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先腐而後蟲生,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讀董啟章的《衣魚簡史》
王貽興
二零零二年春天,這利於昆蟲生長的季節,在潮濕陰暗的書局裡,許多衣魚悄然破卵生長。牠們長年累月吞噬文字和標點,吃掉書架上不同質料的書頁,當中包括叫做《名字的玫瑰》、《地圖集》和《V城繁勝錄》的小說,然後在不為人知的夜裡,自為其食,幻化成牠們的食糧--書本。牠們把吃掉的文字在肚子裡吐絲般嘔出,排列重組,隨機編排了董啟章三個字作為作者的名字。書名,就叫做《衣魚簡史》。
這本叫《衣魚簡史》的小說,封面一列藍色燈火的建築群前,幽幽飄浮著一個女體的白色輪廓,如此的構圖無法令人不聯想起董啟章的一貫主題:城市、歷史和女性。序言〈衣魚前史〉作者說,「…我寫了《地圖集》、《V城繁勝錄》和《The Catalog》三本書……都是和城巿,和歷史有關的,想到當中的一致性,就不期然感到有點厭倦,心想:天啊!老是城市城市!不能寫些別的東西嗎?城市真令人疲累。」1城市不單令作者疲累,也許還令論者與讀者疲累。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在文學批評界風行了這麼多年,還有什麼要說未說的?為免令作者和讀者厭疲,筆者乃把目光游離於一般論者對董啟章作品的慣常視角,嘗試從城巿與歷史之外寫點關於董啟章的作品分析,或者說,是看看城市歷史之外的董啟章,究竟存不存在--想像我們身處的環境,除去城市,和歷史,還剩下什麼。
〈衣魚簡史〉是作者特地為這本中短篇結集而寫的,作為整本小說的總體概括。衣魚屬總尾目昆蟲,是原始的低等無翅昆蟲,早在三億年前就出現在地球上,比文字甚至書寫活動的出現還早得多。衣魚的體型細長扁平,體長由一至二點五公分不等,身體被有鱗片,觸角呈絲狀,活動時略向前揚起,腹部末端有三根長型的尾絲。牠們喜歡溫濕的環境,因此較陰暗的書堆、衣櫃、倉庫、儲藏室裡經常可以看到牠們的蹤跡。衣魚以各種澱粉性的食物如書籍、壁紙、漿糊、衣物及人造纖維等為食。誠如作者所言,衣魚是微小輕盈的動物,非常簡單,但這簡單的東西放在其作品裡,變成意象,卻禁不住令人猜想各種隱匿的指向。短短幾千字中,火燒與水淹、返祖與文明、抑壓與釋放、存在與消失、啃吃與拯救、毀滅與重生,統統包藏在衣魚的小小肚子裡,這輕盈微小的昆蟲除了有概括、點題的作用外,作者還為這微小的生物賦予重要的任務。個人認為,就編排次序來說,〈衣魚〉的出場序應該稍為變動一下,放於〈永盛街興衰史〉與〈愛情淪陷記事〉之後。為什麼這樣說呢,這關乎到閱讀董啟章作品的一種方法,在此筆者把這個人的方法拿來跟大家分享。
正如開首所述,董啟章作品的主題或給人的印象,總是離不開城市和歷史,城巿和歷史令他受到注視,亦給他疲累和羈絆。即如他的成名作﹙請作者原諒筆者如此指稱,這只是方便讀者理解,一種命名的方法﹚〈安卓珍妮〉,看似和城市、歷史無表面關係,說的卻是物種的進化史--斑尾毛蜥和女性的進化歷史。城巿和歷史一直是董啟章關注的母題,《地圖集》、《V城繁勝錄》、《The Catalog》和收於本書中的〈永盛街興衰史〉、〈愛情淪陷記事〉都跟此有關。〈永盛街〉探尋母系家族史和城市歷史,〈愛情淪陷記事〉記述日本侵華的大歷史下個人已成塵跡的愛情史。《衣魚》一書讓我們看到,一個作者對他窮一生精神心力反覆書寫思考的母題,可以深挖到什麼程度。〈衣魚簡史〉充滿往昔的氣味,董啟章的讀者讀來或許親切熟悉,作者拼湊了過往關於城市歷史的作品元素,故事時空與《V城》相約,為大回歸後的V城,城巿已給洪水淹沒,而主要場景--圖書館,在〈名字的玫瑰〉裡早已出現。因為當時城市陸沉,史料散佚,因此敘述者得以「通過文學考掘重寫城市前代歷史」2,這種重構與追尋,似乎是《V城》和〈永盛街〉的再現。作者把舊作組件分解再重組,拼湊出〈衣魚〉的故事背景,然而目的不在於狗尾續貂、嘗試延續城市和歷史的書寫,也不是所謂後現代拼湊遊戲,而是相反地希望透過拼湊與書寫把作品的一致性,把讀者的期待以及一直纏繞自己的所謂母題:城市和歷史,毀滅。筆者認為,〈衣魚〉一文,甚至整本結集,其實是傾向於董啟章的慣常讀者或論者的,若沒有看過作者過往書寫城市、歷史的作品,就很難理解作者寄託在衣魚小小肚子裡的深意。作者透過舊作元素給予讀者熟悉感,喚起讀者對城市歷史的記憶與閱讀經驗,然後一舉將之毀滅、破壞。苦苦重構城巿歷史的敘述者「我」迷失在廣大的歷史迷宮中,前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苦無進展,和女伴維﹙V城!﹚的性關係也不得意,腦裡不停浮現衣魚的恐怖感,性史、城市歷史和衣魚簡史三線並立,鬱悶與抑壓籠罩全篇,直至結局三者交織混纏,在消失與毀滅中一同獲得解放。敘述者對衣魚的恐懼可能投射了作者對捨棄一直熟悉書寫的母題的恐懼,微小的衣魚把代表歷史記錄的書本和文字吃掉,當中更包括董啟章的舊作《名字的玫瑰》,象徵與意圖其實明顯不過。董啟章是希望拋開包袱,把自己一直書寫的城市與歷史消除掉,在破壞與毀滅裡重生。故事到了最後,代表潔淨和毀滅的洪水再次出現,「書架上的書給隱形的暗流沖出來,在拉長了的時間裡慢動作地漂浮,悠轉,書頁逐張地打開,斷裂,碎爛成粉末,剩下無法辨別的殘骸。」3在流麗的文字描述下,衣魚把所有的書本都啃吃掉,最後一切寂滅,文字、歷史和城市,甚至作者自身都消失,只剩下清澄碧綠的海,和海面飄浮的,代表解脫的精液。直到這裡,讀者和作者才一同得以鬆一口氣。
衣魚的象徵有兩層意義,恰如作者在文中借維的嘴巴所說,以往衣魚是讀者與作者的敵人,牠把書本吃掉,擔當破壞的角色,是存在的顛覆和消除;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現今的寫書人也像衣魚,「靠著把書的殘餘能量吃回去來生存,直至一天把書都吃完」。4這觀念倒充滿後現代「所有作品都是舊有作品的拼貼」的意味,彷彿既指這城巿的其他作者,亦指稱自己;但這句話底蘊裡究竟有沒有諷刺的意味,卻不得而知了。一個作者對自己關注的課題反覆搬弄、思考、深挖,本質上和衣魚並無二致,都是「蟲洞深淵似的」考掘工作。
筆者大膽地猜測,董啟章為了停止別人注視自己的舊作,不想別人再談論其書寫城市歷史的作品5,因此「隻身犯險」,冒著被論者或讀者重提舊作的「危機」,親身參與舊作的書寫拼湊,加速消耗其殘餘能量,並在重構裡加以毀滅。這觀念在〈美麗人生〉與〈那看海的日子〉裡已可見端倪,當中所嘗試的,是同一個意念的不同體現與試驗:這兩篇完成日期比〈衣魚〉早,〈那看海的日子〉探討的是時空的確定性,作者以自身經驗出發,嘗試以想像重構生命或事件的可能性,帶著既有的經驗與記憶,去重新覆疊敘述者「我」與妻子的戀愛史。作者把故事背景置於歷史的大舞台下,讓一個逃避大歷史﹙六四事件﹚、城巿﹙搬到遠離人煙的沙頭角﹚與個人身分﹙沒有通訊設備,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失戀大學畢業生在客家舊村裡進行他與妻子的另類歷史,改寫兩人相識的經過,重構二人的歷史。筆者不敢輕率判定這種逃避歷史、城巿與身分的舉動是出於作者對書寫母題的厭倦的自覺或不自覺流露,但這種厭倦到了〈美麗人生〉,卻由逃避變成坦然面對,讓自已與角色、與往昔的自己對話,並通過重構與書寫獲得自我救贖與解放。6
董啟章作品裡的作者形象一向給筆者的感覺都是非常隱匿的,即使大部分作品都是利用第一身角度書寫,但那不過是作者一貫鍾愛的模擬手段,利用這模擬手段去顛覆各種文類與權力建制;然而直到〈那看海的日子〉、〈美麗人生〉以及〈溜冰場上的北野武〉,作者形象卻突然變得明晰易感,令人害怕這種簡單與鮮明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圈套,背後有否埋下作者更深層更詭譎的模擬手段,這是令筆者非常驚訝的一個轉變與發現。由〈那看海的日子〉裡現實經驗的重構到〈美麗人生〉文本世界的重構,當中相同的是對經驗與歷史﹙不管是現實經驗或文本經驗、真實歷史與文本的虛構歷史﹚改換重構的可能的反覆推敲與試驗。在〈美麗人生〉裡,董啟章因著卡爾維諾在《珠巢小徑》裡的序言產生對舊作改寫的衝動,因而「假裝回到起點,扮作天真無邪的模樣,去改寫你的記憶,塗抹你的經驗,修正你的判語,扭曲你的初衷。在假裝重寫你的第一篇作品的時候,你期盼可以一舉消滅這後來的經驗。」7如果寫作是對真實的改換、修正、扭曲與塗抹,重寫就是改換改換、修正修正、扭曲扭曲、塗抹塗抹。對於「借重寫來消滅」這種行為,作者更相信,這極端的行為或能反過來把因著寫作而給毀滅掉的原初經驗重現,予之再生。董啟章通過一個與其非常相近的第一身敘述者形象,以寫作與敘述來反省寫作與敘述的邊限,並從反覆強調作者對敘述的無力以及因無力引致的霸道的改換裡質疑現實與虛構的關係,思考文本經驗與現實經驗的異同。文字能否紀錄、重現真實,並不止是董啟章面對的問題,而這問題帶來的痛苦,也不單是董啟章個人面對的痛苦。究竟寫作的本質是什麼?寫作的作用是重現那已然逝去的真實,還是消滅那曾經存在的真實?普魯斯特認為寫作是重拾、再造了一個美好的時光,但卡爾維諾卻認為寫作是扼殺、僵化了活潑生猛的經驗。董啟章以「恐怕他們都對」這句話來贊同這兩個他鍾愛的作者意見的正確,「恐怕」這用語就令筆者感到作者對一直信靠、鍾愛的書寫敘述的惶恐與無力。而這種惶惑與無力,就成了一種主要語調,貫穿「重生」的〈靜靜的堅持〉與〈溜冰場上的北野武〉。
我們禁不住要問,經過〈衣魚〉的毀滅性結局後,沒有了城市和歷史,董啟章還剩下些什麼?傾頹過後,又建立了些什麼?筆者認為,〈靜靜的堅持〉、〈溜冰場上的北野武〉以及結集未有收入的長篇小說《體育時期》,都是毀滅過後的一個摸索與過渡,或許因為長期讀者的慣性期待撲了個空,因此,或多或少的虛無瀰漫其中,成為筆者閱讀以上幾篇作品的主要印象。摒棄了具體可感的城巿與歷史,董啟章進入敘述的抽象思考層次上去,通過對眾多人物的描寫與呈現,探討人生存的狀況,以及身處當下的迷茫與摸索。〈靜靜的堅持〉篇名與內容均可跟大江健三郎的《靜靜的生活》對照,小說少有地出現眾多聚焦角色,平衡發展,相遇交錯,對生活麻木的典型中產男子終於忍不住離開,畢業後不想過典型人生的女孩面對夢想和現實的迷思,弱智女孩對眼前世界的抽離與漠然,平凡而安然接受生活的救生員,呈現出人生存在這個缺乏夢想與可能性的地方的情況,城巿在這裡雖然仍然存在,但作者的著眼點卻不再是一個城市一個地方的問題,而是城巿裡生存的族群,嘗試廣泛地探尋人生存的狀況;城巿至此已漸漸褪為一個背景。這探尋在長篇小說《體育時期》裡獲得進一步的發揮,變成青春、夢想與現實的衝突;而眾生相的群像描述,在〈溜冰場上的北野武〉繼續運用,但卻缺少了因摸索而來的迷茫,代之而起,則為對作者與文學敘述的能力的進一步疑惑。〈美麗人生〉作者高調地現身,思考文學與真實的關係,〈靜靜的堅持〉裡作者形象不如〈美麗人生〉明顯,漸漸和敘述者聲音相融,及至〈溜冰場上的北野武〉,則退至一個隱匿的角落,偷偷觀察角色的行徑,讓形色的人群各自活動,藉以進一步懷疑敘述的邊限,流露出身為作者的無力。〈溜冰場上的北野武〉玩弄的是作者或讀者對北野武的想像,董啟章挪用日本演員北野武的既定形象--暴力、沉默以及對舊有法規的堅執,輕易塑造出人物外型,給予讀者期待,用靜態的描述鋪排伏線,以眾多的角色紛擾破壞讀者對暴力與角色既定形象的期待。這種期待一次又一次交錯,直到結局,唯一的流血場面終於出現,小女孩在作者的伏線鋪排下終於一步步向旋轉的核心走去,換來非常寂靜的瞬間,女孩無力倒下,原應殺人不眨眼的北野武卻失措呆在當地,淚流不止,完全顛覆了讀者對角色的期待,這種期待的落空,跟〈衣魚〉通過重組舊作來喚起讀者的期待並無二致。
隱身在角落窺探女生、色情狂、偷情男女與發情少年們互相逗引的敘述者「我」,利用想像描畫眼前人群的活動,到後來,竟發現角色的形象漸漸泛白消失,不由得懷疑他們是否真確存在。這種疑慮後來更擴展到作者自身:「他們去了哪裡?是已經離場了嗎?還是從來沒有在溜冰場內出現過?是我幻想出來的丑角,胡亂堆出來的不成形狀的雪人?而我自己呢?這個一直縮在觀眾席上層旁觀著一切,讓思緒漫無目的地滑行的自己,有沒有人目睹過我的存在?」8這種對角色形象描繪的疑慮,竟變成作者自身存在的疑慮,以及身為作者所擁有的能力的不安:「我試著如上述般向自己描繪溜冰場的空間,但卻遠遠未達滿意的程度。我不知道欠缺了什麼,好像在眼前清晰無誤的表象底下,還隱藏著什麼更為核心的東西,是我沒有說出的,甚至是我沒有看見的。」9這隱藏著的核心的東西,會不會就是小女孩慢慢被吸引過去,最後流血倒地的核心?筆者不敢過度詮釋,妄自猜疑,但這隱沒在表象底下的核心,恐怕就是董啟章試圖借寫作這器具來深挖的終點。通過反覆書寫、拼湊與毀滅,最後能夠鑿開厚厚的塗抹與掩飾,揭示這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核心嗎?這是作為董啟章的讀者,而且是一個同時身兼作者身分的普遍讀者最切身又最惶恐的期待。
二零零二年五月
1董啟章:〈衣魚前史〉,《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5。
2董啟章:〈衣魚簡史〉,《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12。
3董啟章:〈衣魚簡史〉,《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21。
4董啟章:〈衣魚簡史〉,《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19。
5董啟章曾在自序中謂:「要是人家老是談你的舊作,好像你已經絕筆一樣,就算那是讚美或什麼,也會教作者十分難受吧。」詳見董啟章:〈衣魚前史〉,《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5。
6企圖藉重構少作來平衡心理、補救因寫作而扭曲的經驗與真實問題,作者曾在〈美麗人生〉如此說道:「由此我不得不重寫我最早的小說,在多種或真或假的
時空差距間,企求在虛構的過去敘述中讓悄然溜走的美麗記憶回生,在現實的當下書寫裡讓頑固不去的痛苦經驗安息。」參見董啟章:〈美麗人生〉,《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174。
7董啟章:〈美麗人生〉,《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154。
8董啟章:〈美麗人生〉,《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243。
9董啟章:〈美麗人生〉,《衣魚簡史》﹙台灣:聯合文學,2002,初版﹚,頁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