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去只研究科技在非人類領域的應用，然而現在人本身卻已經成為科技的對象。工具人將他的技藝轉而應用到他自已身上，這是人類的技藝對於自然最後的投入，因而也是對倫理學思想的最終努力的挑戰。

 一、生命的延長

我們可以舉人類的死亡做為例子。以前誰有需要為他所希望與選擇的生命長短做出決定呢？對於年壽的最高限度－「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聖經．詩篇》）－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年壽最高限度的不容改動性因而是埋怨、屈服與白費力氣的對象。我們不能說，對於可能的例外還可以抱有希望的夢想，否則是多麼傻呀。不尋常的可能的例外，幾乎絕對不能得到肯定。神話與傳奇故事正是在這些不容懷疑的無法變動的背景上，搬演這些主題。認真的人寧可與〈詩篇〉的作者們一起祈禱著，「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已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在此問題只在於，人對其既與性要採什麼樣的態度，而不在於行動與有效的決定之領域中。

    但在今日，我們可以預期，透過細胞生物學的進步，抑制生物化學的老化過程並延長人類的壽命（甚至或許可以延長到非特定的時間），是實際上可以指望的。死亡似乎不再是生物的本性所屬的必然性，而是一個可避免的、在原則上可克服並長遠推遲的一種有機體的錯誤。人類永遠的嚮往，其實現似乎己經即將來臨了。這也使找們首次得以認真地提出以下的問題：「這如何是值得追求的？這對個人或人類種族而言如何是值得追求的？」這個問題涉及的是我們整個有限性的意義，我們必然會死亡的意義，以及關於死亡與繁衍之均衡的一般生物學的意義。

在這些最終極的問題之前，我們還可提出更實際的問題，例如誰才應當進入這些假定中的恩賜呢？是那些具有特別價值或功勞的人們嗎？是那些社會傑出人士或重要人物嗎？或是那些付得起錢的人呢？還是每一個人？看來似乎是最後這個才是惟一可以考慮的。但這似乎得付出相對的另一端，即人類的來源這一端為代價。因為很顯然的，按人口數的尺度，壽命的延長其代價即是人員替補速度等比例地放慢，這即是說，將降低新生命的出生。其結果因而是，老年人口的比例愈來愈高，而青年人口的比例愈來愈低。這對一般的人類狀態倒底是好還是壞？這對人類是有利還是不利？青年人的位置被先到的人佔據了，這倒底是對還是不對的？必將死亡與新生命的誕生是互相伴隨的：死亡正是出生性(Gebürtigkeit)永恒的源泉（出生性是借用Hannah Arendt所鑄造的術語）。如果死亡是這樣支配的，則我們就必須在做決定的空間中，深思他的意義。

說得更極端一點：如果我們取消了死亡，我們就同時取消了繁衍。因為繁衍正是生命對死亡的回應。在此我們就是以一個沒有青年人的老人世界為有價值，就是以一個只有熟識之人，而不以對以前還不在的人有驚奇的世界為有價值。然而，存在於必然會死的冷酷支配中的智慧，或許就是，必死性提供了永恒新生的承諾，這種承諾並即存在於青年人的新鮮、直接與熱情之中，從而持續不斷地提供了變易性(Andersheit)本身。這是大量累積的延長的經驗所無法替代的。延長的經驗絕無法重新獲得獨具的優先權，而得以再用新生的眼睛第一次去看世界。他們不能再重新體驗驚奇（依柏拉圖之見，驚奇正是哲學的開始）。成年人不再有兒童的好奇，即使直到成年人已經在知識的渴望之前感到倦怠了，兒童所具有的好奇還是只有很少部分轉變成成年人的知識渴望。這種不斷新生必須以不斷死亡為代價，而這大概才是人類希望之所繫。以防人類陷入百無聊賴與一成不變之中，並給生命的自發性提供機會。

我們所期待的壽命需要有一個絕對必要的界限，以做為我們每一個人會去數算自已的日子的推動力。

就科學的企圖來說，科學是要給人一個愛人類的禮物，這個禮物可以使遠古以來所關切的願望成真——亦即可以使人脫離死亡的咀咒——但這個企圖很可能轉而對人類不利。在此我不再贅述些預言了，也不再贅述我這些顯然有成見的評價。我的主張單單是，我們在盼望得到前面所說的禮物之前，必須先提出以前在實踐抉擇的領域內從未提問過的問題。我們必須研究這些問題，而且必須按道德的原則加以研究，而不是按利益的壓力加以研究。

二、行為控制

與所有其他準烏托邦的可能性一樣，生物醫學的進步使得終能轉換成科技的能力，已經有部分是可以提供應用了，而另外的部分也為期不遠。關於這些準烏托邦的可能性中，行為控制比起前面暫時還只是假設性的狀況，更接近可以實用的階段。對此所提出的道德問題雖然比較不深奧，但仍與人類的道德構想息息相關。行為控制這種新的干預，同樣超出舊有的倫理學範疇。舉例來說，我們過去並沒有準備好處理，用化學葯劑控制心靈，或經由植入電極以使用電流對大腦直接作用，以達成假定會受到支持或值得讚許的目的等問題。很顯然的，在這裏做好事的可能性與危害的可能性參半，而其界限又不容易劃清。像給精神病人解除痛苦與功能障礙的病症，看來是做好事。但從減輕病人的痛苦——這一直是與醫學的傳統連繫在一起——卻很容易就導向社會想減輕他的成員在做困難的個人行為時的負贅：這即是從醫學的應用轉變到社會的應用；這開啟了一個無限定的場所，它帶有很令人疑慮的潛能。在當代的大眾社會中難以處置的統治與脫序等問題，使得社會控制的方法為了非常有誘惑力的社會操縱的目的，而擴展到非醫學的範疇。在這裏產生許多有關人權與人類尊嚴的問題。這些幫助究竟是在剝奪人的行為能力，還是在解放人的束縛。這些困難的問題催促著具體的回答。我們應該用大量投葯來誘導學童的學習態度，而避免求諸自律的動機嗎？我們應該用電流安定大腦區來克服侵略性嗎？我們應該在原應由人在生活與實行中創造的幸福與快樂的對象之外，單獨刺激享樂中樞來製造幸福與快樂的情感嗎？可以舉的例子還有更多。商業公司可以借用這些科技，從提高他們職員的工作績效來獲得利益。如果我們繞過人的道路，而代之非人機制的捷徑，來處理人的問題，則除開強迫或同意的問題不談，除開是否有非預期中的副作用的問題不談，我們都已經從自我人格的尊嚴中剝奪走一些東西了。並且已經從能負責任的主體走向計劃性的行為系統。社會的功能主義，無論是多麼重要，終究只是事實的一個片面而已。重要的問題毋寧在於，社會應由那一種人組成，才能使社會的存在有價值。社會可操縱性的增加，是以付出個人的自律為代價的。在任何順著這條路線前進的地方，我們都應該問整個人類作為的價值、其操勞的價值所在等問題。回答這些問題要以我們感覺到負有義務的人類形像為準。我們要在我們今日對他所做的、或能對他所做的，而不在以前對他從未做的光照下，重新深思人類的形象。

三、遺傳學的操縱

在更高的層次上，對於未來的人類的基因操縱，可以說是把科技應用於人類的最後一個對象。以上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在這裏只是預先考察並順便處理一下而已，等到日後出版的「應用」部分中，我們再以專章來處理。在此我們只想指出工具人具有這個很有野心的夢想。這個夢想用俗話來概括就是，人想掌握他自己的進化。這樣做的目的不只是為了人類整體的生存，而更是想按自己的設計將人加以改良與改變。我們是否有權力這樣做，我們是否有資格扮演這種創造主的角色，這是我們對突然擁有主宰命運之力量的人類，所能提出來最嚴肅的問題。誰能成為人類「形象」的製作者？他按什麼榜樣？基於什麼知識呢？誰又有道德上的權利，用未來人類的本質做實驗呢，這個問題在此也得被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