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董啟章：在想象世界裏理應如此
南都周刊
特約記者 廖偉棠
2006年06月27日
董啟章，1967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著有小說《安卓珍尼》、《地圖集》、《衣魚簡史》等十餘部，他的最新作品是去年年底出版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臺灣麥田出版社)，這是他計畫中的卷帖浩繁的《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厚達480頁)，剛一出版即備受好評，被臺灣《中國時報》評為2005年度中文創作十大好書首名。
董啟章可以說是香港當代小說家中最勤奮的一人，自從1994年奪得臺灣權威的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中篇小說首獎以來，他已經寫作出版了超過二十本書，其中過半是中、長篇小說，而且，董啟章的小說絕非我們所知的“港臺小說”，他的老師是卡爾維諾、博爾赫斯，他們的小說，是需要殫精竭慮、潛心建構的深度藝術品。
八、九年前，因為做客他主持的香港電臺的讀書節目，我認識了董啟章；後來因為北上，沒見董啟章幾年了，當我再回來香港，他又已貢獻出幾十萬字的小說。坐在他位於粉嶺(香港北部郊區地段)的房子，我要董啟章說說他最近的狀況，他開玩笑說：“你就說那是一個寫作寫到要賣房子的小說家吧。”原來他正打算賣掉他這座住了沒幾年的新房子，和家人搬到更遠離市區的聯和墟貸屋而居，“那將是一間開窗能看見大片真正的田野的房子！”他向我強調，看來他搬家也不只是因為受不了香港搶劫式的樓價和高利貸式的按揭，還是出於對遠離塵囂的另一個世界、另一種生活方式的嚮往。
既然如此，我們就從生活談起，實際上生活早已和寫作糾纏不清。
能夠生存一天，我就能寫作一天
《南都週刊》：可以大致描述一下你現在的生活嗎？
我想先講一下之前幾年的生活，有兩三年時間其實是很繁忙的，因為大概2000年的時候，剛剛買了這個房子，自覺壓力，想是不是需要賺點錢，自己不工作是不是太離譜了？於是想到搞寫作班，去不同的中學教，要自己構思內容、自己和學校聯繫，正巧那時的學校也對此很有需求，於是越做越多，所以那兩年做得很密，幾乎像上班一樣，每天下午都出去，有的學校在很遠的地方，常常要花掉整個下午的時間，回來還要批改學生的習作。那段時間收入比較好，但做了兩年發現不能這樣下去，我的初衷被違背了——原來我是以為發明了一種可以支持自己寫作的工作，結果變成佔據了自己所有的時間，沒法寫作，那就沒意思了。
所以我去年已經把這些工作全部停下了，現在生活有兩種形式。一是到大學兼職的，會在某個上午去中文大學，教香港文學(明年會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系教一個寫作班)，每週只花一天時間；其他時間是上午帶兒子上學，然後回來看一點書、寫一點東西，中午接兒子放學，把他交給我媽媽帶，下午一點到六七點都用來寫作，晚上把兒子接回家、吃飯、陪他玩……一直到他睡著，這晚上也沒剩多少時間了。很少去市區，每週一兩次而已，只是週末陪孩子，所以週末也沒可能寫作。我覺得時間很不夠用，因為寫長篇小說需要大量的時間。
南都週刊》：有沒有想過可以與世隔絕、萬事不理地去寫完一部小說？
當我很缺時間的時候，我會如此奢望，但沒有可能。因為我已經去除了日常人們稱之為工作的那部分了，如果我再去除了家庭需要我的那部分，那好像太過分了，如果我不工作的話，經濟上就要靠我太太，如果我連陪小孩這些事情也不做，我太太也沒時間做的，她在大學教學，有時忙得晚上都不回來，需要我更多的時間陪兒子。所以我沒有理由要她雙重負擔。
《南都週刊》：是什麼促使你在純文學生存困難的香港選擇以小說寫作為自己的事業？
動機可能是一直累積和變化的，開頭並不很清晰要很專注去從事寫作，讀碩士時想自己可以邊讀書邊試著寫些東西，於是便開始寫了。事實上香港許多文學作家都不是專業從事寫作的，甚至沒有多少人是能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寫作的，都是一邊有著學院或編輯的工作，一邊擠出時間來寫作的，開頭我也以為自己也會以這種形式寫下去。不過越寫越投入，同時自我感覺寫得挺好的，就覺得不能不多花些時間了，那是看你自己定位自己想做一個怎樣的作家，是想做一個偶爾寫作並保持自己寫作興趣的人，還是要全心全力投入，而我屬於後者，很想自己儘量走得遠一些。
《南都週刊》：什麼時候開始有這樣的決心的？
1994年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之後，這種感覺開始比較強烈起來，而且那時以為靠寫作就能生存，因為那時環境比較好，寫書評之類文章的空間比較大，我有兩年寫很多書評，最多每個月能發表四五篇，每篇三四千字，作為單身人士，那時的稿費收入已經夠花，所以覺得可以靠寫作為生了。之後發現這樣是不行的，幸好我讀過碩士，能夠偶爾在學院裏兼職教一兩科，錢不多但又餓不死。我覺得能夠生存一天，我就能繼續寫作一天，所以就一直以不做全職工作的方式，儘量把時間都用來寫作。
《南都週刊》：《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出版以後，在進行什麼寫作計畫？
現在還在寫第二部(《時間簡史》)，已經接近殺青。其實還有好幾部小說想寫，但我不會同時進行幾項工作，不過有時會有一點斷續，比如現在這第二部也不是一口氣寫出來的，我是先寫了當中一部分，就把它放下了去寫另一個東西，隔一段時間再去繼續寫。還有，我寫完這一部我會寫另一部書，那部已經寫了四分之一，但它並不是《自然史》的第三部，而是另一個東西。它是我之前很想寫的，但只寫了十萬字就停了去寫《自然史》。我不想太快寫第三部，因為這個構思令人很累，同時我覺得第三部應該是更進一步的東西，應該醞釀更久。
寫小說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抗衡之一種
《南都週刊》：你的作品會給人印象你是一個知識份子型的作家，對於家庭生活瑣事和外界時事，你是否不太熱衷？
其實我對日常生活不只是很有興趣，我還一直去寫它，可能最初幾年的東西是比較脫離現實，很理念地構想一些東西；近幾年的作品很多內容都是從日常生活的內容來的，可能我會把它作了文學的變化，但感受是來自日常生活的。很多普通人的經驗會令我產生很多感受，比如我準備寫一個小說關於我的一些舊同學，因為近年參加一些舊同學聚會，雖然沒什麼意義，就是胡說八道，但偶爾會發現一些同學有了特別的想法、特別的轉變，這都讓我想到應該寫一下這樣的人、這樣的人生。現在我比較傾向從人生的角度出發想問題，而不是從理念出發。
社會上的問題我也會去想，我不是一個行動型的人，不是直接以行動參與，但也不會不想理會這些事。其實我很想將這些群體事件融到小說裏面，但不會寫成時事小說。比如我之前提到那部寫了一部分的小說，是講一些青年人的，會聯繫這幾年香港發生的一些事，如去年反世貿的事件，我會放進小說裏，作為隱含的背景。我希望通過長篇小說這樣大的東西，能將各個層面：我內部的東西、日常人之間的東西、群體社會的東西、甚至之前的那些很理念化的東西都融合進來。我並非反彈之前那些抽象和理念的東西，而去寫現實，我覺得不應有這種絕對的區分。
《南都週刊》：現實以什麼樣的形式介入你的寫作？
現實不停地介入我們的人生，我們也拒絕不了。很多事情在世界上發生著，生活形式、權力的轉變，都影響著我們。我的寫作生活可能與現實相對，因為現實一直在希望我們融入它的潮流、價值觀，所以我是抗拒它的吸納的。但這種抗衡要是在作品內部處理，我覺得不適宜採取一種直接評論和反對的方式，那就像發表意見，那不是小說該做的東西，我喜歡在其中設置不同的人物和角度，讓其自己去衝擊、碰撞，製造內部混亂，看最後會出現什麼結果。
很多作者嘗試處理“回歸現實”、“批判現實”的作品，但我發現他們一開始就容易做成了簡單的意見表達或者是扭曲了許多東西。寫小說這個行為本身就是抗衡之一種，所以在小說內部的抗衡就不應該太簡單，甚至有的對立面的人也應該得到一定分量的表達，其實這是很困難的——所謂“複調”的問題，真正的複調是很少見的，雖然大家都在宣稱寫複調、多聲部。
我的第二部《時間簡史》是三聲部小說，那只是約略的說法，不是很嚴格依照音樂規則去做的。只是作為一種比喻，嚴格依照音樂會令小說很機械化。
《南都週刊》：你的靈感來源一般是什麼？
以前是來自意念、看書來的意念，從卡爾維諾、博爾赫斯等人來，看了就想寫。近幾年從《體育時期》和《衣魚簡史》裏的一些短篇開始，從人、生活處境中觸發而來，現在更多是從人而來，我發現身邊很多人物是凝聚了很特殊的情形，我很感興趣，個人的處境是很獨特的，你不能簡化的，小說往往有一種對典型的表達、寫典型人物，這種普遍性不是我追求的，我更想找到一個普通人內裏獨特的地方，普遍和特殊是同時主宰他的。
《南都週刊》：我們在你的作品中發現，“現實”往往以回憶/虛擬回憶的形式出現而顯得更飽和，你的童年、少年回憶對你的寫作是否比現在的經歷更加重要？
其實不是，主要是我現在拿出來的東西，尤其是《天工開物》給人這種感覺比較強烈，那只是階段性的，尚未發表的東西並非這樣，之前是想對成長的回憶做一個總結。下一部開始會更接近我現在的狀態，非關成長，甚至不是青年時代，而是中年時代的人，會寫到將來十七年後，一個類似我的人物即將進入老年的時期。我想像那個階段的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覺得童年、少年時期並非我唯一和非常重要的階段。
《南都週刊》：你對家族史的沉迷是來自真實的家族回憶還是更多來自文學想像？
一半一半的，很多內容是“真實”的，所謂真實是我聽我父親講的，但他自己是否會改變或加添了內容我就不知道了。當然我會把他的講述結合到我的想像中去。
其實這三部小說雖然是有延續性的，但往後下去家族的觀念反而會消失，第一步我們會覺得有家族這個單位的存在，到第二部人物的關係就出現分支了，我構想中讀者在這三部小說中可以一代代地追索人的淵源，但之後並不強調家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個體的淵源。他們只是廣義的連在一起的“家族”，第一部中的我在之後也會更明顯地分裂成幾個人。
不應該根據理論的正確性去寫作
《南都週刊》：後設小說是你擅於採用的形式，從你出道這些年來你對它的認識和使用有沒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或者說，它對於你的寫作的意義有沒有變化？
有變化。開始時是很自覺的，先有了這個理念，然後才去這樣寫，因為它在一個青年人的眼中顯得比較刺激、新鮮。甚至帶著為做而做，以反面角度去打破某些東西的心態。但到現在我已經不再意識到這個問題，我不會想我在寫著什麼後設小說，它已經成為我的一個習慣、一個思想與感受的方式，不覺得自己在打破什麼東西，時空的前後不對應、衝突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我的想像世界裏理應如此，沒有不能越過的界限，所以變成了很正面的東西。並非為了反抗外來壓力，而是內部的心理需求，自然發生出來，別人指出時我反而覺得不自然了。
《南都週刊》：盛衰是你關注的一個主題，香港的盛衰對於你的小說創作最大的意義在哪里？你認為它和文學有直接關係嗎？
香港文學對此是很敏感，可能建基於我們自己感覺上城市脆弱的根底，覺得很多東西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和發展，那麼這些東西也許同時也會在瞬間倒塌，這種不安和擔憂也許是過敏，並不是必然。可能我們集體過敏，可能這是視野狹窄的結果。挺好笑的，把自己單一的城市看做如此重要。它的好處是不容易把事情視為理所當然，當你有脆弱感的時候會反思每件事是從何而來、如何消失，不會視之為恒在。盛衰這個意念我想我難以拋棄，會繼續深究下去，但是會把它推向自然史的層面上：人類作為一種物種的盛衰這個問題。這樣可能能把這個過敏和狹小的看法拯救回來，不應該只限於社會性和歷史性地關注香港的盛衰，那最終會是一種狹窄的東西，應該要超越到普遍的人類要面對的東西，意思才能深刻。
《南都週刊》：你也一直對於女性議題感興趣，為什麼？你的女性、性別思考並非符合性別研究者的預期，是否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我希望自己能夠把小說寫出來後，不用自己再作解釋和辯護。有時我聽到有的批評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但我覺得對我應看做一個進程，繼續環繞這條線索下去時能否逐步擴寬與複雜化它，使它不要變成輕易出現的帶有局限的問題。我也不會因為有人批評而避諱這個題材，只要女性角色能夠刺激我的小說想像。只是希望我的態度和角度會有變化。所以最近我是想寫個中年男子的故事。
我覺得不應該根據理論的正確性去寫作，尤其關於性別的，現在存在一套套的理論教導你如何寫才是正確的，難道我要參考它們？政治不正確不代表作品無價值吧？我也無所謂刻意去反對也不刻意去迎合它，不能被它綁住。有時我看到那些政治正確、理論先行的作品我就覺得很難看。
《南都週刊》：如何理解“栩栩”這個人物，她好像對你寫作的意義大於她在自己文本世界中的存在意義。
我也很強烈地感覺到，雖然我很想寫她獨立的存在，但最終她還是反照我自己更多。有時我會徒勞無功地嘗試解釋這種不可能：一個人怎麼可能寫到另一個人。這種解釋很疲弱，我也覺得討厭。把自己的局限化為自己的題材，標舉為很重要的事情，重複太多我也覺得沒有出路，常常把理解的不可能、溝通的不可能變成題材本身。那只是我領悟到自己的問題時的一種自我安慰、自我辯解，但我始終一直在想，一個自我能否寫出他人？這種尖銳性——作者與被寫者的權力關係——在“男”與“女”上顯示得更顯著，但難道這是無法超越的嗎？所以我繼續的下一部小說不會再寫“栩栩”這人物，因為已經寫到一個過不去的關檻了，很難再推進更遠，因為最終都是講我自己。下一部我會嘗試寫“她人”(大多數仍是女性)，這個“她人”不同於“他者”，只是一個相對於自我的另外的人，這個“她人”在第二部至少有兩個：一個叫“欣欣”(屬於第二部的三部分之一：“欣欣與嬰兒宇宙”)，是一個普通的售貨女孩；另一個叫“啞瓷”，身份是一個作家的太太，女主角。反而那個叫“自我”的作家將會儘量縮到後面。我希望最後一次處理掉“作家”這個人物，所以最後他會有一個毀滅的下場。我心目中《天工開物》講的是一個自我，由成長到確立，然後膨脹為一個寫作的人，我希望中間這本書能把這個膨脹戳穿，然後讓他崩解，通過如此去質問他。到第三部分就沒有了這個自我，完全由很多個“她人”組成。
《南都週刊》：你的小說寫作野心是什麼？最終要通過作品建立一個怎樣的世界，或者通過作品解決什麼問題？
這混合著幾個欲望，當中有一個很原始的就是純粹的創造欲，當你創造的世界成功，你的創造欲也得到滿足，這是人皆有之的。但除了這個自我的成分，我創作的世界並非與真實世界無關的，也不是反映或揭示的問題，而是創作一個對應著現在世界的世界，當中有相似也有極度不相似的地方，它對真實世界隱藏或排擠的一些東西給予放大，希望最終對真實世界有所反彈，永遠處於一個相對的情況，希望讀者在我的作品中也會看到這層關係。
我的作品是解決不了什麼問題的，甚至會製造更多問題，或者把原本不覺得是問題的東西彰顯為問題，把“不是問題”變成問題。如果不接受這一套的人繼續看我的小說，也許會覺得我無中生有。因為我要講的的問題也並非表面上的社會問題、意識形態上的問題等，我只想挖下去尋找人內心深處的問題。
至於寫作本身的問題，我不知道能否解決，像我自己也自覺到的：自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在他的世界裏所施行的權威為何？我為此感到不安，常思考是否可能通過寫作解決它，還有自我和他人的關係的問題……我越質問，問題就越多，解決不了。這次的寫作我就很想解決掉“作家”這個問題，以後再不用寫他(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