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後殖民立場
陳芳明
台灣後殖民研究的遲到


後殖民研究在台灣的起步，可謂相當遲晚。這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看。先就國內的條件來說，台灣文學的研究是在解嚴之後才正式開展的。戒嚴體制本身，就是一種變相的殖民體制。它對台灣歷史、文學、語言、文化等等刻意壓制與扭曲，造成這方面的研究長期停留於缺席狀態。對台灣文學研究的禁錮，也是透過《東方主義》書中所描繪的西方白人殖民策略那樣，亦即以想像、論述、實踐三方面進行有計畫的權力干涉。當教育權掌控在戒嚴者的手上時，他們以想像的方式，認為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是沒有兩樣的。不僅如此，當權者認為，台灣歷史經驗的格局過於狹小窄化，遂逕自以中國的歷史經驗來取代台灣的這種混亂的教育方式，終於使台灣歷史淹沒在龐大的中國論述之中。


中國論述對台灣文化主體的傷害，毫不遜於戰前的日本殖民論述。今日仍然蔓延於台灣的省籍問題與統獨爭議，便是這種歷史傷害的殘餘。台灣文學研究的遲到，以至後殖民研究的跟著遲到，並非是島上知識分子欠缺歷史反省，而是因為戰後的再殖民體制阻礙、限制、鄙夷這樣的反省。戰後戒嚴文化與戰前殖民文化之間的共犯關係，由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最為明顯不過了。


再從國外的條件來看，自八０年代北京改善與華府的外交關係以降，台灣文學史書寫已經形成中國對台政策的重要一環。他們的文化攻勢，顯然與曾經支配台灣作家的官方文藝政策有很大不同。戒嚴時期的當權者，採取高壓方式破壞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而現階段中國的文化政策則是竭盡思慮重新建構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在這一破一立之間，縱然雙方的當權者策略儘管不同，但是東方主義式的權力支配卻毫無二致。中國以同樣的歷史想像方式來建構台灣文學。其中最為重要的論點，便是堅持中國與台灣在近百年來都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上應該是互通的。以這種解釋為基礎，中國大量支持各種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企圖形成無可抵擋的論述。


中國近代史，無非是一部充滿血淚的帝國主義侵略史。猶似台灣近百年來的歷史，乃是一部受損害、受侮辱的殖民統治史。不過，中國的文化策略似乎有意在帝國主義（imperialism）與殖民主義（colonialism）之間劃上等號。這種混淆的歷史解釋，達到了創造性模糊的效果，然而卻禁不起檢驗。帝國主義，以嚴格定義說，乃是強權使用軍事侵略方式，迫使弱國必須接受不平等條約，必須開放門戶接受資本主義式的剝削與掠奪。在政治上、經濟上，弱國無法維護獨立自主的身分。然而，在文化上，弱國就不必然完全喪失其主體性。相形之下，殖民主義帶來的傷害較諸帝國主義還嚴重，因為，強權者不僅在借來的空間進行直接的政治、經濟支配，並且在文化上展開抽樑換柱的工作，終至使殖民地人民喪失其固有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統。


比較帝國主義下的中國與殖民主義下的台灣，就可發現雙方在政經結構與文化性格方面已產生極大的歧異。中國受到資本主義的侵蝕，大部分集中於沿海地區的城市，但是整個廣大的農村腹地並未受到多少動搖。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可能培育了不少代理人，卻未直接在中國本部建立永久文化的政權。中國知識分子強烈感受到國家的危機，不過，他們的思維方式與語言使用卻絲毫不必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殖民地台灣的政經發展則全然不同，而文化主體的喪失更是較諸中國還更不堪設想。台灣總督府的設立，周密而徹底掌控了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全部內容。台灣島上幅員極小，並不存在類似中國的農村腹地，因此就完全不能避免資本主義的深刻滲透。自三０年代以後，日語思考逐漸成為台灣知識分子的書寫依據。包括最具左翼批判精神的作家楊逵、王白淵、張文環、吳坤煌、蘇維熊、呂赫若、吳新榮、郭水潭等人，都已承認不使用日語便不足以表達他們的文學思考。右翼現代主義作家如巫永福、翁鬧，以及風車詩社的楊熾昌、林修二、李張瑞等，又何嘗不是需要訴諸日文才能進行文學創作。相形之下，中國三０年代作家並沒有被迫使用帝國主義者的語言來從事文學想像的工作。殖民主義對於文化主體所構成的傷害，由此可以證明較諸帝國主義還來得深化深刻。


迂迴討論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的分野，主要在於指出強勢的中國論述長期蒙蔽並阻撓台灣的後殖民視野。中國透過國際上有利而有力的發言位置，使許多後殖民研究者，無法分辨台灣歷史經驗與中國歷史經驗有何不同。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學絕對是屬於第三世界的文學。台灣作家在語言思考與國族認同上的混亂，乃是不折不扣第三世界文學的主要特色。中國社會並沒有這種現象，即使以最寬鬆的定義來看，中國文學並不能劃入第三世界的範疇。飽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中國，未曾喪失過歷史記憶與歷史發言權。中國文學的傳統，也從未因帝國主義的干涉，而發生過斷裂。甚至在國族認同與文化認同方面，中國知識分子也不曾受到嚴厲的政治挑戰。當其文化主體仍然保持得極為完整時，中國自然就不符合第三世界文化的規格。


然而，自一九七○年以降，中國自封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在聯合國，在任何國際場合，北京自命為亞非拉的人民仗義執言。恰恰就是佔據了這種發言的位置，遂使許多國際學者誤認中國的歷史經驗乃是第三世界文化的重要一環。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便是持這種看法的代表之一。中國利用這種政治上的優勢，遂企圖以強勢的中國論述收編台灣的歷史經驗。這種政治基調，正是日後中國學者竄改、誤讀、曲解台灣文學史的最高指令。


後殖民的立場•後結構的思考


以第三世界發言人自居的中國，對台灣文學的收編，正是殖民主義的再延伸。猶如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對台灣文學的壓制，也正是再殖民的具體表現。他們都是以權力為基礎，對台灣文學形塑各自的政治想像。對這種變相的殖民行為，乃是現階段台灣文學研究工作者必須警覺，並且必須保持高度批判精神。


台灣歷史的整理與再整理，台灣文學的研究與再研究，都是構成去殖民（decolonization）工作無可分割的一環。在研究過程中，台灣文學的主體篤定重建時，任何的收編與壓制，都將遭逢強悍有力的抵抗與反擊。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台灣文學的後殖民研究可能是遲到的。不過，從十餘年來的研究趨勢來看，這門新興學問誠然充滿了隱隱的生機。兩個事實便可道盡一切，那就是一方面新世代研究者的大量湧現，一方面豐富文學史料的大量浮現。這些重新出土的史料，不斷開拓前所未有的歷史視野。而新世代研究者的誕生，也不斷提出具有批判意味的歷史解釋。這種生動活潑的學術環境，已不是腐朽陳舊的中國論述能夠圍堵牽制的了。


即使以我個人投身於台灣文學研究的經驗來說，也訝然感受到這個領域裡潛藏的翻滾力量。這三年來從事《台灣新文學史》一書的撰寫，我更加能夠體會到這門學問的廣闊與縱深。由於史料的陸續挖掘，我已完成的部分文學史書寫必須重新改寫。短短三年期間，我已數度易稿。在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大環境之下，我建立起來的歷史解釋與文本分析就不能不時時展開自我審問、自我探索、自我修正。我個人的經驗尚且如此，則僵化的、過時的殖民論述與中國論述豈能使台灣文學研究輕易就範？


鑽研台灣文學越深，我的後殖民立場也就越清楚。站在這個立場上，我當然能夠透視日本殖民強權與中國殖民強權之間微妙的共謀關係。在文學作品裡穿梭探索時，往往使我帶有一種抵抗的快感。這是因為藉由台灣作家心靈的躍動，我頗能感受台灣歷史所負載的沉重力量。那份沉重，混合著各種殖民論述與權力干涉。我彷彿與台灣作家的生命並列站在一起，共同進行抗拒的行動。文化主體的重建，不都是經過抵抗行動而次第獲得的嗎？


所謂後殖民立場，唯在主體的追求而已。近十年來，本土論述的崛起，已經蔚為風氣，並且也成為拆解殖民論述的重要利器。這是台灣文學研究的一個轉折，也是一個斷裂；至少對於東方主義式的權力支配，台灣年輕世代已毅然予以反擊。本土論述的開疆闢土，成績頗為可觀。經過十餘年的發展，似乎已到達一個需要回顧反省的時刻。在本土論述的文字中，常常可以發現「抵中心」、「去殖民化」、「主體性」、「解構」等等的術語。這個事實，說明了後殖民思考已經是台灣文學研究的普遍現象。但是，如何為這些術語填補具體的意義，似乎還未得到定論。台灣文學是一門充滿各種可能的新興學問，要使這個領域維持活潑的生機，就必須讓它具備開放的空間。任何僵化、封閉的思考，極有可能為阻礙豐富的想像與多元的詮釋。


對台灣歷史稍有理解者，都知道有三條歷史主軸在交錯發展；一是原住民史，一是漢人移民史，一是外來殖民史。台灣文化的建構與累積，無非是受到這三條歷史主軸的影響。只是殖民者憑藉壟斷政治資源的優勢，而使原住民史與漢人移民史的文化隱晦不彰。在檢討後殖民的立場時，現階段部分研究者對於外來殖民文化往往採取抗拒或排斥的態度。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殖民文化所帶來的傷害，畢竟不會由於殖民體制的瓦解而消失。日據殖民文化與戰後戒嚴文化殘留下來的陰影，仍然還散布在當前的台灣社會之中。


然而，台灣文化主體的重建，能否完全避開殖民文化的影響，恐怕還在未定之天。文化的造成，是長期歷史經驗逐漸沉澱鍛鑄的。殖民體制固然構成對被殖民者心靈的巨創，但伴隨此體制而來的文化並非全然都毫不足取。法農（Frantz Fanon）曾經指出，殖民者在統治時期攜來的現代醫學，誠然具有種族性的優越與偏見。但是，一旦殖民者遠離之後，被殖民者並不必然要拒斥現代醫學。相反的，如何轉化現代醫學成為在地醫學，如何以批判的態度擇取殖民文化，正是後殖民理論中的重要課題。

把同樣的問題置放在戰後台灣歷史脈絡來檢驗，當更為清晰。以現代主義思潮在台灣的傳播為例，它是戒嚴時期親美文化之下的舶來品。在美援文化的支配下，台灣現代文學曾經被視為新殖民主義的延伸。六○年代的現實環境處在雙重斷裂的情勢裡，對外省作家而言，他們不能繼承中國三○年代的左翼文學傳統；對本省作家而言，他們也不能與日據時期的抗日文學傳統銜接。這種雙重斷裂的歷史條件，迫使台灣作家必須通過對現代主義的汲取而求得個人心靈的解放。因此，戰後文學史上的現代主義便具備了雙重意義，它一方面為台灣作家帶來了解放，一方面卻又使作家陷入帝國文化的桎梏。這種精神困境形成的主因，乃是由於整個大環境的營造。


不過，在現代主義的傳播過程中，台灣作家並不必然都是處於被動或靜態的位置。縱然受到現代主義的影響有多深，作家開始從事創作時，主體思考也儼然誕生了。從後殖民的觀點來看，現代主義技巧一旦被台灣作家所使用時，它不再專屬帝國文化的權力，而已經轉化成為台灣文學的資產。過去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大多側重把寫實主義精神做為主流路線。因為，處在被殖民的情境下，寫實主義畢竟具有旺盛的批判精神。文學史特別彰顯寫實文學的意義，自然寓有去殖民的暗示。對照之下，現代主義文學在有意無意之間就受到貶抑，終究這種文學比較難以嵌入反殖民思考的脈絡裡。


過份堅持後殖民的立場，有時無法平衡地看待台灣社會內部所產生的多元文學。以寫實為尚、以批判為主的文學史觀當然有特定歷史階段的意義，但是偏頗地一面倒，反而使本土論述窄化了。倘若採取開放態度進行後結構的思考，後殖民立場的僵化與教條或許可以獲得免疫。


所謂後結構的思考，便是指文化主體重建之際，應注意到組成主體內容的各種不同因素。當台灣社會日益朝向開放的境界前進時，文學史觀就不可能一成不變地觀照生動的歷史轉型。文學的生命力，總是在歷史轉型期受到強烈刺激。潛藏的、蟄伏的、凍結的文學想像，自然會隨著客觀現實的翻轉而漸漸釋放出來。解嚴後的八○年代，見證了同志文學、女性文學、眷村文學、原住民文學的大量崛起，這是非常可觀的後殖民現象。活潑的文學生機，要求文學史家必須從更為開闊的視野來考察。若是僅僅依賴一把寫實主義的尺碼來衡量，必然是無法符合舊有史觀的檢驗。何況台灣又是屬於移民社會與多元族群社會，來自不同族群的作家，都在凝聚相互歧異的想像，建構更為豐富的文學作品。這些異質想像的文學，正是鍛造新的台灣文化主體不可或缺的一環。


後結構思考的基本要求是，文化主體內容既然是由異質的元素鑄成，則每個元素之間的差異性就不容遭到忽視。以族群結構而言，台灣社會存在著原住民、福佬、客家、與外省的人口。從後結構的觀點來看，這些族群的身分與地位都是對等的；然而，族群與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都必須得到恰當的尊重。因此，寫實主義並非是必須淘汰的，不過，它不再是唯一的審美標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的美學，也將在本土論述中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