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董啟章──重歸現實生活的溫熱

誠品好讀

企劃／編輯室　採訪．整理／林欣誼

　　貝貝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尖叫，不過就算表面上沒有，她也覺得好像事實上已經叫了出來了，合著那女孩的喉音給叫了出來了……但眼前這次令貝貝最感震動的，是在驚惶失措的同時，她竟然隱隱享受到一種閃爍的光芒。──《體育時期》

　　好讀：您的長篇小說《體育時期》的書寫主軸，在於幾個年輕人熱烈的情感與夢想；請問您為什麼關注這個題材？

　　董啟章：這個關於年輕人追尋理想的題材，主要從兩方面產生。一方面是我開始密集地進行「寫作教學」工作，接觸到很多大學生，他們面對著即將離開校園的事實，又看不見前面有實踐理想的可能，心裡格外惶惑。小說中加插了我給一位年輕作者黃敏華的小說集寫的序言；她是我以前的學生，因為我而喜歡上寫作，但後來又因為在香港寫作毫無前景而放棄。我給她希望，然後又讓她失望。對此我是要負上責任的。小說女主角「貝貝」有部分是以她為原型。另一個源頭是日本歌手「椎名林檎」；因為喜歡她的歌和形象，就想到創造一個近似的角色「不是蘋果」。當然放在香港的環境，她的際遇與真實的椎名截然相反。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不是過於悲觀。

　　雖然這部小說以青春為題材，但我著意的不是抽象的「青春」意念，也不是描畫時下青年的典型形象，更不是懷緬逝去青春。我的用意是以「青年後期」作為一種門檻狀況；在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一方面未完全脫除天真和單純，另一方面卻又剛剛踏足成年人的世界，調整自己面對外部現實。在這個內心與外界、夢想與現實、自我與群體之間的界線上，一些普遍性的問題就會被激化。但我又不希望這只是一個抽離的社會性的思考，而想儘量投入到主角們的個別體驗裡，所以就出現了時而代入，時而抽離的寫法。

　　好讀：您的作品理論與情節時常交織，形成一種疏離的調性；但《體育時期》比以往作品更貼近現實，筆調也較溫熱。請您談談這個轉變的原因？

　　董啟章：我從前常常談什麼虛構，想來其實頗為浮淺。什麼打破習慣打破侷限的寫法，如果為的只是打破，也是很容易寫的。我近來反過來想在小說裡尋找、或是建立一些「真」的東西，我很想通過小說去回應現實，這個「現實」可能是日常生活層面、社會的、情感的或理性的。

　　這種「溫熱」的感覺，的確和我較早寫的東西頗不同。「熱情」和「溫情」，是我們現在的文學所欠缺的吧。劉紹銘教授曾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香港文學無愛紀〉，對年輕作者筆下無情無愛的世界深感不安，又把我的《安卓珍尼》視為一個里程碑。若是早幾年，我大概會對這樣的批評大大不以為然，但我卻思索了很久，覺得他的憂慮不無道理；文學的焦點應該回到「人」身上去，但不是單單回復到舊觀念、舊寫法便可以。我希望我不是倒退，而是在尋找新的方向。

13/4/1998
　　我們是在四年前的這個時候認識的吧。那時 Kurt Cobain剛剛吞槍自盡。那時高榮問我，你說為什麼要繼續做人？連他也作低自己咯！但高榮沒有作低自己。我想他沒有，他只是走了，如果他有槍的話，可能他會走得利落些。──《體育時期》

　　好讀：《體育時期》裡不斷變換觀點，穿插用了日記、歌詞、字典解字等實驗形式，這些形式變化背後的考慮是什麼？

　　董啟章：任何一種形式本身並不是我的首要考慮，但因為小說整體上用了「變奏曲」的概念，所以在每一個章節裡做些變化。我想看看，在一個大主題下，可以產生哪些角度和感受，我也不太顧慮所謂虛實或真假，我關心的是感受的方式。其實這樣子是一種取巧，或者左閃右避；一種形式就算不那麼有效，也只是持續一個章節。這可能是出於自己還未能真正掌握一部長篇小說的延續性和一致性，把這稱為「實驗」是對的，因為它只是停留在試試這、試試那的階段，弄不好可能就變成花拳繡腿。這是這部小說不夠成熟的地方，不過也可以視為一個作者完成寫作初級階段的自我測驗吧。

　　另外，《體育時期》其實也蘊含了一點點通俗劇的意味，這是一些讀者向我反映的感覺。我一直對「通俗劇元素」頗感興趣，這可能跟「溫熱」感覺有關吧。我們現在傾向認為，通俗的東西較煽情，而嚴肅文學則冰冷和疏離。我不敢說我想糅合這兩端，我可能只是意馬心猿而已。所以寫到椎名林檎就不是偶然。

　　好讀：您說您用極快的速度（一天一萬字）完成《體育時期》這部二十萬字的長篇；寫作時的迫切激動，和您的現實處境有關嗎？

　　董啟章：強調自己寫得快，這樣說其實很幼稚。但《體育時期》本身就有點幼稚的底蘊，是一本衝動的書--關於衝動，寫得也衝動。大江健三郎曾作了很好的比喻：長篇小說就等於長跑，需要用長跑的節奏去應付，而不能用短跑的方式去衝。寫《體育時期》就是用了短跑，可能是心理條件還未成熟，一開筆就擔心著寫不完，於是趁著精神高漲的狀態不停地衝。在香港寫作是和維生作對的行為，寫長篇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在此情況下，要妥善安排時間和強化自己的心理，是相當困難的。

　　係一場語言暴亂。 我要橫掃一切，我忿恨呢個世界，好想將所有野都炸爛晒佢！ 野值得相信！ 根本就意義！

　　政眼裡閃著詭異的光芒。貝貝忽然一凜，這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政。──《體育時期》

　　好讀：《體育時期》裡出現很大篇幅的廣東對話；小說的「本土性」是您關注的問題嗎？

　　董啟章：我這樣寫並不是因為關注「本土性」，也無意為別處的讀者造成「異域風情」。因為處理的是眼前的生活現實，而生活語言又是生活現實的重要構成部分，所以書寫地方語言就成了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事情。我發現有些東西非用廣東話說不可，轉成書面語就會大打折扣，或者完全變質。我的做法是，廣東話只用於對話和人物內心獨白，至於一般敘述和描繪，則用書面語，或較「文學性」的語言。對我和對香港讀者來說，廣東話不是標榜「地域色彩」，而是生活現實的「質」。不過，在將要出版的台灣版裡，我會酌量修改廣東話的部分，希望能既保留香港生活質感，又讓台灣讀者看得明白。

　　好讀：請您談談《體育時期》在您寫作歷程中的位置，以及近期寫作計畫？

　　董啟章：我覺得《體育時期》不算一部成熟的作品，連帶說，我之前的小說更不成熟；這並不稀奇，我只有短短的十多年寫作經驗。但《體育時期》是我踏入更成熟的一個轉折點，是我從空浮的理念鋪張和內向的文本遊戲，轉而關心和回應生活現實的一次嘗試。它是二○○一年寫成的，之後我繼續寫吃力不討好的長篇小說，計畫中是一個三部曲，很「老派」的一種東西；第一部《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已經寫完，第二部《時間簡史》，剛完成了一個環節，叫做《恩恩與嬰兒宇宙》，這個計畫全部完成還要好幾年吧。我的長跑還未掌握得很好，老是跑得氣喘吁吁，我希望自己的耐力能夠持久一點。另外，我剛在台灣出了本遊記《東京．豐饒之海．奧多摩》，我自己覺得很好看，有時拿來翻翻，往往花掉大半天時間，實在有點自戀狂。

　　好讀：在寫作的路上，哪些小說家影響您最深最多？最近讀過最喜歡的小說？

　　董啟章：念比較文學碩士的時候，因為很喜歡普魯斯特，便藉著做論文來逼迫自己讀完他的《追憶逝水年華》，但又因為疏懶，沒有用功學法文，所以我認識的基本上是一個英語化的普魯斯特。開始創作的時期，比較受（也是英語化的）卡爾維諾和波赫士等的影響，還有香港的西西和台灣的張大春，所以做了許多形式的嘗試。近幾年看得較全面的是大江健三郎和薩拉馬戈。年初看了點俄國巴赫汀的複調小說和對話理論，也看杜斯妥也夫斯基，我也十分喜歡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還有重讀了陳映真的小說。我也喜歡看些非文學類的書，科普之類的，當作小說來讀，得到許多寫作靈感。事實上，小說無處不在。能讀出小說來，就有小說。

《體育時期》 台北：高談，二○○四。
「貝貝」是個安靜、關心文藝和寫作的女大學生，「不是蘋果」寫搖滾歌、組樂團，帶著一身家庭和愛情的傷痕記憶；兩個女孩因為某種奇異的「共同感」，在生命的某一刻彼此連結。董啟章在每個章節變換敘事觀點，穿插使用書信、日記、歌詞等各種書寫形式，建立起一個虛實相生的青春世界，既暴烈又充滿純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