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拜物者的烏托邦走向可能世界
作者：liao_wei_tang
——評董啟章長篇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
去年香港青年小說家董啟章推出長篇小說“自然史三部曲”之第一部“二聲部小說”：《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港臺多種年度書籍評選中都被選入十大。這種個人史詩式長篇小說，其寫作毅力本身就值得敬佩，尤其在香港這個崇尚輕薄的社會，一本近500頁的小說是一個奇跡。而董啟章從開始寫作就有意識地通過多部作品建造一個共同的虛擬世界，他們沿用相同的名字，像V城、董富、栩栩、小冬，這是西方正典的敘述大師的基本手法和野心，這“自然史三部曲”無疑是他的世界目前最重要的部分。
當然，我們衡量一部作品的傑出絕不是看其厚度或作者的野心，而是看作品本身所達到的深度。打開這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一路翻下去，首先我們只會滿足於這是一部技藝純熟的現代小說，它展示自己的各個細節引誘著學院式批評家的解讀；後來你驚訝於這是一部複雜到極致的後置小說，把那個術語的可能性發揮得淋漓盡致，當以上兩種發現反而令你作為一個有所期待的最佳讀者覺得不夠過癮時，最後你卻發現不知不覺被董啟章引領到一個技藝難以涵蓋的境地，在那裏你只能和作者一起慨歎寫作之癡。
這部小說首先是董啟章或“我”個人的物史。現實中的董啟章的名片上印著“董富記文字工廠”，這是他對他小說中?述的他的爺爺和爸爸經營的“董富記”機械零件製作工廠的繼承，而在這部小說裏他採取的基本手法就是像製造零件一樣製造出組成故事的物的意象，再製造出物的隱喻以及隱喻的延伸，再由這些意象群編織出一個完整的象徵體系。
實際上這更接近一組長詩的經營手法而不是一個故事的敘述手法。但這二聲部小說的其中一聲部“天工開物”的部分全是這樣組成，並且為另一聲部“栩栩如真”提供了把想像沉澱下來的喻體。“天工開物”的部分是關於作者董啟章或敘述者“我”個人的物件發展史，從收音機、電報、電話……到照相機、答錄機和書本身，每一章都由“我”向他虛構的人物“栩栩”回憶一件對他和他祖、父輩有意義的人工創造物件，再帶出“我”和“如真”等人的情感經歷，其間糾纏著對歷史、血脈、愛情和寫作本身的思考。你可以大致推理出這麼一個在“真實”世界的故事脈絡：“我/董啟章”是怎樣繼承其祖父母“正直人董富”和“扭曲人龍金玉”的特徵，經歷了“V城”的盛衰、友情和戀情的破滅，成為作家，通過寫作創造了自己的替代性人物“小冬”和理想女性人物“栩栩”，“栩栩”為了尋找“小冬”來過“真實”世界然後回去“人物”世界，於是就有了這一聲部的 “我”寫給“栩栩”的信，意圖細說從頭。
什麼是“正直人董富”和“扭曲人龍金玉”的特徵？所謂的正直人董福迷戀的是不自然的電子製品/電波/收音機，所謂的扭曲人龍金玉沉迷的卻是自然的神秘/蟬聲/貝殼化石，但兩人卻能通過各自的媒介聯絡起來，因而相愛、結合，在龍金玉死去以後董福還繼續向夜空中她的靈魂發去不可解的密碼訊息。“而我，更接近阿爺的虛幻，阿(女麻)的曲折。”董如是說，他迷信“製造”的力量，相信寫作和想像能夠改變世界。
從製造出發，“我”走向對人造物的膜拜，其實是對其蘊含的隱喻的力量的膜拜。小說中反復出現的葉芝的《航向拜占庭》是一個關鍵的潛文本：“一旦超脫自然，我將絕不再採用/任何自然物做我身體的外形，/而只要那種古希臘金匠運用/鎏金和鍍金法制做的完美造型……棲止在一根金色的枝頭唱吟”（傅浩譯）拜占庭所含的完美主義人工世界的隱喻，是物之極致，他們認為機械的鳥兒比夜鶯唱得更婉轉。少年、青年的“我”也如此相信。但是到故事的最後，他卻發現作為科技發展產物的 Walkman答錄機竟成了他和摯友“顯”的隔阻，甚至成為泯滅他的愛人“如真”的聲音的偶然力量。人造物的神話破滅，遠遠比不上先祖龍金玉賴以收聽神秘之聲的一對貝殼。
“我”企圖以“開物”代替“天工”，但是沒有天工，物豈能開？而栩栩，也只是如真，不是真。只有擺脫對物的依賴，“栩栩”才能成為另一個真實的存在而不是“如真”的替代物。
在繁富的物的歷史敘述之上折現的，更吸引我的是和這些物的製造演變密切相關的香港現當代史。小說一開始就涉入對二戰前V城（隱喻香港）的描寫/虛構，在本土寫作中是相當罕見的，但董卻擅長於此，就像他曾沉迷九龍城寨一樣沉迷于那段歷史。
這種折現越來越沉痛。“電視機”一章後來的故事便是V城的盛衰史，（或者，所有香港當代小說都是）但，V城的盛衰有那麼重要嗎？這個問題請允許我們當局者迷。還有後面電子錶一代的悲歌：“我們這一代在石英晶體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赫茲的標準頻率和每年不超過一分鐘的誤差下成長，我們的行動劃一整齊，我們的腦袋裝嵌有序，就算部分難免粗製濫造，也保證能夠大量出廠。只是，我們的能源有限，損折率高，而且漸漸被培養成貪新棄舊的敗家子性格。視野短淺的我們，沒法明白純機械的永恆運動是怎樣的夢想，怎樣的境界。我們漠視了機械，因此也無法瞭解自然。”這個隱喻建立得巧妙，但與作者同代的大陸讀者可能比較難代入這個人史，而且也很難感受香港人在變遷中的巨大失落，這失落能夠容忍適當的濫情。
但董啟章的歷史抒情目的並不在於城市憑弔，“那些渴望沉醉於歷史緬懷和童年憶舊的同代人，則會覺得一切太缺乏代表性和共鳴感。至於那些只願讀到政治正確的童話故事的新派批評家，也許會詬病我對某些題材的沉溺和描繪上的放縱吧。我不知道，我不應該說這種自以為不被理解的晦氣說話。我已經盡力把事情說好，準備回應你的責問，謀求你的認同。栩栩，如果你明白，說到鬼的時候的哀傷。”鬼的哀傷是曾在者的哀傷，我們慶倖它在，卻害怕見到它在。
作為純粹從虛構中產生的小說“人物”是物的特例，它是完全從無到有，又呼應著鬼的哀傷，鬼，是從有到無。這是二聲部小說之另一聲部“栩栩如真”的辯證法。
首先我們目睹了栩栩的誕生，她作為一個人物從開始就是17歲，因為作者的安排，沒有過去。栩栩的世界是個物化的世界，人均有物的部分、工具的部分作為肢體，此所謂“人物”世界，人和物是不分的，但栩栩仿佛除外，即使栩栩偏偏是個小說家塑造的中心“人物”。
董啟章乘機批評了傳統小說的角色，實際也批判了香港或現代城市的異化，所謂人物法則，就是抹煞人的可能性，把人制約為人物，要求人物扮演好固定的社會角色。在人物世界，一群董創造的“我”創造的人物在董的安排下反思起人物存在的意義。雖說歸根到底還是在獨裁者的控制下的反思，因為作者“在溫文的動作中，在親愛的表態裏，我其實依然是個獨裁者。”而在“天工開物”部分“我”的童年裏，所有必須的角色亦都有其扮演人物，每個人都代表了成長小說中的一個類型。此也恐怕是“我”作為作家無法避免的。
“栩栩如真”部分的故事就是：栩栩在人物世界被創造出來，她在學校遇到小冬，後者令她產生了人之特性和愛情，她為了尋找小冬去到真實世界，遇見“我”然後仍回到人物世界，參與人物的革命，發現小冬是她的創造者，最終脫離“物”迎向“可能世界”的新生。
實際上，“我”和“我創造的人物”都是董啟章創造的人物，董創造的“我”創造了“小冬”，“我/小冬”又創造了“栩栩”，這真是極端的故事裏的故事結構。其中關係糾葛生痛。
作者給自己的人物栩栩寫信，無意間暗示著他對她的愛欲渴望關係。即使是明知在“文字工廠的想像書寫過程”裏。作為文中作家的“我”是一個多少有些自私的 “我”，下意識裏一步步達到了目的：想拿栩栩替代如真。但這就涉及“虛構”的道德感問題。最終他反省了，放棄了這欲望。在“真實世界”一章裏扭轉乾坤， “我”也真正獲得“人物”的身份，徹底從董身上出離。真實、虛構、虛構之虛構，在這裏完全交錯相生，複雜得無有頭緒。從“我”對栩栩/如真的“癡”裏帶出的是董對寫作行為的癡迷，箇中滋味，非寫作者難會。
關鍵在於：這時出現的關於“巧飾”的說法，是“我”，也是葉芝巨大的迷思。在《航向拜占庭》裏，這“巧飾”會可怕地否定人性：“耗盡我的心吧；它思欲成病，/緊附於一隻垂死的動物肉身，/迷失了本性；請把我收集/到那永恆不朽的技藝裏”，這技藝就是“巧飾”。
“我” 嘗試“在文字遊戲世界裏，創造了真實的你，並且通過跟你的傾談和告解，去正視自己扭曲人的遺傳，並且從對正直人的反思和學習中得到救贖？”但這可能嗎？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由物件虛擬合成的你，通過文字工廠的想像模式，蛻變成真實的肉身。”因為是不可能的，所以這部小說是拜物者的烏托邦藍圖。物的拜占庭上升為寫作的拜占庭，拜物者也因而在痛苦中淨化。
栩栩和小冬的愛情故事，本來是兩個人物的愛情故事，但因為小冬又是作者的投射，因而痛苦。為什麼人物不可以和創造者永結同心，白頭偕老？這幾乎成了一個悲劇童話的經典模式了。回看正直人董富和扭曲人龍金玉電波相交的愛情故事，那才是全書最美的部分，因為它不依賴那麼多東西，所以接近創世神話的純粹。
這時讓我們回看書首的序，署名“獨裁者”的序很可能是董啟章自己寫的，很不留情地自我批評，“這本書所標誌的就是對這統一體的追求，和對其不可得的焦慮和失落。”
序指責這是一本自我的書，即指作者是獨裁者。這獨裁者甚至不是傳統小說裏那全知全能式作者，而是一個抱不可能理想的悲劇英雄人物，因為他無法獨裁，“作者所憂慮的，其實就是‘無用’的想像和寫作，如何能回應現實世界和現實人生的問題吧。”序的猜測，加上後面引的巴赫金的壯語：“藝術與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應在我身上統一起來，於統一的責任中。”關鍵字都是“統一”，但這只是“虛幻的，暫時的一致性。至於真正的完整，也許，還要期望於自我的崩解，和對他人的回應。”而“回應”則與前面的“責任”同義：“answerability”。
實際上，作者只能承擔責任，而不是去主宰。小說的發展到最後是逆反獨裁者的控制的，栩栩選擇的可能世界，是一個作者“我”和“小冬”，甚至作者董啟章本人也未能把握的世界，但是，它在栩栩的能動性下存在了、存在著。它期待著在此後兩部“自然史”中的生長，照料這生長，就是作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