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篇》試問安危誰寄？

【張作錦】

忠友、忠僕、甚至忠犬，都得到讚美，也多半會有好結局。但忠臣卻未必，他們身後或可得世人同情，但生前多無好下場，且每有殺身之禍。因為忠友、忠僕和忠犬效忠的對象只有一人——他們的朋友、主人、飼養者，沒有認同的困難。但忠臣的處境就沒有這麼簡單，如果他只效忠領袖，會覺得對不起國家同胞；若只效忠國家同胞，則多為領袖所不容。

或曰，當領袖的目標、利益和國家相一致時，忠臣就沒有選擇上的徬徨，也自然沒有安全上的顧慮。但問題是，領袖往往把他的權力置於國家的前途之上，做臣子的，究竟要以領袖的權力為重，還是以國家的前途為重？在道德和勇氣上就面臨了考驗。

在今人思維裡的「忠臣」這個辭彙，遠在老子就使用了。《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和孔子是同時代的人，老子說「國家昏亂有忠臣」，當然是總結夏商周三代的經驗。那麼，三代有哪些忠臣？又是怎麼個忠法？

夏桀無道，為酒池、糟丘，作長夜之飲。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去。桀惱羞成怒，由怒轉恨，把他殺了。

商紂淫虐百姓，民有怨望。為了鎮壓反抗，故「重刑辟，有炮烙之法」。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

周厲王好利，以各種「專利」為自己撈錢。百姓不滿，他就「監謗」，誰說他壞話他就殺誰。「國人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召公懇切進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厲王不聽，雖未殺大臣，兩年後也就被推翻了。

忠臣為什麼總是「好人沒有好報」呢？老子多少要負一些責任。根據「國家昏亂有忠臣」之說，一旦有人自命為忠臣，或被他人目為忠臣，即代表國家已為亂世，領袖就是昏君。做領袖的人，怎能容忍這一點？但如臣下與領袖採一致的立場，謀共同的利益，就不會成為「異議分子」，像桀的「酒池糟丘」，紂的「炮烙之刑」，厲王的「好利」與「監謗」，就不會死咬不放，也就自然消弭了「忠臣的問題」。

但忠臣往往選擇國家同胞而不選擇領袖個人為效忠對象，這樣一來，衝突就難避免，「忠臣的問題」就亙古長存了。

今天出殯安葬的陶百川先生，應該算是位忠臣。他的一生，就像《陶百川先生全集》各書書名一樣，《為自由呼號》、《為民主呼號》、《為端正政風呼號》、《為兩岸共存呼號》、《為三聯統一呼號》……。他為中國人和中國前途，對著領袖「呼號」一輩子，所以不討領袖的歡喜。

陶百川力竭聲嘶五十年，屢遭磨難，只落得以清茶淡飯度日、擠公車代步。現在，國家在形式上雖然有點進步，但離真正的民主、法治還很遠。反過來說，若他棄「忠臣」而選「順臣」，必然錦衣玉食，出入賓士汽車，而國家的局面也不見得會比現在壞到哪裡去——至少在政治運作、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上，現在已跌到谷底。

如果領袖是「忠君」——忠於國家的領導人，就不會發生「忠臣」的問題。喬治•華盛頓領導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成功，一名軍官寫信給他，認為剛被解放的殖民地「絕無法在一個共和形式的政府下變成一個國家」。換言之，他們擁戴華盛頓做皇帝。華盛頓立即復信：

「我以驚訝和震愕交雜的心情，仔細閱讀你向我表達的看法。……我憎惡的看待這件事情，並且加以譴責。」他在信的最後說：「我懇求你們，如果你們對於國家或者對於我存有任何敬意，如果你們關心自己或你們的後代子孫，你們當自腦海中除去這些念頭……，絕不要再傳達此類的想法。」

忠誠，是我們選擇能為別人做些什麼，而不是為了自己。陶百川先生英靈有知，大概關心誰來再為國家的安危「呼號」，不會在意有沒有人為他唱一首輓歌。　


【2002/09/0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