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方戰場上的軍事行動，應以雙方戰前的計劃為起點。法德兩國之間的邊界是很狹窄的，一共只有大約240公裡的長度。因此，對於交戰雙方來說，由於實行征兵制而大大增加了軍隊的數量，以致在邊界地區實在沒有多大的回旋餘地。這條國界的東南端，直接與瑞士毗連著，其中，除了貝耳福附近有一小段平坦地帶外，都是沿著孚日山脈劃界，長度大約是110公裡。此後，國界繼續往西北方向伸延。法國在其邊界附近修築了許多要塞，構成一條連錦不斷的防御鎖鏈。這條鎖鏈的基本環節，是阨比納爾、土爾和凡爾登等城堡。過了凡爾登以後，往北延伸，便是法國與盧森堡的國界；再往西，則是與比利時交界。法國在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遭受慘敗以後，在其整個恢復時期，都是把防御作為戰爭初期(戰爭第一階段)戰略計劃的基礎，即首先扼守邊境地區的各個要塞，而後來一個決定性的反擊。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他們沿著阿爾薩斯和洛林的邊境地區，建造了一個巨型的要塞體繫。當然，其中也故意留下了一些缺口，例如，在貝耳福和土爾之間的恰爾米斯地區就留有通路，其目的是誘使敵軍從這些通路入侵，以便把入侵者卡在狹窄的通路上，從而最有信心和最有效果地進行反擊。

    法國的這個計劃，可以說是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路線意義，或者說，它是盡可能這樣做的。因為這段邊界線的距離有限，而且要考慮到不侵犯中立國的領土，所以就作出了如此的計劃。

    可是，到了1914年以前的這10年期間，忽然出現了一個以“預言家”格南德麥松上校為首的新學派。他們認為，法國的計劃違背了法蘭西的傳統精神，完全缺乏攻勢的觀念。這些堅持“無論如何都要進攻”的人，推出霞飛作為他們的代表人物。於是，霞飛在1912年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正是總參謀長這個職位使得新學派的理論有了付諸實行的機會。他們奪得這個職位以後，隨即控制了法國的整個軍事機構，馬上廢棄原來的舊計劃，而另行制定一個新計劃，即所稱的“第17號”計劃。這個計劃是以直接的正面進攻為基礎的，主張集中所有的兵力，一直攻入德國的心臟地區。然而，計劃的制定者在預期實行正面進攻的時候，只是簡單地把敵我雙方兵力相等來作為依據的，他們沒有想到敵人將會依賴自已邊界地區內的築壘工事，同時也沒有考慮，由於自己向前進攻，必將失去本國邊界要塞的掩護。這個計劃中唯一不違背歷史經驗和普通常識的部分，就是決定只對梅斯要塞進行監視，而不作直接攻擊，預期從該要塞的南北兩面繞過去，而後向洛林境內進攻。如果德國人侵犯中立國的領土，則法軍左翼可將攻擊矛頭延伸到盧森堡和比利時的境內。說起來似乎頗近離奇：法國的計劃是以德國人克勞塞維茨的理論作為基礎的，而德國的計劃則以拿破侖的戰略作根據，當然也可以說是以漢尼撥的戰略作根據。

    法國的這個作戰計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英國人的贊同呢？這不僅要考慮到實際的需要，而且要估計到另外一個情況，即英國的軍事組織和戰爭觀點，從戰前10年以來即已開始“歐陸化”了。這種大陸派的影響，使得英國不知不覺地接受了法國的計劃，充當了擔任法軍左翼附屬兵力的角色，從而完全忘記了英國的歷史教訓，即利用海上實力來發揮他們傳統的機動力量。直到戰爭開始之初，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準備出任英國遠征軍總司令的弗侖奇爵士，纔對“原定計劃”的正確性提出了懷疑意見；在二者必擇其一的方案中，他建議把英軍派往安特衛普，認為在那裡可以加強比利時軍隊的抵抗力，如果德軍經過比利時去進攻法國本土，那麼，英軍還可以對德軍的翼側造成威脅。可是，英軍總參謀部的作戰部部長威爾遜少將，卻極力主張直接配合法軍的行動，而且實際上也把總參謀部說服了。從1905年到1914年，英法兩國的總參謀部，曾經不斷進行非正式的協商，這樣就使英國人自動放棄了幾百年來傳統的戰爭政策。

    這樣一個“既成的事實”，不僅使得法軍的戰略思想有所改變，而且也使英國方面的其他建議遭到否決。當時，海格主張等到時局已經明朗而且軍隊擴大到必要數量以後再行進軍，吉琴納主張把英國的遠征軍集中在國境附近而不要急劇冒進，但是都沒有被人重視。

    法國人最後確定的這個計劃，對於德國人來說，恰好也是他們所祈求的，因為這樣就使他們的原始計劃，即由史裡芬伯爵在1905年所制定的那個作戰計劃，具有了間接路線的特點。他們早已覺察到，法國邊界地區的那些築壘工事，確是難以逾越的銅牆鐵壁，因此，很自然地，應該力求繞過這些築壘工事，這樣，就需要選擇假道比利時的迂回路線。史裡芬正好制定了這樣一個行動方案，決心要在盡可能寬大的正面上實施進攻。令人奇怪的是，甚至當德軍已經進入了比利時之後，法軍總司令部還在那裡猜度，認為德國人的進攻將局限於馬斯河以東那個狹窄的地段。

    根據史裡芬的計劃，德軍的大部分兵力都要集中在右翼方面。這個右翼應該急速地穿越比利時國境，前進到法國的北部，而後沿著一條巨大的弧線繼續挺進，逐漸地向左折轉，接著往東開進，達到迂回巴黎的目的。這時，位於右翼右端的部隊，應該在魯昂地區強渡塞納河，以便從南面去包圍巴黎，並且壓迫法軍，使他們向摩澤爾河方向撤退。爾後，繼續把法軍壓擠到洛林的要塞地區和瑞土的邊界之上，並在那裡把他們消滅。

    然而，史裡芬這個計劃的間接性，即其高明之處，實際上並不在於地理上的迂回，而在於兵力的分配。兵力分配是這個計劃的基礎。戰爭一開始，德國方面要把基干軍和預備軍集中加以使用，進行集中突擊，因而保證達到進攻的突然性。在他們當時擁有的72個師中，被編入突擊集團的有53個師，配置在中央地段用以對付凡爾登之敵的，是10個師，而組成全軍左翼並沿著法國邊境加以配置的，只有9個師。由此可以看出，德國人的意圖，是要盡量把左翼的兵力減到最弱的程度，以便使右翼的兵力達到最大的強度。這樣，即使法軍進攻洛林，甚至把德軍的左翼壓退到萊茵河上，但它並不能阻擾德軍穿越比利時的進攻。而且，法軍的東進愈是深遠，則要阻擾德軍的進攻就愈是困難。於是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景：好像是一個旋轉式的大門，如果重重地向前推著這一扇門板，那麼另一扇門板將會緊緊地從背後轉過來；這時，向前推門用的力量愈大，則隨後而來的衝擊力量也愈大。

    史裡芬經過比利時實施進攻的計劃，在戰略上所具有的間接性，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在那樣一個狹窄的空間裡要集中那樣多的兵力，實在有伸展不開的困難。但是從心理上來說，因為他對於兵力的分配別具匠心，所以使其進攻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間接性。而法國人制定的那個計劃，又從反面增加了史裡芬計劃的完美性。史裡芬的靈魂如果有知，那麼，當他看到法國人並不需要引誘而自動投入他所設置的陷阱，那一定會欣然大笑。不過，也許不要好久的時間，他的笑容就會收斂起來，轉而變成怒容滿面，因為他的繼承人小毛奇對於他那個計劃，實在是過於小心謹慎了。無論在戰前的準備中，還是在戰時的實施中，小毛奇一再修改了這個計劃，致使其面目有了很大的改變。

    在1905年到1914年期間，因為部隊的數量不斷增加，小毛奇便一再地加強了德軍左翼的兵力，使得其左右兩翼之間的兵力比例有了頗大的改變。他不斷加強左翼兵力的結果，就是逐漸損害史裡芬的原來計劃，使其基礎有步驟地遭到削弱，而到後來終於完全被破壞了。

    1914年8月，當法軍開始向德軍左翼發起進攻時，小毛奇突然衝動起來，竟想接受敵人的挑戰，要在洛林地區尋找一個獲得決定性勝利的機會，因而推遲執行以右翼去突破敵人防線的計劃。後來，他雖然慢慢鎮定下來，改變了主意，但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卻已經把新編成的6個預備師投到洛林地區去了，而這些力量，按原計劃是要用去加強右翼方面的。這些生力軍到達以後，反而使洛林地區的德軍指揮官們感到不滿，因為他們曾經接到命令，正在被迫地實施退卻。這樣一來，巴伐利亞的魯普裡赫特親王就完全忘記了他原來受領的任務，不但不繼續向後撤退，以來引誘法軍深入，反而讓自己的軍隊停駐下來，並準備接受會戰。他發現法軍的進攻發展遲緩以後，即與友鄰協商，共同轉入了進攻。這樣，德方兩個軍團，總共有了25個師，而當面的法軍卻只有19個師。可是，只有這樣一點優勢，而又缺乏有利的戰略性陣地，要想進行決定性的反突擊，卻又是兵力不夠的。這次反擊的結果，當然只能是把法軍趕了回去，使他們重新隱蔽到自己邊境的要塞地區之內。這樣，又使法軍得以振作起來，增加了自己的抵抗力量，而且還得以把部分兵力抽調到西邊，參加了後來的馬恩河會戰。

    德軍在洛林地區的戰鬥行動，對於史裡芬計劃的破壞作用，要比他們逐漸削弱右翼的力量還更嚴重。不過，表面上看來並不那麼明顯，因為德軍的最後崩潰畢竟發生在右翼方面。但如果右翼的兵力不是一再被削減，那麼也有可能不致於發生這種崩潰現像。

    除了往洛林地區調去6個師之外，右翼方面又分出了7個師去分別圍攻或保衛安特衛普、吉維持和莫伯日等城市；而後，小毛奇還抽調了4個師去增援東普魯士戰線。由於友鄰軍團的要求，當然也經過了毛奇的批準，位於右翼頂端的克魯克軍，在時機尚未成熟之前，又提早向東折轉了。這樣，終於使敵人有機可乘，巴黎的衛戍部隊得以向德軍的翼側實施進攻。當時，在右翼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側翼，德軍竟只有13個師，而法英兩國的聯軍，卻有27個師。這個事實表明，史裡芬計劃中的“決定性翼側”，已經在多大程度上被直接地或間接地削弱了。德軍右翼的兵力由於一再披抽調，所以纔會在數量上居於劣勢，而法軍則由於德軍在左翼方面進行了違背計劃的作戰，所以在數量上反而居於優勢。

    如果德方當時聽任法軍在左翼向洛林境內深入突進，使之陷入泥淖，那麼法軍不可能把在德軍左翼的兵力迅速調到右翼方面來。當然，即使不從這個方向調走部隊，德軍在右翼方面能否獲得優勢的兵力，也還是頗成問題。當時的情況是，比利時部隊把馬斯河上的橋梁都給炸毀了，一直等到8月24日，德軍裝運預備隊的火車，纔得以越過該河到達列日。此後，也不得不繞行漫長的迂回道路。出於有這樣一個障礙，德軍無法按照原定的計劃來加強自己右翼的兵力。而且，其右翼三個軍團的全部補給，也都完全依賴這條唯一的，幾乎有一半線路遭到破壞的鐵路。法英兩國軍隊在撤退時進行的破壞，也大大妨礙了德軍的正常補給。當德軍進到馬恩河上的時候，由於過度疲勞的行軍和糧食的匱乏，部隊已經瀕臨著精疲力竭的邊緣。如果不是毛奇減弱了右翼的兵力，任其數量更多，那麼，隨著部隊的深遠突進，其境況還將更壞。美國內戰時的教訓，一向未被人們重視，以致重復犯了類似錯誤。當時，由於鐵路的發展，以及軍隊對於這種交通線具有極大的依賴性，結果使部隊的數量越來越大，超過了長距離作戰所能夠維持的限度以外，因而部隊很容易遭到失敗。

    我們在評價馬恩河會戰時，盡管須要跨越一條橫在戰略和戰術之間的不夠明顯的界線，但是卻可看到，這次會戰正是整個戰爭的轉折點。它對於“路線”的問題，曾提供不少啟示，是值得加以仔細探討的。為了真正明了這些見解，必須首先闡述一下事件的進程。

    起初，霞飛部隊的右翼在洛林地區的進攻被擊退了；接著，他的中央部隊在阿登地區又被打敗；最後，法軍伸展出來的左翼，在比利時境內的馬斯河與松布爾河之間，也差一點被德軍合圍。這樣一來，法國的“第17號計劃”，實際上就分裂成了幾塊碎片，而霞飛又利用這些碎片編織出了一個新計劃。他決定，以凡爾登作中樞，使左翼和中央的部隊向後撤退，而從已經穩住陣勢的右翼抽調部分兵力，組成新的第6軍團，用來加強左翼方面。

    德軍方面，由於各軍團司令過分誇大了邊境地區戰鬥的勝利，使得最高統帥部獲得一個假像，似乎這次勝利已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可是，俘虜數目的微小引起了毛奇的懷疑，使他對形勢作出了比較冷靜的判斷。結果，毛奇的悲觀主義情結與各軍團司令的樂觀主義精神相結合，就使原來的計劃發生了新的變化，從而播下了失敗的種子。

    8月26日，英軍的左翼由於在李-卡陶地區受到重創，開始向南退卻。於是，克魯克指揮的德軍第1軍團，重又向西南方向前進。他選取這個方向的原因，一方面是對英軍的退卻路線沒能判斷準確，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克魯克當初所受領的任務，即實施大縱深的迂回機動。當克魯克前出到亞眠-佩龍尼地區時，正好法軍新成立的第6軍團的先遣部隊也剛剛從洛林地區趕到，正在那裡下火車，克魯克立即進攻，迫使那些先遣部隊迅速後退，這樣就打破了霞飛企圖盡快轉入進攻的計劃。

    不過，正當克魯克剛巧完成這次機動的時候，他又被迫重新轉向東南方向去了。霞飛為了減輕英軍所受的壓力；命令其友鄰的蘭裡查克軍團停止撤退，並向跟蹤追擊的德軍第2軍團(標洛軍團)進行反擊。標洛發現自己受到威脅，立即請求克魯克進行支援。可是，蘭裡查克的進攻，在8月29日即已中止，因而標洛也就不再需要援兵，但他仍然要求克魯克率其軍團向法軍後方開進，以便切斷蘭裡查克的退卻道路。克魯克在未表示同意之前，先向毛奇作了請示。毛奇接到請示報告時，正在大傷腦筋，其原因是害怕法軍會從自己的鉗子中溜掉，特別是在德軍的第2和第3軍團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大缺口。因此，毛奇欣然批準了克魯克改變前進方向的請示報告。這就是說，他居然放棄了從西面遠道迂回巴黎的原定計劃。這樣，實施迂回機動的那支德軍的側翼，就必須從東面繞過巴黎，而且需要穿越法軍的防御地區。為了安全起見，毛奇不僅縮小了正面的寬度，而且使自己的路線具有了更多的直接性，因而也就喪失了史裡芬計劃所包含的那些希望，而那些希望原是蘊藏在深遠迂回的機動之中的。毛奇本來是想減少一些冒險性，結果適得其反，後來的反突擊，竟使德軍遭到了致命的打擊，招致了嚴重後果。

    9月4日，德軍最高統帥部決定，完全放棄原來的計劃。於是，毛奇重新制定一個計劃。該計劃的目的，只限於合圍法軍中央和右翼的部隊。據此，德軍位於中央的部隊，即第4和第5軍團，應該往東南方向實施突擊；與此同時，其左翼的部隊，即第6和第7軍團，則應向西南方向出擊，且戰且進，突破土爾和阨比納爾之間的築壘地區。這樣形成一把“鉗子”，使其在凡爾登以西地區夾攏起來。至於右翼方面的部隊，即第1和第2軍團，仍然朝西進攻，其任務是阻擋法軍從巴黎城郊發起的任何反機動。

    可是，在德國人的新計劃還沒有付諸實行以前，法軍即已開始實行反機動了。

    霞飛當時並未能及早把握這個對他有利的機會，曾經命令部隊繼續後撤。而在這個時候，巴黎駐軍司令官加裡伊尼卻正確地分析了形勢。他看到了克魯克軍團折轉回去的意義，因而於9月3日命令毛羅裡的第6軍團立即作好準備，以便向德軍暴露的右翼實施反突擊。第二天，在霞飛的司令部裡，進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辯論。一方是霞飛的軍事秘書甘梅林少校，他認為必須立即進行反攻，另一方是貝爾西羅將軍，他在總參謀部裡很有威信，堅決反對立即反攻。一直待到當天黃昏，貝爾西羅在電話裡同霞飛進行了長談以後，霞飛表示了同意，問題纔獲得解決。一旦堅信決定的正確性，霞飛在采取行動方面，總是堅毅果敢的。於是，法軍整個左翼部隊受命展開，準備於9月6日全面轉入進攻。

    9月5日，毛羅裡首先發起了進攻。他不斷向德軍非常敏感的側翼增加壓力，迫使克魯克一再往那裡調兵，開始只是把自己軍團的一部分兵力投進去，爾後竟把全部用上了。結果，使得德軍的第1和第2軍團之間，出現了一個寬達50公裡的缺口，只有一個騎兵掩護隊在那裡擔負掩護任務。克魯克所以敢於進行這種冒險，是因為當面的英軍向與該缺口相背離的方向迅速撤退了。甚至在9月5日，當其他部隊部已回轉頭來的時候，英軍還繼續向南走了一天。可是，英軍這個暫時“脫離”敵人的行動，對於法英聯軍的勝利，卻具有意想不到的間接性貢獻，成了爾後取勝時一個並非預期的保證。這是因為，當英軍在爾後調轉頭來實行進攻時，標洛即獲得情報，認為英軍部隊正是向德軍兩個軍團之間所形成的缺口開進，因而他在9月5日下達命令，使其第2軍團往後撤退。由於這個原因，德軍第l軍團對毛羅裡所取得的暫時性優勢，馬上就被抵消了，並且因為自己的行動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於是，也在同一天開始後撤。

    到了9月11日，根據毛奇的命令，德軍各部隊實行全面撤退。其中，有的還是在沒有奉命之前就獨自行動的。他們想在凡爾登地區對法軍進行局部包圍的企圖未能實現，因為第6和第7軍團從南面迂回法軍要塞的計劃沒有成功，他們在法國東部的國界上，未能克服法軍的防御工事。看來很難理解的是，德軍統帥部竟會如此盲目行事，居然把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對法國防御工事進行組織並不完善的正面強攻之上。而且很明顯，早在開戰以前，他們即已認識到，這樣的強攻是不會有希望的，因而德軍統帥部纔作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即不惜侵犯中立國家而經由比利時去進攻法國。可是到了實際作戰的時候，德軍統帥部卻反而相信並臨時采取了正面強攻的方式，這實在是天大的怪事。

    可見，馬恩河會戰的結局，也正是德軍出現混亂現像的結果。毛羅裡指向德軍右翼的突擊，引起了德軍部隊的混亂，使其防御中的薄弱地段出現了裂口，而由於裂口的出現，德軍統帥部在心理上受到了震撼。還可看到，克魯克的迂回機動，以及他在占領李-卡陶以後繼續實施的進攻，對於破壞霞飛的第二步計劃，即預期迅速轉入進攻的計劃，以及促使法英聯軍有組織的後撤，是曾經很有價值的，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他隨後指向法國中心地區的進攻，即直接對著敵軍的進攻，卻招致了失敗，使德軍的計劃遭到了破產。而且應該指出，毛奇在戰略上的路線，後來更加趨於直接化了。德軍的左翼部隊竟向法軍陣地發起正面強攻，其結果，不僅花費了高昂的代價，而且在戰略上毫無收獲。

    把霞飛的退卻當作一種間接路線，未免有點言過其實。在馬恩河會戰中的機會，完全是人家送給他的，是偶然性的，他甚至預先連想都沒有想過。加裡伊尼的突擊，在時機上正好湊巧，剛好是在德軍第1和第2兩個軍團占領新陣地之前，因而未能掩護德軍主要集團的側翼。可是，就是他的這次突擊，也是過於直接化的，並不足以產生決定性的結果。如果他當時聽了霞飛的第一個指示，在馬恩河以南實施突擊，那麼，其突擊就會更加直接化。應當指出，從最後結果來看，迫使德軍實施後撤的突擊行動，是一種間接路線，但是這個行動的采用，卻完全是偶然性的。英國遠征軍脫離開敵人，一時“失蹤”，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可幸的是，他們以後遲遲地再度出現，恰好又直指著德軍右翼那個正在裂開而且已被削弱的接合部位。法國的批評家們，大多譴責英軍的遲緩誤事，殊不知正是由於英國人的遲緩纔獲得了相反的結果。如果英國遠征軍回頭進攻的時機提早，那麼可想而知，德軍接合部上的兵力就不會如此薄弱。毛羅裡的進攻未能獲得決定性的結果，因為早在德軍從接合部上抽出兩個軍來的時候，他的攻勢已經受挫而停止了。這樣就使德軍的兩個軍處於行軍狀態，未能對會戰的結局產生任何影響。

    然而，在探討德軍實行退卻的原因時，我們還要指出一個不為人們注意的情況。當時，德軍最高統帥部獲得一個情報，說英軍正在比利時海岸實行登陸，所以他們很敏感，害怕自己的後方和交通線受到威脅。因此，還在馬恩河會戰開始以前，他們就有了後撤的打算。9月3日，德軍最高統帥部的代表亨奇中校奉命到達第1軍團司令部，親手遞交了最新命令，並通知說；“消息很不好。第6和第7軍團已在南錫和阨比納爾地區受阻，第4和第5軍團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法國正在利用鐵路調遣軍隊，從右翼方面抽調兵力開往巴黎。英國的生力軍也繼續不斷地在比利時海岸登陸。還有傳聞說俄國的遠征部隊也在比利時上陸了。因此，撤退將是無可避免的。”德軍統帥部究竟害怕到什麼程度呢?當英軍有3個營的海軍陸戰隊在奧斯坦德登陸以後，僅在48小時之內，在德國將軍們的眼裡，就變成為一個擁有4萬人的“軍”了。為什麼會有俄國遠征部隊的謠傳呢？其來源是英國鐵路上的一位列車員，從幻想中制造出來的一個故事。看來，英國白宮真應該為這位“不知名的列車員”鑄造一個銅像。史學家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大量兵力在奧斯坦德登陸的謠傳，加上俄國軍隊到達的神話，就是馬恩會戰中決定勝負的主要原因。

    如果作個比較，那麼即可看出，這個幻想中的兵力所產生的精神作用，似乎比德軍駐在比利時境內的兵力的作用還要大。所以，自從9月9日以後，德軍因為害怕英國軍隊會從安特衛普進行出擊，以致使自己的行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由此看來，英國方面當初若是采用弗侖奇爵士的戰略，則其結果一定更加好些。如果那樣，英國遠征軍在這次決鬥中就不會有什麼消極影響，而是只有積極作用。

    法爾根漢接替毛奇的職務以後，即充分認識到，比利時海岸的英軍登陸兵，對於德軍後方具有潛在的威脅。他曾為此耽心，因而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奪取安特衛普。由於這個決定，又產生了一個具有間接路線意義的機動。可惜的是，在實行這個機動的時候，完全不如理想，因為德軍的行動又愈來愈變成直接路線的行動了。雖然如此，這個機動還是產生了良好的效果，使聯軍方面遭到失敗，幾乎到了覆滅的邊緣。

    9月17日，霞飛獲悉毛羅裡迂回德軍翼側的企圖未能奏效，於是決定編組一個新軍團，由卡斯特爾勞指揮，用來從翼側迂回德軍。可是在此以前，聯軍對德軍的正面追擊，已在安訥河上被阻止住了。此時，德軍已經填補了部隊之間的缺口，恢復了態勢，而且德軍統帥部區猜出了法軍進攻的方向，準備著迎頭粉碎這個規模有限的機動。

    在以後的一個月當中，雙方都曾企圖攻占對方的西邊側翼，彼此輪流進攻，但是都未達到目的。關於戰爭的這一階段，用一句廣泛使用但是並不準確的話來說，就是“向海邊賽跑”。對於這種毫無結果的嘗試，法爾根漢早在霞飛之前很久就感到厭倦了，於是，他在10月14日設想了一個戰略性的陷阱，預期法英聯軍在下一次迂回他的翼側時會來自投羅網。他把前不久新編成的一個軍團擺在翼側，用來粉碎聯軍迂回德軍翼側的企圖，同時，卻把另外一個軍團，即由攻陷安特衛普以後所騰出的部隊和新組建的4個軍所編成的那個軍團，用於西邊方向，令其迅速地向比利時海岸邊上開進，其任務是突擊聯軍被圍集團的側翼，而後前出到其後方。為此，他甚至暫時地控制著正要追擊比軍的部分兵力，不去追趕從安特衛普撤退出來的比利時部隊，避免過早地使聯軍指揮部獲得消息，以免敵人事先有所察覺。

    對於聯軍來說，可幸的是比利時國王阿爾培特為人謹慎，他看清了當時業已形成的局面，因而拒絕了福煦的建議，沒有去參加側翼機動，沒有把自己的軍隊調離海岸地區。因此，比軍固守了陣地，抗擊了德軍的猛攻，最後，還放水淹沒了沿海的低地，使德軍無法從北而突進。這樣，迫使法爾根漢不得不采取較為直接的路線來進攻聯軍的翼側。而在這時，英國將軍海格正好率領一個軍從安訥河地區趕到，因而這個側翼已經伸展到了伊珀爾。

    提早到達的英軍曾被擺在右翼和中央，他們的進攻被阻住了。盡管如此，約翰•弗侖奇還是命令由海格指揮的左翼兵力去實現霞飛關於進行迂回機動的夢想。事情很僥幸，德軍也曾提前開始進攻，正好又與聯軍的行動巧遇，因而進攻又是毫無結果。當時，弗侖奇受著福煦的影響，在一兩天之內都堅決相信英軍的進攻在繼續發展，可是實際上，海格部隊進行著艱苦的戰鬥，也只能是保住著自己的陣地。法英兩軍的指揮官都對戰場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下述事實可以部分地證明這一點：伊珀爾會戰，也和因克曼會戰一樣，實質上只是“士兵們各自為戰”，因為會戰實在組織得不好，幾乎沒有什麼指揮。至於法爾根漢，則由於前出到海岸的企圖被打破，以致在整整1個月的時間內，決心一再地迎面攻擊敵人，想以直接的攻擊去奪取勝利。盡管防御方面的兵力並不充足，但是和往常的慣例一樣，頑強的防御還是勝過了正面的進攻。因此，雙方的軍隊都被迫在整個戰線上挖掘戰壕。這條戰壕線從瑞士邊境一直延伸到了西邊海岸。最後，整個戰線終於穩定下來了，使戰爭形成了僵局。

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的西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