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
列寧
(1909年5月13日〔26日〕)
蘇爾科夫代表在國家杜馬討論正教院預算案時的發言，以及下面刊登的我們杜馬黨團討論這篇發言稿的材料，提出了一個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別迫切的問題。凡是同宗教有關的一切，目前無疑已經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注意，使接近工人運動的知識份子、甚至某些工人群眾感到興趣。社會民主黨當然應該表明自己對於宗教的態度。社會民主黨的整個世界觀是以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聲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它完全繼承了法國18世紀和德國19世紀上半葉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歷史傳統，即絕對無神論的、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唯物主義的歷史傳統。我們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看過該書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杜林沒有堅持唯物主義，給宗教和宗教哲學留下了後路。必須指出，恩格斯在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著作中責備費爾巴哈，說他反對宗教不是為了消滅宗教而是為了革新宗教，為了創造出一種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馬克思的這一句名言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制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
但是，恩格斯同時也多次譴責那些想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譴責他們企圖在工人政黨的綱領裏規定直接承認無神論，即向宗教宣戰。1874年，恩格斯談到當時僑居倫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發表的著名宣言時，認為他們大聲疾呼向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指出這樣宣戰是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妨礙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責布朗基派不瞭解
只有工人群眾的階級鬥爭從各方面吸引了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參加自覺的革命的社會實踐，才能真正把被壓迫的群眾從宗教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因此宣佈工人政黨的政治任務是同宗教作戰，不過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談而已。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無情地斥責哲學家杜林對唯心主義和宗教所作的讓步，即使是些微的讓步，但也同樣嚴厲地斥責杜林提出的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禁止宗教存在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張。恩格斯說，這樣向宗教宣戰，就是“比俾斯麥本人還要俾斯麥”，即重蹈俾斯麥反教權派鬥爭這一蠢舉的覆轍(臭名遠揚的“文化鬥爭”，就是俾斯麥在19世紀70年代用員警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對德國天主教的黨，即反對“中央”黨的鬥爭)。俾斯麥的這場鬥爭，只是鞏固了天主教徒的好戰的教權主義，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業，因為他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工人階級和民主派的某些階層忽視革命的階級鬥爭的迫切任務而去重視最表面的、資產階級虛偽的反教權主義運動。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說他想用另一種方式來重複俾斯麥的蠢舉，同時恩格斯要求工人政黨耐心地去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使宗教漸漸消亡，而不要冒險地在政治上對宗教作戰。這個觀點已經被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張給耶穌會士以自由，主張允許他們進入德國國境，主張取消對付這種或那種宗教的任何員警手段。“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是愛爾福特綱領(1891年)的一個著名論點，它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上述政治策略。這個策略現在竟然成為陳規，竟然產生了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歪曲，使它走向反面，成了機會主義。有人把愛爾福特綱領的這一論點說成這樣，似乎我們社會民主黨人，我們的黨，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對於我們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對於我們黨來說，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19世紀90年代，恩格斯沒有同這種機會主義觀點進行直接的論戰，但是他認為必須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不過不是用論戰的方式而是採用正面敘述的方式。就是說，
當時恩格斯有意地著重聲明，社會民主黨認為宗教對於國家來說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對於社會民主黨本身、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工人政黨來說決不是私人的事情。從外表上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宗教問題表示意見的經過就是如此。那些輕率看待馬克思主義的人，那些不善於或不願意動腦筋的人，覺得這種經過只是表明馬克思主義荒謬地自相矛盾和搖擺不定：一方面主張“徹底的”無神論，另一方面又“寬容”宗教，這是多麼混亂的思想；一方面主張同上帝進行最最革命的戰爭，另一方面怯懦地想“遷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們嚇跑等等，這是多麼“沒有原則”的動搖。在無政府主義空談家的著作中，這種攻擊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是可以找到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認真一些看待馬克思主義，考慮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馬克思主義對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嚴謹的，是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慮的；在迂腐或無知的人看來是動搖的表現，其實都是從辯證唯物主義中得出來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結論。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對宗教採取似乎是“溫和”的態度是出於所謂“策略上的”考慮，是為了“不要把人嚇跑”等等，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政治路線，也是同它的哲學原理有密切關係的。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正因為如此，它同18世紀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或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也毫不留情地反對宗教。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唯物主義比百科全書派和費爾巴哈更進一步，它把唯物主義哲學應用到歷史領域，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我們應當同宗教作鬥爭。這是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停留在起碼原則上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更前進了一步。它認為必須善於同宗教作鬥爭，為此應當用唯物主義觀點來說明群眾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鬥爭不應該局限於抽象的思想宣傳，不能把它歸結為這樣的宣傳；而應該把這一鬥爭同目的在於消滅產生宗教的社會根源的階級運動的具體實踐聯繫起來。為什麼宗教在城市無產階級的落後階層中，在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階層中，以及在農民群眾中能夠保持它的影響呢？資產階級進步派、激進派或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回答說，這是由於人民的愚昧無知。由此得出結論說：打倒宗教，無神論萬歲，傳播無神論觀點是我們的主要任務。馬克思主義者說：這話不對。這是一種膚淺的、資產階級狹隘的文化主義觀點。這種觀點不夠深刻，不是用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是用唯心主義的觀點來說明宗教的根源。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裏，這種根源主要是社會的根源。勞動群眾受到社會的壓迫，面對時時刻刻給普通勞動人民帶來最可怕的災難、最殘酷的折磨的資本主義(比戰爭、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帶來的災難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們覺得似乎毫無辦法，——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懼創造神”。現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對資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懼，而這種力量確實是捉摸不定的，因為人民群眾不能預見到它，它使無產者和小業主在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產和毀滅，使他們變成乞丐，變成窮光蛋，變成娼妓，甚至活活餓死。凡是不願一直留在預備班的唯物主義者，都應當首先而且特別注意這種根源。只要受資本主義苦役制度壓迫、受資本主義的捉摸不定的破壞勢力擺佈的群眾自己還沒有學會團結一致地、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自覺地反對宗教的這種根源，反對任何形式的資本統治，那麼無論什麼啟蒙書籍都不能使這些群眾不信仰宗教。
由此是否可以說，反宗教的啟蒙書籍是有害的或多餘的呢？不是的。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應當說，社會民主黨宣傳無神論，必須服從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任務：發展被剝削群眾反對剝削者的階級鬥爭。
一個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即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的原理沒有深入思考過的人，也許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理解)這條原則。怎麼會這樣呢？為什麼進行思想宣傳，宣揚某種思想，同維持了數千年之久的這一文化和進步的敵人(即宗教)作鬥爭，要服從階級鬥爭，即服從在經濟政治方面實現一定的實際目標的鬥爭呢？
這種反對意見也是一種流行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見，這證明反駁者完全不懂得馬克思的辯證法。使這種反駁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實際生活中的實際矛盾，即辯證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來的矛盾。誰認為在理論上宣傳無神論，即破除某些無產階級群眾的宗教信仰，同這些群眾階級鬥爭的成效、進程和條件之間有一種絕對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辯證地看問題，就是把可以移動的、相對的界限看作絕對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現實中的不可分割的東西加以分割。舉個例子來說吧。假定某個地方和某個工業部門的無產階級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先進的，是相當覺悟的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當然是無神論者，另一部分則是相當落後的，他們同農村和農民還保持著聯繫，他們信仰上帝，常到教堂裏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個建立基督教工會的司祭的影響。再假定這個地方的經濟鬥爭引起了罷工。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首先考慮使罷工運動得到成功，應當堅決反對在這場鬥爭中把工人分成無神論者和基督教徒，應當堅決反對這樣的劃分。在這種情況下，宣傳無神論就是多餘的和有害的，這倒並不是出於不要把落後群眾嚇跑，不要在選舉時落選等庸俗考慮，而是從實際推進階級鬥爭這一點出發的，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階級鬥爭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會民主黨和無神論這方面來，而且比枯燥地宣傳無神論還要有效一百倍。在這樣的時候和這樣的環境中，宣傳無神論，就只能有利於神父，因為他們恰恰最願意用信不信上帝這一標準來劃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參加罷工這一標準。無政府主義者鼓吹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對上帝開戰，實際上是幫助了神父和資產階級(正如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始終在幫助資產階級一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是唯物主義者，即宗教的敵人，但是他們應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是說，他們不應當抽象地對待反宗教鬥爭問題，他們進行這一鬥爭不應當立足於抽象的、純粹理論的、始終不變的宣傳，而應當具體地、立足於當前實際上所進行的、對廣大群眾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善於估計整個具體情況，隨時看清無政府主義同機會主義的界限(這個界限是相對的，是可以移動、可以改變的，但它確實是存在的)，既不陷入無政府主義者那種抽象的、口頭上的、其實是空洞的“革命主義”，也不陷入小資產者或自由派知識份子那種庸俗觀念和機會主義，不要象他們那樣害怕同宗教作鬥爭，忘記自己的這種任務，容忍對上帝的信仰，不從階級鬥爭的利益出發，而是打小算盤：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嚇唬人，遵循聰明絕頂的處世之道：“你活，也讓別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會民主黨對宗教的態度有關的具體問題，都應該根據上述觀點來解決。例如，經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司祭能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黨員。人們通常根據歐洲各社會民主黨的經驗對這一問題作無條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這種經驗並不僅僅是把馬克思主義學說應用於工人運動的結果，而且也是由西歐特殊的歷史條件決定的；這種條件在俄國並不存在(關於這種條件，我們到下面再談)，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無條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國是不正確的。不能一成不變地在任何情況下都宣佈說司祭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黨員，但是也不能一成不變地提出相反的規定。如果有一個司祭願意到我們這裏來共同進行政治工作，真心誠意地完成黨的工作，不反對黨綱，那我們就可以吸收他加入社會民主黨，因為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黨綱的精神和基本原則同這個司祭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許只是關係到他一個人的矛盾，只是他個人的矛盾，而一個政治組織要用考試的方法來檢驗自己成員所持的觀點是否同黨綱矛盾，那是辦不到的。當然，這種情況即使在歐洲也是極其少有的，在俄國則更是難以想像了。如果這位司祭加入社會民主黨之後，竟在黨內積極宣傳宗教觀點，以此作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麼黨當然應該把他開除出自己的隊伍。我們不僅應當容許，而且應當特別注意吸收所有信仰上帝的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我們當然反對任何侮辱他們宗教信念的行為，但是我們吸收他們是要用我們黨綱的精神來教育他們，而不是要他們來積極反對黨綱。我們容許黨內自由發表意見，但是以自由結合原則所容許的一定範圍為限，因為我們沒有義務同積極宣傳被黨內多數人屏棄的觀點的人攜手並進。
再舉一個例子：假定有的社會民主黨黨員聲明“社會主義是我的宗教”，並且宣傳與此相應的觀點，對這種黨員能不能在任何情況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這樣做。這種聲明確實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因而也就背離了社會主義)，但是這種背離的意義和所謂的比重在不同環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如果一個鼓動員或一個在對工人群眾講話的人，為了說得明白一點，為了給自己的解釋開一個頭，為了用不開展的群眾最熟悉的字眼更具體地說明自己的觀點，而說了這樣一句話，這是一回事。如果一個著作家開始宣揚“造神說”或造神社會主義(就象我們的盧那察爾斯基及其同夥那樣)，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種情況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過分地限制鼓動員的自由，限制他運用“教育手段”來施加影響的自由，而在後一種情況下，黨的申斥卻是必須而且應該的。“社會主義是宗教”這一論點，對某些人來說，是從宗教轉到社會主義的一種方式，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是離開社會主義而轉到宗教的一種方式。
現在來談談哪些條件使“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一論點在西歐遭到了機會主義者的歪曲。當然，這裏是有產生機會主義的一般原因的影響，如為了眼前的利益而犧牲工人運動根本的利益。無產階級政黨要求國家把宗教宣佈為私人的事情，但決不認為同人民的鴉片作鬥爭，同宗教迷信等等作鬥爭的問題是“私人的事情”。機會主義者把情況歪曲成似乎社會民主黨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見的機會主義歪曲(對於這種歪曲，我們的杜馬黨團在討論有關宗教問題的發言時完全沒有加以說明)而外，還有一些特殊的歷史條件使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對宗教問題採取了目前這種可以說是過分冷漠的態度。這些條件分兩種：第一，反宗教的鬥爭是革命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在西歐，資產階級民主派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時代，或者說在他們自己衝擊封建制度和中世紀制度的時代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著手完成)這個任務。無論在法國或德國都有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的傳統，這個鬥爭在社會主義運動以前很久就開始了(百科全書派、費爾巴哈)。在俄國，由於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條件，這個任務幾乎完全落到了工人階級的肩上。同歐洲比較起來，我國小資產階級的(民粹主義的)民主派在這方面做的事情並不是(象《路標》中的那些新出現的黑幫立憲民主黨人或立憲民主黨人黑幫所想的那樣)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的傳統在歐洲已造成了無政府主義對於這一鬥爭所作的純粹資產階級的歪曲，而無政府主義者，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屢次說明的，雖然非常“猛烈地”攻擊資產階級，但是他們還是站在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立場上。羅馬語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德國的莫斯特(附帶說一句，他曾經是杜林的門生)之流，奧地利8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反宗教鬥爭中使革命的空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難怪現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要矯枉過正，把無政府主義者弄彎了的棍子弄直。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種程度上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要是忘記西歐的特殊歷史條件，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歐，自從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結束以後，自從實現了比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後，反宗教的民主鬥爭問題在歷史上已被資產階級民主派反社會主義的鬥爭排擠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資產階級政府往往故意對教權主義舉行假自由主義的“討伐”，轉移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注意力。德國的文化鬥爭以及法國資產階級共和派的反教權主義鬥爭，都帶有這種性質。資產階級的反教權主義運動，是轉移工人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注意力的手段，——這就是目前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對反宗教鬥爭普遍採取“冷漠”態度的根源。這同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確應該使反宗教鬥爭服從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以對抗資產階級和俾斯麥分子的反教權主義運動。
俄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無產階級是我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無產階級政黨應當成為反對一切中世紀制度的鬥爭的思想領袖，這一鬥爭還包括反對陳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對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種方式建立宗教的嘗試等等。因此，如果說當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工人政黨要求國家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的主張偷換成宣佈宗教對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民主黨本身來說也是私人的事情時，恩格斯糾正這種機會主義的方式還比較溫和，那麼俄國機會主義者仿效德國人的這種歪曲，就應該受到恩格斯嚴厲一百倍的斥責。
我們的黨團在杜馬講壇上聲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這就開創了一個先例，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每次對宗教問題發表意見時都應當以此為基點。是不是還應該更進一步，把無神論的結論發揮得更詳細呢？我們認為不必。這樣做會使無產階級政黨有誇大反宗教鬥爭意義的危險；這樣做會抹殺資產階級反宗教鬥爭同社會黨人反宗教鬥爭之間的界限。社會民主黨黨團在黑幫杜馬中應該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經光榮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許是社會民主黨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明教會和僧侶支持黑幫政府、支持資產階級反對工人階級的階級作用，這一任務也光榮地完成了。當然，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說得很多，今後社會民主黨人談這個問題還會對蘇爾科夫同志的發言作補充，但是這篇發言畢竟是很出色的，我們黨的直接任務就是要各級黨組織廣泛宣傳這篇發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詳盡地說明經常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歪曲的“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一原理的正確含義。遺憾的是蘇爾科夫同志沒有這樣做。尤其令人遺憾的是，在黨團過去的活動中，別洛烏索夫同志在這個問題上犯過錯誤(已被《無產者報》及時指出)。黨團內的討論情況表明，黨團爭論無神論問題，卻沒有正確說明宣佈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一著名的要求。我們不會把整個黨團所犯的這個錯誤都推在蘇爾科夫同志一個人身上。不僅如此。我們公開承認這是全黨的過錯，因為我們黨對這個問題解釋不夠，沒有讓社會民主黨人充分認識到恩格斯批評德國機會主義者的意思。黨團內的討論情況證明，這正是由於對問題瞭解得不清楚，而決不是不願意考慮馬克思的學說，所以我們深信，黨團在以後發言時一定會糾正這一錯誤。
我們再說一遍，總的說來，蘇爾科夫同志的發言是很出色的，各級黨組織應當廣泛加以宣傳。黨團對這篇發言的討論，證明黨團在兢兢業業地履行它的社會民主黨的職責。不過我們希望報導黨團內部討論情況的通訊能更經常地在黨的報刊上發表，使黨團同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使黨能瞭解黨團所進行的艱巨的工作，使黨和黨團的活動在思想上趨於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