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近年在本地出土的古物如石器、陶瓷等，証實香港的歷史可追溯到六千多年前，但當時的香港只是華南文化領域的一小部份，在歷史上的地位更可說是微不足道。
直至百多年前，香港仍只是一個純樸的小漁村，但在這短短的百多年間，卻能發展成一個舉世聞名的國際大都市，當中的轉變可算是一個奇蹟。
由於香港地瘠山多，水源及天然資源極度缺乏，因此早期的居民並不認為香港是一個安居樂業的好地方。幸好，香港有群山作屏障，再加上優良的維多利亞港，使香港慢慢成為中國進行轉口貿易的基地，同時亦吸引部份的外國商人留居。但當時的英國政府仍然認為香港只是一個杳無人煙的小島。
十八世紀末期，英國已操縱了廣州的對外貿易，但當時的滿清政府仍自視為獨一無二的大國，對外商諸多留難，故時引起爭端，幸好當時兩國的商人仍能互相信任。
在貿易初期，中國獲得大量銀元。但自從一八零零年鴉片貿易開始蓬勃，中國銀元外流情況越來越嚴重，雖然滿清政府曾下令禁止輸入鴉片，但外商為求謀取暴利，紛紛加入鴉片商販行列。於是滿清政府派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州厲行禁煙，林則徐抵達後便派兵封鎖商館，斷絕糧食供應，迫令外商交出所有鴉片。英國商務監督義律及英商被圍困六週後，被迫交出鴉片共二萬二百八十三箱。
義律其後決定暫停通商，英商撤離廣州到澳門，但由於澳門總督不能保障他們的安全，英僑逐全部退居香港港內的船舶上。
當時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認為事態嚴重，必須解決中英雙方貿易問題，逐要求滿清政府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小島與英僑使他們能在國家保護下生活。為使中國就範，英國派出遠征軍到中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雙方且戰且談，直至義律與當時的欽差大臣琦善達成協議，並簽訂「穿鼻草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英國海軍於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但雙方政府均不承認「穿鼻草約」，滿清政府把琦善撤職，而英政府改派砵甸乍爵士替代義律。砵甸乍爵士到港後決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他領軍北上直逼南京，中英雙方逐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簽訂「南京條約」，戰事平息。但砵甸乍爵士遣背英國撤回割地的要求，在簽訂「南京條約」時不單訂立通商條約，更要求割讓香港島。
由於中英兩國對前訂條約各持己見，最後引至第一次鴉片戰爭。戰爭的導火線是當時中國水師登上英艇阿波羅號搜捕海盜，引起衝突。兩國終在一八五八年簽署「天津條約」，准許英國派遣外交代表到華。第一任代表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魯司爵士，在他到北京呈遞國書時於大沽口被炮轟，戰爭再次爆發。
其實當時英國已獲得九龍半島南端（北至界限街）及昂船洲的租借權，直到一八六零年戰爭結束，雙方訂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與英國。
其後歐洲其他國家及日本紛紛要求中國租借土地，眼見形勢緊張，英政府知道必須取得鄰近地區的控制權才能防衛香港。雙方逐於一八九八年在北京簽訂有關拓展香港界址的條約，中國同意將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及二百三十五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英國於一八九九年正式接管新界，成為香港一部份。
香港開埠初年，發展並不順利，罪行猖獗，熱病及颱風嚴重威脅居民的生命財產，但仍有大量華人移居此地。他們只希望不受干擾，故在港英政府的開明統治下能安居樂業。香港漸成為中國移民的聚居地，以及與海外華僑通商的中心。
香港政制採取英國海外屬土形式，總督由英政府任命，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政府委任，大多為官守議員，第一批非官守立法局議員在一八五零年委任，直到一八八零年伍才（伍廷芳）才被委任成第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而行政局更要於一八九六年才有非官守議員，首位華人行政局議員周壽臣爵士則於一九二六年被委任。此外，港英政府亦於一八八三年成立衛生局，並於四年後以選舉形式選出部份議員，衛生局於一九三六年改組為市政局。
一八六五年英國政府大幅修訂香港總督訓令，規定總督不得施行對亞非裔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不受限制的法例，並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取代。政府同時亦採取自由放任政策，使香港能發展成一開放之營商地點。
另一方面，公用事業相繼開辦，計有香港中華媒氣公司、山頂纜車公司、中華電力公司、電車公司及九廣鐵路等。在教育方面，港英政府亦推行公立學校制度，補助中文學校經費，後來由教會營辦的學校亦納入補助計劃當中。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權發生重大改變，滿清政府被推翻，亦開始了長期動盪的局面。當時中國人民極力爭取廢除列強所得的一切特權，故實行抵制外國貨物，這種不安的情緒亦漫延到香港，遂發生一九二二年的海員罷工，及後更發展成大罷工，香港居民生活接近停頓。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款，及後更於一九三一年佔領東三省，企圖侵略中國，終於導致中日戰爭爆發，掀起抗日戰爭的序幕。廣州淪陷後大量難民湧到香港，使香港人口激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展開。同一時間，日本取道中國大陸向香港進攻，英軍被迫撤離新界及九龍而退守香港島，由於寡不敵眾，當時的港督楊慕琦爵士終在聖誕節當日投降。
在日本佔領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所有貿易停頓，貨幣貶值，糧食短缺，政府及公共事務受到嚴重影響，不少市民因而逃到中立的葡屬澳門。直到抗日戰爭末期，糧荒更見嚴重，為解決問題，日本強迫大量居民離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佈投降，當時被囚於赤柱監獄的布政司詹森立刻組織臨時政府，及後海軍少將夏𢡱爵士抵港成立臨時軍政府，直至港督楊慕琦爵士回港後香港重新恢復民政統治。
大戰時期，大量市民湧入內地，當日本投降後，他們紛紛返回香港。及後國共內戰爆發，迫使更多人湧入香港，他們大部份來自廣東省、上海等重要商業城市，使戰後的香港人口迅速增加。
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當時聯合國通過以武力制裁北韓，美出兵支援南韓，中國則派志願軍援助北韓，故此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使香港的經濟發展停頓，於是開始發展工業。早期香港工業以棉職業為主，其後逐漸發展毛職業，到了六十年代後期，更擴展至人造纖維及成衣製造業。除此之外，鐘錶、電子製品和化學產品也十分重要。近年，香港經濟慢慢轉型至服務行業，但工業對香港仍是不可或缺的。
一九五三年聖誕節，九龍石硤尾木屋區發生大火，超過五萬名居民在一夜間喪失家園，政府必須立刻安置災民，於是開始了本港的公共房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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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香港受到國內事件影響使局勢一度緊張，翌年更發生一連串社會騷亂，使香港受到極大的影響。幸好騷亂事件很快受到控制，但港英政府已警覺到他們的管治方式必須加以改變以配合時代的發展，因為隨着香港市的教育程度提高以及經濟的急速發展，市民要求的再不是安定生活，而是對社會更多的參與，政府於是開始成立地區諮詢組織以收集市民意見，同時亦加強政府服務以增加與市民的溝通。
另一方面，政府在基礎建設如道路、鐵路等亦加以改善，使香港成為一個現代化都市。而政府亦同時增加在房屋、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方面的開支如提供九年免費教育、增建醫院及診所等。
直至七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開始受到各方面的關注。一九七九年三月，港督麥理浩爵士到北京訪問並與鄧小平進行面談，雙方首次就香港問題進行研究。及後在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雖然她堅持英國應按照「南京條約」繼續擁有香港鳥的主權，但為鄧小平所拒，並表明香港主權問題是不可討論，結果雙方爭持不下。當戴卓爾夫人離開人民大會堂時更跌了一跤。
在一九八三年，中英兩國終於進行正式會談，直至一九八五年九月，雙方共進行了二十二次的談判。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簽聯合聲明，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中國總理趙紫陽在北京正式簽署中國聯合聲明，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重新行使主權。翌年五月中英兩國互相交換聯合聲明及三份附件的批准書，聯合聲明正式生效，香港進入過渡期。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亦開始推行香港的民主發展。一九八一年，港府先進行地方政制改革，將全港劃分為十八區並於各區設立區議會。及後於一九八四年，港府了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逐步增加立法局的民選議員議席。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特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正式成立，當中的五十九名成員中只有二十三人為香港代表。同年十二月，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諮委會）亦成立。直至一九八七年九月，中英兩國才在政制發展及銜接問題達成共識。
過渡初期，中英雙方面關係十分良好，可惜自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他們的關係慢慢出現變化。該年六月前後，香港發生兩次過百萬人的大遊行，聲援在北京天安門的學生。事後，中共政府指香港不能成為反共基地。
另外，在民主步伐的發展，中英雙方亦抱着不同的態度。港英政府起初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在一九八五年九月，立法局舉行首次的選舉投票，透過功能組別及選舉團間接選出二十四名議員。同時亦進行廣泛諮詢市民對於在一九八八年進行直選的意見，雖然獲得大部份市民贊成，但最後港府以照顧少數人的意見而將計劃擱置。終於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進行了首次的直選，十八名議員由市民投票選出，當中以民主派佔了大多數。一九九二年，港督彭定康發表其到港後第一份施政報告，加速香港的民主步伐，導致中英發生爭拗，中方遂決定另起爐灶，成立預委會。同時港府亦按照該政改方案，於區議會、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中廢取委任制，並於一九九五年的立法局選舉中擴大直選議席，可惜中方已表明該屆的立法局議員不能過渡九七。
一九九六年，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開始籌備特區成立的工作，推選委員會亦同時成立，準備推選行政長官及臨時立法會議員。同年十二月，推選委員會選出董建華為首任行政長官，並由國務院通過有關任命。接着，推選委員會亦在深圳選出六十名臨時立法會議員。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隨着英國國旗在香港徐徐落下，香港正式回歸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