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整理：鄒文律
我的個性比較接近小說
鄒：有些作家擁有多重身份，例如同時是詩人和小說家。但無論是學院還是一般讀者，都會很自然地把你定位為小說家。為什麼在眾多的文類之中，你會偏愛小說創作呢？
董：可能是個性問題多於價值取向。我認為不同的文類在最高層次時也是共通的。例如好的小說應該有詩的意味。但我覺得自己很難可以直接表達一些感受，小說的表達則比較間接。當然，有人也會說詩不一定是直接的，也會有虛構的成分。就正是這樣，當我把自己當成了小說裡的人物，從人物的角度去寫，反而能寫出一些貌近於詩的東西。但如果沒有這層區隔，我就寫不出來。另一方面，小說能夠給我一個相對完整的想像世界；當我進入了以後，我可以得到一種敘事上的延續性經驗。這種經驗對我來說是重要的。我一直也不是個很懂「說」故事的人，但我從小就很沉迷「想」故事，給自己創造一些子虛烏有的世界。所以，我想我的個性比較接近小說。
我想維持「青年」的心態
鄒：我留意到，在你的新書《衣魚簡史》的〈靜靜的堅持〉裡，有很多關於青年人與他們所身處的情勢所作的描繪。小說讀來讓人有一種年輕的感覺。你的舊作《小冬校園》和未出版的長篇小說《體育時期》的主題也是環繞著今日的青年人及他們對生活的追求。不知道你選擇寫青年人題材的原因是什麼呢？會不會和你近年在不同院校從事寫作教學有關係？
董：我想是有關係的。首先在工作上，無論是寫作教學還是在中大兼課所遇見和接觸的都是青年人。在接觸的過程中，他們對生活的一些想法、感受都會成為我教學過程中的一種「反彈」，令我有一些新的感受，很想寫下來。寫青年階段對我來說更有一些獨特的意義：青年階段有一種特別的過渡性，它處於兒童和成年兩個世界的交接點；當一個人從單純天真的兒童階段開始變化，不論是身體、思想、接觸的事物、命運等，自單純過渡到複雜，很多東西都會在這個階段突然出現，例如是責任、壓力、生活條件、人際關係，等。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可以表現的東西有很多，表現的方式也可以很複雜。我不是說兒童和成年階段所遇到的事情不複雜，而是比起這兩個階段，青年階段的矛盾和衝突來得更為尖銳。所以我一直在寫關於青年階段的小說。此外還有個人的原因，就是希望透過寫青年階段的同時延續自己的青年期。我常常都在想像自己很年輕；這種想像不能說是懷舊，因為我並不是常常寫自己以往的東西。我是希望能夠維持在一種「青年」的精神狀態。或者不能說是維持，可能是一種尋找，尋找那種「青年」的心與青年期的追求。我不想失去這些東西，不想變得太成熟或世故。
鄒：是不是因為青年階段的可能性和未知數都很大？你覺得可以在兩者之間發揮？我說的可能性是一種比較正面的說法；而未知數則是一種風險，一種青年所必須承擔的風險。
董：正是這樣。青年的可能性，一種有前路、希望、活力的精神狀態。同時也是一種未知和徬徨。徬徨來自擔心這個階段結束後，前路會是怎樣？可能對我來說，這種徬徨也正在延續。我很擔心自己總有一天會停下來，會離開這種青年的狀態，就像你總有一天要離開學校一樣。《體育時期》其實也有這種意味。
當你有體育課時，你就仍然是一個學生。體育課就好像學生的標誌一樣。我覺得自己常常都在努力延續這個青年階段，而且感到徬徨。真的，很徬徨。我常常都很焦慮。例如會擔心下一年的這個時候我會做什麼呢？會不會不再寫作了？「能夠寫」這件事並不是永遠的，我不可能永遠完全不想其他東西而只顧著寫作。這種焦慮就像很擔心有一天會離開學校，離開體育時期一樣。現在我仍不斷勉強自己不去擔心這些實際生活的考慮。當然啦，年紀越大可能性就越低，真是自作自受﹙笑﹚。
鄒：會不會是擔心自己不可以再寫下去？
董：是呀。這是最大的擔心。不是擔心沒有東西寫，而是擔心環境和條件會否容許你繼續寫。當然了，你可以說寫不寫是自己決定的嘛。不過在寫的同時你其實一直在犧牲其他東西，不單單是自己的，還有是別人的，例如是家人等。當你有一些應負的責任，而別人對你的期望又越來越大時，你就會自然地擔心沒有時間再寫下去。
寫作的焦慮
鄒：我是很希望你可以繼續寫下去的。
董：我自己也是這樣想。但寫下去真的很辛苦。以往我沒有這種感覺的，也不會這樣說。我二十多歲開始寫作，那時既年輕又沒有任何壓力，家庭責任也沒有。那時我有很多東西想寫，寫得頗順利，作品又得到肯定，發表的機會也多。寫得很開心。
只是，大約在三、四年前，我開始尋找一種可以穩定地生活並繼續寫作的方式。有兩、三年的日子，我嘗試寫一些組合式的小說。在1997至1999年間寫《地圖集》、《V城繁勝錄》、《The
Catalog》這三本書時，我都刻意地運用同一種寫作方法，一種單元式的組合寫法。除了當時對單元式的寫法感到興趣外，也是對於寫作和生活的共同考慮。這種寫法比較容易控制，不會太辛苦。如果寫作比喻為電腦的RAM，這種寫法只需要很少RAM就可以寫好一篇，不像寫長篇小說般隨時會因為不夠RAM而寫不下去。這種寫法是比較輕鬆和穩定的；既可以保持概念的整體性，每次又只需要寫其中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寫完一個單元後就自然地放下不寫去做其他事。我以為已經找到一種可以長久地寫下去的方式。但運用這種模式寫了三本書後，我開始想轉換另一種寫作模式。我感到這樣寫令某些東西遺漏了，而這些遺漏的東西不是這種寫法可以寫出來。於是在2000年時我開始再次寫一些萬多字的短篇小說；寫這些相對較長，表面上傳統一點的小說。這個時期的短篇小說就成為了《衣魚簡史》的主要內容。
寫了幾篇短篇小說後，我開始想寫長篇小說。長篇小說我只寫過一次，就是《雙身》。我覺得自己還不是很能掌握長篇小說的寫法，就像《雙身》就有很多缺憾。我想再試寫一個長篇小說。這也是一種心理需要：我有很多很「大」的意念，隨著年月而累積下來，不用長篇小說不能處理和表達；所以需要寫一個長篇小說。但在執筆要寫時，對寫作的焦慮又出現了。因為以往沿用的穩定寫作模式對寫長篇小說而言不再有效。我開始感到寫小說和生活的其他部分有很大的衝突。寫長篇小說不像以往般可以今天寫一個單元，放下，然後明天去做另一些事情。雖然我也會把一個長篇小說分成不同的部分，但各部分的關聯性其實很大，一旦開始了寫就很難可以放下。實際的時間卻又多麼有限。寫一個長篇小說真的很辛苦，不單是對技巧上的嚴苛需要，單是「寫」就夠辛苦了。以往寫《雙身》時倒沒有這種感覺。可能那時年輕，不寫東西根本沒事可做﹙笑﹚。
《雙身》我寫了很久，前後共寫了兩次。寫第一次時甚至比寫《安卓珍妮》更早。我寫《雙身》時是用單行紙的，寫第二次時改動很多，差不多重寫一次。只是花在重新抄寫一次的時間都有一個月。那時從早到晚不斷地抄寫也不覺得很辛苦。因為我說的辛苦不是指實際上花了多少時間，而是指寫作這件事和生活的衝突。這種衝突在寫《雙身》時基本上不存在。那時我想寫就寫，寫多久都可以。
不過，我在2001年嘗試寫《體育時期》時，感覺就很不同了。可能因為有一些新的感受，可能是生活條件的改變，也可能是和年齡有關的焦慮。當你已經三十五歲時，就會想自己是否應該做一些「正經」一點的事﹙笑﹚。有時想到自己已經結了婚，父母年紀都不小了但仍要工作，或者是文學、寫作環境的萎縮；就會感到很焦慮。以前我以為只要努力寫，寫作就會對你的生活有所回報；但現在發現寫作真是一件沒有回報，不能賴以為生的事。教寫作其實很忙，有時星期一至星期六都要教。剩下來寫長篇小說的空間很少。我擔心自己會寫不來。我在2001年初寫《體育時期》時，因為焦慮，所以我寫得很快，寫得最快的時候一天寫了一萬字。能夠寫得這麼快是因為有狀態，你完全投入小說世界裡，就像投入另一段人生一樣，這種狀態對寫長篇小說很重要。我全力投入寫作時，在現實生活中就完全做不了其他東西。運用這種寫法，花了3星期我就寫好《體育時期∼〈上學期〉》十萬字。完成後我打算暫時放下，待6月暑假有空時再寫。但我又開始感到焦慮，擔心要重新投入小說世界是一件很花精力的事。昨天剛說過先不要再寫到了今天就覺得不可以，不可以不寫。因為連乘車的時候也記掛著要寫小說。於是我又開始寫《體育時期∼〈下學期〉》，不斷地寫到了2月初時終於都完成餘下的10萬字。我不是想說自己寫小說的速度很快，我不想寫得這樣快的，只是很擔心沒有時間寫，所以一定要寫得很快。慢慢這就成了一種寫作習慣。其實這不是一種好習慣。
寫完了《體育時期》，我現在開始寫另一個長篇，面對同樣的焦慮。這個長篇小說更長，分三個部分，共有5、60萬字。無論是人物的關係、資料的搜集、小說的結構我都已經想好了，只要有時間就可以寫。這一次我企圖控制自己的寫作速度，嘗試慢慢地寫。例如每一天只抽一段時間來寫。但不行。一開始寫我就停不了，很害怕停下來就再寫不到原先想寫的東西。最後還是用上《體育時期》的寫作模式。這篇小說很長，所以我給了自己一年的時間去完成，就是在今年。不過，如果可以的話，用兩三年時間會更恰當。
鄒：這種寫法真的很傷神啊。
董：是呀，這樣寫很辛苦，很累。不是寫不到的那種辛苦，而是身體上的疲憊。這種寫法會把自己寫到「很殘」。所以寫長篇其實是要很多條件的，能力不在話下，時間、金錢、健康全都很重要﹙笑﹚。
鄒：如果有一天你沒有了這種對於寫作的焦慮，可能你就再寫不到小說了﹙笑﹚。
董：可能真是這樣也說不定呢﹙笑﹚。
虛構和真實
鄒：在〈美麗人生〉中，你藉著重寫〈快餐店拼湊詩詩思思CC與維真尼亞的故事〉的結局，好像在剖釋自己寫作過程的同時，展現了你對寫作小說這件事的看法。但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小說，一種虛構的敘述。你不過是在一種虛構的敘述之中交代一段虛構的心路歷程。究竟是什麼原因引發你這樣寫呢？
董：很早期已喜歡這樣想東西，關於虛構和真實。不過早期的想法比較膚淺，只是一種純粹的反叛。我開始寫作時一直都在努力打破一些小說的局限、一些既定的敘述規則；但這種想法其實很不成熟。因為這些寫法已經有很多小說家用過了。加上這種寫法很多時為反而反，以為「打破就是好」，小說反而寫得不夠深刻。之後我開始嘗試寫一些符合一般敘述規則的作品，例如《雙身》。因為覺得寫小說不能只依賴一些「花招」，寫小說的基本技術還是必須掌握的。近來又開始覺得原先的寫法不是全無意思的；例如在作品中敘述者的聲音會出來干涉敘述，把真實和虛構之間的界線模糊了；就像〈美麗人生〉中敘述者重寫了〈快餐店拼湊詩詩思思CC與維真尼亞的故事〉的結局一般。這樣寫，有時是出於主題的需要，例如我在〈美麗人生〉中想寫人生的可能性。現實的人生中我們只能擁有一個時空，但在小說世界中我們可以隨時創造其他的可能性。當然在創造時會遇到一些局限，關於小說世界和現實世界在條件上的差別。但這種局限正是趣味所在。在小說中，原來的角色死了，敘述者再寫一次，並且賦予兩個角色一段新的關係。不過，這段新的關係由於是模仿現實人生而寫的，所以也會碰到現實世界中存在的局限。我就這樣不斷在可能與不可能之中尋找並創作故事。
另一個說法可以是，我後來開始喜歡寫一種(如果不臉紅的話)可以稱為「反思體」或者「囉唆體」的小說，那即是一邊敘事一邊描繪一邊加插敘事者(或作者？)的想法。但這可不是為了所謂「後設」或者甚麼時髦思潮的原因，而是因為感覺上這種寫法令小說變得更加靈活。(當然你也可以說是變得更加累贅！)我可以藉此進出不同的層次，有時認同人物的情感，有時站在較遠的距離，有時縱容情緒過熱，有時就收斂一下，變得理性或從旁冷嘲。我覺得這樣縱橫很快樂，而不是局限在某種規條裡。但正如我剛才說過，我不是要打破甚麼，事實上沒有一定非打破不可的事情，我們不必太輕易把一些既有的東西視為邪惡，每年都宣布幾次傳統和前輩的死亡。反而，其實一切都有價值，視乎你怎樣看待。我情願說是用盡一切手法，讓它們並行不悖。那就產生出很豐富的層次和感受。而且，這種打岔式寫法也不全然是新穎的東西，在古老的敘述傳統裡，其實十分普遍，是有歷史的淵源和基礎的。
因為一直在寫小說，我有一種矛盾的心理，就是覺得小說發展了這麼多年，我很難再單純地相信並滿足於一種寫實的寫法。這種寫實不是指寫實主義，而是相信自己正在寫一個真實故事的那種心態。我太自覺這是一個小說，一種虛構的產物了。可是我又想透過小說去找尋一些真實的東西，創造一些真實的感受。這是一種矛盾，你很清楚那樣東西是假的，卻又想透過它去創造一些在某種意義下是真實的東西。我認為這是寫小說時的一個核心問題：什麼是真實？什麼是虛構？完全相信小說就是真實的其中一種或者純粹的虛構我都不能感到滿足。我相信小說應該是在兩者中間的。我們透過一個虛構的過程去寫一些真實的東西。但這些所謂真實的東西又是什麼呢？就連我也說不上來。我覺得小說的本質就是這樣：我們在虛構的同時又不能脫離真實。
後記：因著這次訪問的緣故，我有機會把董啟章的許多小說看了一遍。在閱讀的過程裡，除了樂趣以外，更能看到董啟章在小說創作上的改變。從繁富的技巧到貼近人心的小說，董啟章不同時期的小說均顯出其豐富的想像力。我喜歡讀小說，也喜歡寫，能夠訪問自己喜歡的作者，對我而言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訪問的過程非常愉快，董啟章是一個說話溫和而清晰的人。在訪問以後我就想，董啟章雖然常常強調他對寫作所懷有的憂慮，但他還是一直在努力地寫。《體育時期》還未知道何時可以出版，他就開始寫一個更長的小說了。我想，董啟章還是會一直寫下去的，只要他仍然願意的話。同時，我也希望自己會像〈靜靜的堅持〉的W那樣，靜靜地堅持著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