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碧雯

去國八年多，儘管每年定時返台省親，但總是行程急促、來去匆匆，從無定神靜心聆聽一場學術或非學術演講的機會。今年八月上旬，結束學業返國定居後，某日閱報得知，在一大型書店有一場「科技與人文的世紀末對談」，主題是討論這幾年來持續熱門的生物科技「複製」技術，及其對於人類社會倫理秩序的影響。主辦單位邀請一位中研院院士擔任自然科學界的代言人，至於人文學界，則請到一位經常在台灣主流報章對於政局發表高見，甚至執春秋之筆的「文化評論家」。在國外求學時，雖然也曾與友人嚴肅討論生物科技複製技術與倫理關係的主題，但是坦白說，朋友圈中既無中研院院士級的人物，也無文化評論界人士，換言之，當時沒有「權威人士」在場指導，只呈現各說各話，莫衷一是之狀。反觀這場「科技與人文的世紀末對談」應該是值得寄予厚望的，出席者不僅有頭有臉，身份地位皆不同凡響。而且，僅僅「世紀末」這種字眼，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為非學術性文章，因此在內文所提及之「人文學界」與「自然科學界」並不採嚴格的學術定義。本文亦非刻意逕行人身攻擊，只想陳述一場討論會所反映的現象，以做為人文學界自我檢討的參考，因此，在此不列舉出席討論會人士的真實姓名。整場討論會過程，是由「人文學界」與「自然科學界」兩位代表輪流發表意見。本文為行文方便，將兩位代表的言論重點精簡敘述。

於稍具歷史感的人而言，聽起來既窩心又舒服，也許還為自己能抓住二十世紀的尾巴而感到莫名的自豪；「科技與人文」，啊！還聯結到「複製」這種高級時髦玩意兒！這豈不正是人類邁入新世紀的新希望嗎！聆聽這場討論對話，絕對走在時代尖端，而且絕對置身學術主流與時代脈動之中。簡言之，凡擁有人文關懷之胸襟者，凡以科技利用厚生之自我期許者，均應帶著興奮之期待聆聽這場討論。

晚間，還不到正式開始討論的時間，一間鋪上厚地毯的小型階梯型演講廳就擠滿人潮。放眼望去，大約都是學生模樣的人士，顯然這樣的主題，配合這樣的鑽石陣容，吸引了相當多的知識青年。時間一到，兩位主角加上一位主持人在一番禮讓之後，即各就各位。在主持人的開場白後，當晚身兼自然科學界與生物科技的代言人，雖然頂著中研院院士的榮冠，卻出乎意料之外的以謙虛誠懇的口吻，頻頻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參加這種討論會，自然科學界亟需與人文學者對話，希望知道人文學者對於生物科技持續發展的看法與評價、渴望得到人文學者的寶貴意見。這位自然科學界的代言人以清晰、精簡的陳述，並避免艱澀的生物專業術語，重點式的說明生物科技的發展現狀、未來預期的成果以及可能產生的社會衝擊。他明白表示：科學家乃因好奇心而從事科學研究，而現今科學家已幾乎無所不能；基因科技並未加速人的演化，反而是人的演化持續在進行；而建立在生物科技之上的人類未來美麗新世界已是指日可待，但是需要「規範」。科學家處理了「技術」，也瞭解「技術」的影響，但是「規範」一事，涉及法律層面與倫理層面，亟需人文學者的投入。「今晚」他期待一座科學與人文之間的溝通橋樑能成立。

相對於生物科技院士的誠心請教態度，擁有「文化評論家」尊號的人文學者，一開始即強調自己是一位具有「數理背景」的人文關懷者（按：他在大學時曾就讀數理方面的科系），因此對於自然學科界的種種，他都非常瞭解（按：當場他並未解釋「擁有數理背景」與「瞭解自然學科界的種種」兩者之間的邏輯何在？）。面對當前自然科學中的顯學，他以強烈質疑的態度批評生物科技的發展。有時這位「數理背景」的人文捍衛者，激動的數落自然科學界的氣勢凌人；又有時候，猶如一位人文怨婦在怨嘆自然科學的不是。這位文化評論家也論即古典倫理學中亞理斯多德與康德哲學的侷促性、近代生命倫理學的產生；在一番跳躍式的陳述之後，他提到許多國家為了提昇經濟競爭力，所以推動生物科技；再經過另一次的主題轉換之後，他說科學濫用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應該警惕，我們應該要看「Nuernberg Code」其中對於生物醫學研究之規範（按：至於「Nuernberg Code」的重點，他並未列舉一、二）。接著他認為：古典倫理學加上近代功利主義產生了今日的「結果論」，這是現代生物醫學發展思考的主軸（按：「結果論」的定義與內涵他並未解釋）。在下結論之時，文化評論家表示，近代以來，人類干預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所以倫理學與法律學非常發達（按：為何人類干預自然的能力越來越強，會導致「倫理學與法律學非常發達」？兩者的邏輯關聯或者互動、發展軌跡，在討論現場並未深入分析）；此外他提出「歐美」的保護動物呼聲非常高漲，「歐美」現在不遺餘力在提倡「動物權」運動；另外他也認為，科學人文主義是西方的傳統，而且有科學背景的學者不斷參與社會運動，這才導致科學人文主義的發展。

擁有「數理背景」的文化評論家，時常激動的猶如手持來福槍，漫無目標往天空亂放槍的激進份子。他以堆砌難解的哲學、倫理學術語，夾雜模糊不清的歷史發展脈絡，配合「科學人文主義」的大名，既把「歐美」的動物權運動形容成猶如正在「歐美」社會如火如荼進行的一場社會運動，也狠狠的教訓了只知道莽撞往前衝，而不知動物痛苦、不知反省人生的生物科學家與整個自然科學界。相較於這位人文學界代表振振有詞的激動與高亢，中研院院士代表自然科學界欲建立溝通橋樑的善意且開放態度，在「今晚」顯然是一廂情願，甚至自討沒趣！歷時一個多小時的世紀末科技與人文對話，結果呈現出「雞同鴨講」的畫面，雙方各說各話，毫無交集。當然，浩稱有數理背景的文化評論家，並不能完全代表台灣的人文學界面對自然科學的態度。但是，如果相信主辦單位的選才眼光，能被挑選出來，邀請登上檯面者，自有其在台灣輿論界、文化界的影響力與地位，更何況擁有「文化評論家」的尊號，應該非浪得虛名才是！

數日後，與一位具有歷史專業背景，而且即將進入醫科大學任教通識科目的友人談論此事，他笑著表示，很多人知道他即將到醫科大學，教醫學院學生人文方面的科目時，都說：「沒錯，那些唸醫的不應該只知道賺錢，應該要有人文素養，他們應該要向人文學界多學習！」；「其實」，友人接著說：「我們才應該向自然科學界學習！」「我們」指的當然是人文學界的每一份子。這樣的聲音與意見在台灣社會應屬少見。原本期待一場精彩豐富的科際對談，結果只見自然科學代表的冷靜與理性，以及人文學界代表「三娘教子」的高姿態與高分貝聲調。照此情勢推理，科技與人文對談的可能性不僅在「世紀末」，甚至在「新世紀末」也不甚樂觀！雙方溝通橋樑的建立，應可預期在茫茫然、遙遠的未來吧！問題究竟出在何處？思考焦點也許不應擺在「人文學」、「人文學界」、「自然科學」或是「自然科學界」的學術內涵、學術性質的相容性問題上，而僅僅在「心態」方面就值得有志之士深思。

人文與自然之間只存在知識內容的差異，而無孰高孰低、孰優孰劣之差別。二者之間的對話、交流原有其必要性，尤其是現代知識的分科越趨細密，二者的互動理應更為頻繁，知識性的互補需求理應更高。在趨向追求真理的過程中，應該不分人文、自然，理、工、文、法、商，條條大路通羅馬，殊途而同歸。但是，追求真理的目標固然清晰，實踐或追尋過程中的「就事論事、踏實討論」、「平等對待」與「互相尊重」的心態尚有待建立。是否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文學界只偏食的重視專業知識本身的吸收、咀嚼，但是形於外的卻很有可能是沒有消化、沒有條理，甚至雜亂無章的一堆人文學術的專有名詞；沈浸在一堆歷史、哲學或是思想的專門用語中，講者自己飄飄然，聽者儘管不懂，但也滿足了心靈深處一絲絲的虛榮，那也許是一種不可告人、偷偷又陶陶然的喜悅！是否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文學界重視人文精神傳承所必須表現的「風骨」，甚至「傲骨」，但是形之於外者，卻變成自視甚高的「身段」與睥睨一切的「擺架子」；因此討論的對方沒有「平等權」只有「接聖旨、聽教訓」的份！是否長期以來，台灣的人文學界自感不如自然科學的走紅與得寵，在長期的壓抑、自卑與抑鬱不得志情形之下，宣洩於外者，突變成為無法理性、冷靜的就事論事，甚至必須在歇斯底里邊緣游走，為人文學界仗義執言！

「討論」—「平等看待討論雙方」，「溝通」—「互相尊重之下的溝通」，在台灣的人文教育中也許一直被忽略，也從來不被文化工作者、文化評論家，以及整體人文學界所看重、強調甚至具體表現出來。「那畢竟只是心態問題，沒什麼大不了的！」—也許有人會如此回答。但是代代相傳之下疏忽這種「小節」，下場與後果也許不只已反映在這場科技與人文的無趣對談之中，進一步地也扼殺未來科技與人文的交會的可能性，損失的恐怕不只這一代，而是未來的數世代。

世紀末的討會結束後，留下些許時間給現場觀眾發問，有學生請教中研院院士有關台灣生物科技在國際的實力與發展方向、有學生詢問出國攻讀生物科技後，未來的就業市場……至於人文可以在科技發展中扮演何種角色？人文在當前科技發展中的自我定位為何？未來人文與科技的互動模式如何建立？一個核心的課題：生物複製技術即將衝擊社會倫理秩序，人文學界對此有何高見？這些銜接科際整合的問題，討論會後沒有人提出。也許有此疑問的稚嫩學子們，已淹沒在文化評論家譴責自然科學界的砲火聲與專業名詞大海之中，苦思何謂古典倫理學？何謂生命倫理學？何謂科學人文主義？偶爾聽說西方有保護動物的呼聲，但從不知已成為烈火燎原之勢的「歐美」社會運動！但是「歐洲」和「美國」是可以相提並論的思考範疇嗎？文化評論家「今晚」所反映出的現象，所吐露的諸多名詞，學子們還需要相當時間沈澱與釐清。

這場表達粗糙與內容貧乏的世紀末人文與科技對談，帶來了去國八年返台定居後第一場「文化震撼」。步出會場的那一刻，吸一口夜晚的冷空氣，稍微冷卻一下剛才的衝擊，深刻感到台灣人文學界在新的世紀中，有待努力的空間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