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

●七月十三日下午，傾盆大雨如注地下著，亞當斯•馬克大廳舉行的美南國建會藝文座談現場，卻洋溢著不尋常的熱情與期待。經過召集人姚嘉為鍥而不捨的往返連繫，終於邀請到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班研究生、六四天安門民運領袖王丹前來演講。冒雨而來的熱情聽眾，很快填滿預計容納二百五十位聽眾的會場。很多不惜買站票的聽眾，更將廳裡廳外擠得寸步難移，會場還有位高齡九十餘歲的朱老夫人，為親眼看看王丹而特別冒雨提前半小時到達會場。

丹心報青史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的王丹，來美國四年，這還是第一次來德州。雖然這次的藝文座談應以文學為主，但他自認不是文學家，只是個文學愛好者，情感也不那麼細膩豐富，但確實有一些他經常在思考的問題，願意與大家分享。二十歲就成為政治犯，兩次在秦城監獄為理想付出寶貴青春的王丹，不但是中國近代史的直接參與者，甚至可說是創造者。即使流離異域，經常迴盪在他心中的還是家國情懷，每每繚繞腦際的，仍是國事課題。

　初抵美國，見到美國人自動自發慶祝國慶的愛國熱情，給他很大的衝擊，令他不斷深思，這自發性愛國主義熱情，這維繫國家命脈的精神資源，究竟怎麼形成的？而中國大陸因撞機事件，申奧成功而掀起的高度愛國主義熱情，以及美國九一一事件興起的美式愛國主義熱情，和過度熱情背後的隱憂，更促使他思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愛國主義」？什麼樣的愛國主義方不致將全民帶入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

愛國與禍國

　王丹認為，愛國主義並不是絕對正確的，過度發展難免走上狂熱和偏激，變成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和日本的愛國主義，即對世界造成莫大的浩劫。中國大陸目前的愛國熱情值得探討，而美國的愛國主義也需自我節制，才能更深入人心。

　他又認為，愛國主義熱情不能凌駕於一切價值之上。當愛國主義與其他價值發生衝突時，應選擇更高的價值。譬如，愛國主義與言論自由發生衝突時，言論自由的價值更高。同樣必須受到保障的還包括批評的權利，維持不同信仰的權利，獨立思考的權利和抗議的權利。換言之，愛國主義的熱情，須保持在自我警惕，而非自我擴張的狀態。

　此外，愛國主義應嚴格區分國家、政府和人民三體，以防被政治利用。專制國家對愛國主義情有獨鍾，就是因為可以付出最少而回報極大。中國舊傳統將忠君與愛國混為一談，認為反政府就是賣國。中國大陸目前仍有這種觀念。明末的顧炎武是第一位能明確區分愛國和愛天下的學者，認為亡國並不等於亡天下。王丹引用西方思想家的說法：本能的愛國主義，視君王為國家化身的，是一種輕率的激情，不能持久，唯有理智的，有法律基礎的愛國主義方能持久。

　王丹心目中，一個國家的進步，除了需要好的制度、好的經濟環境外，更需要好的道德基礎。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就是所謂的公民意識。談愛國主義，應先努力推動中國成為一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有普遍的公民精神後，才能推動愛國主義。愛國應以推動社會進步為己任，也應以國家的光榮為光榮，以國家的羞恥為羞恥。

　愛國，要能對自己國家現狀做建設性的批評和反思，積極去推動社會進步。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看似激情，卻也是一種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意識，愛之深，責之切。不負責任，狹隘，狂熱，自我封閉的民族主義，遲早會為民族帶來不可避免的災難的。

　身為眾所矚目的聞人，王丹卻認為自己是歷史的犧牲品，是歷史將他推到這個位置。就像他在《獄中回憶錄》中說的，雖然他不認為自己配得上目前正佔據的這個位置，也配不上外界給他的評價和期望，但既然歷史將他推到了這一步，他會服從歷史的安排，決心為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而繼續努力。

文學的平衡

　從小就愛文學，尤其喜歡詩和散文。文學也帶給他一種內心世界的平衡，雖經歷了天安門廣場上的轟轟烈烈，到囚禁生活的艱辛寂寞，這樣的大起大落，使他有很多無法宣洩的積鬱，又為了不使自己因長期羈押而精神癱瘓，因此雖身陷囹圄，卻不斷以文學形式發表個人見解和對現實的不滿，先後寫了一百三十餘首各類詩句。赴美後，去國的憂思加上有家歸不得的鄉愁，使他在歷史的浩劫中，竟為自己留有一段可圈可點的文學的歲月。

　除了那首詩人鄭愁予曾為之驚艷的〈丙子年元月八日〉，王丹在會場還朗讀了〈我在雪中沈默〉、〈雪落之後的心情〉、〈長歌新年抒懷〉等詩作。質樸流暢的文字，寫出了他對美的感受，對現實的無可奈何，也寫出了他的浪漫與多情。

對兩岸的期許

　在哈佛大學主修「台灣當代史」的王丹，對中國能否成為真正強國，並不表示樂觀，他認為中國雖有強大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但缺乏精神資源。並懷疑中國十年來的進步繁榮，是否只是表面現象？他認為，如果民主政治不能順利發展，經濟也將停滯，而解決腐敗的關鍵，在於政治革新。

　王丹因為研究的需要，經常去台灣。他很喜歡台灣濃厚的人情味，對台灣的期許是，政治與經濟都已起飛，應該仔細考慮下一步的發展，放開眼界，不要故步自封。錢莉（寄自休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