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濟棠、蔣介石矛盾與中共突圍（六之一）
中共突圍的準備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剿共國軍步步進逼，攻陷江西廣昌。五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委託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草擬了「五、六、七，三個月戰略計畫」，並將突圍決定向共產國際請示。六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覆電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為了準備轉移，六月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博古（秦邦憲）、李德、周恩來成立一個「三人團」。這個三人團主要從事轉移軍事方面的準備，但只開過兩次會。實際工作，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督導軍事準備計畫的實行。五至九月，也確實作了一些轉移的準備工作。
中共中央於「廣昌大會戰」失敗後，從五月開始，即已作突圍的秘密準備。準備方向有二，一是緊急擴軍，一是糧食突擊。中共中央於五月十二日發出「給各級黨部黨團和動員機關的信」，號召「為三個月超過五萬新的紅軍而鬥爭！」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亦發表宣言，號召蘇區群眾「武裝起來，到紅軍中去！」據中革軍委的公布，五、六、七，三個月擴紅計畫超額完成，有六萬三千人參加紅軍。
中共中央為了準備突圍，除了緊急擴紅外，並全力搜集蘇區糧食。六、七月間進行糧食突擊，向農民借穀二十四萬擔。到了七月下旬，又作進一步的搜括，中共中央與人民委員會，於七月二十二日作出「關於在今年秋收中借穀六十萬擔及徵收土地稅的決定」，決定中規定：「為保證紅軍今後糧食的供給，中央特批准各地蘇維埃與工農群眾的請求：舉行秋收六十萬擔借穀運動，並決定立即徵收今年的土地稅。」中共中央之所以緊急擴軍與糧食突擊，顯然是突圍轉移前的準備工作。
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的李維漢回憶道：「當中央紅軍在廣昌保衛戰失利後，各路敵軍開始向中央蘇區的中心區全面進攻，形勢已對我十分不利。紅軍在內線破敵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的時候，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由此可知突圍轉移乃是中共戰略轉移的應用。
在中共紅軍離開瑞金根據地以前，中共黨中央與中央軍委會為掩護紅一方面軍主力轉移，派遣了三支部隊先期突圍遠征。以期達到「衝破圍剿」、「分散國軍兵力」，與「秘密作突圍準備」的戰略應用：一支是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率領的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從瑞金出發，經福建、浙江轉入贛東北，與方志敏、劉疇西領導的紅十軍匯合組成紅十軍團，繼續北上。途中遭襲擊，作戰失敗，尋淮洲等喪命，方志敏被捕死難，餘部在粟裕等率領下，轉移至浙南，進行游擊戰爭。（施家順）
陳濟棠、蔣介石矛盾與中共突圍（六之二）
●另一支是任弼時、王震、蕭克率領的紅六軍團為西征先遣隊，於八月從湘贛、湘鄂贛根據地突圍西征。十月到達黔東，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二軍團會師。在短短的一個多月中，開闢了一塊人口達一百多萬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實現了中央原訂的目標，調動和箝制國軍十一個師又兩個旅，完成了策應中央紅軍突圍的任務。第三支是程子華、徐海東、吳煥先率領的紅二十五軍，組成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在十一月從鄂皖根據地突圍遠征，向西挺進。
緊急擴軍與糧食突擊，乃足食足兵之基本工作。而北上抗日先遺隊的出動，是想促使國軍變更圍剿中央蘇區的兵力部署，調軍回援，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俾為中央紅軍突圍轉移創造機會。
陳、蔣矛盾與消極剿共
第五次圍剿時，蔣介石任命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指揮軍隊阻止紅軍向南發展，並伺機向江西的筠門嶺、會昌推進，協助剿共。陳在剿共的問題上與蔣存在著矛盾，「剿」麼，陳深感是蔣借刀殺人、削弱異己之計；「不剿」麼，蔣會以「擁兵自重」的罪名，對他興師問罪。
陳濟棠對蔣介石始終存著戒心。陳深知剿共就得與紅軍交戰，而此種戰爭並無絕對勝利的把握，即使偶爾獲勝也肯定損失很大。他更怕派兵入贛，會被紅軍纏住，難以擺脫。更甚者，陳相信蔣很有可能乘他與紅軍交戰之時，突然從湖南調兵襲擊廣東。即便不如此，蔣也會對他採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故如助蔣把紅軍剿滅，自己也難保長久。陳濟棠所願的乃是獨霸一方的地方實力派，最大的理想是鞏固他那「南天王」的地位。而剿共與他「保存實力，維持廣東半獨立局面」的原則是相背的。因此，在他看來，江西蘇區和紅軍的存在倒是自己與蔣對抗的一道天然屏障，如果耗盡精力與紅軍作戰，無論如何對自己是不利的。
陳濟棠雖然不願助蔣剿共，但又難以公開抗命。表面上先後派出兩個軍的兵力，擔任對粵贛邊境的封鎖，截擊紅軍，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姿態，既可以對蔣順水推舟，領取餉械，又可以防止紅軍南下，保住廣東。陳參加圍剿，實際上只不過對蔣虛與委蛇而已。
陳濟棠認為蔣介石驅使非嫡系部隊參加圍剿，是企圖「一箭雙鵰」，既要消滅紅軍，又要削弱地方部隊。因此，陳對進剿紅軍行動緩慢，一直未完成碉堡封鎖線。目的是防堵蔣的中央軍入粵，力圖偏安廣東地盤。所以，他在兵力部署上是粵東的兵力大於入贛的兵力，為十七個團與十個團之比。與其說是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說「主要是為他們自身的利害著想，目的是防堵紅軍入粵桂地區」。這便是陳濟棠所採用的陽奉陰違、避實擊虛的對策。（施家順）
陳濟棠、蔣介石矛盾與中共突圍（六之三）
●陳濟棠把廣東部隊以大部集結，小部分散為主；在大小部隊間，經常聯繫，萬一戰況不利，則小部隊向大部隊靠攏，取得一致行動，相機轉移，避免打硬仗，以免嚴重損失。陳雖前後幾次派兵協助國軍圍剿紅軍，但其策略方針總是消極的。
陳濟棠以保全實力為主旨，策略上要求其部以固守為主，不在非常之時，不得派出大部隊進攻蘇區，並令其部採取「不求有功，但求少損失」的消極作戰方針。在軍事行動過程中，陳規定其部每天行軍不得超過四十華里，儘量減少與紅軍的衝突，保全實力。對於蔣的命令，陳採取能拖則拖，不能拖則應付的態度。
陳濟棠於攻占筠門嶺後不久，深懼蔣介石攻粵，又怕紅軍乘虛反擊，將陷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於是一方面假裝對紅軍作戰為由，企圖向蔣介石索取大宗餉械，另一方面又與紅軍秘密妥協，搞所謂「外打內通」的辦法，即表面打仗，暗中疏通的手法。曾秘密地派他的高級參謀楊幼敏赴筠門嶺向紅軍作試探性的不再互犯的談判。陳濟棠消極的剿共態度，顯然是蔣、陳矛盾尖銳化的產物，在客觀上是有利於紅軍的。
秘密協議的達成
一九三四年春，正值「圍剿」與「反圍剿」戰爭緊張之際，毛澤東曾多次從瑞金到會昌，對粵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他在瞭解情況後，對當時的粵贛省委書記劉曉和粵贛軍區司令兼政委何長工指示說：筠門嶺失守後，我們摸了下陳的脈搏，靜觀他如何動作。結果，他表面上擺出繼續進攻紅軍的架式，騙蔣餉械，暗地裡卻派人前來，同我們作試探性的和談。這也就是「外打內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我們當然歡迎。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
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接連受挫，形勢日益險峻，不得不考慮進行戰略轉移。陳濟棠聞訊後，害怕紅軍轉移到廣東建立根據地，立即加強了粵北的防禦力量，堵截紅軍南下。
面對這種情況，周恩來、朱德一方面為了避免與陳濟棠部隊進行大規模作戰，以保存實力；另一方面，周恩來、朱德瞭解陳濟棠與蔣介石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陳在粵北加強防禦，並非要配合蔣介石消滅紅軍。因此，儘管當時王明「左傾」路線，所採取的政策是「打倒國民黨各派」，並將中間勢力做為最危險的敵人看待，而周恩來、朱德還是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利用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爭取陳濟棠的政策。（施家順）
陳濟棠、蔣介石矛盾與中共突圍（六之四）
●他們結合當時全國的抗日形勢，以抗日大義勸導陳濟棠給紅軍北上抗日創造條件，承諾紅軍路過廣東時絕不深入腹地，絕不在粵境內駐紮和建立根據地。並對陳濟棠的部隊進行了大量的爭取工作，俾便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其次，朱德為此曾於一九三四年九月，親自寫信給陳濟棠，警告陳不抗日，兩廣之苟安局面亦難保全。朱德更在信中表示為抗日要與「國內諸武裝部隊作作戰之聯合」，敦請陳濟棠迅速與紅軍達成合作協議，並在信末提出了合作的一些具體建議。
陳濟棠權衡利弊，覺得與中共進行有條件的合作利大弊小。他害怕紅軍在粵久留，尤其害怕蔣介石藉「追剿」紅軍之名把部隊開到廣東。故覆電朱德，並密信周恩來，表示同意雙方進行一次秘密談判。至此，中共爭取陳濟棠之計，算是有了初步成效。
中共隨即派何長工、潘漢年為和談代表，到陳的管區尋烏附近和陳派的代表——第一集團軍總部少將參謀楊幼敏及兩個師長，一個是獨立第七師師長黃質文，另一個是獨立第一師師長黃任寰，舉行密談。何帶著朱德署名的一封介紹信，內容如下：
黃師長大鑒：
茲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方代表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請予接洽照拂為感！專此
順致
戎祺
朱德手啟十月五日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何長工、潘漢年與陳濟棠的三名代表楊幼敏、黃質文、黃任寰進行正式談判，終於達成以下五項協議：
一、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
二、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
三、解除封鎖。
四、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
五、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四十華里。紅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這個秘密協議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後期的物資供應、突圍及西走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它打破了蔣介石對蘇區的經濟封鎖。第二，它打破了蔣介石對蘇區的軍事封鎖，紅軍可以向陳部借道，為中共紅軍突破國軍第一道封鎖線，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共突圍之初，紅軍領導人所以確定首先從廣東的一隅突圍也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協定。（施家順）
陳濟棠、蔣介石矛盾與中共突圍（六之五）
●戰略轉移與突圍西走
突圍向最薄弱處突破，轉移向最有利處轉進。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下達了突圍行動的命令。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第一、三、五、八、九等五個軍團以及由黨中央、政府機關編成的中央縱隊(亦稱軍委第二野戰縱隊，代號「紅章」縱隊)；由中央軍委系統編成的軍委縱隊(亦稱軍委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紅星」縱隊)共八萬八千多人，展開突圍行動。
由於掌握大權的李德等人的瞎指揮，採取了「甬道式」的大搬家，使部隊相當臃腫。當紅軍從于都以南向外轉移突圍時，蔣介石一面命令部隊追擊，一面命令廣東、湖南軍隊在贛粵、湘粵邊境布下封鎖線，以便把紅軍消滅在這些地方。本來這樣累贅、笨重的部隊，要想突圍談何容易。然而由於在此之前，紅軍與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已有了默契，當紅軍向贛粵邊境轉移之際，陳把他們同紅軍協議的基本內容轉達到同紅軍接觸部隊少將以上軍官，謂紅軍只是借路西行，保證不侵入廣東境內，紅軍路過時互不侵犯，應飭令所屬做到「敵不向我射擊，不許開槍；敵不向我襲來，不准出擊」。又為了矇騙蔣介石的耳目，派出部隊廣築工事，要口設防，佯裝備戰之勢。
二十日，紅軍在安遠、信豐一線發起突圍，陳濟棠部奉命移駐贛州、南雄等城鎮據點。紅軍從王母渡、新田間全部渡過信豐江，沿大庾嶺邊緣進入粵北，突破了蔣介石責令由粵軍組成的第一道封鎖線。當蔣介石察覺時，即令陳濟棠、何鍵火速出兵，在粵湘邊之汝城、仁化至樂昌組成第二道封鎖線。陳濟棠接到電令後，著將北區綏靖主任、韶關作戰地區司令李漢魂率獨三師、獨立警衛旅趕至仁化、樂昌、汝城附近設防。在設防中李與其團長以上軍官均已經瞭解已同共產黨達成了協議，乃在湘粵邊境劃定一通道是烏逕－百順－長江墟以北－城口－二塘，讓紅軍通過，過了二塘，便脫離了廣東境。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軍委下達了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陳濟棠履行了秘密協議，沒有堵截紅軍，故紅軍能在很短的時間裡，順利地通過了陳的轄區西走。
陳濟棠對剿共的態度可由其覆電李漢魂之電文得其精髓。當紅軍突圍時，余漢謀的第二師經龍南、大庾向西追擊紅軍，在延壽附近的金樽坳與一支紅軍隊伍遭遇，發生過一次小戰鬥。獨立第三師會同余漢謀第二師擊退了這支部隊之後，李漢魂隨即向陳濟棠報捷。陳的覆電竟是：「柏豪兄：關於金樽坳戰報，備悉。我軍以『保境安民』為主。」（施家順）
陳濟棠、蔣介石矛盾與中共突圍（六之六）
●這「保境安民」四字，真是絕妙文章。這四字既可冠冕堂皇地應付蔣介石，又可以對不明內情的部下擺個一本正經的面孔，而對於已知情的將官則是與紅軍達成協議的微妙註釋。「保境」可以解釋為「你不過界，我不截擊」；「安民」可以看作「避免戰鬥，互不開槍」。當然，在另一些人看來，對紅軍實行截擊，發生戰鬥，也正是為了「保境安民」。這四個字畫出了陳濟棠當時的心態。他意圖保存實力，獨霸廣東地盤，久據「南天王」寶座。
陳濟棠以「保境安民」為由，私放中共之事，蔣介石當時知悉否，應是重要的關鍵。經查驗總統府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顯示，當時蔣並不知情。例如革命文獻中，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日，蔣於洛陽尚致電劉鎮華電云：
茲派兄進駐皖南祁門或屯溪督剿尋匪，凡皖南部隊，均歸兄指揮，望於一星期內進剿。
蔣總統籌筆，十月十二日手令南京中央黨部葉秘書長云：
……昨派羅軍長卓英赴粵協商進剿事。
蔣中正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蔣尚且致電安慶劉主席曰：
請兄星夜馳赴祁門指揮，萬勿稍延。石埭方面最好派阮旅續到之一團圍剿。
次日，蔣電劉主席曰：
……當覆以南路軍須進取雲都，以為我封鎖線前進部隊之據點。一則可早時發現匪之企圖。二則匪向該方向逃竄時，我軍截擊較便。
由此可證蔣介石並不知中共向陳濟堂借道西行，故更無「放水」之說矣！
國軍第五次剿共總結
江西紅軍經國民政府五次圍剿後，開始西走。中共稱之為「長征」，而國民政府稱之謂「流竄」。如此爭議之大的問題，多年來均諉之於：一、是因為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未遵照最高戰略的指導，在其防區內，未能構成綿密之碉堡封鎖網，僅完成據點工事，致使紅軍得鑽隙而走。二、是國軍情報、通信不靈，事先毫未偵悉紅軍西竄之徵候，以致未能適時啣尾追擊，紅軍得以從容西竄。二者均為原因之一，但均屬表象的問題。
問題的癥結在於陳濟棠與蔣介石互動的關係上，陳濟棠私心與蔣介石對他的不信任。陳濟棠為鞏固、獨霸廣東半獨立的局面；剿共之事，對他來說，剿也難，不剿也難。
陳濟棠於是一方面佯裝要對紅軍作戰，企圖向蔣介石索取大宗餉械；另一方面又與紅軍搞所謂「外打內通」的辦法，即表面打仗，暗中疏通的手法，與紅軍達成秘密協議，讓紅軍得以借道而過。後來蔣介石為此曾怒責陳濟棠之電文曰：
平時請餉請械備至，一旦有事，則擁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貽我國民革命以千秋萬世莫大之汙點。
應是最好的註腳與說明，亦是問題真相之所繫。
徵之海峽兩岸的檔案文獻，可確知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在戰略戰術上是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不意中共利用蔣、陳間的矛盾，與陳之私心；致使在關鍵的時刻，向陳部借道西行，所以無所謂的偉大「長征」；而國民政府卻應虛心檢討，不可謔稱之為「流竄」。知恥知錯，吸取歷史的教訓為殷鑑。（作者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本文為其論文之節錄）（施家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