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的題外文章

●清初皇子弘曆即位建元乾隆，其施政者有異於先皇。聖祖以寬大為懷，世宗則施政以嚴。在寬猛之間，百姓都有所遵循，尚不以為苦，但乾隆時緊時鬆，忽寬忽嚴，反令庶民無所適從，因而坐罪之臣民不在少數。對於一般文士，則始終防之甚嚴，因其自知：滿人固可於馬上得天下，卻不能治天下於馬上，是以必須棄武從文方足以言治，但又惕於滿人捨弓馬之後步入宮廷，手無寸鐵，則豈又是手握刀筆、揮之可掃千軍萬馬的漢家文人的對手？無異是繳械投降，焉得不致任令宰割，且鑑於先秦嬴政在天下大定之後，雖曾收天下之兵械，鑄以為金人十二以銷兵刀，但仍不能禁絕反叛，致亡於揭竿而起者。乾隆深得其中三昧，書悉箇中原由，常以為與其養卒防變平亂，何如養士考證編書，讓文人精神有所寄託，生活有所著落。非但滿足其現實，且終身有事可做，既能施展抱負，也可以滿足其成就感，如是則叛無從有之，亂亦不敉而自平。康熙聖祖基於這一理念，所編修的「康熙字典」也就是這一原則下的產物。乾隆在這種精神感召之下，與所創的輝煌成就鼓勵之中，於是有心要突破先人的成就，把編「康熙字典」在文學上僅屬於點的新猷，推進到清理古籍文獻發展到面的階層。這是乾隆編纂「四庫全書」的著眼和重點，其動機與目的，則是為「止傳聞異詞，譬邪說謬論」；其手段是掌握到筆竿（桿），控制住文士，使其筆發而不伐，所以下詔徵求群書，召集天下文士據以編纂「四庫全書」，將學有專精的箇中翹楚泰斗，享有盛譽的文人雅士羅致到宮內在四庫館裡從事編纂修訂校讎的工作，羈繫著一批飽學的漢家文士，專心一意地去編書再無暇去批評朝政、論斷其功過是非、以及關心談論國家大事。這是乾隆所使用的懷柔政策，用以羈糜文士的一種手段。至於「四庫全書」，則是執行這一政策之下的副產品，所以有歷史學者指出：「四庫全書」完成之後，從那時開始，有關漢學的各種文獻典籍，就已不再完整齊全了，因為有不少的絕版古書，就在乾隆寓禁於徵的策略之下，諭令各地方官吏負責蒐集呈送京師，交由專人加以篩選檢驗。諸凡涉及「傳聞異詞，邪說謬論」或「詆毀當朝」的著作，都被剔除出來付之一炬，因此使許多歷史文獻古籍，成為有名無書的絕籍，也造成了漢學文庫無可彌補的殘缺。這是乾隆假編纂校讎古籍之名，行徹底審查檢核文字著作之實，造成了原存於民間各種學術性的著作，蒙受到無可彌補的損失。（江澄格）

早在乾隆六年，弘曆就頒布過「購求遺書令」飭各地蒐求遺書。至乾隆三十七年春復諭：「古今來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將原庋藏於民間的書籍強索逼購送上京去，加以所謂「整理校讎」刪除去那些被認為不合情理、剔除掉不循體例，以及不附上意的字句、章節、篇目甚至整個版本全部著作，毫不珍惜地付之一炬，使之消失無蹤，以免流傳於世滋生事端。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有一道諭旨：「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詆毀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覈？高晉、薩載、三寶、海成、鍾音、德保皆係滿洲大臣。而李侍堯、陳祖輝、裴宗錫等亦俱係世臣，若見有詆毀本朝之書、或係稗官私載，或係詩文專集，應無不共知切齒，豈尚有聽其潛匿流傳、貽惑後世，不知各該督撫等追繳遺書，於此等作何辦理？著即行據實具奏，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見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燬，其各省繳列之書，督撫等或見其書有忌諱，撤留不解，亦未可知。設或未交一關礙之書，則恐其仍係匿而不獻；著傳諭該督撫等，於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之人並無關礙。朕凡事開誠佈公，既經明白寅諭，豈肯復事吹求？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這方表明了收書並非為了編書，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由此可見乾隆開專館編纂全書，是以徵集搜購的手段，網羅各方庋藏古籍來加以檢驗審查，所以乾隆徵求蒐集天下群書，絕非是據以編纂整理，校讎、補正、歸併添全為出書而蒐書，而是為清查「違礙字跡」消除「邪說謬論」、順便彙編出一些經、史、子、集對其無害有益百姓的書。「四庫全書」就是乾隆從事於「消除異端邪說」活動，由專人篩選過濾，清查檢驗，並經乾隆核定刊行不折不扣的「副產品」。但要說是古典文獻的劫後餘生，在餘煙未盡的灰燼中，殘存下來的一點文墨古籍，則無不可，因之，我們固然慶幸一門忠烈，在滿門抄斬之後，還留下了一個傳宗接代的子孫，但何可對劊子手無情的刀法稱許之為俐落？實在是值得炎黃世冑共同反省，且有待於古籍整理單位一致努力。（江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