剝削者作鬥爭中常常被迫達成的協定，一種是我們的那些所謂民主派、所謂“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中最有威信的代表過去和現在所達成的協議。這些人有一部分在昨天，有一部分在今天同國際帝國主義強盜們達成協議，來反對他們所說的本國勞動階級的一部分。這些人就是高爾察克分子，對他們只能採取象覺悟的革命者對待高爾察克分子的態度，不容許採取任何別的態度。
三
我現在來談下一個問題。這就是對待一般民主的態度問題。
我已經指出，民主派和社會黨人常常以民主為藉口替他們所持的與我們相反的政治立場辯解，這是一種最為流行的辯護方式。你們當然都知道，第二國際的思想領袖、至今還是伯爾尼國際的一員的考茨基是歐洲文壇上持這種觀點的最堅決的代表人物。他說：“布爾什維克選擇了一種違反民主的方法，布爾什維克選擇了專政的方法，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不對的。”這種論調在所有的出版物和我提到的那兩家報紙上經常地千萬次地出現過。整個知識界也經常重複這種論調，有時普通百姓也在自己的議論中有意無意地重複這種論調。“民主，這是自由，這是平等，這是由多數人作決定；有什麼能高於自由、高於平等、高於多數人的決定呢！既然你們布爾什維克違背了這一點，甚至還無恥地公開說，你們既高於自由平等，又高於多數人的決定，那我們把你們叫作篡奪者和暴徒，請你們不要驚訝，也不要埋怨！”
我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驚訝，因為我們最希望弄清真相，我們只指望勞動者的先進部分真正認清他們的地位。是的，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在黨綱中，過去和現在都一直講，我們決不讓自己受自由平等和多數人的意志這類漂亮口號的欺騙，我們要象對待高爾察克的幫兇那樣，對待那些把自己稱為民主派、純粹民主和徹底民主的擁護者而又直接或間接地把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的人。
請分析分析看，分析一下是必要的。那些真正純粹的民主派的罪過是在於他們宣傳純粹民主、維護純粹民主而反對篡奪者呢，還是在於他們站在有產階級那邊，站在高爾察克那邊？
我們先來分析自由。不用說，對於任何革命，無論是社會主義革命或是民主主義革命，自由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口號。可是我們的綱領聲明，自由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我想，你們任何一個讀過馬克思著作的人，甚至任何一個只要讀過一本敘述馬克思學說的通俗讀物的人都會知道：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時間、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學研究用來嘲笑自由、平等、多數人的意志，嘲笑把這一切說得天花亂墜的各種邊沁分子，用來證明這些詞句掩蓋著被用來壓迫勞動群眾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資本的自由。
我們對任何人都說，在事情已經發展到推翻全世界或者至少一個國家的資本權力的時候，在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徹底打倒資本、徹底消滅商品生產的鬥爭已提到首位的歷史關頭，在這種政治形勢下，誰要是大談一般“自由”，誰要是為了這種自由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誰就不過是幫助剝削者，誰就是擁護剝削者，因為正象我們在自己的黨綱中所直接聲明的那樣，自由如果不服從於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那就是騙人的東西。從綱領的表述方式來看，這也許是多餘的，但是從我們的全部宣傳和鼓動來看，從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政權的基本原則來看，這卻是最根本的東西。我們很清楚，我們必須同全世界的資本作鬥爭，我們很清楚，全世界的資本擔負過創造自由的任務，它推翻了封建的奴隸制，創造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進步。我們聲明，我們根本反對資本主義，既反對共和制資本主義，又反對民主制資本主義，也反對自由資本主義；當然，我們知道，它一定會打著自由的旗號來反對我們。因此我們回答了它。我們認為必須在自己的綱領中給予回答：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
也許不可能是這樣的吧？也許自由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不相抵觸吧？請你們看看你們到過的、或者至少從書本上知道的所有那些西歐國家吧。每一本書都說它們的制度是最自由的制度，現在法、英這些西歐文明國家和美國都打著這面旗幟，“為了自由”而反對布爾什維克。現在我們很少得到法國報紙，因為我們被團團圍住了，但是可以從無線電中收到消息，天空畢竟是霸佔不了的，我們可以截獲外國的無線電訊。就在最近幾天，我有機會看到法國強盜政府發出的無線電報，說什麼法國反對布爾什維克，支援他們的敵人，是一如既往信奉它所固有的“崇高的自由理想”。這是我們隨時隨地都遇到的，這是他們在論戰中反對我們的基本論調。
他們把什麼叫作自由呢？這些文明的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他們把諸如集會自由叫作自由。他們的憲法總是寫著：“全體公民有集會自由。”他們說：“你們看，這就是自由的內容，這就是自由的基本表現。而你們布爾什維克呢，卻破壞了集會自由。”
我們回答說：是的，英國、法國、美國的先生們，你們的自由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文明的先生們，你們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忘記了你們的自由是寫在把私有制法定下來的憲法上的。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
與自由並列的是財產，在你們的憲法中正是這樣寫著的。至於你們承認集會自由，這比起封建制度、中世紀制度、農奴制度來，當然是一大進步。這是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承認的，因為他們正是利用這種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由來教育無產階級怎樣推翻資本主義的壓迫的。
但是，你們的自由只是紙上的自由，而不是事實上的自由。這就是說，如果在大城市中有象這樣的大廳，那是屬於資本家和地主的，例如叫作“貴族會議”廳。俄羅斯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們，你們可以自由集會，但這是私有財產，對不起，請你們要尊重私有財產，否則你們就是布爾什維克、罪犯、強盜、掠奪者、搗亂分子。而我們則說：“我們要把這顛倒過來。我們先要把這座‘貴族會議’大廈變成工人組織的大廈，然後再談集會自由。”你們責備我們破壞自由。而我們認為，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從於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那就是騙人的東西。在一切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憲法中所載的集會自由都是騙人的東西，因為就是在文明國家裏，冬季畢竟還沒有消滅、氣候還沒有改造過來，集會需要有會場，而好的建築都是私有財產。所以我們先要沒收好的建築，然後再談自由。
我們說，讓資本家有集會自由，那是對勞動者的極大犯罪，那是讓反革命分子有集會自由。我們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先生們和擁護民主的先生們說，你們責備我們破壞自由，這是胡說！當你們的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1649年在英國、1792—1793年在法國舉行革命時，他們並沒有讓君主派有集會自由。法國革命所以叫作大革命，是因為它不象1848年的很多革命那樣優柔寡斷、半途而廢、流於空談，因為它是一個推翻和徹底鎮壓了君主派的實實在在的革命。我們現在也會同樣地對待資本家先生們，因為我們知道，要使勞動者從資本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就必須剝奪資本家的集會自由，就必須取消或削減他們的“自由”。這有利於勞動擺脫資本壓迫，這有利於真正自由，到那時建築物再不屬於個別家族，再不屬於某個地主、資本家或某個股份公司。當這一切實現的時候，當人們都忘記公共建築物可能是誰的財產的時候，我們才會主張完全自由。當世界上只有工作者的時候，當人們不會再想到當一名非工作者的社會成員的時候(這樣的日子不會很快到來，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這班先生們的罪過就在於延緩它的到來)，我們才主張人人有集會自由，而現在實行集會自由，就是讓資本家，讓反革命分子有集會自由。我們正在同他們作鬥爭，我們正在給他們以反擊，所以我們聲明，我們要剝奪這種自由。
我們在投入戰鬥
——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以為只要說服大多數人，只要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美好遠景描繪出來，大多數人就會擁護社會主義的那種天真的、空想的、虛構的、機械的和書生氣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拿這些童話供自己和別人消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承認階級鬥爭的必要性的馬克思主義說：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專政，這是一個殘酷的、嚴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這樣的字眼是不能隨便亂講的。社會主義者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是因為他們知道，除非進行殊死的無情的鬥爭，剝削階級是不會投降的，它將用各種好聽的字眼來掩蓋自己的統治。集會自由
——還有什麼能比這個字眼更崇高更美好的呢！沒有集會自由，勞動人民的發展及其覺悟的提高能夠想像嗎？沒有集會自由，人道的原則能夠想像嗎？但是，我們說，英國和北美合眾國憲法上的集會自由是騙人的東西，因為它會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時期束縛勞動群眾的手腳，因為我們很清楚，資產階級將用一切辦法來推翻這個一開始就很不尋常很“怪誕的”政權。在那些考慮過階級鬥爭和稍微具體而明確地想到起義工人對資產階級的態度的人看來，只能是這樣。資產階級已在一個國家內被推翻，但還沒有在一切國家內被推翻，正因為它還沒有完全被推翻，它現在才以更為狂怒的姿態投入戰鬥。正是在資產階級被推翻以後，階級鬥爭才具有最尖銳的形式。所以那些用資產階級既被推翻就萬事大吉的說法來自欺欺人的民主派和社會黨人是毫無用處的。事情只是開始，而不是完結，因為資產階級直到今天還不相信它已被推翻，而且在十月革命前夜，它和藹可親地嘲笑過我們；米留可夫嘲笑過，切爾諾夫嘲笑過，新生活派也嘲笑過。他們嘲笑說，“好吧，布爾什維克先生們，請你們組閣吧，你們親自掌握一兩個星期政權看看，——你們會幫我們一個大忙的！”要知道，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這樣寫過，米留可夫在《言語報》上這樣寫過，半孟什維克的《新生活報》也這樣寫過。他們所以嘲笑，是因為他們認為事情並不嚴重。現在他們看到事情嚴重了，認為“民主共和國”是自己的護身甲的英、法、瑞士的資產者先生們現在也看到並意識到事情嚴重了，所以他們大家都在武裝起來。你們最好能夠看一看自由瑞士的情形，那裏的每個資產者都在武裝起來，建立白衛軍，因為他們知道，問題已經關係到他們能不能保持特權，使千百萬人繼續處於雇傭奴隸地位。現在鬥爭具有世界規模了，因此任何一個用“民主”“自由”的字眼來反對我們的人，都是站在有產階級一邊，都是欺騙人民，因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現在都是有產者的自由和民主，對無產者來說不過是殘羹剩飯。
當勞動者受資本奴役、為資本做工而被壓得喘不過起來的時候，集會自由是什麼呢？是騙人的東西。要使勞動者獲得自由，首先必須戰勝剝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個階級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向這個階級許諾自由、平等和由多數人作決定。
四
談了自由以後，現在我來談平等。在這裏，問題還更深奧。在這裏，我們要涉及一個引起很大分歧的、更嚴重的、更迫切的問題。
革命在自己的進程中把一個個剝削階級相繼打倒。它首先打倒了君主制，把平等僅僅理解為要有選舉出來的政權，要有共和國。革命向前發展，打倒了地主，你們知道，當時反對中世紀制度、反對封建制度的全部鬥爭，是在“平等”的口號下進行的。不分等級，一律平等，百萬富翁和窮光蛋也一律平等，——載入史冊的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最偉大的革命家都是這樣講，這樣想，這樣真心認為的。反對地主的革命是在平等的口號下進行的，那時人們把百萬富翁和工人應有同樣的權利叫作平等。革命又向前發展了，它說，“平等”(我們在自己的綱領中是沒有專門談到這一點，但我們總不能沒完沒了地重複。這一點就同我們談到自由時所說的一樣清楚)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的壓迫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這是我們說的，而且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我們說，實行目前那種平等的民主共和國是虛偽的，是騙人的，在那裏沒有實現平等，也不可能有平等；妨礙人們享受這種平等的，是生產資料、貨幣和資本的私有權。富人房產的所有權可以一下子奪過來，資本和生產工具也可以較快地奪過來，但是要把貨幣的所有權拿過來，你試試看吧。
要知道，貨幣是社會財富的結晶，是社會勞動的結晶，貨幣是向一切勞動者徵收貢賦的憑證，貨幣是昨天的剝削的殘餘。這就是所謂貨幣。能不能想法一下子把貨幣消滅呢？不能。還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社會主義者就說過，貨幣是不能一下子就廢除的，而我們根據切身的經驗也可以證實這一點。要消滅貨幣，需要很多技術上的成就，更困難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組織上的成就。而在貨幣消滅之前，平等始終只能是口頭上的、憲法上的，每個有貨幣的人都有事實上的剝削權利。我們沒有做到一下子廢除貨幣。我們說，目前貨幣還保留著，而且在從資本主義舊社會向社會主義新社會過渡的時期，還要保留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平等如果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相抵觸，那就是騙人的東西。
恩格斯說得萬分正確：平等的概念如果與消滅階級無關，那就是一種極端愚蠢而荒謬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教授們企圖用平等這個概念來證明我們想使一個人同其他的人平等。他們企圖用他們自己捏造的這種無稽之談來責備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由於自己無知，竟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即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說過，如果不把平等理解為消滅階級，平等就是一句空話。我們要消滅階級，從這方面說，我們是主張平等的。但是硬說我們想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那就是無謂的空談和知識份子的愚蠢的捏造，這些知識份子有時裝腔作勢，玩弄字眼，然而毫無內容，儘管他們把自己稱為作家，有時稱為學者，或者稱為別的什麼人。
所以我們說：我們要爭取的平等就是消滅階級。因此也要消滅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這正是我們的目的。工農之間還有階級差別的社會，既不是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當然，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解釋社會主義這個字眼，是可以把這種社會叫作社會主義社會的，但這是一種詭辯，是字眼上的爭論。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爭論字眼是沒有必要的。有一點很清楚：只要工農之間的階級差別還存在，我們就不能無所顧忌地談論平等，以免為資產階級張目。農民是宗法制時代的階級，是由幾十年幾百年的奴隸制培植起來的階級；農民在這整個期間一直是小業主，起初從屬於其他階級，後來在形式上是自由和平等的，但都是私有者和食物的佔有者。
現在我們要談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敵人中間引起了最多的責難，在沒有經驗和缺乏思考的人們中間造成了最多的懷疑，同時也最容易把我們同那些想以民主派和社會黨人自居的人分開，他們埋怨我們，說我們不把他們看作民主派和社會黨人，而把他們叫作資本家的擁護者。也許由於愚昧無知，但他們確實是資本家的擁護者。
就農民的生活習慣、生產條件、生活條件、經濟條件來看，農民的地位是這樣的：他是半勞動者，半投機者。
這是事實。當貨幣、交換還沒有消滅的時候，你們就跳不出這個事實。要消滅貨幣和交換，就需要無產階級多年的穩固統治，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戰勝資產階級。有人對我們說：“你們是平等的破壞者，你們不僅破壞了同剝削者的平等——這一點我也許還願意同意，一個社會革命黨人或孟什維克說這種話時，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而且破壞了工農之間的平等，破壞了‘勞動民主派’的平等，你們是罪犯！”我們回答說：“是的，我們破壞了工農之間的平等，並且肯定地說，你們主張這種平等，你們就是高爾察克的擁護者。”不久以前我在《真理報》上看到格爾曼諾夫同志寫的一漂亮亮的文章，其中引證了最“社會主義的”孟什維克社會民主黨人之一舍爾公民的提綱。這個提綱是在我們的一個合作社機關中提出的。這樣的提綱真該刻在木牌上，掛在每一個鄉執行委員會裏，並在末尾寫上：“此人是高爾察克分子”。
我清楚地知道，這位舍爾公民及其同夥會因此把我叫作誹謗者，或者說得更壞些。可是，我要請那些學過政治經濟學入門和政治常識的人仔細地分析一下誰是誰非。舍爾公民說：蘇維埃政權的糧食政策和整個經濟政策根本行不通，要先逐漸地然後廣泛地轉到糧食自由貿易，保證私有財產。
我認為，這就是高爾察克的經濟綱領和經濟原則。我肯定地說，凡是讀過馬克思著作的人，特別是讀過《資本論》第1章的人，哪怕只是讀過考茨基敘述馬克思學說的通俗讀物《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人，都一定會認為：確實，當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當地主和資本家所有制正在被推翻的時候，當被四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弄得滿目瘡痍的國家正在鬧饑荒的時候，糧食貿易自由就是資本家的自由，就是恢復資本權力的自由。這是高爾察克的經濟綱領，因為高爾察克不是懸在空中的。
只是譴責高爾察克迫害工人、甚至拷打那些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女教師，那是十分愚蠢的。這是庸俗地維護民主，這樣控訴高爾察克是愚笨的。高爾察克現在正用一切方法進行活動。但是，他在經濟上靠什麼來支持呢？他靠貿易自由來支持，他為貿易自由而鬥爭，所有的資本家都因此而擁護他。你們說：“我已經離開了高爾察克，我不是高爾察克分子。”這當然使你很光彩，但這並不能證明你有一個能夠判斷事物的頭腦。我們這樣回答這些人，絲毫也沒有傷害那些認清高爾察克是一個暴徒而離開了他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面子。但是，這樣的人，如果在一個同高爾察克進行殊死搏鬥的國家裏，繼續為“勞動民主派的平等”而鬥爭，為糧食貿易自由而鬥爭，那也就是高爾察克分子，不過他還不懂這個道理，想不通這個問題。
高爾察克(不管他叫高爾察克還是鄧尼金，不管軍裝如何不同，實質都一樣)是靠佔領一個盛產糧食的地區之後，在那裏准許糧食貿易自由和恢復資本主義的自由來維持的。在過去的一切革命中都有過這樣的情形，如果我們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民主派、社會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維克、直到無政府主義者(名稱多得很)這班先生們的這種“自由”和“平等”，那麼，在我們這裏也會有這樣的情形。目前在烏克蘭每一個縣裏都有一個匪幫，每個匪幫都起一個稱號，一個比一個自由，一個比一個民主。
把工農平等奉獻給我們的是
“勞動農民利益的維護者”，他們大半是社會革命黨人。另外的人，象舍爾公民那樣，雖然學過馬克思主義，但是畢竟不懂得，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工農平等是不可能的；應該指出，許諾這種平等的人就是在發展高爾察克綱領，雖然他們並沒有瞭解這一點。我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一個人，只要稍微考慮一下國家的具體條件，特別是一個遭到完全破壞的國家的具體條件，就會明白這個道理。那些硬說我國現在處於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
“社會黨人”經常責備我們，說我們的共產主義是消費者的共產主義。有些人補充說，這是士兵的共產主義。他們自以為高人一等，自以為高過這種“低下的”共產主義。這純粹是一些玩弄字眼的人。他們看書，讀書，反復背誦，但是一點也不懂得書中的意思。這樣的學者是有的，他們甚至是極有學問的人。他們在書中看到社會主義是生產的最高發展。考茨基甚至現在還一直在重複這一點。我前兩天看了一份我們偶爾得到的德國報紙，上面談到了德國最近一次的蘇維埃代表大會。考茨基在大會上作了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指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太太，因為他病了，他的太太替他宣讀報告)社會主義是生產的最高發展，沒有生產，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不能維持下去，可是德國工人不懂得這一點。可憐的德國工人！他們正在同謝德曼和諾斯克作鬥爭，同劊子手作鬥爭，竭力要推翻仍以社會民主黨人自居的劊子手謝德曼和諾斯克的政權，他們認為正在進行國內戰爭。李蔔克內西被殺害了，羅莎·盧森堡被殺害了。俄國的一切資產者說(這曾登載在葉卡捷琳諾達爾報紙上)：“就應該這樣對付我國的布爾什維克！”報紙上就是這樣登的。懂事的人都很清楚，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都主張這樣做。應當進行自衛。謝德曼和諾斯克在進行反對無產階級的內戰。戰爭畢竟是戰爭。德國工人認為，現在正處於內戰時期，其餘一切問題都是次要的。首先應該使工人有飯吃。考茨基卻認為這是士兵的或消費者的共產主義。應該發展生產！……
哦，聰明絕頂的先生們！但是在一個被帝國主義者所掠奪所破壞的國家裏，在一個沒有煤、沒有原料、沒有工具的國家裏，你們怎麼能發展生產呢？“發展生產”！不過，我們人民委員會或國防委員會每次開會都在分配殘存的幾百萬普特的煤或石油，我們很苦惱，每個委員只拿到殘存的一點物資，感到不夠，不得不決定關閉某些工廠，不得不使某些工人失業，——這是一個令人苦惱的問題，但是只能這樣做，因為沒有煤。煤在頓涅茨煤田，由於德寇的侵犯，煤被毀掉了。請你們看看比利時和波蘭，這是個典型現象，到處都同樣呈現出帝國主義戰爭的後果。這就是說，失業和饑餓現象還要存在很多年，因為有些被淹的礦井過許多年也是恢復不起來的。可是有人對我們說：“社會主義就是提高生產率。”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讀書，寫書，但是絲毫不懂得書中的內容。(鼓掌)
從資本主義社會在和平時期會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我們除了提高生產率，當然不會有其他更迫切的任務。不過應當加上“假使”二字。假使社會主義會以和平方式產生，資本家老爺們也是不願意讓它這樣產生的。這樣說還有點不夠。假使連戰爭也沒有，資本家老爺們也還是會採取種種辦法制止這種和平發展的。偉大的革命，即使象法國大革命那樣以和平方式開始，也是以反革命資產階級所發動的瘋狂戰爭而告終。如果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從自由、平等、勞動民主派和多數人的意志這一套市儈的空談，即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這類“民主派”用以款待我們的愚蠢的市儈空談來看，情況也只能是這樣。以和平方式發展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這個時期，在帝國主義戰爭之後，來談什麼和平發展，是很可笑的，特別是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國家裏。拿法國來說。法國是個戰勝國，然而那裏的糧食生產減少了一半。在英國，我從英國的資產階級報紙上看到，人們說：“我們現在是乞丐了。”而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國家裏竟責備共產黨人使生產陷於停頓！說這種話的人，儘管再三自稱是伯爾尼國際的領袖，他不是十足的白癡，就是工人的叛徒。
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的國家裏，第一個任務就是拯救勞動者。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如果他們能活下去，我們就能拯救一切，恢復一切。
我們還要忍受許多年的貧困，許多年的倒退，向野蠻方面的倒退。帝國主義戰爭使我們倒退，使我們向野蠻方面倒退。如果我們能夠拯救勞動者，拯救人類的主要生產力——工人，我們就能挽救一切，如果我們不能拯救工人，我們就會滅亡；因此，再說一遍，誰在這個時候大喊消費者的和士兵的共產主義，鄙視別人，自以為高過這些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他就一點也不懂得政治經濟學，只會抓住書中的一些引文，象一個腦袋裏似乎裝著引文卡抽屜的學者一樣，隨時可以把引文抽出來，可是一旦遇到書中沒有談到的新情況，就束手無策，從抽屜裏抽出恰恰不該抽出的引文來。
在國家遭到破壞的時候，我們主要的基本的任務就是維護工人的生命，拯救工人，而工人之所以會死亡，是因為工廠停工，工廠之所以停工是因為沒有燃料，是因為我們的生產完全不合理，工業同原料產地隔絕。全世界都是如此。俄國棉紡織廠需要的原料，要從埃及和美國運來，再近也要從土耳其斯坦運來，當反革命匪幫和英國軍隊佔領了阿什哈巴德和克拉斯諾沃茨克的時候，請你們從土耳其斯坦運運看！當鐵路無法運輸，遭到破壞，沒有煤陷於停頓的時候，請你們從埃及從美國運運看！
必須拯救工人，雖然他們現在不能工作。如果我們能拯救工人，熬過這幾年，我們就能拯救國家、社會和社會主義。如果我們不能拯救，我們就會倒退，退回到雇傭奴隸制去。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就是這樣擺著的，這個社會主義不是從那些迷戀于和平方式的、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傻瓜的幻想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現實中，從激烈的極端殘酷的階級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這是事實。為了拯救工人，應當不惜犧牲一切。我們就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有人走來對我們說：“我們主張勞動民主派的平等，而你們共產黨人甚至不讓工人和農民平等”；那我們回答說：工人和農民作為勞動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糧食投機商和挨餓的勞動者是不平等的。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憲法才說工人和農民是不平等的。
你們說，他們應該是平等的吧？那讓我們來衡量一下，計算一下。拿60個農民和10個工人來說。60個農民有餘糧。他們衣衫襤褸，但是他們有糧食。而10個工人呢，在帝國主義戰爭結束之後，他們衣衫襤褸，受盡折磨，沒有糧食、燃料和原料。工廠停工。怎麼樣，你們認為他們是平等的嗎？60個農民有決定的權利而10個工人應當服從嗎？好一個平等、勞動民主派的統一和由多數人作決定的偉大原則！
他們就是這樣對我們說的。我們回答說：
“你們是一些小丑，因為你們用一些動聽的話來回避和掩蓋饑餓的問題。”請問你們：在一個經濟遭到破壞、工廠停工的國家裏，如果農民不把餘糧拿出來，挨餓的工人是不是有服從多數農民的決定的權利呢？如果用其他方法不行，他們有沒有甚至用暴力取得這些餘糧的權利呢？請直截了當地回答吧！可是一拿出問題的實質，他們就轉彎抹角和支吾搪塞了。
各國的工業都遭到破壞，而且這種狀況將繼續好幾年，因為燒掉工廠或淹沒礦井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炸毀車廂、搗毀機車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任何一個傻瓜，不管他是德國軍官或法國軍官，做這種事都是很能幹的，特別是他有了進行爆炸、射擊等等的優良裝備的時候；然而恢復卻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這需要好多年的時間。
農民是一個特殊階級，作為勞動者，他們是資本主義剝削的敵人，但同時他們又是私有者。農民千百年來受到的薰染就是，糧食是他的，他可以隨便出賣。他認為，這是我的權利，因為這是我的勞動，我的血汗。要很快改變他的心理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鬥爭過程。誰以為用一個說服另一個，另一個說服第三個的辦法就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他至少是三歲小孩子，要不然就是政治騙子，而大多數在政治講臺上講演的人，當然是屬於後一類的。
問題是這樣擺著的：農民習慣于自由買賣糧食。在我們摧毀了資本主義機關之後，發現還存在著一種支持資本主義的勢力，這就是習慣勢力。我們愈堅決地摧毀一切支持資本主義的機關，而另一種支持資本主義的勢力即習慣的勢力就表現得愈明顯。幹得好，機關是能一下子打碎的，但是不管幹得怎樣好，習慣是永遠不能一下子打破的。我們把全部土地交給了農民，把農民從地主土地佔有制下解放了出來，摧毀了束縛他們的一切，但是，他們仍然認為自由出賣糧食是“自由”，必須按照固定價格交售餘糧是不自由。農民憤慨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幹嗎要“交售”；特別是在我們的機構還很糟的時候，他們更是這樣說，而機構很糟，是因為整個資產階級知識界都站在蘇哈列夫卡那邊。顯然，這種機構應該依靠那些正在學習、即使是忠誠老實也至少要學幾年才學得會的人，只要他們沒有學會，我們的機構還是糟的，有時甚至會有各種自稱為共產黨人的騙子混進來。這種危險威脅著任何一個執政的黨，威脅著任何一個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因為既不能一下子摧毀資產階級的反抗，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完善的機構。我們很清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機構還很糟。不久以前，對非農業省份的工人的食物供應情況作了科學的統計調查。原來他們的一半糧食是從糧食人民委員部那裏得到的，另一半是從投機商那裏得到的，前一半占他們全部購糧支出的十分之一，後一半占十分之九。
一半糧食是由糧食人民委員部收集和供給的，當然在收集上有些缺點，但它是按照社會主義方式而不是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收集的。收集這一半糧食是靠戰勝了投機商，而不是靠同投機商作交易，這樣做有利於挨餓的工人，而犧牲了社會上的其他一切利益，其中包括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流的先生們所誇耀的那種形式上“平等”的利益。諸位先生們，你們死守著你們的“平等”吧，而我們則要跟被我們從饑餓中拯救出來的挨餓的工人在一起。不管孟什維克怎樣責備我們破壞“平等”，事實卻是這樣的：我們在空前未有的難以置信的困難條件下解決了糧食任務的一半。所以我們說，如果60個農民有餘糧，而10個工人在挨餓，那應該談的就不是一般“平等”和“勞動者的平等”，而是60個農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10個工人的決定，把餘糧交給他們，即使貸給他們也好。
全部政治經濟學(如果從中學到一點什麼的話)、全部革命史、整個19世紀全部政治發展史都告訴我們，農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產者走。他們不能走別的道路。當然，這種說法在某些民主派聽來也許是不堪入耳，因為他們認為我是出於馬克思主義者的惡意誣衊農民。農民占多數，他們是勞動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為什麼呢？
要是你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奉勸這樣的先生們去讀一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入門，讀一讀考茨基對馬克思學說的敘述，去想一想18世紀和19世紀任何一次大革命的發展和19世紀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史吧。它會告訴你們為什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這樣的：能夠成為統治力量的只有資本或打倒資本的無產階級。
在這個社會的經濟中，其他的力量是沒有的。
農民是半勞動者，半投機者。農民是勞動者，因為他們用血汗掙來糧食，他們受地主、資本家和商人剝削。農民是投機者，因為他們出賣糧食這種必需品，誰要沒有這種必需品，甚至要拿出全部財產去換它。饑餓是無情的，為了買到糧食，花一千盧布也可以，花多少也可以，甚至付出全部的財產。
這不是農民的過錯，農民的經濟條件是這樣的：他生活在商品經濟中，生活了幾十年幾百年，習慣於用自己的糧食換取貨幣。習慣不是一下子改得了的，貨幣不是一下子能消滅的。要消滅貨幣，必須組織好億萬人的產品分配，——這是很多年的事情。所以只要商品經濟存在，只要挨餓的工人和隱藏餘糧的飽腹的農民同時存在，工農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的對立就會存在，誰用“自由”、“平等”和“勞動民主派”的空談來回避這個生活中產生的實際對立，他至少是一個空談家，往壞處說則是一個擁護資本主義的偽君子。如果資本主義戰勝了革命，那是它利用農民的愚昧無知，收買他們，用恢復自由貿易引誘他們的結果。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事實上是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來反對社會主義的。
高爾察克、鄧尼金和所有俄國白衛分子的經濟綱領就是自由貿易。他們是懂得這一點的，舍爾公民不懂得這一點，並不是他們的過錯。生活中的經濟事實並不因某個政黨不懂得它們就會改變。資產階級的口號就是自由貿易。有人竭力欺騙農民說：“照老樣子生活下去不是更好嗎？難道靠自由出賣農業勞動來生活不是更好嗎？什麼比這更公平呢？”自覺的高爾察克分子是這樣說的，從資本的利益來看，他們是說得對的。為了恢復俄國資本權力，需要依靠傳統——依靠農民的偏見而反對他們的理智，依靠自由貿易的舊習慣——需要用暴力鎮壓工人的反抗。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從資本的觀點來看，高爾察克分子是對的，他們在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綱領中說得頭頭是道，懂得從何開頭從何結尾，懂得農民的自由貿易和對工人的殘暴槍殺之間的聯繫。聯繫是有的，雖然舍爾公民不瞭解這種聯繫。糧食自由貿易是高爾察克分子的經濟綱領，槍殺成千上萬的工人(如在芬蘭)是實現這個綱領的必要手段，因為工人不會白白放棄他們已獲得的果實。聯繫是密切的，而那些一點不懂經濟科學和政治的人，那些由於自己市儈的懦怯心理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原理的人，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竟企圖用“平等”、“自由”的空談使我們忘記這種聯繫，他們大喊大叫，說我們破壞“勞動民主派”內部的平等原則，說我們的憲法是“不公平的”。
幾個農民的票等於一個工人的票，這是不公平嗎？
不，這在必須打倒資本的時代是公平的。我知道你們的公平概念是從哪里來的。你們的這些概念是從昨天的資本主義時代來的。商品所有者、他的平等、他的自由，——這就是你們的公平概念。這是小資產階級偏見的小資產階級殘餘，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公平、平等和勞動民主派。在我們看來，公平應該服從於打倒資本的事業。除了無產階級同心協力而外，用其他辦法是不能打倒資本的。
能不能使千百萬農民一下子就鞏固地聯合起來去反對資本、反對自由貿易呢？由於經濟條件的限制，你們不能做到這一點，即使農民十分自由並有高得多的文化。這是辦不到的，因為這需要其他的經濟條件，需要多年的準備。那麼，誰來進行這種準備呢？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
農民由於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所處的經濟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資產階級走。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他們可能動搖不定，糊裏糊塗，耽於幻想，他們也可能發牢騷，講怪話，咒?無產階級的“狹隘的”代表和資產階級的“狹隘的”代表，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是少數。可以咒?他們，可以高談多數，高談你們勞動民主派的廣泛性和普遍性，高談純粹民主。要講多少話都可以。但這些話只是掩蓋一個事實：農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資產階級走。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而在工人挨餓、工業停頓這樣極端困難的歷史轉變時期，那些不是按照較公平的價格而是按照“自由的”價格，按照資本主義的和生意人的價格幫助工人得到糧食的人，不管他們本人怎樣替自己否認，不管他們怎樣真心地相信他們是在誠心誠意地實行自己的綱領，他們都是在實行高爾察克分子的綱領。
五
現在我來談我所要談的最後一個問題，這就是關於革命的失敗和勝利的問題。我曾經向你們提到考茨基，作為老而腐朽的社會主義的主要代表，他是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的。他責備我們說，按多數人意志作出的決定才是能夠保證和平結局的決定。靠專政作出的決定是一種用軍事手段作出的決定。就是說，如果你們用軍事手段得不到勝利，你們就會被打敗，被消滅，因為內戰不是俘虜人，而是消滅人。被嚇倒的考茨基就是這樣“嚇唬”我們的。
這是十分正確的。這是事實。我們證實這種看法是對的。這是用不著說的。國內戰爭是比其他任何戰爭都更嚴重更殘酷的戰爭。在歷史上，自古羅馬的國內戰爭起，一直都是如此，因為國際戰爭總是以有產階級之間的勾結而告結束，唯有在國內戰爭中，被壓迫階級才集中全力來徹底消滅壓迫階級，消滅這個階級存在的經濟條件。
我要問你們，有些
“革命家”用革命可能遭到失敗來嚇唬開始了的革命，這樣的“革命家”有什麼用處呢？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不冒失敗危險的革命。所謂革命，就是極端殘酷的殊死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棄革命，或者是承認同有產階級鬥爭是所有革命中最殘酷的鬥爭。在這一點上，在多少有些覺悟的社會黨人中間，是沒有觀點上的分歧的。當我分析了考茨基所寫的這些東西的全部叛賣性之後，我在一年以前寫道(這是去年9月的事情)：即使明天帝國主義者把布爾什維克的政權推翻，我們一點也不會為我們奪取了政權而後悔。任何一個代表勞動群眾利益的覺悟工人都不會為這一點而後悔，都不會懷疑我們的革命畢竟是勝利了。因為革命把嚴重打擊剝削制度的先進階級推向前進，革命就是在勝利。在這種情況下，革命即使遭受失敗，它也是勝利的。看起來這可能像是玩弄字眼，但是為了說明這是事實，且讓我們舉一個歷史上的具體例子。拿法國大革命來說吧。它被稱為大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它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個19世紀，即給予全人類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誌下度過的。19世紀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實行了、分別地實現了、繼續完成了偉大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們所開創的事業，這些革命家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不過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被自由、平等、博愛的詞句蒙蔽了。
我們的革命一年半來為我們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為無產階級所做的事情，要比偉大的法國革命家們所做的事情多得多。
他們支持了兩年，後來在聯合起來的歐洲反動勢力的打擊下滅亡了，在全世界的聯軍的打擊下滅亡了，這些反動勢力打敗了法國革命家，在法國恢復了正統的合法的君主——那個時代的羅曼諾夫，恢復了地主的統治，在漫長的數十年中扼殺了法國的一切革命運動。雖然如此，法國大革命還是勝利了。
任何一個自覺地對待歷史的人都會說，法國革命雖然被粉碎了，但它畢竟是勝利了，因為它為全世界奠立了曾是無法消滅的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自由的基石。
一年半來，我們的革命為無產階級，為我們所服務的那個階級，為我們奮鬥的目的，為打倒資本統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國革命為本階級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們說，即使出現某種最壞的情況，即使明天有某個幸運的高爾察克把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斬盡殺絕，那革命還是勝利了。我們的話可以從下列一點得到證明：這次革命建立的新的國家組織，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已經取得道義上的勝利，現在就已經得到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當時偉大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在鬥爭中遭到滅亡，是因為他們孤軍奮鬥，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當時歐洲所有國家尤其是先進的英國都起來反對他們。現在我們的革命僅僅經過布爾什維克政權一年半的統治，就使它所創立的新的國家組織即蘇維埃組織成了全世界工人所理解、所熟悉、所歡迎的組織，成了他們自己的組織。
我已向你們證明，要擺脫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避免的，是非有不可的，是絕對必需的。專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並不僅僅意味著暴力，它還意味著比先前的勞動組織更高級的勞動組織。因此，我在代表大會開幕的簡短賀詞中強調了這一基本的、起碼的、最簡單的組織任務，因此，我極其無情地敵視一切知識份子的臆造、一切“無產階級文化”。我現在拿組織常識來反對這些臆造。分配糧食和煤時，要愛惜每一普特煤和每一普特糧食，——這是無產階級紀律的任務。這不是農奴主用棍棒來維持的紀律，也不是資本家用饑餓來維持的紀律，而是同志的紀律，工人聯合會的紀律。解決了這個AE?碼的最簡單的組織任務，我們就一定會勝利。因為搖擺于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農民，那時一定會完全跟我們走。而現在，農民不知道，他應該跟著他還不相信但又不能否認他們在實行一種沒有剝削的較為公平的勞動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自由”買賣糧食就是危害國家的罪行)的人走呢，還是跟著那些照舊許以似乎意味著勞動自由的糧食貿易自由的人走。如果農民看到無產階級建設自己的政權時善於建立秩序(農民需要秩序，希望有秩序，在這一點上農民是對的，雖然農民這種追求秩序的意願還和許多模糊的東西、許多反動的東西、許多偏見分不開)，農民在多次動搖之後，終於會跟工人走的。農民不可能簡單地、輕易地、一下子就擺脫舊社會而走向新社會。他們知道，他們從舊社會得到“秩序”的代價是勞動者破產，是勞動者淪為奴隸。他們不知道，無產階級能不能給他們秩序。對於閉塞、愚昧、散漫的農民不能要求過高。他們不相信任何言論，不相信任何綱領。他們不相信言論倒很好，要不然他們就擺脫不了各種欺騙。他們只會相信行動，相信實際經驗。要向他們證明，你們，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善於分配糧食和煤，不糟蹋一普特糧食和一普特煤，能夠使每一普特餘糧和每一普特餘煤都不拿去做投機買賣，不為那些蘇哈列夫卡的英雄們所利用，而是拿來作公平的分配，供給挨餓的工人，甚至在工廠停工、工人失業的時候拿來援助他們。一定要證明這一點。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組織的基本任務。在沒有經濟根基的情況下，可以使用暴力，但歷史註定它是要失敗的。但依靠先進階級，依靠社會主義制度、秩序和組織的更高原則，是可以使用暴力的。那時暴力也可能暫時遭到失敗，但它是不可戰勝的。
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向農民表明：制度是正確的，勞動和糧食的分配是公平的，對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是愛惜的；我們工人能夠靠同志的紀律，聯合組織的紀律來實現這一切；我們用暴力進行鬥爭，只是為了保護勞動的利益，只是向投機者而不是向勞動者要糧食；我們要同中農、同勞動農民妥協；我們準備把我們現在所能給予的一切都給他們，——如果農民看到了這一切，農民同工人階級的聯盟，農民同無產階級的聯盟就會是牢不可破的。我們現在正朝這方面去做。
我有點離開了本題，現在應該回到本題上來。目前在所有國家中，已經不象我們不久以前只是重複而不懂得“義和團”這個名詞那樣，把“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看作怪誕的字眼了。現在“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這兩個名詞由世界各種語言重複著。覺悟的工人都看到各國資產階級每天怎樣在千百萬份報紙上誣衊蘇維埃政權，他們正從這種謾?中學習。我最近看了幾份美國報紙。我看到一個美國牧師的演說，他說，布爾什維克是一些缺德的人，他們實行共妻，他們是強盜，是掠奪者。我也看到美國社會主義者的回答：他們以五分錢一份推銷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推銷這個不實行“勞動民主派的平等”的“專政”的憲法。他們是援引這些破壞勞動民主派的統一的“篡奪者”、“強盜”、“暴徒”的憲法中的一條來回答的。這裏順便談一下，當歡迎布列什柯夫斯卡婭的時候，紐約一家最大的資本家報紙在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到達的那天用特大號的字登著：“歡迎老夫人到來！”美國社會主義者轉載了這條消息說：“她是主張政治民主的，美國工人們，你們是不是因為資本家讚揚她而感到驚訝呢？”她是主張政治民主的。為什麼他們要讚揚她呢？因為她反對蘇維埃憲法。美國的社會主義者說：“你們看，這一條是從這些強盜的憲法中引來的。”他們引來引去總是那一條：凡是剝削他人勞動的人，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我們憲法中的這一條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蘇維埃政權正是由於它公開地講一切服從於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是新類型的國家組織，它才博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同情。這種新的國家組織的產生是極其困難的，因為要戰勝起瓦解作用的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這比鎮壓地主暴徒或資本家暴徒困難千萬倍，但這對於建立沒有剝削的新組織來說，又有益千萬倍。當無產階級的組織解決了這個任務的時候，社會主義就會獲得最終勝利了。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全部活動都應該服從於這個目的。儘管條件異常艱苦，儘管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首先發生在一個文化水平很低的國家裏，但是蘇維埃政權得到了其他國家工人的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拉丁詞，以前任何一個勞動者聽到它時，都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不懂得怎樣實現它。現在這個詞已由拉丁文譯成現代的各種語言了，現在我們已經表明，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蘇維埃政權，在這種政權下，工人們自己組織起來，他們說：“我們的組織高於一切；任何一個非勞動者，任何一個剝削者都沒有權利參加這個組織。這個組織要全力以赴達到一個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義。任何虛偽的口號，任何‘自由’、‘平等’之類的偶像，都騙不了我們。我們既不承認自由、平等，也不承認勞動民主派，如果它們同勞動擺脫資本壓迫的利益相抵觸的話。”我們已把這一點載入蘇維埃憲法，並已博得全世界工人對這部憲法的同情。他們知道，不管新制度的誕生多麼困難，不管個別的蘇維埃共和國所遭到的考驗甚至失敗是多麼嚴重，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把人類拖向後退。(熱烈鼓掌)
《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
出版序言
(1919年6月23日)
5月19日我在社會教育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分析的關於平等特別是工農平等的問題，無疑是現時最尖銳最“迫切的”一個問題，因為它觸到了小資產者、小業主、小商品所有者、各種庸人和十分之九的知識份子(其中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的知識份子)的根深蒂固的偏見。
否認工農平等！請想想，這是多麼嚇人的事情！當然，資本家的一切朋友，資本家的一切奴才，首先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竭力抓住這件事情來“刺激”農民，“煽動”農民，唆使他們反對工人和共產黨員。這種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種事情既然是以謊言為基礎，也就必定遭到可恥的失敗。
農民是穩重踏實的人，是講求實際的人。給他們解釋問題，要實際，要用淺顯常見的例子。怎樣才算公平呢？是有餘糧的農民不顧工人挨餓，把餘糧藏起來，等待糧價暴漲呢，還是掌握在工人手中的政權不按投機價格，不按生意人價格，不按掠奪性的價格，而按國家規定的固定價格來收購全部餘糧？
問題就是這樣擺著的。全部實質就在這裏。可是象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樣為資本家效勞，為恢復資本家的獨裁而賣力的各種騙子們，卻想用“平等”、“勞動民主派的統一”等等言詞來“規避”這個實質。
農民必須進行選擇：
或者是贊成糧食自由貿易，
——這就是贊成糧食投機，贊成富人有發財的自由，窮人有破產和挨餓的自由，贊成恢復地主和資本家的獨裁，贊成破壞農民同工人的聯盟。或者是贊成把餘糧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即賣給統一的工人政權，——這就是贊成農民同工人結成聯盟來徹底消滅資產階級，消除資產階級政權復辟的任何可能性。
只能二者擇一。
富裕農民即富農定會選擇前者，想碰碰運氣，同資本家和地主聯合起來反對工人，反對貧苦農民，但這種農民在俄國只會是少數。大多數農民一定會贊成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恢復資本家政權，反對“富人有發財的自由”，反對“窮人有挨餓的自由”，反對用“平等”(擁有餘糧的飽食者同挨餓者的平等)之類的花言巧語來掩蓋這種萬惡的資本主義的“自由”(餓死的自由)。
我們的任務就是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用
“自由”“平等”的響亮的美麗的詞句所佈置的紸E猾的資本主義騙局作鬥爭。農民們！摘下披著羊皮的豺狼的假面具吧，他們唱著關於
“自由”、“平等”和“勞動民主派的統一”的甜蜜歌曲，其實是以此維護地主壓迫農民的“自由”，維護有錢的資本家同工人或半饑餓的農民的“平等”，維護藏匿餘糧的飽食者同那些因戰爭的破壞而挨餓和失業的工人的“平等”。這些披著羊皮的狼是勞動者最兇惡的敵人，儘管他們叫作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或非党人士，實際上都是資本家的朋友。 “工人和農民作為勞動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糧食投機商和挨餓的勞動者是不平等的。”“我們進行鬥爭，只是保衛勞動的利益，是向投機者而不是向勞動者要糧食。”“我們要同中農、同勞動農民妥協。”——這就是我在那次講話中談到的，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是為“平等”的響亮詞句所攪混的地道的真理。絕大多數農民都知道這是真理，都知道工人的國家同投機者和富人作鬥爭，竭力幫助勞動者和窮人，而地主的國家(在沙皇統治下)和資本家的國家(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中)則隨時隨地在一切國家幫助富人掠奪勞動者，幫助投機者和富人靠窮人的AEAE產來發財。任何一個農民都知道這個真理。所以大多數農民愈覺悟，就會愈迅速愈堅決地作出自己的選擇：贊成同工人結成聯盟，贊成同工人政府妥協，反對地主的國家或資本家的國家；贊成蘇維埃政權，反對“立憲會議”或“民主共和國”；贊成同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妥協，反對支持資本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
* *對於
“有教養的”先生們，對於民主派、社會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等等，我們則要說：在口頭上你們都承認“階級鬥爭”，實際上你們恰好在階級鬥爭特別尖銳的時候把階級鬥爭忘記了。忘記階級鬥爭就是倒向資本，倒向資產階級，反對勞動者。誰承認階級鬥爭，誰就應當承認在資產階級共和國中，即使在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中，“自由”和“平等”只能表現為而且從來就表現為商
品所有者的平等和自由，資本的平等和自由。馬克思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特別是在《資本論》(你們在口頭上都是承認這本書的)中，千百次地闡明了這一點，嘲笑了對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解，嘲笑了看不到這一點的邊沁分子的庸人，揭示了這些抽象概念的物質根源。在資產階級制度下(就是說只要土地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繼續存在)，在資產階級民主下，“自由和平等”只是一種形式，實際上是對工人(他們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實行雇傭奴隸制，是資本具有無限權力，是資本壓迫勞動。這是社會主義的起碼常識，可是“有教養的”先生們，你們竟把這個起碼常識也忘記了。從這個起碼常識中可以得出結論，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當階級鬥爭發展為內戰的時候，只有傻瓜和叛徒才會用空談“自由”“平等”和“勞動民主派的統一”來支吾搪塞。事實上，一切都是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結局來決定的，而中間的、中等的階級(包括全體小資產階級，因而也包括全體“農民”)必然動搖於兩個陣營之間。
問題在於這些中間階層歸附哪一個主力
——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絕不可能有另一種情形，誰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而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的學說，絲毫不懂得社會主義，誰實際上就是盲目地跟著資產階級跑的庸人和市儈。誰懂得這一點，誰就不會讓自己受“自由”和“平等”的空談所欺騙，誰就會想到和談到實際問題，就是說，會想到和談到那些使農民同工人接近，使他們結成反對資本家的聯盟，使他們達成反對剝削者、富人和投機者的協議的具體條件。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同人數眾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份子等等)或同他們的大多數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是反資本的聯盟，是為徹底推翻資本、徹底鎮壓資產階級反抗並完全粉碎其復辟企圖而建立的聯盟，是為最終建成並鞏固社會主義而建立的聯盟。這是在特殊環境中，即在激烈的內戰環境中形成的特種聯盟，這是社會主義的堅定的擁護者和其動搖的同盟者的聯盟，有時則是社會主義堅定的擁護者和“中立者”的聯盟(那時，聯盟就由鬥爭協定變為中立協定)，這是在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精神各方面互不相同的階級的聯盟。只有腐朽的“伯爾尼”國際即黃色國際的腐朽的英雄們，如考茨基和馬爾托夫之流，才能用“自由”“平等”和“勞動民主派的統一”等一般詞句，即用商品經濟時代思想行囊中的隻言片語來支吾搪塞，而不去研究這種聯盟的具體形式、條件和任務。
尼·列寧
1919年6月23日
(任衛東 根據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列寧選集》第三卷 798-834頁 輸入 同時參考《列寧全集》第二版第36卷增加賀詞和序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