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振玉和王國維交往的真相（六之一）
●羅振玉和王國維是中國近代承前啟後的國學大師，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少數有成就的學者。他們共同創立的「羅王之學」，以安陽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漢魏簡牘、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書等出土新資料為研究對象，把中國歷史向上推進一千餘年，取得了讓世人驚奇的卓越成果。羅在學術上識斷過人，精力旺盛，多有開創之功，而王則承繼其後，展開精密深邃的研究，以《觀堂集林》的宏篇巨製考證古史，自創二重證據法，實現了重建上古史的目標。
羅王的結識
羅振玉和王國維自一八九八年結識訂交，即相伴相偕，共歷三十載之久，其間王在日本京都又調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與羅一致起來。共同的經歷與事業，再加上清朝遺民的共同的心態，成為了維繫他們的友情、學術情、親情等終生交往的前提條件。儘管兩人間也曾有過誤解或嫌隙，但從大節上看，卻不失為古今學人中可秉筆一書的楷模。
由於王國維自沉去世前，其生平最後兩年是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度過的，遂能擁有一批以國學為事業的入室弟子。他們以老師所取得的蜚聲中外的學術成就和敦厚的人品、清白的經歷為條件，對他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給予充分的確認。羅振玉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自小立志要做命世名臣，在晚清從民間入仕途，辦新農業，辦教育，希圖革故鼎新，教養天下，一生涉足黨爭，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不僅以頑固的清朝遺老身分處世，晚年更有一段出仕偽滿不光彩的歷史，所以在學術界也得不到公正對待。
早在甲骨文發現初期，章太炎就曾加以否認，認為是羅振玉和劉鶚「偽造」的，後經中央研究院科學發掘，才令學術界承認了甲骨文的存在。後來在羅王關係上，許多地位高、名聲大，很有權威的人士先後開口，以抑羅抬王為基礎，又衍生出許多並非事實的情形，往羅身上潑汙。而從四○年代直到七○年代，一些深悉內情的人，包括手握實證的羅家後人都不敢置喙一辯，只能聽憑悠悠之口指鹿為馬。
後來歷經兩次史實的新發現，前述是非不辨的情形才得以部分澄清。第一次是古文字學家陳夢家發現了《殷虛書契辭考釋》一書的原稿，證明並非羅振玉購買王國維的書稿。此事雖在五○年代初就已經發生，但敢大聲爭辯則是七○年代末以後了。第二次是吾師羅繼祖教授在八○年代初公開發表王於一九二六年十月間致羅的三封信，以及不久後結集出版的《王國維全集•書信》，這使流傳甚廣的「逼債」一類謠言不攻自破了。
雖然如此，涉及羅、王關係還有許多是非，例如王的遺老帽子是不是羅給硬扣上的，羅王之間的友情是不是像有些人所描寫的充滿了虛偽性、欺騙性和功利性，顯然也需要得到證實。《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的問世，實為第三次新發現史實的公布，將徹底解決仍懸於許多人頭腦中的謎團，而使羅王的交往真相大白。
保存於羅家後人手中的王國維的信既已陸續發表，而羅振玉的信則因王東明女士幾次談及其父焚燒羅信的情節，久傳業已毀失。其實絕大多數還保存著，在王身後由趙萬里整理成冊，捐贈北京圖書館了。（王慶祥）
羅振玉和王國維交往的真相（六之二）
●筆者是在九○年代初獲悉這一信息的，遂與繼祖師商談整理出版這批遺札，老師欣然同意，當即致函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王玉良，介紹筆者前往查閱並申請複製，筆者乃有機會看到了這批寶貴歷史資料的原件及微縮膠卷。
這些信均以毛筆草書，寫在帶有紅色或綠色圖、文標記的信箋紙上，其中文字標記有多種，或為「凝清室」、「貞心古松」，或為「天興會寶」、「大吉」，或為「辛酉五銖」、「博文堂用箋」，圖案則有「馬車」、「山羊」、「雙魚」、「五銖錢」等。這些信顯然已經過整理，而被貼在印有「清華學校」字樣的藍格稿紙上，裝訂成冊，每冊一百頁，共十二本，裝訂式樣完全劃一。內容以討論學術居多，但也涉及政情、民俗、友人信息以及家庭生活等。筆者徵得館方同意，選印了羅札若干件，經繼祖師親驗並認定無疑。
自沉的因由
王國維自沉身去，有遺摺，有謚法，有賜御祭。舉喪之際或有人背後稍有議論，但學界還是同聲惋惜，各大報紙均在「王忠公殉節」的大字標題下刊登自沉消息，此時尚無人提出疑問。
戴家祥最早對其師王國維的遺老身分發表辯詞：「觀其平生著作，無一語指摘當道，無一字讚美晚清政治，無自傷不遇之言，無憤慨貴人之作。惟紀事則言本朝，革命則言國變，聖諱必缺筆而書，留辮表示滿清遺民，若此之類，僅表其個人節操，豈足以見其政治主張乎？以予觀之，先師無仇視民國，可斷言矣。」戴把先師的遺老行為局限在「個人節操」的範圍內，而顧「剛則把王國維「做遺老」的責任推到羅振玉的身上。因為他和羅氏的關係這樣密切，而羅氏喜歡矯情飾智，欺世盜名，有意借遺老一塊牌子來圖自己的名利，他在這個環境之中也就難以自脫，成了一個「遺而不老」的遺老了。
與此同時，史達、馬衡等也紛紛發表文章，指斥羅振玉給王國維的葬禮描上殉節的色彩，並捏造遺表，硬向廢帝爭來不值一文的「忠」謚號，把維繫垂絕綱常的責任推在人家的肩頭。
半個世紀以後，蔣復璁發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一文，還是這樣說：「因為羅振玉是遺老，往來的也都是遺老，大多是有辮子的，於是靜安先生也留有辮子，也變成了遺老。靜安先生經羅介紹，認識了升允，升允推薦給溥儀，溥儀召靜安先生入宮，在遺老看來是殊榮。據我看，靜安先生一生無利祿之思，並不要進宮做官，重要的要看內府的珍藏。到了今天，中外學者都要來故宮研究，其心理還不是與靜安先生一樣。」（王慶祥）
羅振玉和王國維交往的真相（六之三）
●王國維的遺老身分是不容置疑的，他以自沉殉清的說法也很難否認。張舜徽就撰文說明了羅、王兩人政治立場的一致性，他寫道：王氏不獨在研究學問的體系和方法上與羅氏息息相關，即其對倫理政治的主張，也幾乎和羅氏一鼻孔出氣。羅氏是效愚忠於清室，戀戀不忘舊主的。王氏也就濡染了這種習氣，終年拖著長辮，和一般當時所謂遺老如沈曾植、升允、金梁這般人往來，不知不覺使思想議論都完全遺老化了。當一九二二年他四十七歲時，由升允的推薦，到清宮裡去教溥儀的書，他便視為一生莫大的榮譽。不久，又由空虛早已退位的皇帝「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後又賞他「在紫禁城騎馬」，他更看成深恩厚澤，時時在想如何感恩圖報。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的軍隊到北京，逼逐溥儀出宮時，王氏陪侍左右，頃刻不離，連一九二五年他接受清華研究院的聘請，也還是溥儀吩咐他去的。後來溥儀移居天津，他還時去請安。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他竟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而死，年五十一歲。
王門弟子以及崇拜者們，不但要把政治範疇內遺老的責任推給羅振玉，又進一步深入學術領域做文章了。
當王國維自沉那個年代，「羅王之學」早已被學術界公認，王的弟子們卻偏要把兩人區分開，把「羅王之學」改成「王學」，對此首先發難的是顧「剛。不過，他還僅是一般地反對「羅王」這個合稱，反對他們在學術史上享有同樣的地位。而十年後戴家祥發表〈海寧王國維先生〉，卻進一步談到羅振玉「欺世盜名」的真相。羅振玉的殷虛文字考釋、重要發明，多出於王之手，偶然不十分重要的，才是他自己的東西；這並不是隨便損人，諸位一翻他的書便知道了。
買稿的議論
傅斯年則是《殷虛書契考釋》為「羅買王稿」一說的始作俑者，他在一九四五年發表的〈殷歷譜序〉一文中寫道：「此書題羅振玉撰，實王氏之作，羅以五百元酬之，王更作一序，稱之上天，實自負也。」繼而郭沫若以有成就的甲骨學者身分，進一步發揮了傅斯年所謂《殷虛書契考釋》是羅買王稿的無稽之說，他說：「王對於羅似乎始終是感恩懷德的，他為了要報答他，竟不惜把自己的精心研究都奉獻給了羅，而使羅坐享盛名。例如《殷虛書契考釋》一書，實際上是王的著作，而署的卻是羅振玉的名字，這本是學界周知的秘密。」
郭沫若發表這篇文章以後的幾年裡，《殷虛書契考釋》的原稿尚在羅振玉的四子羅福葆（君羽）手中，他是羅家子弟中惟一在偽滿政府中當過行政官的，抗戰勝利後移居北京，約在一九五一年將此稿賣給陳夢家。羅家子弟當然知道郭說乃無稽之談，卻因當時的政治形勢而不宜申辯，五、六○年代羅福頤和繼祖師都就此寫過文章，均遭退稿。後來繼祖師當面向陳夢家借看《殷虛書契考釋》原稿，陳竟不敢出示。陳去世後，此稿歸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羅福頤之女羅琨複製後建議歷史研究所對此有所說明，而得到的答覆還是「要等機會」。羅家子弟們略感安慰的是，幾十年來雖有「羅買王稿」的議論，但並非定論，在書目中《殷虛書契考釋》的作者還是羅振玉。（王慶祥）
羅振玉和王國維交往的真相（六之四）
●然而，「羅買王稿」的議論也很難自動消散。經過十年改造而於五○年代末獲得特赦的溥儀，在其影響很大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一書中，又一度翻滋舊說，說王國維為了報答羅振玉的「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後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虛書契考釋》，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
八○年代中期，王國維之子王貞明也在〈父親之死及其他〉中說過這樣的話：「羅振玉先生出版有好幾本書其實都出自父親的手筆，而冠上羅先生的名字。父親願意替他寫文章，主要是因為在日本念書時他照顧我們家，所以欠他的情。父親就是這樣的老好人。」
讓人很難理解的是，直到九○年代還有人把《殷虛書契考釋》的作者問題，稱做一宗糾纏不清的疑案。大陸學者黃裳認為《考釋》一書的手稿經陳夢家發現，作者本已不成問題，但說此書寫成與王國維毫無關係，則還有討論的餘地。還斷然說王國維代羅振玉著書撰文幾乎是常例。
深悉內情，掌握有關證據的人，終於還是開口說話了，所謂「羅買王稿」等僅憑流言主觀猜測之論漸漸失去了市場，甚至有人因此而對郭沫若等權威學者也頗有微詞了。「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賓（彥堂）較早在台灣發表文章，他說：「書中引用王國維之說處，均有王氏國維曰字樣，如考唐、土、季、王亥、王亙、上甲六條……間有附己見的，則加『玉案』，這足證《考釋》一書為羅氏自撰。」
陳夢家所著《殷虛卜辭綜述》也於五○年代前期在大陸出版。不同的是，董因羅著的行文而下結論，陳則以手中實證解決了《殷虛書契考釋》究竟出自於何人之手。一九五一年我得到《殷虛書契考釋》的原稿本，都是羅氏手寫，其中書頭上常注有某條應移應增改之處，並有羅氏致王氏便箋請其補入某條者，稱之為「禮堂先生」。《考釋》的綱領和分類次第，與羅氏以前著作實相一致，不過有所改善而已。在編作中二人對細目的商榷則確乎是常有的，由稿本與初刊本相較，王氏在校寫時對於行文字句的小小更易是常有的，但並未作重大的增刪。都邑一章引用今本《竹書紀年》，和王氏的看法大相違背。
張舜徽也撰文指出，羅振玉的學問根柢深厚，業務的修養在他青年時期已經很成熟了，《殷虛書契考釋》一書能成於他的手，這是極其自然的事。如果硬要肯定《殷虛書契考釋》出於王氏之手，那麼羅氏《永豐鄉人稿》中所錄與王氏討論甲骨文字的書札難道也是出於王國維之手？其中精義諦解，不可盡舉，不是學問湛深，斷難辦到。我們讓事實去說話吧！現在看來，能夠「說話」的事實，絕不止一部《永豐鄉人稿》，更有集入《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一書中的約七百封羅札。
與政治上遺老身分導源於羅和學術上羅買王稿欺世盜名，同樣具有巨大影響的生活上的「逼債說」，由史達〈王靜庵先生致死的真因〉開頭，中經郭沫若大力發揮，後有溥儀《我的前半生》隨聲附和，幾成不刊之論。直到八○年代初，王國維致羅振玉最後三封信發表，羅王兩家後人均出面否認，此事才得以澄清。（王慶祥）
羅振玉和王國維交往的真相(六之五)
●史達以空穴來風之筆寫道：「據熟悉王羅關係的京友說，這次的不幸事件完全由羅振玉一人逼成功的。原來羅女本是王先生的子婦，去年王子病死，羅振玉便把女兒接歸，聲言不能與姑嫜共處。可是在母家替丈夫守節，不能不有代價，因強令王家每年拿出二千塊錢交給羅女，作為津貼。」王先生晚年喪子，精神創傷已屬難堪，又加這樣地要索挑唆，這經濟的責任實更難擔負了。可是羅振玉猶未甘心，從前他們同在日本，曾合資做過一趟生意，結果大大攢錢，王先生的名下便分到一萬多。但這錢並未支取，即放在羅振玉處作為存款。近來羅振玉忽發奇想，又去兜搭王先生再做一趟生意，便把這存款下注作本。王先生素不講究這些治生之術的，當然由得他擺布。不料大折其本，不但把這萬多塊錢的存款一古腦兒賠掉，而且還背了不少的債務。羅振玉又很慷慨地對他說：「這虧空的分兒你可暫不拿出，只按月撥付利息好了。」這利息究要多少？扣去王先生清華所得的薪水，還須欠些。這麼一來，把王先生急得又驚又憤，冷了半截，試問他如何不萌短見？這一支毒箭，便是王先生送命的近因。
郭沫若的說法有所變通，羅在天津開書店，王氏之子參與其事，大折其本。羅竟大不滿於王，王之媳乃羅之女，竟因而大歸。這很傷了王國維的情誼，所以逼得他竟走上了自殺的路。
到了溥儀手裡，又變成另一個「傳聞」，據說紹英曾託王國維替溥儀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裡要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做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帳，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覆，因此跳水自盡。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面對瀰漫於世的不實之論，繼祖師做為羅振玉嫡孫而從知情人的角度，以及為古文獻學者從歷史的角度，都有權利還以清白和公正。遂在《讀書雜誌》上發表跋《觀堂書札》一文，最先披露了王國維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一日給羅振玉的三封信。其內容主要講王之長子潛明去世後，王將海關恤金寄羅，而羅先不肯收，直到最後才勉強收下。這一事實令「逼債說」不攻自破。三封信發表後，王門子女也出來說話了，王東明評論：「先父返平後，因大嫂曾變賣首飾為大哥治病，將醫藥費用寄至羅寓，歸還大嫂，羅將此款退回，又寄、又退。最後結果如何，已不復記憶，至傳聞羅向先父索大嫂生活費大洋每年貳千元之說，似不確實，若果有其事，先母必然知道，而先母從未提到過。至於與羅氏合夥做生意，賠本後逼債之說，更屬無稽……先母在世時我曾問過她，她當即否認。」至此，應該說「逼債」致死這一說已經澄清。
自從王國維自沉去世以來七十餘年間，在羅王關係這一敏感問題上風雲迭起，許多學者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那麼，究竟應該怎樣看待他們的交往關係呢？
（王慶祥）
羅振玉和王國維交往的真相（六之六）
敬重的情誼
●事實上，羅振玉和王國維相處終生，後人論及他們的交往，首先要尊重他們自己相互的認識。羅對王的評價是「博學強識，並世所稀，品行峻潔，如芳蘭貞石，令人久敬不衰」。（〈五十日夢痕錄〉）羅對王的研究方法也有評價：「先生的學問，是用文字、聲音，考古代的制度、文物和他自己所創立的方法而成功的，他的方法由博反約，由疑得信，做到不悖不惑，剛剛適可而止。」（《觀堂集林•序》）
王對羅的評價則在一九一五年一月所撰《殷虛書契考釋•序》、一九一八年七月所撰《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序》、一九二二年所撰《庫書樓記》等文章中，他稱羅著乃「自三代以後言古字者，未嘗有是書也」，評其人則謂「先生獨以學術為性命……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傳古之功，求之古人未見其比」。兩人的交往，是建立在相互都有很好評價的基礎上，這正如商承祚所說：「羅對王一向很尊重，不論在文字上和與人言談之中都如此，王對羅亦復如是，兩人道義之交是互相輝映的。」
羅振玉和王國維兩家後人對前輩的交往其實也都有很正面的看法，這些完全可以為兩位國學大師的交往史畫一個句號。王東明說：「羅氏之於父親，猶伯樂之識千里駒。對先父在學術上的啟發及生活上的照顧功德無量。」羅福頤談到其父與王國維的交往時說：「先人與觀堂丈訂交垂三十年，由師友而姻婭，交誼數十年如一日。」繼祖師則對其祖父與王國維的交往有更深入的研究，他寫道：「祖父和王一結識，就相依並命了大半輩子，這不能說是單方面的情願。」又說：「觀堂比祖父相差十年以上，所以有好多人誤認觀堂是祖父的學生，其實祖父始終器重觀堂，未嘗作為學生看待。而觀堂受惠不淺，也從未效世俗人感恩戴德之所為，而岸然自異，這種關係只能於古人中求之，不是現在某些人所能理解的。」
羅振玉和王國維的人生交往是全面的，立體的，極為深刻的。做為國學大師，兩人的學術交往改變了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面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將永遠造福於後世學人。同時為生活上的朋友，兩人也共同走過了一段漫長的人生途程，先是友情，繼為親情，後來出現坎坷，最終羅還是盡到了友情，也盡到了親情的義務，對王的身後做出了令人欣慰的安排。然而，作為政治同路人，兩人的政治交往應該說是悲劇性的，不但導致了王的自沉，也導致了羅最終走上變節之途。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兩人的人生交往，還是有許多可取的內涵。（王慶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