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12.18—1916.11.8]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军事家，爱国将领。14岁中秀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都在学堂任教，蔡在校时深受梁的赏识。“戊戌政变”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逃往日本，时务学堂受牵连面解散，蔡到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五年，接梁启超来信，应约赴日本读书。二十六年，随湖南革命者唐才常回国，准备参加武装起义，事败后又回日本。为表示拿起武器从事革命的决心，改名为“锷”，先后入日本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曾参加组织留学生的“拒俄义勇队”。
二十九年冬，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训练新军。宣统三年(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相当于旅)协统。为加强新军建设，编辑《曾胡治兵语录》。同年与革命党人李根源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成立云南军政府后，任都督。他主持编写《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保卫西南边疆、对付帝 国主义侵略的方案。1913年袁世凯将他调到北京，任命他为陆军部 编译处副总裁、参政院参政，加以笼络和防备。
1915年，袁世凯酝酿称帝。他伪装意志消沉，混迹于妓院，麻痹袁世凯，随后摆脱袁的特务的监视，经天津赴日本，再经香港、安南(今越南)海防，回到云南。12月25日，和云南将军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抱病率部入四川，依靠人民拥护，运用迂回包抄等战术，在川南击败占优势的北洋军，攻克宜宾、江安、纳溪等地。1916年，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后赴日本治病，11月病逝。
梁启超与蔡锷的师生情谊
蔡锷，湖南邵阳人，字松坡，生于1882年。1897年10月，当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前往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宣传开民智、伸民权、变法救国。蔡锷听到这个消息，即步行350 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拜梁启超为师。当时，梁启超是二十五岁，而蔡锷还不到十六足岁，是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蔡锷天资聪慧，记忆力和理解能力都很强，学习也很勤奋。课余经常提出问题向梁老师请教。在交谈中，他的救国报国之心，时常有所流露，从而深得梁老师的喜爱。他对这位尊敬的梁老师谈到对国事的看法时，认为面对中国的贫穷、列强的侵略，必须要掌握武装力量，并提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从小就立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甚为器重。
次年春，梁启超因受到守旧仕绅的攻击与诬告，加上劳累过度，大病一场，不得不结束时务学堂的教学，返回上海就医。蔡锷对梁老师的离开，表现出依依不舍。此后二人时有书信往来。
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次年，蔡锷便与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克服各种困难，东渡日本，前来投靠梁老师。梁启超安排他们先到自己所创办的、专门收容中国学生的大同学校学习。梁启超很想帮助这位学生实现他的夙愿，但当时日本政府规定，中国学生若不是公费生，不能直接进入士官学校。1902年，梁启超请日本友人大隈伯担保，帮助蔡锷等三名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蔡锷在日本学习和生活了6 年，其间曾协助梁启超编辑《新民丛报》。在东京的时候，他们师生二人经常见面，席地而坐，促膝谈心。蔡锷来拜访梁老师时，还爱和老师的孩子一同嬉戏游玩。1904年蔡锷学成归国之后，被清政府派往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军，后擢升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举兵起义响应，被推为总指挥。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1913年，袁世凯觉察到，蔡锷这个人难以为自己所用，便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将蔡锷调往北京，糜以虚职，任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加以笼络和监视。云南省都督一职，由蔡锷的部将唐继尧接任。唐继尧所率领的军队，先已奉蔡锷的命令进入贵州。因此，云南、贵州两省，便成为进步党人的地盘。蔡锷来到北京之后，才发现自己已被监视，外出时常有人跟踪。于是，他表面上表现得很为安心，喝酒打牌，到处游山玩水，甚至出入风月场所，以降低袁世凯对他的注意力。
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派人拿着帝制意见题名册，向蔡锷试探时，蔡锷即毫不犹豫地签上名字，表示赞成。8 月15日，蔡锷秘密来到天津梁启超的寓所，共同商讨反袁大计。商讨毕，他离开梁氏的住宅，准备潜往西南。分手前，师生二人相约：“成功不争地位，失败不逃外国。”
当时，梁启超靠的是自己一支“富有魔力的笔”，大造反袁的舆论；蔡锷靠的是云南的一些旧部关系，以便在云南建立坚强的反袁基地。他们策划这次护国战争的目的，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如果护国战争胜利了，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心研究学问；如果失败了。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逃往外国。接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批判筹安会和帝制运动。这时，蔡锷故意逢人便说：“梁先生是个书呆子，只会空谈，做不成什么事的，不必管他。”用以麻痹袁世凯。11月中旬，他摆脱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潜入天津租界，又经日本、香港，前往云南昆明。
12月中旬，梁启超见袁世凯不听规劝，一意孤行，国事日变，便由天津南下上海，筹划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之举义，又劝说在南京的冯国璋赞助起义，并对蔡锷的军事行动计划有所指导。12月19日，蔡锷安抵昆明，受到云南父老子弟的热烈欢迎。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领军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由桂入粤；唐继尧以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云南独立前后，所发往各方面的电文，都是由梁启超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
1916年1月8日，梁启超从上海致函蔡锷，指出西南责任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地而已，“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①在这里，梁启超为蔡锷等指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团结多数的政策和应采取的态度。梁启超于1月25日又致函广西的陆荣廷。要他响应云南起义，并指出桂军将来可以向广东发展。2 月上旬，向来对梁启超甚为仰慕的陆荣廷，在接到梁启超的长信后，即派出专使赴沪，欢迎梁启超前往广西襄助起义。梁氏欣然接受陆荣廷的邀请，前往广西。3 月13日，陆荣廷以陆、梁两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电，要袁辞职，并限24小时内答复。其时，梁启超尚在赴桂的途中，并未到达广西。这说明陆荣廷也要借重梁氏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声望，给袁世凯施加压力。
蔡锷在摆掉袁世凯派来盯梢的密探后，从北京脱身，不久却在云南冒了出来，真如梁启超形容的：“飞将军自天而下”。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马上下令十万精兵进川，急攻蔡锷的部队。袁世凯派兵南下，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蔡锷，因为蔡锷不仅带头宣布云南独立，而且反袁最坚决。但蔡锷的部队，虽然号称护国军第一军，因粮饷不足，实际上只有五千多名半饥饿的兵卒。面对那装备精良、汹涌而来的十万袁军，本来是危险万分。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蔡锷一方面深入官兵之中，晓以大义，说明反袁之不得已和不得不反，反复鼓动。并与官兵同艰共苦，食杂粮、穿破衣。为此，他在这几个月里，没有正式上床睡过觉，没有洗过澡，没有理过发，以移山填海的精神，维持了不衰不竭的士气。另一方面，他带领官兵，避开既骄又悍的敌军锋芒，消磨敌军的锐气，等到袁军后援不济，士兵思想开始动荡之时，才给予狠狠的反击，结果，在友军的支持下，把十万袁军打得大败。
袁世凯由于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被迫于1916年3月22 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抓住大总统的职位不放。5 月初，护国军两广都司令部成立，紧接着护国军的军务院也成立，孙中山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袁世凯面对着八个省的宣布独立，军事上的失败，加上众叛亲离，便在6月6日于羞愤忧惧中死去。袁死后，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护国军以目的已达，也宣布解散。
这时，蔡锷为了实践“成功不争地位”的约言，便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政府以其有功民国，擢其军衔为陆军上将，并多次敦劝他继续留任，蔡锷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不再做官。实际上蔡锷的身体也的确有病。起义之初，已是带病前往。在军中的那几个月，由于吃不好，睡得更少，劳累过度，使病情日益加重。他本来急着要去医治，但由于自己的军队需要收束，而四川的社会秩序也需要维持，他仍是抱病亲自到成都去住了二十多天，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妥当才离开岗位。当时，政府不许他辞职，四川的老百姓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走，他还是毅然地走了。等到他来到上海的时候，梁启超会见他，几乎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瘦得不成人样，喉嗓也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北京政府派人欢迎他北上，他也不去。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前往日本治病，才发现他患有喉癌。但蔡锷已病入膏肓，医生无法妙手回春，于11月8 日病逝于日本。
1916年12月5日，蔡锷的遗体由日本运回上海，准备返湖南故乡安葬，在上海的各界人士，执绋号恸者数以万计。梁启超更是率领弟弟启勋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往蔡锷灵前奠祭，很为悲痛。他在《祭蔡松坡文》中说：自从你跟随我学习以来，转眼就是二十年了。长沙课室外的提问，东京住所交谈的笑声，至今仍历历在目。尔后书信往来，魂梦相依。去年秋冬间，为护国而秘密策划，以及分手时的相约决心，一字一句，永远刻在我的心上。你在发愤治军以后，已决定为祖国献身。但辛亥革命起义时你没有死，护国战争中你也没有死，现在为国家大事而死，是死得其所。可惜的是，老天爷不想让我再有什么建树，为什么不降罚在我的身上而降罚在我的学生身上呢？本来是松坡应该哭我的死去，如今却是我为松坡的逝去而哭，怎能叫我不悲痛啊!
梁启超送给蔡锷的挽联是这样写的：“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②梁启超称蔡锷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1923年梁启超创议在北京设立松坡图书馆，他自任馆长，认为这是给蔡锷留下唯一可资纪念之物。在《松坡图书馆记》一文中，梁氏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③梁启超对蔡锷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
梁启超在1922年12月25日云南起义六周年纪念日，代表南京学界全体，以《护国之役回顾谈》为题进行公开讲演时，梁氏说：“提起今天的纪念，人人都该联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锷。”当时“他们并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么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那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我们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纪念，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蔡公在天之灵，或者可以瞑目了。”④梁启超最后说：“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⑤
注：①梁启超：《致蔡松坡第一书》(民国5年1月8日) ，载《年谱》第739页。
②盛星辉辑：《梁启超挽蔡锷联》，载《梁启超研究》第八辑，1992年3月出版。
③梁启超：《松坡图书馆记》，载《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9页。④⑤见《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7、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