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民法一百年來之回顧與展望（一）

作者：向明恩

I. 前言

西元1900年1月1日德國民法(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簡稱BGB)生效施行，迄今適值一百週年。英國法治史學者Maitland氏力讚，此部民法為舉世最縝密之內國法[1]。誠然，1900年的德國民法不同於拿破崙法典，係用字最審慎，體裁編列最科學化之法典[2]。日本民法、瑞士民法、奧地利民法、土耳其民法、匈牙利民法、巴西民法、泰國民法、中華民國民法、秘魯民法與希臘民法等，均深受德國民法之影響。吾國民法於繼受歐陸法之際，主要以德國民法為藍本，所受之影響更為深切。誠如王澤鑑教授所言：「中國法制因繼受德國法而科學化。制度可以修正、變更，甚至廢棄，但方法將永遠存在。此為我國繼受德國法之真正之意義[3]」。德國民法之精髓，乃在其體裁編列之科學化，故概念之形成（Begriffsbildung）與體系之結構（Systemaufbau）尤值得重視。值此民法典施行百年之際，特擬此文回顧其一世紀來的發展，與展望其未來趨勢。本文共分五節：首先擬淺論德國民法法典化之歷史成因；次之，概說德國民法法典之制訂過程；進而，論述德國民法法典之編制體裁，並著眼其保留日爾曼法與繼承羅馬法之相關規定，以作為各編主要討論之內容；繼之，由德國政治與社會之變動觀察，有關德國民法之發展與修正；嗣而，略述德國民法各編之內在變動與特別法之規定以及為因應歐洲共同體統合之發展趨勢，德國民法勢面臨的新挑戰，最後，乃輔以德國民法未來發展之走向為收筆。

II. 法典化形成之歷史背景[4]

1.         政治分裂，法律規範各異

在1871年德意志帝國（Deutscher Reich）建立前，德國之政治局面乃是呈現四分五裂之勢，其反映於法律層面，係各領域適用各自法律之規範。除了不計其數適用於各省、邦或城邦之特別法外，在本文所關注之民事法範疇中，依其政治領域之劃分，其各地適用之民事法規乃如下：普魯士東部與西伐利亞（Westfalen）敏斯特區（Münsterland）之東部區域，係為普魯士所有，故適用普魯士一般邦法（Das preußische Allgemeine Landrecht，簡稱ALR，1794年公佈施行）[5]；萊茵區（Reinland）與西伐利亞（Westfalen）之一部，係為法國所佔領，因而適用法國民法法典（Der Code Civil，或稱拿破崙法典，1804年公佈施行）[6]；處於普魯士與法國佔領區間之區域，如現今之尼德薩克森（Niedersachsen)、漢諾威（Hannover）史萊斯威斯-荷斯坦（Schleswig-Holstein）、梅克蘭堡（Meklenburg）、紐佛波曼(Neuvorpommern)與杜林根（Thüringen）等地，咸以羅馬法(Römisches Recht)與教會法（Kanonisches Recht）為一般之共同法（Gemeines Recht，jus commune）[7]，而加以適用[8]。其他地區，另有巴登邦法(Das Badische Landrecht )、薩克森民法(Das Sächsische BGB)、丹麥法(Dänisches Recht)、奧地利普通民法法典(Das österreichische Allgemeine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簡稱ABGB，1811年公佈施行)等。

2.         Thibaut氏與Savigy氏對民法法典化之爭[9]

在十七八世紀的歐洲，自然法（Naturrecht）為法律思想之主要潮流，認為個人是一切法律起點，理性是法律制度之根基，自由意志是理性之內涵，平等是上帝之安排，享受權利，追求幸福是人生之最終目的，須負擔之義務當隨之而來[10]。1804年之拿破崙法典即為自然法之結晶，目的即在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由於拿破崙法典之制訂，在歐洲隨之引起一波又一波的法典化運動。

十九世紀前期的德國，有一部份法學者基於愛國與民族主義思想，主張編篡統一之法典。特別是以海德堡大學任教之羅馬法教授Anton Friedrich Justus Tihbaut (1772-1840)[11]，為法典編篡派之代表。在其1814年公開發表之著作「論德國民法總則之必要性」（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es für Deutschland）一文中，力陳法典化之急迫與需求。同年，集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大成之法學者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2]，於其名著「從我們時代之使命，論立法與法學」(Vom Beruf unserer Zeit zu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中，力駁法典之編篡。其主張，法律之進化有其一定之軌跡，法律只能成長，不能由人之理性智慧來創造。並認為法律是最高原則之宣示，此最高之原則非源自於理性與道德之自然法，而是由人類社會交往經驗之習慣法[13]。Thibaut氏所主張之立法運動，乃反映平民階級之要求，相對而言，Savigny氏力倡反法典化，則代表了德意志各小邦封建貴族之利益。為防止民族與自由思想之興起，當時地主貴族佔著政治之優勢，極力反對，法典化之爭議遂嘎然終止。

3.         經濟利益追求，促使商事法統一化

十八世紀中期之工業革命（Industrielle Revolution），帶動了商業與工業之蓬勃發展，基於經濟利益的追求，從而藉助政治力量，意圖推動建立共同統一之商事法典。在1815年至1866年德意志聯盟 （Deutscher Bund）時期所制訂之統一商法典如下：其一，為1848年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召開之德意志國民議會（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所制訂之「一般德意志交易規範」（Die Allgemeine deutsche Wechselordnung，簡稱ADWO）。雖嗣後德意志國民議會解散，其政治目的亦告失敗[14]，然而，這部交易規範幾乎已施行於德意志各城邦。其二，係1866年，位於法蘭克福的德意志聯盟議會所制訂之「一般德意志商事法典」（Das Allgemeine Deutsche Handelgesetzbuch，簡稱ADHGB）。此部商事法典，則於德意志聯盟地區施行[15]。其三，為1866年根據羅馬法之法律彙編（Pandekanten，或稱 Digsta）為藍本所草擬之「德勒斯登債法草案」(Dresdener Entwurf eines Obligationenrecht)。此草案係由1860年在柏林召開之第一次德意志法學家會議（Der erste Duetsche Juristentag，簡稱DJT）所推動，此會議之宗旨，係「努力促進德意志法領域之統一」[16]。嗣後，因普奧戰爭與德意志聯盟之解體，此草案亦無疾而終。

4.         民族自由主義之興起，推動德國民法法典化

1848年法國巴黎爆發革命，革命浪潮，亦湧進德意志。同年，受到法國革命之刺激，自由主義者揭竿而起，代表全國人民爭取民族國家之統一、立憲、民主化與自由化[17]，並於法蘭克福保羅教堂所召開之國民會議，制訂統一德國之第一份憲法。依據保羅憲法第64條之規定：「帝國有權透過一般民法法典，一般商事法典和一般交易法典，一般刑法法典與一般程序法法典之公佈，以建立德意志人民之法律統一（Rechtseinheit）。[18]」據此規定，帝國擁有編篡統一民法典之權限。二年的群眾革命運動之後受到鎮壓，國民會議也告解散，民法法典編篡之意圖，亦橫遭阻攔。

嗣後，1867年所制訂之北德意志邦聯憲法（Die Verfassung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中，規定邦聯之立法權限，僅囿於制訂公佈統一之債法（Obligationenrecht）。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透過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德意志帝國(Deutscher Reich)成立。 統一德國之政治和社會範疇，係為保守聯邦勢力（Konservativföderalistische Kräfte）所控制，致使1871年所制訂之帝國憲法（Die Reichsverfassung）規定，有關帝國之立法權限亦僅限於統一債法之編篡[19]。鑑於如此狹隘之立法權限，民族自由派(Nationalliberalen)之議員Johannes Miquel 和Eduard Lasker 乃相繼提案，力主擴張立法權限及至共同民法（Das gesamte bürgerliche Recht）之制訂，然而此項提案，要不是因為未逾帝國議會之多數決（Reichtagsmehrheit），要不就是因聯邦參議院（Bundesrat）之反對而告失敗。終於在1873年12月20日經過帝國議會多數決與聯邦參議院同意，修正帝國憲法條文，使帝國之立法權限擴及於「共同民法，刑法與訴訟法」[20]。此增定條文，遂被稱為Miquel-Lasker 法（Lex Miquel-Lasker）。

III.德國民法法典之制訂

1.         第一次草案

1874年2月28日聯邦參議院(Bundesrat)，委任五位專家組成一個預備委員會（Vorkommission），其工作之宗旨係擬定民法草案制訂計畫與方法之評鑒報告。此份評鑑報告亦為聯邦參議院嗣後加以同意。同年6月22日，聯邦參議會指定六名法官，三位政府高級官員與二位法學者組成第一次民法草擬委員會[21]，此委員會目的在於「以一種符合當代學術要求之法典型式，集結制訂一部順應德意志帝國整體現狀之民法」[22]。同年9月17日至29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由帝國最高商事法院法官Heinrich Eduard Pape(1816-1888) 擔任主席。在此次會議中，決議民法典共分五編，並分派五位委員擔任編輯負責草案之擬訂：巴登州的高級官員Gehard負責民法總則；弗騰堡的高等法庭主席（Obertribunalsdirektor）v. Kübel 主事債法；普魯士的高等法庭委員（Obertribunalsrat）Johow專責物權；普魯士上訴法院委員（Appellationsgerichtsrat）Planck 責成親屬法；而巴伐利亞的高級官員v. Schmitt 則職司繼承法[23]。歷經於七百次之會議，終於在1887年底完成第一次草案（I. Entwurf），總計2164條，並附加立法理由（Motiven），於次年公佈。

1887年所完成之第一次草案與立法理由書，旋即遭受激烈之抨擊與反對，除指責此草案欠缺對實際社會之關注，不符合社會實況與規範文字過於抽象等外，最主要之反對理由是繼受羅馬法太多，而忽視固有之本國法。例如法學者Otto von Gierke（1841-1921）即直指：「這個法學技術的作品，既非是德意志的，亦非社會的，也不是民族的」[24]。

2.         第二次草案

1890年4月12日聯邦參議院(Bundesrat)重新委任編篡委員會，即所謂之第二次委員會（Zweite Kommission），係為修改第一次民法草案而設。前普魯士上訴法院委員（Appellationsgerichtsrat）與哥廷根大學榮譽博士Planck（1824-1910）被任命為執行秘書長（Generalreferenten），委員會之成員除以法律專家為主外，並聘請非法律人之代表，例如農業、工業、商業與國民經濟等相關領域之人士共同參與。原則上第二次草案並未做重大之變更，仍以第一次草案為基礎架構，進而修改第一次草案中艱澀難懂之文字，並增補一些基本概念，使其更加清晰，並符合社會之要求。誠然，此次草案顯著之成果在於，顧及日爾曼固有民族的習俗，來擬定婚姻關係之財產權（Eheliches Güterrecht）與監護權（Vormundschaftsrecht）規定[25]。1985年10月22日第二次草案(II. Entwurf)完成，並附加理由書（稱其為Potokollen），提交予聯邦參議院(Bundesrat)。然而，有關民法施行條文之草案（Der Entwurf des Einführungsgesetzes des BGB；簡稱EGBGB）則直至1896年2月8日才完稿。

3.         第三次草案與公佈通過

聯邦參議院（Bundesrat）修改第二次草案，並於1896年1月聯邦參議院大會決議通過，此次之修定草案稱為第三次草案（III. Entwurf）。同年1月17日，此草案（包含施行法草案）連同帝國司法部備忘錄（Die Denkschrift des Reichsjustizamtes）以建議條文(Gesetzesvorschlage)之形式，送帝國議會三讀審查。一讀會中，除了小幅度修改第三次草案外，則首次增列自書遺囑（Eigenhändiges Testament）為遺囑之基本類型。在二讀會與三讀會中，內政為討論重心。尤其以社會民主黨人士所提出之問題，最引起激辯[26]：第一，關於社團法（Vereinsrecht）中國家控制(Staatliche Kontrolle)之議題；第二，關於婚姻法（Eherecht）中世俗婚（Zivilehe）[27]、婦女之平等地位與責任原則（Schuldprinzip）等問題；第三，為加強租賃契約與勞務契約（Dienstvertragsrecht）規範中經濟上弱者之保護，故大力主張另行制訂勞工契約法（Arbeitsvertragsrecht），藉以補充勞務契約法之不足。然而，當時潮流所趨在於亟欲制訂一部統一的民法典，多數議員唯恐法典化之進程延宕與破裂，在1896年1月7日，縱有社會民主黨議員全體之反對，帝國議會仍以多數決三讀通過德意志帝國民法法典。同年7月14日在聯邦參議院同意後，德意志帝國國王威廉二世（Wilhelm II.）於8月18日簽署，並於8月24日在帝國法律公報中（Reichsgesetzblatt）加以公佈，並自1900年1月1日起，生效施行。學者Laufs氏謂：「此部民法具有Max Weber所描述的現代化法典的要件，亦即表現出高度發展抽象的概念語言（Begriffssprach）、非激情-中立的客觀性與學術的精確性」[28]。(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