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剪報：給所有買了董啟章新書的學生朋友
香港經濟日報 蕭曉華
2006-07-28
董啟章 一個小說家的焦慮
「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對社會有所虧欠。」董啟章說。
尋常的香港讀者，該怎樣理解他這一句說話？董啟章的小說早已獲得肯定，除曾獲多個台灣權威文學獎項，近作《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亦在港獲得肯定，在昨天公布的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中獲「決審團獎」，更獲決審委員會委員之一的王德威教授將之與首獎得主賈平凹的《秦腔》相提並論。
作家身份一向超然，是城市的思考者、總結者、挑戰者，也可以是一個發現者，無論如何，作家絕對是一個城市的資產。董啟章卻何以對自己的作家身份感到如此愧疚？
董啟章談話間總帶?幾分含蓄、害羞。上周五，本版與 U Magazine、城邦書店和藝術中心合辦的「作家面對面」講座，邀來一向低調寡言的他主講其中一場。「我們來的責任就是要你講多一點。」主持人陳智德與鄧小樺笑說。談到寫作，不時掛在他口邊的總是「我擔心……」「確是有點恐懼……」等用詞。是次講座主要討論他的兩本著作：《對角藝術》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後者是近 500 頁的長篇，在台灣曾獲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文學類和中國時報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等。他曾說，獲得台灣文壇的肯定，香港市場及讀者才會重視自己的作品，此書才能曝光。
罪疚感
在公布昨天「紅樓夢獎」記者會上，身為決審委員的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高度讚揚《天》：「小說取材新，布局特別，能以貼近香港人生活的事物介入小說中，令小說變得很有特色。」而此種以香港為作品主要思索的時空，諸如「地中海粟米肉粒飯」等本地人才能領略的地道名稱，就經常在他小說中出現。針對他的作品在台灣較受歡迎，董啟章被問及創作時有沒有想過特別遷就台灣讀者？「沒有，因為寫的時候，無想過會有讀者。 」董啟章有點靦地笑說。
這種卑微的自我形象，出自香港中青代成就最高的小說家，外人看來實在不合情理。筆者想起年前訪問他時，他已基本上停下外面的工作，每天只在家寫作和照顧兒子，而這種生活形式（J.K.羅琳不也是這樣嗎？），原來卻令他充滿罪疚感。「第一個罪疚層面是，為何要那麼多人支持你一個人去享受創作這種高度的快樂？」他在反思，對於一些每天都要辛苦上班的人來說，他的創作有何意義？「這些人的勞碌造就我的思考空間，我真係覺得自己欠?佢?。」
第二個罪疚層面，出現在董啟章透過寫作和教學，直接或間接鼓勵年輕人透過寫作去自我實踐時，「看見學生受感染，對寫作充滿熱誠時就很矛盾。好像把別人推去沒有出路（當作家）的地方。」他苦笑。
董啟章的憂慮反映了香港為作家提供的寫作環境日漸萎縮，他亦曾向筆者說過，「有時想到自己已經結了婚，父母年紀不小了但仍要工作，就會感到很焦慮。以前我以為只要努力寫，生活就有所回報；但現在寫作不能賴以為生。」除此以外，他亦將「罪」加諸在寫作意義本身，「我的作品是解決不了甚麼問題的，甚至會製造更多問題，或者把原本不覺得是問題的東西彰顯為問題。」他說。
害怕成獨裁者
《對角藝術》是董啟章在 2003年在藝術中心《藝訊》的專欄「圖文誌」的結集。作為專欄，《對角藝術》的文章需要與藝術中心的節目有關，因此帶有評論性質；而《天工開物˙栩栩如真》中，董啟章在述說自身的思考之餘，也引入了他小說中常見的評論文字。
「其實我也有種危機感。」董啟章續說，「我一直在掙扎，這種方式是否太過自言自語？又或者，小說是否有?與評論結合的可能性？到現在我仍沒有清晰的結論。」他認為，小說不適宜採取一種直接評論和反對的方式，因為一表達就會發現錯，或者想到相反的面向。所以他傾向於假設一個處境，以其他角度把自己的意見修正。「我喜歡在其中設置不同的人物和角度，讓作品自己去衝擊、碰撞，製造內部混亂，看看最後會出現甚麼結果。」
好像在《天》中，會出現一個經常唱反調的代課老師，似是為問題提供答案的一個人物。「對。但我好唔想讀者信晒某一個人物，如果信晒就大件事。」董啟章說，為了「安全起見」，他設計了「獨裁者」一角，為書撰寫序言，目的就是提醒讀者，他（董啟章）並不是傳統小說?那全知全能式的作者，而是如序所說的「《天》是一本自我的書……作者所憂慮的，其實就是『無用』的想像和寫作，如何能回應現實世界和現實人生的問題吧……我必須就自己也身為一個作者……去承認我和本書的作者所共同犯下的錯誤。」
擔心太煽情
董啟章的憂慮確實很多。《天》在寫作的結構上，有如一首經過「精雕細琢」的樂曲，整書的大結構建立在兩條平行的?條上（稱為二聲部）。一方面是主人翁「我」藉?收音機、電報、電話、車床、電視、汽車、相機、卡式錄音機等物品來敘述他的家族史。另一方面，「我」則與一位書中虛擬的少女「栩栩」不斷對話，以小說故事來尋找通往其他世界的可能性。
「書內提及的卡式錄音機，和有那些 80 年代自製的精選錄音帶，完成後送給朋友或心儀對象叫她留意歌詞，很有共鳴。」主持之一的陳智德笑說。怎料此時董啟章又再唱反調，「其實也有危機。」他續說，「我擔心過於煽情。也自覺地將太個人的經歷賦予煽情語句放入小說當中。」他甚至在焦慮：「構思出來的人物，是否一定要服從於我？如我在創作早期的《在快餐店拼湊詩詩思思 c c 的故事》，就「輕率」地殺了一個人物。」他說，《在》中那個角色雖然是自殺，但作者利用這種煽情的方式，為的是寫一種失落哀愁的情緒，情況與「殺人」沒分別。
在董啟章而言，小說人物的操控已屬於一種倫理學：文學藝術的真實雖屬虛擬和遊戲，但作家和藝術家是不是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呢？真實和謊言的區別還有意思嗎？「種種問題與矛盾無法解決，惟有繼續以寫去贖罪。」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