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愛玲＜色，戒＞的背後（六之一）
●張愛玲，一位用生命經營自己小說世界的作家，在她細膩而瑰麗的文字裡，散發著一股蒼涼的氣息。然而不同於以往蒼涼風格而歷經三十年不斷改寫的〈色，戒〉故事，我們看到的卻是張愛玲不經意的對自己情感世界的坦露。一篇由特工之間你爭我奪改寫而成男女之間的愛恨情仇，何以令張愛玲撼動許久？〈色，戒〉的背後正為您述說始末。
張愛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訪問時，曾稱「《傳奇》裡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她的弟弟張子靜晚年則更明確地指出，〈金鎖記〉的故事，人物脫胎於太外祖父李鴻章次子李經述的家中；而〈花凋〉則是寫張愛玲舅舅黃定柱的三女兒，也就是她三表姐黃家漪的故事。學者馮祖貽則指出，〈創世紀〉是以張愛玲的六姑奶奶，也就是祖母李菊耦的妹妹為底本的，另外〈茉莉香片〉則活脫脫是上海張愛玲的家，主人翁聶傳慶就是張子靜(當然也有張愛玲的投影)。上述作品可說是一個家族的小說。雖然這個家族已從繁華走向沒落，但張愛玲作為舊家族的一員，她憑藉著「記憶」，揭示了他們無可挽回的沒落以及種種掙扎；而童年的不幸經歷又使她毫不留情地鞭笞著這沒落貴族的「猥瑣、難堪，失面子的屈服」，於是「蒼涼」成為她《傳奇》小說的總主題。
〈色，戒〉之本
雖不同於她的家族小說，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色，戒〉，也被認為是「有所本的」。香港學者兼影評家陳輝揚就說：「我一直認為〈色，戒〉的材料來自胡蘭成，因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據鄭蘋如謀刺丁默
一案而寫成的。其中種種細節，只有深知汪精衛政府內情的人才能為張愛玲細說始末。」張愛玲曾在一九八三年該小說結集成《惘然記》的序中談到〈色，戒〉，〈相見歡〉和〈浮花浪蕊〉，「這三個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寫這麼多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改寫的歷程，一點都不覺得這其間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了。因此結集時題名《惘然記》。」由此可見她非常喜歡這些自外界獲得的材料，並且從一九五○年左右就寫成，其間又經過三十年的改寫。
至於她沒有提及材料得之於胡蘭成，甚至在她小說發表後不久，即遭受署名「域外人」的嚴厲批評，她在反駁的文章中，亦沒有提及「胡蘭成」，只說：「這故事的來歷說來話長，有些材料不在手邊，以後再談。」幾句話就避重就輕地帶開。這實在是由於她和胡蘭成分手後，「胡蘭成」三個字便從張愛玲的記憶中清除。胡蘭成對張愛玲的傷害，正如曼禎在《半生緣》中的感受─「不管別人對她怎麼壞，就連她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母親，都還沒有世鈞這樣的使她傷心。」在當時張愛玲的心境恐怕是「不管別人對她怎麼壞，就連她自己的父親，自己的母親，都還沒有胡蘭成這樣的使她傷心。」因此她實不願再觸及情傷，更不願因胡蘭成而再度招致如抗戰勝利後「文化漢奸」汙名的攻訐。儘管如此，曾活躍於汪偽政權中而熟知故事始末的胡蘭成，是張愛玲獲得這令她震動故事的不二人選，尤其是他們曾經有過兩情繾綣、無話不說的時刻，胡蘭成向她道出這故事的細節，也是最自然不過的事。（蔡登山）
張愛玲＜色，戒＞的背後（六之二）
●丁默都與李士群的恩怨衝突
關於鄭蘋如謀刺丁默村一案，最早披露的是六○年代在香港出版的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中的一小節，筆者參考多種史料發覺此一暗殺事件，除了關係到中統鋤奸外，得從丁默村與李士群的恩怨衝突說起。丁默村湖南常德縣人，生於一九○三年，幼時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二師範附屬小學。畢業後，未能考入中學。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年輕氣盛的丁默村隻身前往上海闖蕩，他積極參加青年學生運動，並由施存統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春他回湖南籌建常德團組織，並自任組長。同年十月十三日社會主義青年團常德地方執委改選，丁默村出任團書記，但在次年改選時，他卻失去書記一職，對此他極為不滿，並與新領導人鬧翻。次年一月他謊稱去長沙匯報工作，其實他遠走上海，叛離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二六年他到廣州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辦事員。次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他便積極投靠蔣介石，追隨陳立夫、陳果夫的「CC」派。一九三二年他擔任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小組組長，在上海文化界進行特務活動。他與李士群等在「萬春坊新光書局」編輯《社會新聞》，先後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刊物。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於一九○七年三月二十日。幼年在本鄉私塾讀過幾年書，二○年代初他進入了日本人開設的東亞同文書院，後又轉入上海大學讀書，其間他生活來源主要仰仗他的妻子——大夏大學學生葉吉卿，由於葉家有錢使得李士群生活無憂。這期間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後又轉入蘇聯特種警察學校。回到上海後李士群以「蜀聞通訊社」記者的身分，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但不久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為了怕被引渡給國民黨政府，妻子葉吉卿找到恆豐錢莊的韓傑，走通了青幫「通」字輩季雲卿的門路，由季雲卿通過巡捕房裡的熟人，將他保釋出來。後來他便向季雲卿投了門生帖子，從此李士群與青幫拉上關係。一九三○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以上海為重點，偵騎四出，共產黨組織屢遭破壞。一九三二年，李士群又被「調查科」逮捕，他眼見地下鬥爭處境艱難，便向國民黨自首並投靠國民黨。起初他被委派為「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員，不久就調到與丁默村、唐惠民等編輯《社會新聞》。（蔡登山）
張愛玲＜色，戒＞的背後（六之三）
●一九三四年「調查科」改為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同年蔣介石為了統一特務組織，在軍事委員會內設「調查統計局」，丁默屯當上了第三處（郵電檢查處）處長，與戴笠（軍警處處長）、徐恩曾（黨務處處長）齊名。抗戰前，丁一直在蔣介石手下任職，抗戰開始後他曾在溪口奉陳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張國燾。由於戴笠對他的嫉妒，向蔣介石控告他貪汙招待費，使他遭到追查。一九三八年八月「調查統計局」第一、三處遭撤銷，丁默屯失去職務，僅在軍事委員會掛了少將參議的空名，因此他悶悶不樂，託詞到昆明「養病」。
而李士群在一九三三年春因國民黨「調查科」上海區長馬紹武，遭共產黨中央特科「紅隊」的伏擊斃命，使他和丁默屯同遭疑疑而被捕。但丁默屯因有「CC」的高級幹部、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的力保，很快就被釋放了；而李士群則沒有靠山，被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調查科」總部。後經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的營救下，走通了「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的門路，李士群雖被釋放，但仍然被規定不得擅離南京。不久，李士群被指派為「調查科」編譯股編譯員、南京區偵查員。一九三三年底開始，他擔任「留俄學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學會」理事，直到抗日戰爭爆發。
漢奸特工組織「七十六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軍占領上海，他們為了掃除侵華道路上的障礙，決心建立一支漢奸特工隊伍，作為消滅上海抗日力量的先遣部隊，於是李士群等人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為日本侵略者所一手扶植而壯大起來的。首先在日本大使館書記官清水董三的指揮下，李士群開始為日本駐滬使館從事情報活動。然後他又用金錢將當時編輯《社會新聞》的唐惠民、章正範、劉坦公等人拉下水，通過章正範的關係，他又秘密會見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委員汪曼雲。汪是杜月笙的「學生」，與「軍統」、「中統」特務都有聯繫，在上海灘是屬於「兜得轉」的人物。但是要搞特工行動，必須有一批富有特工經驗的骨幹，於是他決定收編丁默屯以壯大聲勢。在徵得日本主子的同意後，他便派丁默屯的湖南同鄉、已經投敵的翦建午，專程去昆明相邀，並說明他願退居第二，讓丁默屯做前台經理。於是丁默屯就當仁不讓地做了「老大哥」了。他們通過日本大使館的引薦，拜會了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經由土肥原的介紹，他們於一九三九年二月，獲得日本大本營的支持，轉歸日本軍方指揮。在日軍金錢、武器、彈藥的豢養下，他們組成一支武裝特工隊伍，活動範圍也從搜集情報擴大到從事恐怖行動。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衛發表「艷電」，使早已投敵的丁、李一夥人感到鼓舞，經汪曼雲建議，丁默屯決定拉攏汪精衛，然而他們在編輯《社會新聞》時，曾對以汪精衛為頭子的「改組派」破口大罵過，雙方成見很深。幾經考慮後，他們決定先找周佛海，通過周與汪精衛集團掛鉤。汪精衛正在用人之際，經周佛海出面說合，又見這批人是按日本方面的意見前來投靠的，也就同意接納。隨著特工組織人數的增加，活動範圍的擴大，原來的大西路六十七號已不敷使用了，於是丁默屯等把總部搬進了極司斐爾路七十六號，從此「七十六號」便成為汪偽特工總部的代名詞而出現在上海。（蔡登山）
張愛玲＜色，戒＞的背後（六之四）
●隨著「七十六號」在汪偽集團中的舉足輕重的地位，丁、李的權力鬥爭也開始趨向表面化。當初李士群找丁默屯來做前台經理時，無非是想利用他在「中統」特務圈的地位和聲望，讓他做一面擋箭牌。如今一切大權為丁所獨攬，李士群深悔當初的做法。偏偏丁默屯也是一個野心極大的人，他認為自己搭上了汪精衛這條「大船」，再也不甘心作李士群的傀儡，處處以老大自居，想「鳩占鵲巢」，把李士群給壓下去。他們之間的鬥爭，大致經歷了四個較大的回合。首先是「唐惠民事件」，在這一回合中，唐惠民的性命是保住了，但丁默屯卻銳氣大減，而李士群的勢力大大的提升；緊接著的「張小通事件」，李士群又有效地阻止丁默屯的人進入「七十六號」，不僅打擊了丁默屯，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第三回合是「鄭蘋如間諜案」，這事件丁默屯雖能死裡逃生，但又被李士群搞得狼狽不堪，威信盡失。最後丁、李兩人爭奪「警政部長」席位，以李士群取勝而告終，丁默屯完全被排擠出「七十六號」。
鄭蘋如的情報員角色
鄭蘋如是浙江蘭溪人，一九一八年生。父親鄭越原，又名英伯，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加入了同盟會，可說是國民黨的元老。他在東京時結識了日本名門閨秀木村花子，花子對中國革命頗為同情，兩人結婚後花子隨著丈夫回到中國，改名為鄭華君。他們先後有二子三女，鄭蘋如是第二個女兒，從小聰明過人，善解人意，又跟著母親學了一口流利的日語。而鄭英伯在回國後，曾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還擔任過江蘇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檢察官。鄭蘋如在明光中學讀書時，丁默屯曾當過這個中學的校長，因此兩人有師生之誼。抗戰爆發後，鄭蘋如毅然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上海淪陷後，她以自身的優越條件(良好的社會關係和卓越的日語能力)，擔任抗日的地下工作，她加入了中統，這時她只有十九歲。她花樣年華，風姿綽約，是上海灘上有名的美女，當時全中國最為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畫報——《良友畫報》，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三○期就以她為封面女郎，只是因為她身分特殊，只稱「鄭女士」三個字，而未寫全名。當時的資深編輯馬國亮先生在二○○二年出版的回憶錄《良友憶舊——一家畫報與一個時代》一書中說：「直到好幾年以後，我們才知道她是一個轟轟烈烈、獻身抗日的愛國烈士。她的全名是鄭蘋如。……我們刊登這封面時並不知情。只在全面抗戰軍興以後才略有所聞。已故中國著名學者鄭振鐸先生和鄭蘋如的父親是素識，曾親口談過此事。在以後的年月中，《良友》也沒機會表揚這位壯烈殉難的中華女兒。事隔五十年的今天，我認為仍應該把她的英勇行為告訴我們過去的讀者，並表示我們對她的敬意。」（蔡登山）
張愛玲＜色，戒＞的背後（六之五）
●鄭蘋如是位極優秀的情報員，她憑藉母親的關係，周旋於日寇的高級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衛文磨派到上海的和談代表早水親重攀上關係，繼而又通過早水的介紹，結識了近衛文磨的兒子近衛文隆、近衛忠磨，以及華中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人。她探聽到汪精衛「將有異動」的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電台上報重慶，可惜政府起先並未重視，直到汪精衛離開重慶投敵後，方知鄭蘋如早已掌握此一情報，因此政府對她極為倚重。於是，他們把制裁丁默屯的重要任務交給她。
丁默屯本是個色中餓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鄭蘋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鄭蘋如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時恃寵撒嬌，與丁默屯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屯饞涎欲滴，神魂顛倒。中統見時機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動，由鄭蘋如請丁默屯到她家作客，在鄭家附近安排了狙擊人員，然而丁默屯詭計多端，他的轎車快到鄭家時，他改變主意掉頭離去，計畫遂告失敗。此時中統上海區的負責人換了張瑞京，他重新策畫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想把丁默屯誘殺在西伯利亞皮貨店。豈料就在此時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張李原有一番交情，當張和盤托出「刺丁」計畫時，正中李士群夫婦的心意，為防事跡洩漏，他們先把張瑞京保護起來，而中統上海區見沒有任何異狀，於是原計畫照常執行。
「刺丁」不成，捨生成仁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默屯在滬西一個朋友家吃中飯，他打電話邀鄭蘋如前去參加，鄭便趕到滬西陪丁默屯直到傍晚。丁說要去虹口，鄭說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兩人同車而行，當汽車駛至靜安路、戈登路（今江寧路）西伯利亞皮貨店時，鄭蘋如突然提出要去買件皮大衣，並嬲著丁默屯同她一起下車，幫她挑選。丁默屯的職業反應是到一個不是預先約定的地點，停留不超過半小時，照理說是不會有危險的。心想鄭的執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機敲他一筆竹槓。於是他便隨她下車，但當鄭正在挑選皮衣時，丁默屯突然發現，玻璃櫥窗外有兩個短打衣著、形跡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對，便從大衣袋裡摸出一疊鈔票，向玻璃櫃檯上一摜，說：「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說完就急轉身向外跑。鄭見丁默屯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蹤出去，但走了兩步，又停住了。
此時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統特務，沒料到丁默屯會不等東西挑好，就突然衝出店來，因此稍為躊躇了一下，竟讓他衝過馬路。丁的司機見他狂奔而出時，早已發動引擎，開好車門。等到槍聲響時，他已鑽進車內，拉上了車門，子彈打在防彈車門上，他毫髮無傷，揚長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擊人員，因只是「協助」成分，因此也沒有怎麼出力，暗殺行動乃告功敗垂成。但對鄭蘋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僥倖，決定深入虎穴，孤身殺敵。於是她繼續與丁默屯虛與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白朗寧手槍，準備伺機下手，但她哪知丁默屯早已布下羅網，等她上鉤了。因此在第三天當鄭蘋如驅車到「七十六號」要見丁默屯時，就被丁的親信林之江給扣住，她被關進「七十六號」的囚室。（蔡登山）
張愛玲＜色，戒＞的背後（六之六）
●李士群的老婆葉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佘愛珍、沈耕梅前來審訊，丁默屯自然不好阻攔。鄭蘋如否認她與中統的關係，只承認暗殺丁默屯是因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屯雖然惱恨鄭蘋如參與對自己的謀殺，但又著實迷戀她的美色，因此他並沒想要置她於死地，只是想關她一陣子，再把她放出來。但丁默屯的老婆趙慧敏卻悄悄找到林之江，並對他面授機宜，於是鄭蘋如被暗中移解到憶定盤路三十七號的「和平救國軍」第四路司令部內，這連丁默屯與李士群都不知道。一九四○年二月在一個星月無光的晚上，林之江從囚室裡請出鄭蘋如，謊稱丁默屯找她，汽車七拐八彎，來到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鄭蘋如連中三槍倒下了，死時年僅二十三歲。
〈色，戒〉背後的含意
張愛玲藉著胡蘭成所提供的故事寫成〈色，戒〉，原本特工之間的明槍暗箭轉換成男女之間的占有與愛憐。王佳芝對易先生的愛和易先生對王佳芝的狠心，不禁讓人想起了張愛玲與胡蘭成之間的恩怨。當我們翻看胡蘭成以生花妙筆、洋洋自得寫成的《今生今世》時，無可諱言的他是個才子，還個風流才子，但他並不真正懂得張愛玲。他曾經愛過張愛玲，這是不假，但絕對不及張愛玲愛他的一半。胡、張之戀最感人的地方，不是他們相識的時候，也不是兩人終日情話到天明的時候，更不是排除艱難結為秦晉之好的時候，而是在胡蘭成負情之後，張愛玲癡苦之時。尤其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張愛玲寫信給胡蘭成正式分手時說：「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經不喜歡我的了。這次的決心，是我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惟彼時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難之隱語）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隨信還附寄了三十萬元，那是張愛玲所寫的電影劇本的稿費。曾經滄海難為水，到底曾經愛過，而且是刻骨銘心的愛，哪怕縱有萬般委屈，在胡蘭成因漢奸罪被通緝逃亡中，她不願增加他的困難，因此直到一年半後她才提出分手。張愛玲在改寫這個故事時，回首前塵往事，她把自己投影在王佳芝的身上了，因此她筆端流洩出「雖然她恨他，她最後對他的感情強烈到什麼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
學者方燕指出，《半生緣》的改寫是在張愛玲的第二任丈夫賴雅去世的次一年，那無疑是張愛玲在人生又一次孤身飄零後，對胡、張往事的最後回眸。而改寫歷時三十年的〈色，戒〉發表於《半生緣》之後十年，此時在他鄉異國的張愛玲更顯得孤寂。雖然她堅決拒絕作家朱西寧在一九七四年致函邀她到台灣和胡蘭成會面（當時胡蘭成在文化大學任教），但她在提筆改寫這故事時，難免會回首前塵往事，而因為經過長時間歲月的淘洗，當時的傷痛多由平和甚至美好的回憶來處理，只是有些創傷是永難復元的，因此張愛玲在此時更有著清醒的自省。小說名為〈色，戒〉，其實已不單是表面的意義，它不是易先生的好色之戒，而該是王佳芝的情之戒，是所有女人的情之戒，當然更包括張愛玲自身。這又是張愛玲的一次不經意的坦露自己。（蔡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