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尋歷史拼圖的原貌
讀《中國「六四」真相》中文版
●如果將「六四」這件二十世紀中國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比作拼圖（puzzle），中共當權者既對決策過程這拼圖最關鍵的部位密封深鎖，阻嚇人們追尋拼圖原貌；又用不那麼刺眼的「風波」一詞替換「反革命動亂」、「暴亂」，意圖使人們淡化對追尋拼圖原貌的關注。十二年來，全球要求平反「六四」的活動規模逐年遞減，雖然丁子霖等死難者家屬年復一年痛切呼籲，國際社會和海內外許多人卻好像日益將「六四」置諸腦後。但是，突然冒出個「張良」。
中共反應異乎尋常
如果說中南海寄望於人性的弱點，祭起「遺忘」作為武器，挑戰者則訴諸人們的良知，以「提醒記憶」作為武器。一位化名「張良」的「體制內人士」，設法將超過一萬五千頁的「六四」前後中共高層會議紀要、簡報、電話記錄帶出境，交給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黎安友教授又找到另兩位中國問題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和柏克萊加州大學新聞系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經過長達數年的審核、推敲、挑選和翻譯，率先出版英文版《天安門密件》（The
Tiananmen Papers）；由原件編輯而成的中文版《中國「六四」真相》，篇幅達五十七萬字，比英文版多出三倍。這樣，這部書就提供了歷史拼圖的關鍵部份，為還原「六四」全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國官方對這件事反應之強烈，出乎人們意外。元月七日，美國
CBS 「六十分鐘」節目播出了由剛剛採訪過江澤民的王牌主持人華萊士對張良、黎安友等人的採訪節目。元月九日，這本書英文版在全球上市那一天，中共竟四次表態：凌晨一時半，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透過新華社發出只給外國訂戶的對外稿；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回答記者；下午，朱邦造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媒體。他們的口徑，除了「對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我們黨和政府已經做出了正確結論，這一結論不會改變」之外，更強調該書是「編造材料、歪曲事實」。最令人吃驚的是同一天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竟「御駕親征」，在會見日本社會黨黨魁土井多賀子時，主動提起華萊士對此書的報導是「歪曲事實」，有關評論「也是錯誤的」。
兩個多月來中共採取了一系列外鬆內緊的措施。對外，以守為攻，力圖化解此書的衝擊力。李鵬、錢其琛、唐家璇等大員相繼放話，談到「六四」，嚴格遵循既定口徑，不留餘地；對《中國「六四」真相》則態度盡量淡化，不屑一顧。令人莞爾的是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在政協九屆四次會議港澳聯席會議上竟談起英文版發行量，說美國「大張旗鼓地弄了半天」，「沒人有興趣，一共才賣了兩萬多冊，你買了，是不是看也不一定」。
然而，對內，中共卻緊鑼密鼓，以攻為守。一方面調查可能洩密的渠道，分析本書究係何種政治勢力所為；一方面加緊掌控官員和黨員思想。今年二月中旬，中共緊急舉行一九八八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中央工作會議，江澤民作了三個多小時報告，法輪功和《中國「六四」真相》為其中重要內容；北京並迅即將長達四個小時的回顧六四事件紀錄片《歷史的考驗》，安排給廳局級和縣處級官員分兩批觀看。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決定：在選拔第四代領導人時，要把對「六四」的態度作為一項政治考核標準。
這些大舉動，要想不讓人聯想起「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典故也難！
筆者起初聽說此書中文版書名，曾經不解：「何以不叫『六四決策真相』？」因為據媒體當時報導，本書是中共高層會議紀要和電話記錄，主要披露其決策過程。但是讀過之後，卻覺得《中國「六四」真相》這一中文版書名相當貼切。
本書是首次由非官方整理的中共高層關於「六四」決策過程的完整而系統的文件彙編，決策會議紀要和高層決定只是其中一部份，還有各省、各軍區和各級黨政機關，包括安全情報部門的匯報和情況反映。本書文件對當時學生和民眾的動態言行作了全面展現，不僅記載北京，而且對大陸各地、香港的風潮都有相當詳盡的敘述，提醒我們：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不僅僅屬於北京，更是一場全國運動。
從中南海窗內看到的真相
雖然那些反映學生動向和社會情緒的匯報，包括安全部門的簡報，雖然仍為中共體系內特有的表達方式，然而遣詞用字、提法角度，遠比外界原來想像的更為客觀全面。
本書除了「序曲：六四背景」和「尾聲：中國向何處去」之外，正文分為十章，從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閉幕，以編年史的方式逐日實錄；每天的資料，按照中央高層會議決策記錄，安全、外交、新聞等部門上送的各地動態簡報，國外反應及媒體報導這樣一個順序編排呈現。
當然，任何哪怕聲稱「最全面、最真實」的史書，都只能是由經過篩選的史料構成。而且我們不能忘記，文件記載的「真相」，並非當時事件的真相，而只是中共領導人所看到的「真相」——中南海的窗戶只有那麼大！但是，本書的價值不也正在於此？——這些文件將我們帶到中南海的窗前遙望廣場，讓我們瞭解鄧小平和他的下屬同僚當年究竟看到什麼聽到什麼，他們如何分析所見所聞，才做出那樣的決策。
編者在書中偶爾也以細節勾畫臧否一下相關人物：王震的滿身匪氣和對同鄉胡耀邦的嫉妒，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大發「六四」財卻不報稅、被追繳鉅額私人國際長途電話費等等；至於李鵬執行鄧小平旨意的堅定不移，趙紫陽在良知和服從鄧小平之間艱難地走鋼絲而最終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楊尚昆利用與各方良好關係而試圖緩衝，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在與學生對話中的心力交瘁……讓人多少次扼腕嗟嘆，多少次掩卷嘆息！
誰下令向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開槍？十二年來人們一直在追問。本書的文件記錄，確鑿地證實了人們多年的猜測：鄧小平發令，楊尚昆傳令。
書中披露了中共最高層當年根據鄧小平的指示進行軍事部署的內情。五月十八日下午（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的同一天），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為戒嚴部署兵力，會後，楊尚昆、劉華清、遲浩田立即向鄧小平報告。他說：「經過研究，這次戒嚴的主要任務由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承擔，其它軍區配合，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戒嚴部隊指揮部由華清、浩田和周衣冰（北京軍區司令員）組成，直接對中央軍委負責，兵力部署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
鄧小平：「戒嚴以後北京市區有多少解放軍呀？」
楊尚昆：「解放軍和武裝警察的全部兵力為十八萬人。」以鄧小平名義擬定的命令寫道：
茲命令北京軍區的北京衛戍區、二十四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三十八軍、六十三軍、六十五軍，瀋陽軍區的三十九軍、四十軍，濟南軍區的五十四軍、六十七軍的有關部隊分別於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日自駐地進駐北京地區的有關目的地。
書中文件詳細列舉了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番號和從何處開進，連同武警北京總隊、北京衛戍區共同承擔北京戒嚴任務。
六月二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開會，佈置清場，「迅速制止動亂，恢復首都秩序」。主張對話和溫和態度的趙紫陽和胡啟立此時已經被排除，與會者基本上都發出同一種聲音。鄧小平長篇大論地渲染了如果不鎮壓，將會發生多麼可怕的「世界性的災難」，讓參與者打消內心深處面對未來歷史裁決的凜凜寒意：「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鬥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一打內戰就是各霸一方，生產衰落，交通中斷，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響的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所以，「清場的決心非下不可。」他最後說了一句要命的話：「清場了，要向廣大市民和學生講清楚，責成其離開，做到仁至義盡。實在賴著不走的，後果自負。」
六月三日下午，戒嚴部隊整裝待發，楊尚昆、李鵬等召集軍委、北京市和北京軍區負責人作最後部署和動員。楊尚昆傳達了鄧小平指示：「剛才我也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要我轉達給大家兩句話，一句是明天天亮前解決問題，也就是要我們戒嚴部隊在明天天明前全部完成對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一句是曉之以理，深明大義，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
楊尚昆又說：「要千方百計盡力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一定要向各部隊交代清楚，要盡可能避免使用武器，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能開槍。我在這裡特別重申，絕不能在天安門廣場發生流血事件，即使有成千上萬的學生不走，我們戒嚴部隊架也要把他們架走。絕不能在廣場上殺一個人。」
「千方百計盡力避免流血事件的發生」，「盡可能避免使用武器」；然而又是「萬不得已部隊可以採取一切手段」，「賴著不走的，後果自負」。命令聽起來自相矛盾嗎？戒嚴官兵卻一點不含糊地聽明白了「格殺勿論」的潛台詞。
江澤民被八老關門圈定
《中國「六四」真相》中另一個為人關注的焦點是：江澤民是如何成為第三代接班人的？書中史料顯示，他是八個元老背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家裡關起門來圈定的；是中共黨內各個派別聯手發動一場「倒趙政變」中匆促拉出、推上前台的代理人。
「八老」即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八位中共元老。其中只有楊尚昆是政治局委員，他與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兩人有權列席政治局常委會，擔任中共元老派駐常委會的「監軍」。而其他六老，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李先念任全國政協主席，王震任國家副主席，彭真和鄧穎超兩人已經退休，沒有任何職務。
八老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的二十天內，共開了五次會，最重大的決策全部是由他們決定的（其中有三次是與政治局的部份常委一起開的會，但是常委只能仰其鼻息），這就是：
五月十八日上午八老與政治局四名常委和軍委負責人開會，認可鄧小平提出的在北京實施戒嚴；五月二十一日八老開會決定罷黜趙紫陽；五月二十七日八老開會，決定選擇江澤民為新的總書記；六月二日上午，除陳雲、鄧穎超之外的「六老」和三名留任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開會，決定清場；六月六日下午，清場之後，「六老」又和三名留任政治局常委，外加一個候任總書記江澤民開會，部署召開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
「八老」在接班人問題上開了兩次專門會議。第一次，五月二十一日晚，八老在鄧小平家開會。他們首先達成了「趙紫陽必須撤換」的共識，儘管楊尚昆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個時候更換總書記不是時候」，馬上被鄧小平駁回：「趙紫陽慫恿動亂，沒有不換的道理，胡啟立也不適合再當常委。不換，怎麼向全黨交代？」「只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改變，只要堅持我們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我看換班子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鄧小平實際上是在黨內各山頭掌門人面前定下這場「交易」的基調，也是自己讓步的底線：以同意換人作為條件，但絕不換自己親自制訂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
趙紫陽下，誰上？陳雲首先提名江澤民任總書記，但是他把李先念推到前面：「先念同志跟我講過，上海的江澤民同志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我到上海幾次，他都與我見面，給我的印象是為人謙虛，黨性原則強，知識面也很廣，在上海人緣不錯。」
李先念隨後對江澤民大加褒獎：「我雖與江澤民同志沒有太多的接觸，但這個人給我的印象是不錯。我記得，一九八七年初那次鬧學潮，工作做得最好的是上海，江澤民自己到大學與學生辯論，有理有據，工作做得主動，做在中央前頭，很有頭腦。這次我觀察了一下，四二六社論發表後，最早採取措施貫徹中央精神的還是上海，江澤民第二天就召開萬人以上幹部大會，把那個《世界經濟導報》整頓了，不簡單！當初做出這樣的舉動要承受很大的社會壓力，但他頂得住，不退讓，堅持原則！中央黨政軍大會部署戒嚴後，第一個向中央表態的又是上海，這種堅決態度，難得。所以，從政治上、黨性上看，江澤民這方面有一貫性。當然，江澤民抓經濟工作也有一套，這幾年上海的經濟工作基礎打得不錯，我聽過幾次他談上海的規劃，談得很透，有一套。還有，江澤民形象不錯，年富力強。我同意他為總書記的人選。」
各派元老輪番提出各自中意的人選。王震認為「江澤民沒有中央工作經驗」，他提李鵬，這一提名不僅鄧小平不接碴，連陳雲、李先念都不吭聲，李鵬的養母鄧穎超也對李鵬緘口不言，楊尚昆則明確反對。彭真另提萬里，被陳雲以「年紀較大」而否定，陳雲又提出宋平進常委。楊尚昆提喬石為總書記人選，但鄧小平顯然對喬石在五月十七日常委會關鍵時刻投棄權票不以為然：「總書記要敢於承擔責任，勇於表明態度，旗幟鮮明。」鄧小平一直沒有對總書記人選表態，卻推薦天津的李瑞環進常委。
各方出牌，難以擺平，便決定再醞釀一下。會議轉入下面一個議題，看似與總書記人選無關，實際上卻大有奧妙。彭真提出萬里繼續在美國訪問不妥，但「一下子回來也不是很策略」，薄一波建議：「可以讓萬里先回國，但不忙於先回北京。可以先到上海嘛。」李先念說：「到上海，可以由江澤民做工作。」陳雲試探性地問：「小平同志的看法呢？」據書中記錄，「鄧小平點頭。」他對陳、李等人想讓江澤民火線立功的圖謀當然心知肚明。
萬里從美國回到上海，江澤民果然不負重託，軟硬兼施，成功地使得萬里表態支持元老戒嚴決定，在元老心中投下一顆砝碼。五月二十七日晚，八老再次聚首鄧家挑選未來的總書記和常委，整整開了五個小時。一開始鄧、陳針鋒相對地提出各自的遴選接班人的原則，鄧小平重申「要從改革開放這個角度來選」，陳雲則提出「關鍵一條是，新的人選要敢於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點不能動搖」，總書記人選卻很快塵埃落定。鄧小平說：「比較來比較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的確是總書記的合適人選。我認為他能夠勝任這個角色。」他將陳、李與自己並列起來作為共同推薦人：「在總書記人選上，陳雲、先念同志和我都傾向於江澤民同志，大家有什麼意見？」
鄧、陳和李三人商議已定，別人根本無力反對了。
其次是調整常委班子。楊尚昆稱「同意小平同志的建議，讓天津的李瑞環進入政治局常委」，薄一波同意；陳雲重提宋平進常委，李先念贊成；至此八老關於總書記和常委人選的討價還價宣告完成。最後鄧小平又一次將陳、李拉出來，與其說是顯示團結，不如說再次確認「換人不換路線」的「協議」：「我徵求過陳雲同志、先念同志的意見，他們非常贊成我的建議：新的領導班子一定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否由下列六位同志組成：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江澤民為總書記。」
就這樣，八位元老當仁不讓地地將自己凌駕於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上，僅僅兩次會議，就以非法手段更替了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江澤民隨後被通知秘密到京，坐上龍椅，一坐就是十二年。
編者的身份和意圖依然成謎
眾所周知，中共又到了權力交接的敏感時刻，中共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人，將要交班給包括被鄧小平指定的「王儲」胡錦濤在內的第四代領導集體。目前可以說正處於佈局階段，按照正常的程序，將於二○○二年的中共十六大時完成。但是中國大陸經濟體制正在轉型，社會矛盾加劇，中共黨內各種治國理念、方略的爭論此起彼伏，權力競逐更熱度升高，政局充滿變數。在這一敏感時期，《中國「六四」真相》出版，書中涉及「六四」罪責，又包含動搖江澤民執政合法性基礎的史實，這便啟人疑竇：本書與當前大陸政局之間有什麼聯繫？媒體與網路上關於編者目的何在、動機何在的各種猜測鋪天蓋地。
對本書文本以及相關資訊分析之後，筆者傾向於相信編者「張良」的意圖與中共權力交接並無直接聯繫，趕在此時出版只是偶然而已。據「張良」在本書後記中自述，「本書完稿於一九九八年深秋，原定「六四」十周年的時候出版。由於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推遲了。」而我們都知道，一九九八年正當中共十五大開過一年，權力交接遠不是那麼緊迫。
這次中文版的出版上市，「張良」選在四月十五日，因為這既是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十二週年忌日，也是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的起點，更可見「張良」的用心在於公佈史實、要求公道，透過平反「六四」，進而重新啟動胡耀邦當年致力、但中斷多年的政治改革。
黎安友在本書英文版序中說：「從一開始，他（編纂者）就有我這個學者所沒有的政治目標。」這一說法，當是融匯了黎安友與「張良」親自接觸後的直接感受。筆者認為，黎安友所說的「張良」的「政治目標」，並非與權力交接中的具體爭奪相聯繫，而是更為廣泛的訴求：「希望《中國「六四」真相》將顯示學生運動是合法的、動機良好的，政府處理出現了錯誤，學生和市民對透明度和對話的要求應當得到滿足；一系列政治改革應當進行並擴展，允許媒體自由、允許成立學生自治組織、允許成立自由工會，等等」，「編纂者相信這是共產黨實現救國使命的唯一途徑」。當然，編者的主觀動機是一回事，客觀產生什麼效應，是另一回事。「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本書對中共的政治生態和接班格局，不可能沒有微妙的影響。許多越傳越遠、越傳越大的連鎖反應，恐怕為本書的編纂者、翻譯者始料未及吧！
中共在記錄片《歷史的考驗》中，披露了不少新鮮史料，許多歷史鏡頭和錄音首次公佈，包括中央政治局當年開會時的錄音。其中趙紫陽說：「今後要多講堅持社會主義，其他的堅持可以少講或者不講。」李鵬則當場表示不同意見，認為「四個堅持」是一個整體，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政治決定，因此不能將之割裂開來。最為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到鄧小平家中開會，鄧對趙說：現在中央有兩個不同的聲音，一個是趙紫陽為代表，一個是以李鵬為代表，「其實，李鵬代表的是我的意見」。
如果將中共高層的政治意圖放到一邊，將他們以公佈一部份歷史來掩蓋另一部份歷史的手法放到一邊，我們還是應該將這樣的記錄片，看成是《中國「六四」真相》的積極效應之一：正是因為這部中共文件彙編公之於眾，推動了更多歷史真相被披露。歷史的拼圖便在有關各方提供的一塊塊、一片片甚或一粒粒碎片中，接近原貌。（陳曼蓉）
「我們的時代將會過去／所有的檔案都得公開／過去歷史中隱藏的一切秘密曲折／是光榮，是恥辱，都得向世界揭示出來。」（蘇俄詩人尼•謝•吉洪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