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區歷史

摘自: 香港天主教會一百五十週年記念特刊 -- 陸鴻基

鴉片戰爭後﹐大清帝國割讓給大英帝國的香港﹐不是一個中國城市﹐而是一個荒島﹔島上只有二三千漁農人家。羅馬教廷在港設立傳教區﹐並非著眼於島上的少數居民。教廷的目的﹐長遠地利用香港作為對華傳教的基地﹐而急待解決的問題﹐是那些跟隨英國政府來到島上的教友的需要。這包括愛爾蘭和印度士兵﹐和澳門來的葡萄牙文員。

直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這些外籍人士在香港教友中所佔的比例都相當大﹔因此﹐他們的需要﹐也佔用了教會頗大的時間和精力。除了為外籍教友服務之外﹐教會的人力物力﹐大半分配給市區的華人教友團體﹐和在廣大的郊區進行傳教工作。這廣大的郊區﹐不單只是香港的新界地區﹔香港教區也包括了鄰近的幾個廣東省的縣份。事實上﹐歐洲來的傳教士﹐往往認為鄉村才是「真正」的中國﹐才是他們工作的對象。所以他們寧願下鄉﹐也不喜歡留在香港市區。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批內地人民和原在內地工作的外籍傳教士湧到香港﹐香港教友人數﹐在二十年內增加了十培。外籍教友的比例大減﹐同時﹐隨著香港社會的演變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改革﹐香港教會在言語上和文化上﹐也成了無容致疑的華人教會。同時大陸的政治形勢﹐也使香港教區的本港部份和內地部份分離了。香港教區遂作了七十和八十年代的香港工商業都會教會﹐而不再是以農村為首要對象的傳教站了。

香港的天主教會﹐主要可分為六個階段﹕

一) 監牧區時期 (1841-1874)

一八四一年教廷成立香港宗座監牧區﹐所謂「宗座監牧區」(Prefecture Apostolic)﹐是直屬教廷傳信部的一個傳教區﹐由一位神父擔任監牧。這是香港教會的草創期。當時傳教人手很不穩定﹐沒有固定的傳教士人力的來源﹐但天主教會已開始建設聖堂､修院､嬰堂和學校。由於香港的衛生和社會狀況都很差﹐傳教士多半來港工作數年﹐才三十多歲﹐就病死了。這時期香港教友以歐洲或澳葡為主。按一八五六年的統計﹐全港七萬人口之中﹐有教友三千人﹐其中一半是澳葡﹐六百是從廣州或澳門來的中國人﹔其餘是菲律賓人或歐洲人。

監牧區成立了二三十年﹐教廷終於覓得願意在香港承擔起傳教責任的組織 -- 宗座外方傳教會 (P.I.M.E.)。此後一百年﹐香港天主教都是由宗座外方傳教會負責。

二) 代牧區前期 (1874-1910)

一八七四﹐香港宗座監牧區升格為宗座代牧區 (Vicariate Apostolic)。「宗座代牧區」也是直屬教廷傳信部的傳教區﹐但其首長由一位主教擔任。(不過,這位主教按照天主教教律不是該區主教,而是歷史上一個古老教區的領銜主教。)代牧區成立四十多年﹐內前後共有高主教､和主教､師主教三位代牧。此時香港教務迅速發展﹐學校和慈善機構的數目不斷增加﹐堅道主教座堂也是在這時期建立的。除了宗座外方傳教會以外, 若干其他傳教團體和修會﹐也有來港服務。巴黎外方傳教會 (M.E.P.) 更在香港設立納匝肋出版社。這是當時全亞洲規模最大﹐出版語文最多的出版社﹐專門供應亞洲各地傳教工作的需要。

內地農村地區仍然是香港代牧區傳教工作的重點所在。事實上﹐和主教與師主教﹐以至他們的繼任人恩主教､白主教､和胡主教﹐都曾在香港以外地區工作了很久﹐才返回香港就任﹐掌管教務。和主教與師主教膺任代牧之前﹐只在香港市區工作過短短兩三年的時間。十九世紀末年﹐全港人口約三十萬, 其中教友有八千多人﹔非華籍教友﹐仍佔很大的比例。

三) 代牧區後期 (1910-1946)

一九一零年代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崩潰的年代。隨著辛亥､五四運動､軍閥割據﹐以至國共兩黨興起和對峙﹐中國的局面屢經波動。香港也受到不少衝擊﹐特別是一九二零年代的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在波動之中﹐香港教會的領導人恩理覺主教一般都是採取較保守立場。但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之後﹐香港教會也跟中國認同﹐起來呼籲教友支持抗戰。事實上﹐香港教會雖然在很多事情上與港英政府合作﹐但卻從來沒有全面的認同。代牧區一向都希望一些英語神父參與工作﹐但終於還要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愛爾蘭擺脫英國統治以後﹐才從愛爾蘭邀請耶穌會會士來港服務﹐主持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和香港仔華南總修院。

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給教會的打擊也很大。戰前有教友二萬人﹔戰後只剩下三千人。

四) 教區建立期 (1946-1967)

中國內戰和各種變革﹐促使內地人民大批移民香港﹐使香人口從1945年的五十萬﹐急增至十年後的二百五十萬。教友的人數增長得更快。六十年代中期全港人口三百五十萬﹐內有教友接近三十萬。有些教友是從內地遷徙來的﹔但更多是在香港奉教的。這時期﹐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有不少都到了香港工作﹔各區教士不能在內地鄉間傳教﹐也同到香港。同時在白英奇主教領導下﹐教會的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在難民社會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也吸引了不少人皈依。

一九四六年﹐教廷把中國的所有代牧區一起升格為教區 (Diocese)﹐就此成立中國聖統制 (Hierarchy)。香港代牧區也成了教區﹐暫仍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管理。

五) 更新與本地化的時期 (1967-1975)

到了六十年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改革之風吹到香港。香港教區經歷了二十年的急劇增長﹐這時期也開始了質量上的演進和深化。一九六七年徐誠斌神父被祝聖為輔理主教﹐兩年後接掌教區﹐成為香港首位華人主教。

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香港教友人數再沒有增長﹐但教會的精神和事業﹐在六､七十年代卻漸深化和本地化﹐這一方面當然是「梵二」改革使然﹐但與香港社會整體的演變､香港人知識水準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也很有關係。一九七零年召開的教區會議﹐可以說是這更新運動的一個高峰。教區內很多人都感到更新和本地化的可貴。教會內的各種事業﹐也漸趨開放和植根本土。

一九七三年徐主教去世後﹐李宏基主教繼任。李主教於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因心臟病發逝世。

六) 富足社會中的教會 (1975- )

一九七五年胡振中主教繼任。一九八八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委任胡主教為樞機。這時期香港經濟蓬勃﹐社會漸趨富足。教友約佔全港人口二十份之一﹐跟整個社會緊密結合﹐喜樂憂戚與共。教會所辦理的學校和服務機構﹐約佔全港總數的五份之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