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奎斯
生平
Márquez生於1928/3/6在哥倫比亞南部的Aracataca。他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和所有的嬸嬸們住在一個充滿鬼傳說的屋子，要了解他就必須要知道哥倫比亞的歷史和他的家庭背景。
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在1820年脫離西班牙獨立，成為拉丁美洲最早的民主國家之一，但這所謂的民主卻不是非常的和平和公正。在一開始的時候，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仇視彼此，因為西班牙為了佔領領土地。搶取黃金，傳播宗教和奪取政治上的權利。相同的英國也是。在1568年攻擊Riohachi，接下來的幾世紀繼續著他們的殖民地暴行。1810年時拿破侖逐出西班牙國王，使得哥倫比亞有了短暫的自由。1815時卻在General Murillo戰役再度被佔領。1820時，Simón Bolívar解放了哥倫比亞並成為第一位總統。到了1849年已有了兩個政黨；自由黨和保守黨；而這兩個政黨成為Márquez小說中的政治架構。雖然一開始這兩個政黨是以兩種意識形成，但兩黨長期的衝突而腐蝕他們原本的理想。當權力落到其中一黨，他們總是會墮落，濫用權力，兩黨的衝突比戰爭還嚴重；而這樣事卻籠罩穿越了整個哥倫比亞悲史。此外，國家被分為兩個族群los Costenos和los Cachacos，這兩個族群輕蔑彼此。Los Costenos種族比較雜：外向和迷信。主要是海盜、走私者、黑奴的後裔，是非常好的舞者和冒險家，快樂的民族。相反的，Los Cachacos較莊嚴、貴族的、純血統，對自己先進城市Bogotá和標準的西班牙文很自豪。Márquez常常將自己視為混血兒和Costeno，這兩種遺傳特質使他發展成為一個作家。
整個十九世紀，Colombia因為當地的造反及國際性的侵略行動而毀壞怠盡，在1899的”千日戰爭”開始整個腐敗到了最高點，並在1902結束，這期間死了一百多萬人。Márquez的祖父也參與了這個戰爭，而這些老兵的事蹟都會呈現在Márquez的小說中。
另外一個影響Márquez作品的是1928年的香蕉事件大屠殺。雖然咖啡是Colombia的主要出產品，但二十世紀初香蕉仍是Colombia經濟的決定因素之一。而那時的United Fruit Company是專賣權的獨佔者。而且香蕉是Costeno地區的唯一收入，包括Aracataca也是。 The UFC擁有絕對的經濟、政治的權利，但卻是一個腐敗、毫無道德的公司。其嚴重地濫用哥倫比亞勞工，造成在1928的10月超過32000的員工罷工，要求給予實質的工資而不是臨時的股票收據。在某一個晚上群眾聚集示威，保守派政府派了大兵鎮壓，屠殺了數百人，幾個月後有更多人無緣無故地消失，而且政府否認這次事件並不准這些事寫入歷史，但在「百年孤寂」中，Márquez將會描述此事。
另一個影響他作品的是他自己所經歷的可怕時期，稱之為〝La Violencia〞這件事也是來自於香蕉屠殺事件。在那時候，一個年輕勇敢的自由黨國會議員Jorge Eliecer Gaitán要求調查這次事件。他的行動穫得低下階層的愛戴，卻也遭到兩黨的憤怒。他告訴人民現在正是政變的時機，人民掌權的時代。1930起都是自由黨執政，到1946因為Gaitán的影響而使得自由黨分裂，而保守黨重新掌權並開始籌畫殺害、恐嚇自由黨的支持者，到了這一年年底共計死了數千人。在1947年時自由黨又重掌政權，並推選Gaitán為黨主席。到了1948/4/9日Gaitán在Bogotá被刺殺。不久在Bogotá接連發生了連續三天的暴動”El Bogotázo” 造成了2500人死亡。兩個政黨組成了軍隊鎮壓，村莊被燒毀，稻田被查抄；超過一百萬農民移民到Venezuela。在1949年時保守黨在國會演說上槍擊了一名自由黨黨員並解散了國會。國家處於困境危機，且自由黨的成員到處被射殺，整個國家已分裂了。這次的La Violencia共奪走了15萬Colombians的生命。這些背景將會出現在Márquez的小說裡，尤是In Evil Hour。
家庭背景
Márquez最重要的親戚就是他的祖父母。他的祖父Colonel Nicolas Ricardo Márquez Mejia，是曾參與”千日戰爭”的自由黨老兵，他住在Aracataca，靠近Caribe的Colonel town，一個他所努力建設的城鎮。Colonel在Costenos心中是一位英雄，因為Colonel拒絕對香蕉屠殺事件保持沉默，而是發表彈劾對國會於1929年謀殺人民的事。Colonel是一個複雜且有趣的人，也是個優秀的說故事家。當他年輕時曾在一個決鬥中，殺了一個人，那時他已是有16個孩子的父親並認為這次的事情為一個很愉快的經驗，是年輕有勇氣的表現。老Colonel用字典教Márquez，每年載Márquez到競技場，並是第一個教Márquez什麼是冰的人。”冰”在UFC company store中發現的奇蹟；Colonel也告訴他的孫子，世界上最沉重的負擔就是你必須殺死一個人。這點也成為Márquez的人格之一。
他的祖母是Tranquilina Iguarán Cotes；對Márquez的影響也是極大。她是一個非常迷信的女人，就像她其它姐妹一樣認為房子裡到處充滿了徵兆吉兇。但是Colonel告訴Márquez：〝不要去聽那些，那些都是女人的迷信〞，結果Márquez還是聽了。因為祖母講述故事的方法很吸引他，這些都影響了三十年後Márquez的偉大小說。
Márquez的父母在他早年生活算是個陌生人的關係，背後原因是有趣的。他的母親，Luisa Santiago Márquez Iuarán是Colonel的女兒；她是個很有活力的女孩，卻不幸的愛上了Gabriel Eligio García 。Colonel很不喜歡Garcia，因為他是保守派，他是一個花花公子，用著小提琴夜曲、愛的詩，奪走他女兒的心。Colonel用盡各種方法擺脫固執難纏的Garcia，最後Colonel將她嫁給一個以前讀醫的學生。為了讓這對新婚夫妻關係更好，他們定居在Colonel’s在Riohacha家鄉。
早期生活
Márquez出生於三月六日。1928在Aracataca，因為Márquez的父母很窮而且困窘，所以將他交給Colonel撫養。不幸的，1928是香蕉的生產時期，罷工鎮壓行動橫掃了整個村莊，一個晚上Aracataca就死了一百個罷工的人，這個不幸開始了Márquez的生活。往後也會呈現在他的作品中。
Márquez的小名是Gabito，小時候他像個害羞的小男生。他對祖父的故事和祖母的鬼故事非常著迷，這些故事也在Márquez心中植下了未來會創作的源頭。內戰的故事、大屠殺、他父母的愛情故事、神怪的故事、嬸嬸阿姨們以及祖父的私生女們，Márquez也認為自己的作品都和祖父母有關。他祖父在他八歲時死掉，再加上他祖母也越來越看不見了，所以他搬去Sucre和他父母住。他的父親在那裡是一位藥劑師。他搬到Sucre不久他的父親就決定讓他去學校唸書，所以他就被送到Barranquilla的寄宿學校，Magdalena河口的一個港口都市。在那裡，他因為是一個會寫幽默故事和畫卡通的害羞男孩而得名。但他很嚴肅，再加上是一個運動白癡，所以就被他同學取名為”老男人”。
1940年當他12 歲時獲得了獎學金；就到一所給特殊才能的學生就讀的學校；是由Jesuit所管理的。The Liceo National學校，位於Zipaquira距離北方的Bogotá 30公里。行程要花一個禮拜，在那個時候他發現他不喜歡Bogotá，確信自己像一個Costeno；在學校，他發現自已對文學的熱愛不斷的增長，在晚上他總是大聲地念書本。給他的室友聽，因為他對文學的熱愛及他的卡通故事使他穫得一個作家的名聲。這也鼓舞了他繼續朝向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1946年18歲的Márquez畢業了，並遵從父母的意思到The Universal Nacional 在Bogotá讀法律而非文學。
這期間，Márquez拜訪父母時，遇到了他未來的老婆Mercedes Barcha Pardo；是個13歲、深皮膚的埃及裔女孩。她是Márquez見過最有趣的女孩。當Márquez從Liceo Nacional畢業，他到父母那兒渡假並向Mercedes求婚，她答應了，但必須延後婚約，直到她完成學業，即使是一個漫長的14年，Mercedes答應仍會真誠的等下去。
飢餓時期
Márquez就像許多偉大的文豪一樣，在大學所選讀的科系是他們所不屑的，他發現他對法律一點也沒有興趣。於是他開始翹課，不管他的課業，反而是在Bogotá到處閒逛、騎車、讀書、喝咖啡、吸煙，生活像個飽讀詩書的文學家、窮困尚未成名的藝術家，或者小說界的明日之星。直到一天，他讀了一本Kafka的”The Metamorphosis”之後，他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他發覺文學不是呆版的描述、照一切的傳統，而是完全自由開放的形式。他說“I thought to myself that I don’t know anyone has allowed to write things like that。 If I had known，I would have started writing a long time ago。”他也說Kafka的筆法概念讓他回想到祖母：”That’s how my grandmother used to tell stories the wildest things with a completely natural tone of voice。”於是他第一件做的事就是”Catch up”所有他未拜讀過的書籍，盡他所能的弄到手，同時開始他的寫作。令他驚訝的是，他的第一個故事”The Third Resignation”被刊登在1946年的Bogotá自由黨報社的El Espectador。主編輯者還推崇他為”The new genius of Colombia letters!”Márquez開始了他的創作。次年，他替該報寫了幾十篇的故事。
因為本身來自於一個自由黨 family，1948年的Gaitán暗殺事件對他的影響極大，他甚至參與了El Bogotázo的騷動。La Universidad Nacional被迫關閉，使得他轉學到較和平的北方的La Universidad de Cartagena。他一邊不認真的閱讀法律，另一方面，他每天替La Universidad de Cartagena 報撰寫文章。1950年時，決定放棄法律，獻身於寫作，並搬到Barranquilla。過了幾年，他開始和一個文學圈來往”el grupo de Barranquilla”。在他們的影響下，他開始讀Hemingrray、Joyce、Woolf、Faulkner的作品，並在Oedipus Rex cycle by Sophocles 中得到很大的鼓舞。
Faulkner和Sophocles變成他40到50歲的影響者。他訝異Faulkner能將他自己的孩提時代，用虛構的方式，創造一個新的城鎮、國家，在Faulkner虛構的Yoknapatawpha中，Márquez知道了如何寫Macondo﹔從Sophocles的Oedipus Rex和Antigone，他知道了社會結構如何輪迴運轉以及權力濫用的真相。他開始不滿自己以前的作品，認為那些作品太抽象不實際，就他的實際經驗相較而言，他說”They were simply intellectual elaborations，nothing to do with my reality。” Faulkner教他一個作家應該寫跟自己本身有關的事物，於是Márquez花了好幾年努力的沉思一個問題”What did I really want to say？”
當他回到他Aracataca的老家時，他有了初步的答案。”The haunted house”像漩渦般的喚起了他的回憶。的確，這整個村莊似乎是死的，靜止在時間中。Márquez開始描繪故事的草圖，由他的回憶，暫時命名為La casa，即使他還沒有找到最完美合適的題目，他已經找到他所要追求的是the sense of place。受到這次的靈感，當他回到Barranquilla時，開始他的第一個中篇小說Leaf Storm。改寫從Antigone，虛構一個城市叫做”Macondo”是一個香蕉園田的名字，靠近Aracataca。1952年不幸的這故事被Márquez的原來出版商拒絕了，因為自我的譴責和懷疑，他將它丟到抽屜中（1955，當Márquez在東歐時，這小說被他的朋友找到，並送去出版社，這次卻順利的出版了。）
雖然他的早期生活是窮困的，但是他很開心，他的好朋友都在週遭，自己有一份工作替El Heraldo寫文章，即使是住在妓院，晚上他繼續他的小說，有時伴隨著煙和咖啡和夥伴聊天。然後在1953年，他突然被莫名的不安煩心。於是，他收拾好行李並辭職，和一個朋友到La Guajra賣百科全書。他也做了點旅行，尋找靈感，同時也和Mercedes Barcha 正式訂婚。1954年，他搬回Bogotá並接受了在El Espectador當筆者和影評人。在那兒他醉心於社會主義，不管當時的獨裁者Gustaro Rojas Pinilla，並沉思一個作家對”La Violencia時代”應有的責任。
在1955發生了一件事情，這也促使了他從回文學之路。那年一艘叫Caldas的小哥倫比亞驅逐艦，在回航到Cartagena時，沉沒在海上，有些水手被沖到海外並失蹤，最後只有一名水手倖存，名叫Luis Alejandro Velasco；他在水上抱著救生筏十天之久，直到被沖刷到海岸並被救起。很快地，他成為了國家的英雄，政府用他來宣傳事情，演講到拍手錶、鞋子廣告都做。最後，Velasco決定將實情告訴大眾，Caldas船上其實是載滿了走私品，這些物品都在那時沖到船外海裡了，都是由於他們的疏忽和無能造成這個悲劇，而不是颱風所致。Velasco拜訪報社El Espectador說明這件事，最後他們決定讓Márquez將這事情編為散文小說，重新將人物改名等，故事名為”The Truth About my Adventure”by Luis Alejandro Velasco。連載兩個星期，造成極大的轟動，政府非常不高興，將他逐出海軍。因為擔心Pinilla可能迫害Márquez，Márquez的主編派他到義大利去採訪Pope Pius 十二世病危將死的新聞，但不巧的是教宗竟然復活了過來，所以Márquez就不能去義大利了，改成他為派歐洲記者。在羅馬時，他研究了一些電影，參加了共產黨員的巡迴，同時不久後，他的朋友計劃將他的Leaf Storm在Bogotá出版。
在歐洲的Márquez到了Geneva、Rome、Poland和Hungary，最後到了Paris知道了Pinilla已強迫El Espectador停業，所以他失業了。他那時住在Latin Quarter，靠著積蓄和信用過活，因為受到了Hemingway的影響，而寫了些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和 Este pueblo de mierda 的手稿，後來這些手稿成為了In Evil Hour這本書。接著他旅行到London，並最後回到他的家鄉，但不是Colombia，是到Venezuela，哥倫比亞難民的目的地。在那裡，他完成了Este pueblo de mierda，直接描述La Violoncia，雖然他不斷地發展自己獨特的筆法，但還是不滿意早期作品，太不感性、太抽象。Leaf storm太傾向Faulkner，而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和In Evil Hour則太偏離他想像中的目標。但他知道他的最後故事將發生在Macando，只是尚未找到合適的故事語調感覺。
在Venezuela他夥同一位好朋友Plinio Apuleyo Mendoza，是Caracas星期報Elite的編輯，兩人在1957年到歐洲的共黨國家，尋找Colombia動亂的答案，並投稿給各個拉丁美洲的出版商。Márquez了解到共黨就像la violoncia一樣可怕。
不久，又回到倫敦停留一會。Márquez返回Venezuela，在那兒Mendoza替Mornendo工作，並給了Márquez一份工作。接著1958年，他冒險回到Colombia，到了他的家鄉並娶了等他四年之久的Mercedes Barcha，在Barranquilla。這對新人潛回到Caracas，一個和他們有相同政治問題的地方。在刊登了幾篇針對美國背信的獨裁行為後，Momento這報社最後屈服在政治的壓力，並派了一位親美國派的辯護員去訪問五月來訪的Nixon總統，由於對報社的投降協定很生氣，Márquez和Mendoza自動辭職。不久，Márquez夫婦到了Havana，參與Castro的革命，受到革命的鼓舞，他幫Castro設立一個Castro新聞代言人，分部屬於該報，Prensa Latina並從此和Castro建立了一個良好的關係，直到今天。
在1959年，Márquez的第一個兒子Rodrigo出生了，並舉家遷到New York擔任Prensa Latina的北美區管理者，在這裡他承受了許多憤怒美國人的死亡威脅。這一年的最後他辭職並搬遷到Mexico City，並拒絕再去美國，直到1971。
在Mexico City他替電影寫對白標題，從事電影工作，並計畫出版他的一些作品。El coronel no tiene quien le escriba被他的朋友從遺忘的書堆中找出，並在1961年出版。1962年則是出版Big Mama’s Funeral。同年，他的第二個兒子出生了，是Gonzalo。接著，他的朋友勸他參加在Bogata舉行的Colombian Esso文學競賽。於是他修正的Este pueblo de mierda和La mala hora也得獎了。這個舉辦者將這本書送到Madrid出版，在1962年呈現給世界看，但卻讓他非常難過。這個版本被曲解，這個西班牙商刪掉了所有的拉丁美洲俚語和反對性的題材，讓人物的對白及內容都以標準化的西班牙文呈現。心碎的Márquez完全否認這一切。直到約5年後的改寫，他才滿意，並出版。
接下來的幾年是最糟的時期，沒有什麼好作品除了一部和Carlos Fuentes合作的劇本。他的朋友試了各種辦法讓他振作，儘管如此，他仍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沒有一本他的書賣超過700本，就這樣一直持續下去且完全沒有Macando的靈感。
奇蹟發生了，在1965年當他和family開車到Acapulco渡假時，所有的靈感都出現了，他終於知道要以怎樣的手法感覺來寫Macando，二十年來終於讓他找到能引領他揭開Macando的火炬。他後來也寫道：
“All of a sudden─I don’t know why─I had this illumination on how to write the book。I had it so completely formed，that right there I could have dictated the first chapter word by word to a typist。並且，視這個”火炬”為、The tone that I eventually used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was based on the way my grandmother used to tell stories。She told things that sounded supernatural and fantastic，but she told them with complete naturalness ……。 Wha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was the expression he had on her face。She did not change her expression at all and everyone was surprised。In previous attempts to write，I tried to tell stories without believing in it。I discovered that what I have to do was believe in them myself and write them with the same expression with which my grandmother told them：with a brick face。”
在那個奇蹟的時刻發生後，他直接開車回家，讓Mercedes掌管家中一切雜物，將自己關在房中寫作。18個月來每天不斷地寫，每天抽約6包煙。為了維持家計，賣了車子，家中所有能典當的都已典當光了。他的朋友叫它那充滿煙味的書房為”Cave of the Mafia”。不久，所有的社會團體開始資助幫忙，好像他們知道將會有一部創世巨作出現似的。信用額增加，可借貸家用必需品，債務也被原諒延遲。在長達一年的寫作後，Márquez將前3篇寄給Carlos Fuentes， Carlos並公告說明”I have just read eighty pages from a master”。
當小說快完成時，吸引的目光也不斷的增加，即使尚不知小說的名字，成功的流言早已瀰漫在空氣中。當Márquez在完成最後一筆時，他將自己的老婆的及朋友的名字寫上，並在最後一頁上題上”Cien años de soledad”。最後，他走出房間，手上提著1300頁的手稿，疲憊的像尼古丁中毒，背負著一萬美元的負債。但他很開心，陶醉在其中。因需要郵資將稿子送給Buenos Aires的出版商，他將家中的一些傢俱都拿去典當。
Cien años de soledad在1967年出版，並在一星期內8000本出版書全部一掃而空。書的成功與否，由這點就可明白知道。書商每星期印刷一個新的版本，結果3年內共已賣超過50萬本書。它被譯成24種語言出版，它得到了4個國際性的獎狀。勝利最後終於到來，當Márquez這個名字響遍全世界時，他只有47歲。
突然間，他被名氣所包圍，讀者的信、領獎、訪談、公共場合的出現；顯然地，他的生活有了極大的改變。1969年，這小說，在Italy獲得chianchiano Prize，在法國被名為the Best Foreign Book in France。在1970年，它以英語出版並被選為美國年度十二大好書之一。2年後他獲得Romulo Gallegos Prize和Neustadt Prizefu，且在1971年，一個Peruvian的作家叫Mario Vargas Llosa甚至出版了一本書，有關Márquez和他的作品。為了避開曝光率，他又回去開始寫作，寫一個有關獨裁者的故事。他全家搬到Barcelona，是Francisco Franco時代的最後一年。他在那兒努力的寫作，寫一個針對獨裁者的書，一個有史達林政治手脕和唯我論特質的加勒比海的獨裁者，一個典型的拉丁美洲暴君。同時在1972年出版了Innocent Erendira and Other Stories，在1973年他將自己當記者時的作品收集起來，書名為”Cuando era feliz e indocumentado”或”When I was Happy and Uninformed”。
Autumn of the Patriarch在1975年出版，是類似百年孤寂形式的散文。書中的句子像迷宮似的相互纏繞。
晚年生活
生活在一個獨裁者的時代，寫有關暴君的小說讓他的日子很艱難。在小說的最後，Márquez決定不再寫任何小說直到Amarican-supported Pinochet讓步對Chile的控制權，但後來他放棄了這個念頭。他越來越了解一個知名的作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他不斷地高漲的聲望，及經濟能力使他能當一個政治行動主義者。回到Mexico後，買了一幢新的房子，並開始從事個人的政治活動去影響世界的政治。資助在Colombia、Venezuela、Nicaragua、Argentina和Angola的左派分子，幫助組織資援建立HABEAS，一個專門糾正拉丁美洲濫權政府組織並幫助解放政治犯。他開始和Omar Torrijos of Panama的領袖結交，並繼續和Fidel Castro of Cuba保持友好關係。儘管如此，他還是不能親近美國或Colombia的政治核心。每次到美國，都必須要簽證背書，並讓州政治核准同意。在1977他出版了Operacion Carlota，一系列有關Cuba在美洲所扮角色的論文。諷刺地，雖然他聲稱和Castro是好友，一個曾幫助Márquez寫Chronicle of a Death Foretold，Márquez卻在70歲時寫”very harsh，very frank”這本書來討論古巴改革的缺點和生活在Castro政權下的困境。Márquez說直到美國和古巴的關係合理化他才會將此書出版。
在1981年，Márquez獲得了French Legion of Honor獎章，並在拜訪Castro後回去Colombia，這時，他發現自己惹上了麻煩，Colombia的保守黨 Government控告Márquez資助自由黨的游擊隊員。他逃離Colombia到Mexico得到政治庇護，並居留到今日。Colombia政府不久後便後悔如此對待國家名人。1982年時，他獲得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Colombia的新上任總統邀請他回國，後來並送行他到Stockholm。同年出版了El odor de la guayaba（The Fragrane of Guava），是有關和他的好友兼同事Plinio Apuleyo Mendoza之間的對話。同年又寫了一齣戲Viva Sandino，有關The Sandanistas and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然而他的下一個故事完全和政治無關，而是愛情，回想他父母的那段愛情故事而在1986完成了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並廣泛的為眾人所接受。毫無疑問地，Márquez的確是一位吸引全球的大作家。
現在，這位偉大的作家將自己的生活簡化成只有寫作、教學和政治的激進者。隨著居住在Mexico City、Guernavaca、Paris、Barcelona、Borranquilla，他在1990年完成了The General in the Labyrinth；在1992年完成了Strange Pilgrims；在1994年完成了最新的力作Love and Other Demons。現在Garcia Márquez和Mercedes住在Mexico City繼續不斷地寫著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