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居易詠明皇楊妃之戀（五之一）
●清代詩人史家趙翼在《甌北詩話》中說，自古以來，詩人及身成名者，沒有比白居易更快了。而他揚名的迅速，端在〈長恨歌〉一篇，蓋因此篇歌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既嘆為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難怪當年連長安歌伎亦因能背誦白學士的〈長恨歌〉而自高身價！
白居易夫子自道：「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他本人顯然受到時代意識形態的影響，重「正聲」而輕「風情」，因而〈長恨歌〉的風行使他感到「時之所重，僕之所輕」，並自責「狂言綺語之過」。然而在詩的王國裡，「正聲」安能匹敵「風情」？〈秦中吟〉遠不如〈長恨歌〉流傳之廣大深遠，豈是偶然？
長恨歌有四部曲
〈長恨歌〉一共一百二十句，刻意描寫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戀情，極其華麗感人，可以分為四個組曲來看。從「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到「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敘明皇求得「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心愛美女，寵愛無比，盡情遊樂，正是「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轉夜」，可稱之為「寵愛組曲」。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之一曰：「長安回望繡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更道出明皇知貴妃愛吃荔枝，特命快騎自嶺南運來，色味不變，以寵愛之。明皇更愛烏及屋，貴妃的姊妹也同受恩澤，尤以聰明美麗的虢國夫人，承恩最多，可以騎馬直入宮禁，張祐的有名絕句：「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即指此事。今日女子不分美醜均大施脂粉，殊不知脂粉可以汙顏色也。
從「漁陽鼓動地來」到「回看血淚相和流」，轉述戰爭忽然爆發，如一聲春雷，「驚破霓裳羽衣曲」，
御駕倉皇西奔，然御林軍集怨於楊家，楊貴妃也只好「宛轉蛾眉馬前死」，而竟然「君王掩面救不得」，可稱之為「死別組曲」。趙翼認為安祿山叛亂主要為了楊貴妃，貴妃一死，追兵即緩，故有詩句曰：「馬嵬一死追兵緩，妾為君王拒賊多。」楊妃之死，白居易一筆帶過，詩篇固不必追究美人如何死法。李義山的〈馬嵬〉詩對句，「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手」，將此日六軍駐馬不前，明皇被迫賜死楊妃的緊張氣氛，與當年兩人在七夕談情說愛的愉快情景，尖銳的對比起來，產生特別沉痛的詩之效果。惟劉夢得於〈馬嵬行〉中說，「貴人飲金屑」，楊妃是吞金自殺的，與《舊唐書》所載皇帝命高力士賜貴妃自盡相符，而與一般所謂縊死有異。（汪榮祖）
白居易詠明皇楊妃之戀（五之二）
●從「黃埃散漫風蕭索」到「魂魄不曾來入夢」，寫明皇入川後，朝思暮想，以至於「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斷腸聲」。據《明皇雜錄》說，帝幸蜀途中，遇到綿綿霖雨，雨中聞鈴聲，與山谷相應，使皇帝更加思念貴妃，作〈雨霖鈴〉一曲以寄恨。白氏遂有「夜雨聞鈴」之句。宋人李覯更轉化為「亂鈴聲裡倍沾襟」。唐明皇於亂平回宮後仍然睹物思人，不能自己，夜夜「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可稱之為「相思組曲」。
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則馳騁文學的想像，生動地勾勒相思之極，希望藉靈媒溝通幽明，以滿足在心理上再相逢的願望，可稱之為「幻想組曲」。李商隱的名句「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則別進一解，以殘酷的現實喚醒幻想。即使海外另有九州或仙山，也是徒然的。此生原有山盟海誓，卻不能實現，又何必盼望虛無縹緲的來世呢？
此一歌四曲以安史之亂前後作背景，以唐明皇與楊貴妃為男女主角，用絕妙佳詞，純寫悲歡離合的淒美愛情，不說堂而皇之的國家盛衰與民生疾苦，冀能充分表達言情藝術，引人進入迴腸盪氣的詩歌境界。這也就是「一篇長恨有風情」之所在。
風情何處覓解人
但是自〈長恨歌〉問世以來，出現太多不解風情的回應。不解風情主要有兩種，一方面是以道德觀點來否定風情，或用禮教來挑戰情慾，尤其在道學興隆的宋朝。如宋之魏泰在他的《臨漢隱居詩話》裡，說到白居易〈長恨歌〉「六軍不發」一節，居然發了這樣的感慨：「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宋代詩人梅堯臣也說，白樂天「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猥褻之語，無禮之甚」！於是又有人要將此風情之作，盡量「正經化」，如通行本〈長恨歌傳〉有「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之語，把楊貴妃視作欲懲的尤物，顯由後人添竄，必非作者陳鴻的原文，更非白居易寫〈長恨歌〉的意圖。清朝的沈德潛也說，白詩實在「譏明皇之迷於色而不悟」。直到現代，尚有程玉璧者寫道：「香山曲盡警淫侈，微旨辭留戒惡端」，白香山的微旨豈如是哉！如此讀詩、解詩，真是何其迂腐。張問陶的七言絕句寫得好：
想到空靈筆有神，每從遊戲得天真；
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
穿起軍裝、戴上官帽、板起面孔來談風情，該是何等可笑啊！（汪榮祖）
白居易詠明皇楊妃之戀（五之三）
●尚有一些詩人讀了〈長恨歌〉後，批評白居易過於強調兒女私情，如李覯說，「當時更有軍中死，自是君王不動心」，說是安史之亂死了一個楊貴妃，傷悼不已，思念無窮，然而多少陣亡的將士，卻得不到一點同情，將重點自明皇楊妃之戀移向軍民的生死存亡。清代名家袁枚的〈馬嵬〉之一曰：「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也是將重點轉到安史之亂時一般老百姓的苦難遭遇，把白居易的〈長恨歌〉與杜甫的〈石壕吏〉作對比，別開藝術新境，但主題已非帝王之家的哀樂，而是普通的石壕村裡多少夫妻因戰爭而生離死別的淒慘。
另一種不解風情則是刻意在〈長恨歌〉裡考證史實，古賢已然，近人亦樂此不疲。南宋的程大昌早已說過，長恨歌多不得其實；現代文評家郭紹虞也特標出長恨歌「用事之誤」。歷史家們的考據癖，當然更甚。考訂一開頭的「漢皇」就是「唐皇」之誤；「御宇多年求不得」也非事實，因在楊妃之前，元獻皇后、武惠妃、武淑妃皆有寵；所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顯然諱而不實，蓋楊妃於入宮之前，已是明皇十八子壽王之妃，宋人謂此大惡不得不隱，陳寅恪則考訂楊妃入宮時已非處子。「六軍不發無奈何」，則失考盛唐兵制乃是四軍，而非六軍，還有人詳細考證蛾眉是如何宛轉死的。
沈括的《夢溪筆談》則指出，峨嵋山在嘉州，與幸蜀路線無關，所以「峨嵋山下少人行」之句，亦與事實不符。也有人指出唐明皇幸蜀正值炎暑，何來「黃埃散漫風蕭索」的秋景？而明皇回京已屆嚴冬，芙蓉早已枯萎，何來「太液芙蓉未央柳」？明皇幸蜀來回不到一年，怎麼可能看到「梨園弟子白髮新」？宋人邵博在《聞見後錄》裡更嘲笑「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說是「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自挑燈者乎？書生之見可笑耳！」陳寅恪則認為，白氏未悉宮禁夜間情狀，因「樂天未入翰林，猶不諳國家典故，習於世俗，既未詳察，遂致失言」。
還有人很認真去考證，明皇自蜀返居興慶宮後，不可能與方士發生牽連，於是更無所謂招方士尋覓貴妃之事云云。白居易說「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但是華清宮的長生殿乃齋戒之所，不是談情說愛的地方，即陳寅恪所謂「神道清嚴，不可攔入兒女猥瑣」。華清宮中的寢室乃是飛霜殿，故「長生」應係「飛霜」之誤。陳寅恪考證唐明皇、楊貴妃於晚冬初春時赴驪山華清宮，未嘗於夏天前往，所以「七月七日」的時間也不對：「時間與空間皆不容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驪山之事實。」（汪榮祖）
白居易詠明皇楊妃之戀（五之四）
●史家可以歌詩為史料，可引詩證史，但不可強詩為史，必須尊重歌詩的本質及其文學性格。史家要強調記誦，而詩人則不可，洪亮吉之句曰：「近來海內詩家少，一半人誇記誦多」，即此之謂也。錢鍾書更一針見血地指出，史必徵實，而文可言虛。所謂「虛」，並不是「偽」；所謂「不實」，也不是「不誠」，因為「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於歷史考訂的真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所以像夢中悲歡、空中樓閣、鏡內映花、燈邊生影，都是「虛」，但並不「偽」。考據固要斷定已然，而藝術則可以想像當然。詩歌敘事畢竟不是「押韻的文件」。錢氏據此批評討論楊妃入宮前是否處女之無謂、「不是嚴肅的文學研究」。若謂唐室宮闈醜事有其歷史意義，然而〈長恨歌〉畢竟是文學作品，而非歷史敘事，安能強詩為安史！誰敢說楊貴妃是否處女是嚴肅的文學研究？
白居易於三十五歲那年寫〈長恨歌〉，本事主要根據摯友王質夫的口述，並未照抄史書，不曾像袁枚所說「錯把鈔書當作詩」。他以詩人的靈光造情，展現詩筆的空靈有神。他以漢皇喻唐皇，以峨嵋喻四川，以六軍喻天子之師，以南苑喻南內，以長生殿泛喻寢宮，都符合歌詩敘事的含蓄隱喻之旨，雖虛而不偽，更不足為詩篇之病。
史家講究時與地的正確性，而詩人造藝大可超越時地的限制。寫明皇的悲情，以秋景來襯托，顧不得實際上是否秋天，「風蕭索」者，實也寫明皇的心境。明皇回駕睹物思人，借芙蓉與柳條以喻楊妃的美貌，即所謂「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者也，乃想像之芙蓉，未必實有，何必計較芙蓉是否已經枯萎？明皇四川去回雖不到一年，但所經歷的變化實數十年所未有，「白髮新」者即誇張這一點，心理的時間實非一般的時間能夠衡量。
李白有句曰「白髮三千丈」，可見心理上的長度亦非一般的長度可以衡量。史家考訂，唐明皇與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宮山盟海誓，不可能在夏天；然而白居易一定要說「七月七日長生殿」，因作為一個有靈性的詩人，不可能自囿於特定的時間，而放棄較高的藝術境界。男女「夜半私語」相誓的時間，沒有比牽牛織女相會的七夕，更具情趣。詩人所要呈現的是男女相誓的情景，而不是精確的時間。（汪榮祖）
白居易詠明皇楊妃之戀（五之五）
●編織淒美的愛情故事
其實何必挑剔〈長恨歌〉中虛而不實的細節，整篇內容原是經過大詩人白居易的創造。他要寫一首高潮起伏、哀婉感人、可歌可泣的愛情詩，以達到此恨綿綿的效果。為此效果，必然與明皇楊妃之戀的實況頗有差距。若照抄史書，先述明皇原已有寵，楊妃已是壽王妃，豈非大殺風景？李三郎愛楊玉環也非如樂天所敘之深，真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嗎？非也。率禁軍殺掉楊國忠的陳玄禮，以及處死楊貴妃的高力士，都是皇帝的親信，《舊唐書》明明說「上即命力士賜貴妃自盡」，更何況後來陳、高兩人俱列「蜀郡元從功臣」之中，始終忠於唐明皇。這位七十二歲的風流天子賜死三十八歲的情人，不論是否逼於情勢，至少不是不愛江山愛美人之流。袁子才即有詩句道，「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難怪近人鄧友良更嘲笑說，「漁陽烽火連天起，送罷江山送美人」。如白居易在詩裡照實敘寫，則情趣何在？
年輕貌美的楊玉環是否真愛古稀老頭李三郎，也大有問題。〈長恨歌〉有云：「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杜牧有句曰「明鑑半邊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蓋釵與鈿分則不全，喻情偶之原為一體而不可分。兩心是否「金鈿堅」、是否「會相見」，留下無限想像的空間，詩筆之妙即在於此。至於夜半私語的誓詞，當然是白學士的代言，留下「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情深似海的千古佳句，並非明皇楊妃之戀的寫真。
古來詩人雖大都跳不出紅顏禍水的框框，責怪豐腴健美的楊玉環，將玉環與國忠比作吹壞唐室之牆的風雨，但並不盡然。唐代詩人徐夤的〈開元即事〉就把責任指向玄宗晚年的昏庸，遠賢近佞，遂使有兵平亂，卻無退敵之策，因而不能怪女人：「未必蛾眉能破國，千秋休恨馬嵬坡。」徐氏甚至認為「只有楊妃死報君」，在勢窮時身殉社稷，所以應視她為「藎臣」（即忠臣也）。近代女權伸張，更大為玉環抱不平，如當代女詩人林葉萌有句曰：「無罪楊妃傷替死，長生共許笑三郎。」牛國良的七絕說：「楊家有女色傾城，月殿嫦娥下界生；逢得三郎輕薄子，黃河跳入洗難清。」馬深培更說，「驪歌唱出千秋恨，只恨唐王不是人」。這些很可能都是實情，但是若在〈長恨歌〉中全盤托出，則長恨之風情蕩然無存矣。
白居易以相當長的篇幅敘寫招方士尋覓貴妃的經過，更是無中生有的藝術創造，其靈感或來自漢武帝與李夫人的故事，然其目的無非要刻畫明皇相思之苦，冀盼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乃詩人曲傳唐皇未透露的心理，作巧妙的文學建構，所謂憑空造情，奇句忽來之謂也。若必考證玄宗返興慶宮後是否可能有招方士一事，豈非太冷太癡乎！
總之，〈長恨歌〉是白居易所編織的明皇楊妃之戀，並將其理想化，達到最高的美學境界。我們大可欣賞其詩情之美，不必力求其史意之真。（作者為美國維吉尼亞州立〔柏堡〕大學歷史系教授）（汪榮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