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戎戎 新浪雜誌
今年夏季的“香港書展”，一周內來了76萬人。每天都是人流彙集的長龍，到處都在等。可是梁文道卻說:“香港書展，不過是個墟市。”在好友作家董啟章的《時間繁史》新書發佈會上，梁文道索性叫賣起來。《時間繁史》銷量寥寥，董啟章卻很滿意，他對記者說，在香港地區，純文學小說能賣到3000冊，已經是很暢銷。
董啟章是香港地區30多歲純文學作家裡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梁文道說他的小說充滿卡爾維諾的味道。董啟章1967年出生，1992年開始寫小說，1994年就獲得了台灣地區聯合文學獎新人獎的首獎。今年7月，香港浸會大學頒發了第一屆“紅樓夢獎”，獎金30萬港幣，是整個華文世界裡獎金最高的文學獎，專門頒給每年最傑出的華文長篇小說。香港入圍的作品就只有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得到了一個評審團特別獎。以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為首的評審團認為董的小說:“是一部構思絕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間關係來構築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獨運地寫出了香港這座城市特有的資本主義歷史風貌。”
可是董啟章沒能拿到大獎和最重要的30萬港幣的獎金，那筆錢最後給了賈平凹。“我曾經想像自己擁有那30萬港幣。”他說，“要是有30萬，夠我用幾年了。”作為他的朋友，梁文道也很失望，他覺得從“劫富濟貧”的角度，顯然董比賈更需要這筆錢:“我對他說，你知道嗎？賈平凹一本書的稿費和版稅加起來恐怕就不只這個數，更何況他的書法也是值錢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飯館、商號盼著他題字呢。”
董啟章的小說都在台灣地區出版，因為香港地區已經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長篇小說。他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在台灣地區的版稅每本可以拿到10塊錢，賣了5000本左右，這樣，董啟章今年大概可以拿到5萬塊港幣。而在香港地區，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就是每個月1萬塊港幣。
“以前我以為只要努力寫，生活就有所回報;但現在，寫作不能賴以回報。”董啟章說。1997年以前，還是單身，生活還可以。但是1997年，他結了婚。夫妻倆在偏遠的粉嶺買了一所小房，生了兒子，生活日見拮据。2003年左右，他發現自己辛辛苦苦也只是在還房貸利息，就差點把房子又賣了。
有一度，他似乎找到一種平衡生活和寫作的方式，他開過一家公司，教授創意寫作，給中學生們講課。教書改作文之餘寫一種“組合式長篇”:將一小塊一小塊的零件，組織進一個大架構。這種寫法可以每日按進度積累，最後寫出了《地圖集》。但當他要寫比較宏大的世界的時候，發現這種生活完全無法給他充足的時間。所以寫《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時候，他只能放棄教書，也不寫專欄短篇。
“在香港這個社會裡，大家覺得炒股是才能，會賭馬也是才能，但是不會有人覺得會寫字是才能。”1979年出生的王貽興說。他曾是董啟章的弟子，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最年輕的得主，然而他卻主動放棄了嚴肅小說寫作，成為一名電視藝人。對他的“變節”，梁文道不無諷刺地說:“當董啟章勒緊褲帶寫他那大概只能賣出1000本的宏偉巨著的時候，我卻看見報紙副刊『汽車版』訪問王貽興，暢談某輛名牌跑車的魅力。”
然而對於王貽興來說，他只有28歲，要吃飯，要旅遊，要談女朋友，他為什麼要甘心隔絕這個花花世界？“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電視機的，幾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書，說去一個阿伯家裡修電視機，那個阿伯也在寫作，家裡有很多書，卻說寫作沒用，懂很多知識也沒用，連修電視機的錢都沒有。”王貽興說，那竟是一位他非常敬仰的作家，“我非常震撼，過去聽人家說，他寫得有多好，對香港文學貢獻有多大。我當時就想，我最後是否會有這樣的下場？一個500人的小圈子，你寫到第一，下面也只有499個人，但如果圈子裡有5萬人，即使我排名只到3萬，下面還有2萬人”。
傳統的出路已經很窄了。董啟章1994年獲得聯合文學獎的時候，香港傳媒還把這當作一件事兒好好宣傳了一陣，到王貽興獲獎時候，報紙上連動靜都沒有。聯合文學獎的慣例，獲獎者的小說都會在台灣地區出版，所以從前香港地區純文學作家的書大多在台灣地區出。然而台灣地區文學作品市場這些年也在不斷萎縮。台灣作家駱以軍與董啟章同年出生，1990年就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推薦獎;1993年的小說集《紅字團》獲得《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推薦。他對台灣地區文學市場的描述是:“我剛出道的時候，一本好小說能賣到30萬冊，後來是3萬冊，現在能賣到1萬冊，就已經是暢銷小說。”
比起董啟章，駱以軍們的生活也好不到哪裡去。駱以軍和朱天文是好朋友:“10年前認識天文和天心兩姐妹時，她們真是美女，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可是後來知道她們過的其實是非常清苦的生活，生活非常樸素，和侯孝賢的合作關係並沒有幫她賺錢，甚至她借錢給導演。”
駱以軍剛剛得文學獎的時候，這個獎在台灣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然而生活逐漸向他展示出了文學的另一面:“我結婚前幾年其實也非常慘，去出版社當小編輯，幹了一個月就干不下去了，那時大概二十七八歲吧。後來就是沒活兒，中間有些劇本，可台灣電影也垮掉了，政府會去補助導演，大概1000萬台幣拍一部電影，我的劇本也沒有結果。”
對於董啟章來說，作家在香港反正一直沒有地位，所以他的壓力僅僅來自經濟。但是在台灣地區，作家曾經是一個光環，所以駱以軍們的壓力，不但來自經濟，更來自心靈。雙重壓力下，駱以軍自稱為台灣地區文壇“五年級生”的同代作家，紛紛垮掉了，高潮便是黃國峻等幾位同齡作家的自殺。黃國峻自殺於2003年，女作家黃宜君自殺於2005年，都是30歲左右的年紀，死前都經歷了重大的心理折磨，黃國峻死前被醫生認定處於巨大的焦慮中，黃宜君死前患有嚴重的憂鬱症。
朋友們自殺的時候，駱以軍正在籌備寫小說《西夏旅館》，小說寫了3年，他得了兩次憂鬱症。如今，他開始反省自身:“我們這一代，人和人比較疏離了，都躲在書堆裡，不修邊幅變成怪人。讀非常多的書，然後認真寫。我們五年級的一批拔尖的作家，黃國峻、袁折生、邱妙津，都是一個梯隊的，包括香港的董啟章。我們的第一本小說都是在一個密室裡面，很細微的變化，光影的變遷，不像莫言那樣大開大合，胡說八道，一個怪人一路走去，什麼怪事都發生。我們生活經驗太少了，像一個植物很細地在長。高點兒可以在30歲左右出現，現在回頭看那時候那些作品還很不錯。可是你要跨到40歲這一段的過程就很艱難，你完全沒有和人相處的經驗，你的經驗是匱乏的。”
“孤獨”成為駱以軍和董啟章共同的感受。董啟章寫道:“我們就是在這形同太空漫遊的狀況下寫作──看不見目標，看不見來處，看不見同伴，也看不見敵人。而又因看不見空間和時間的坐標，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進、後退，還是原地踏步。在遼闊無邊的黯黑太空裡，彷彿只有自己一人。”
內地市場會是作家們“好起來”的靈丹妙藥麼？在香港作家和台灣作家看來，余華《兄弟》的銷量在他們看來是一個“神話”。從董啟章到謝曉虹，他們正在試圖與內地出版社聯繫，他們都看到了:“我們最大的市場還是在內地，我希望有一天旅客來香港，不僅是買衣物、買珠寶，還有買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