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
| 以漢相翟方進自殺為例 一、前言 歷來有關中國古代天文的研究，大抵多自現代天文學之觀點入手，或述其技術之 發展與演進，或論其水準與成就，往往將天文學史抽離人類歷史活動的網絡，單獨而 孤立的探究，較少涉及天文學與人類歷史間交互的影響，故本文即擬自此一角度，嘗 試探究古代天文與歷史事件間的互動關係。 星占是古代天文學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天人感應思想影響下，星占基本上是 人間的投射，從星宿的命名隨著官僚組織而增加或變化，以及星占解釋的日趨複雜， 可以看出占星術是配合國家機構的發展，及政治的需要更系統化，因此，除了天象觀 測與曆法的計算之外，古代天文透過星占影響政治，是中國天文學相當突出的特質。 在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例如漢文帝二年(178BC)十一月晦發 生日食，皇帝因此下詔罪己，並且首次因天變而詔求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開創 了漢代取士的新徑；又如金海陵帝攻打宋朝之前，亦曾經多次問詢天文占候，做為出 兵的參考；即使到了清朝，當政者也不敢輕忽天變，如順治九年(1652)，蒙古的達賴 喇嘛前來中國，滿漢大臣對皇帝是否應出邊外親迎的儀節，各持不同的看法，洪承疇 等即藉當時「太白星與日爭光」及「流星入紫微宮」兩天象上疏，並可能在相當程度 上影響到順治的決定；其他如因天變而行大赦、罷三公、減常膳、避正殿的例子，更 是不勝枚舉。 漢成帝綏和二年(7BC)，史書記載出現「熒惑守心」的天象，丞相翟方進為塞此災 異而自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因天變而死的丞相，不僅在瀰漫著陰陽五行思潮的 漢代，是一重大事件，同時，亦突顯出中國古代天文與政治間的密切關係，因此本文 選擇翟方進自殺為例，嘗試討論中國古代天文對政治的影響。 本文擬自以下方向檢討翟方進自殺事件：首先從漢代的時代背景著手，探討宰相 與災異的關係，其次則討論「熒惑守心」的星占意義，以了解翟方進何以須為此天變 自殺，最後再深入翟方進自殺前後的政治環境，分析相關的人物與政治局勢，探究翟 氏自殺事件與當時政治的關係。 二、漢代宰相與災異之關係 翟方進以丞相的身分因天變而自殺，故本節嘗試探討漢代宰相與災異的關係。 中央集權政體確立之後，皇帝擁有人間最大的並且是唯一的權力，西漢的丞相為 朝中最高之官員，其職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雖為「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但其權 限模糊，全視君主的喜惡、政治局勢或丞相本身能力而定，並未制度化。一般而言， 漢武帝以前，丞相權力較大，武帝開始，尚書地位逐漸提高，相權有被侵蝕的現象， 整個權力重心由外廷漸向內廷移轉，稍後相權再為大司馬諸將軍領尚書事侵奪，而此 職幾由外戚出任，西漢末，王莽遂以此掌權奪位。 漢初，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盛言《春秋》中天人感應的實例，闡明災異、陰 陽與政治的關係，建立一套天的哲學，試圖利用災異來限制皇權，避免中央集權體制 下皇權過度膨脹，奠定了漢代思想的特性，此後漢代的經師如眭孟、劉向、翼奉等亦 多言天人、災異，更加強了漢代天人感應的思想。觀漢代皇帝詔書言及災異時，行文 間頗多懼詞，而大臣亦多因災異上疏，將政治上許多失當的措施、或皇帝個人的過 錯，與災異關連起來，藉此獻策謀求解決之道，顯示出漢代重視天人感應思想的時代 特色。 漢代三公之職，本即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務，至深信天人感應的漢代更是受 到重視，漢宣帝時丞相丙吉問牛就是著名的實例，可見漢代的宰相除了輔佐皇帝之 外，尚須肩負「理陰陽，順四時」的特殊使命，當災異發生時，應負起相當大的政治 責任。 漢代的皇帝雖自覺的負起調理天地陰陽的責任，但是卻僅止於下詔罪己、求賢良 極諫之士、厚賞賜、賑災救傷等措施，至於最終的行政責任往往由三公來承擔，尤其 是丞相，因為他們認為天地災變的發生，是丞相未克盡輔弼之責，修德不敏，以致人 民怨懟上達天庭。 後世對漢代有一個遇災異即策免三公的印象，這種情形自西漢末以降逐漸增加， 東漢三公職權雖更為低落，猶須為災異負責。《後漢書?徐防傳》云：「安帝即位，以 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 自防始。」其實早在西漢元帝永光元年(43)，因發生「春霜夏寒」和「日青無光」的 異象，皇帝因此下詔切責丞相于定國，定國惶恐求去，遂罷就第，與徐防不同的是于 定國乃自劾下臺，並非皇帝明令策免的。又，西漢成帝時，薛宣為相，會邛成太后 崩，喪事倉卒，官吏賦斂趨辦，皇帝認為是丞相與御史的過失，便冊免薛宣。詔書裡 有一段這樣的話： 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 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 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 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 其中也將災異做為薛氏失職的理由之一。災異屢現是皇帝的「不德」和股肱的「不 良」所致，表面上皇帝與大臣共同分擔災異的責任，實際上則是人臣獨當災咎。 所謂的「災異」包括自然界所有異常的現象，其情況雖有小大微著之分，卻都被 當作是皇帝施政成效或人心向背的指標，同時也是天意的表徵，關係到天子能否維繫 天命。因此，天子必須為災異負起政治責任，以保天命並稱合天意。身為官僚機構首 長的丞相，因為職在佐理天子，所以也得分擔責任，但是所謂的「分擔」，實際上常 常是由丞相一人承擔，災異本來被用來制約無限制的皇權，結果卻反被皇帝操控，用 來轉移政治責任，漢相翟方進為塞災異而自殺，就是替成帝承擔災異的一個例子。 三、「熒惑守心」的星占 翟方進因「熒惑守心」的天變自殺，因此我們有必要了解「熒惑守心」的星占意 義。 「熒惑」即五星中的火星，其字義含有眩惑的意思，熒惑之為星名，多指悖亂、 殘賊、疾、喪、饑、兵等惡象，其占文甚至關係著君主之天命，《史記?天官書》云： 「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更突顯出熒惑在星占上的重要性。 心宿則是古代二十八宿之一，屬於東宮蒼龍七宿，心宿大星在星占上指的是天王 （即皇帝），其前後星指的則為天王之子。心宿是天上「明堂」之所在，並且亦為熒 惑之廟，明堂是天子郊祀並「導致神氣，祈福豐年」的重要地方，廟則是追往孝敬、 養老辟雍與示人禮化的所在，在重視祭祀和禮制的古代世界，明堂與廟在政治上都具 重要意義，以此可知心宿在星占上亦具特殊的地位。 西元前170年左右，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提到熒惑「其與心星遇，【則縞 素麻衣，在】其南、在其北，皆為死亡」，已清楚地以熒惑入心宿代表為死亡的徵 兆，但卻未指明死亡的對象，據《史記?天官書》曰：「火犯、守角，則有戰；房、 心，王者惡之也」，則「熒惑守心」的當災者，應該是皇帝，至若王者為何「惡之」 則並未說明。 綏和二年以前，文獻至少出現三次「熒惑守心」的天象記錄。第一次發生在宋景 公三十七年(480BC)，當時的天文官子韋提出建議，把災禍轉移給宰相、百姓或當年的 歲收，但是景公仁民愛物，不願答允，據稱因此感動上天，令熒惑移徙了三度。由於 轉禍必須找相當份量的人或事才有效，從子韋建議的轉移對象來看，「熒惑守心」當 災的對象似乎是景公本人。 據《漢書?天文志》的記載，第二次的熒惑守心，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六年(211 BC)，文中將「熒惑守心」與秦始皇死亡、嫡庶殘殺及二世殘暴關連在一起，亦代表 死亡或殺戮的意思；第三次發生於漢高祖十二年春天(195BC)，〈天文志〉更直接將 「熒惑守心」視為四月皇帝崩殂的前兆。 從上述占書所記載的占文與歷史文獻上的紀錄兩方面來看，「熒惑守心」的星占 在翟方進自殺前，很可能已是代表帝王駕崩的惡兆！ 四、翟方進之死 觀察史書對天變之記錄，尤其是重大的日蝕、星變大抵都繫有干支，漢相翟方進 因星變被迫自殺，史無前例，史書上竟未寫出「熒惑守心」發生的詳細日期；甚至翟 方進自殺的日期，文獻記載亦不同！ 筆者利用現代天文學知識重新檢證「熒惑守心」出現的時間，根據推算，綏和二 年春天（西元前7年1月31日至4月29日），熒惑於2月1日時留角宿東，並開始向西逆 行，4月22日在左執法（室女座h星）附近留，然後又開始順行，至8月底始進入心 宿，但不曾留守心宿，故當年春天熒惑根本不可能守心，這個天象紀錄顯然是偽造 的！ 一個假造的天象竟迫使位居群僚之首的丞相自殺，其中內情恐非單純。歷代文獻 所紀錄的二十三次「熒惑守心」中，除翟氏事件之外，尚有十六件是偽造的，由於此 類天象在星占中常被附會成「大人易政，主去其宮」的徵兆，所以古人或為突顯星占 預卜人事的能力，往往在事後偽造紀錄。這十七次偽造的紀錄中，唯獨翟氏事件的星 占出現在事應之前，政治意義相當重大，本文即對翟氏自殺前後相關的人物及政治環 境加以較深入的剖析。 漢成帝綏和二年的「熒惑守心」事件，因其占文關係著皇帝的性命，故玆事體 大，非比尋常。先有李尋向翟方進奏記云： 應變之權，君侯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 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 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 無推讓 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 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 轉凶。 從翟方進在星曆方面的造詣足為人師來看，應該深知「熒惑守心」在星占上所代表的 意義，故李氏一開始就予暗示。但李尋所指稱的「提揚眉」、「矢貫中」、「狼奮 角」、「弓且張」與「輔湛沒」等天象，實際上均不太可能發生，因為恆星很少在短 時間內有如此大的變化，而「土逆度」在綏和元年5月中旬至10月初確曾發生，但此 類天象並非罕見，每年都會出現，「金歷庫」亦然，因此李氏列舉諸多天變的目的， 乃在加重翟方進的罪狀，是相當嚴厲的指責。列舉這些天變之後，李氏又以強烈的口 吻，說明翟氏不可能再保位全身，「盡節轉凶」已是唯一的出路。 李氏這番話使方進更加憂慮，稍後另一位善為星曆的賁麗，更上書建議「大臣宜 當之」，皇帝才召見翟方進，商談因應事宜，但是兩人對談的內容並不見於史策，翟 氏還歸後「未及引決」，皇帝就賜冊云： 皇帝問丞相：……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 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 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眾，…… 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 言，用度不足，……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議者以為不便，……朕誠怪 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 蒙顯尊之位，豈不難 哉……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 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 焉。 成帝在這份嚴厲而冗長的詔書中，看似與丞相共同承擔歷年來所有災異的責任，但卻 認為自己的罪過已改，將所有的過錯悉委於翟氏，此書一下，翟氏遂即日自殺。 東漢初衛宏著《漢舊儀》曾云：「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 白馬，賜上尊酒十斛，養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 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可能就是參考翟氏自殺的故事。 從翟氏自殺的過程看來，翟氏自殺並非其主動的意願，乃是在身旁若干善為星曆 者的壓力，以及在皇帝的強烈明示之下，不得不然的舉措，可見懂星曆者或對天變有 解釋權，然而最後的裁奪權，則是掌握在皇帝的手中。 翟方進自殺後，「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 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諡恭侯。長子宣嗣。」翟 氏為成帝當災而死，成帝極盡厚賜，甚易理解，而皇帝「祕之」的理由，或許是不想 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私心，從這一點看來，成帝本人對「熒惑守心」之天變甚為恐懼， 深怕它應驗在自己身上，故迫令丞相自殺以代替自己因應天變！由成帝此一做法，顯 見當時天人感應思想深入人心的程度。 孰料翟方進之自殺，未能達到轉移災異的目的，次月，「素彊，無疾病」且正當 壯年的成帝暴崩，死因不明，當時民間嘩然，咸歸罪趙昭儀，群情沸騰後，皇太后始 派遣丞相、大司馬等人調查，史書記載趙昭儀自殺，究竟是畏罪或為平息輿論，就不 得而知了。 從現代天文學的瞭解，知「熒惑守心」的出現，通常會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一、兩個月），不可能瞬間消失，因而甚易驗證真偽，如此重大的天象，即使善為 星曆的翟方進親自去觀測或加以計算，得知這是偽造的天象，但是在此深信天人感 應，並對罕見的「熒惑守心」亦欠缺正確認識的時代裡，天變之有無被認為是全憑天 意，即便自己觀測不到，也很難提出辯解，且置身於善星曆者與皇帝的壓力下，身為 宰輔的翟方進，只有在宋景公故事中「移於宰相」的原則下，為一個子虛烏有的天變 被迫自殺了。 五、漢成帝時代之政治環境 漢成帝時期有三件事情對政局影響最深，一是成帝好色內寵殷盛，二是成帝始終 無親嗣，三是外戚王氏專擅。因之，許多大臣常藉災異之名向皇帝建言，俾除去本朝 積弊，其中以劉向、谷永、杜欽等人最積極。 成帝自為太子即以好色聞，得位後多采良家女備後宮。先有許皇后、班婕妤專 寵，後有趙皇后、趙昭儀姊妹貴傾後宮，後者尤驕奢恣縱，因己無所出，曾數度掩殺 皇子，所以成帝一直無親子，繼承的問題遂常常困擾著成帝，成帝以前諸帝皆有早立 太子的慣例，成帝遲遲未立儲君，備受各方注目。大臣們經常上奏，切言消除天災以 求皇嗣，但是趙氏姊妹為保持宮中地位，破壞不餘遺力，成帝本人則耿耿於懷，甚至 曾一度好鬼神、方術，以求皇子。 西漢國勢在武、宣時達到巔峰，自元帝起衰象漸露，到成帝即位時，外戚掌權， 埋下了西漢滅亡的禍根。外戚王氏得勢自王鳳任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元帝竟寧元 年，33BC）始，次年（成帝建始三年，32BC）王家五人同為關內侯，此後王家的勢 力如日中天。成帝得立，又多王氏擁佑，故成帝施政遂常受制於外家。 翟方進家世微賤，最初在太守府做個小吏，被稱為「遲鈍不及事」，經常為掾史 詈辱，後來經蔡父指點，便前往京師從博士受《春秋》，十餘年後，以明習《春秋》 射策甲科為郎，稍後學問益增，徒眾漸廣，頗受時儒稱讚。稍後遷議郎、博士、刺史 等官，因其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此後再三奏事，遷丞相司直，其 間以旬歲間免兩司隸校尉聞名當時，朝官多憚之，翟氏因此受到丞相薛宣的賞識，並 預料翟氏不久就會為相。永始二年(15BC)翟氏遷御史大夫，幾個月後，薛宣因坐廣漢 盜賊群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並徵發為姦，免為庶人，翟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 事煩擾百姓，左遷為執金吾。二十多天後，因群臣推舉，翟氏遂登位丞相。 翟方進當了九年的丞相，是成帝朝在位最久的丞相。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 事，擅以儒雅緣飾，所以嬴得了「通明相」之號，又善求成帝微旨以鞏固地位，所以 奏事當意，為天子倚重。 綏和元年，成帝已繼位二十五年，仍然沒有親子為嗣，於是只得從至親中挑選繼 承人，當時最有希望的人選，是中山孝王和定陶王。定陶王劉欣好文辭法律，元延四 年(9BC)入朝時，已頗得成帝歡喜，加上定陶王祖母傅昭儀私賂曲陽侯王根、趙皇后、 趙昭儀等，勸成帝立儲，以定陶王為嗣，成帝便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 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四人入禁中商議，翟方進與王根認為依禮：「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遂擁立定陶王，廉褒和朱博如議，唯獨孔光以為中山 孝王宜嗣，最後成帝以「兄弟不相入廟」，立定陶王為太子，孔光以議不中意，左遷 廷尉。從這個事件看來，在翟氏死前一年，翟氏仍具有相當的決策份量。 綏和元年另一件大事，是淳于長事件。淳于長是孝元王皇后姊子，與大將軍王鳳 有甥舅之恩，所以得以遷轉至衛尉九卿。趙飛燕貴幸，成帝有意立之為皇后，但趙氏 出身微賤，屢次被太后所難。淳于長遂往來通語東宮，使得趙皇后得立，成帝為嘉勉 其功，賜淳于氏為關內侯，稍後封為定陵侯。此後淳于氏大見信用，貴傾公卿，然其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積絫鉅萬，又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奉法度。因為他 娶許皇后的姊姊為小妻，許后遂賄賂淳于長，希望能復為婕妤，長收受許后金錢、乘 輿、拂御等物前後千餘萬，詐稱已傳達其意，將立為左皇后，兩人往來書信中，常戲 侮嫚易，如此者數年。 綏和元年，曲陽侯王根久病，數次上書乞骸骨，淳于長以外戚居九卿位，依次第 應取代王根輔政，但是新都侯王莽嫉妒淳于長得寵，於是就摘發其娶許后姊及謀立許 后為左皇后之事，成帝乃免淳于氏官職，遣其就國。此事至此本應告一段落，但是這 時紅陽侯王立之嗣子王融向淳于氏請車騎，淳于氏以貴重的珍寶透過王融送給王立， 王立因此為淳于長言說，原先兩人有怨，如今卻有此舉，使得成帝大疑，事下有司案 驗，王立十分恐慌，就命王融自殺滅口，更加深了皇帝的懷疑，認為其中必有大姦， 於是逮淳于長下獄，最後淳于氏死在獄中，紅陽侯就國。王莽就順利代王根為大司馬 輔政，此乃王莽首次嚴酷地打擊政敵，以取得權力。 哀帝即位後，因傅、丁兩外家權盛，王莽當了兩年大司馬後，遂移病自免，回到 封國，公卿大夫多稱之，極邀令譽，至元壽元年(2BC)才又重掌大權，哀帝死後無子， 孝元王皇后與王莽立九歲的平帝繼祚，太后臨朝稱制，政事皆委於王莽，最末王莽得 到漢祚，建立新朝。 早年翟方進獨與淳于長交，並且稱薦之，淳于氏坐大逆誅時，許多和淳于氏交厚 的人都牽連坐免，唯獨翟氏例外，成帝以翟氏為大臣，向來尊重他，特別為之隱諱。 方進內慚，上書乞骸骨，成帝未許，仍然居位視事，可見此時方進尚能鞏固權位，皇 帝對他仍恩寵有加。稍後方進竟條奏與淳于長來往的二千石以上官員，遂有二十幾個 人因而被免，翟氏這種為求自保並且取信或諂媚皇帝的舉動，肯定與許多人結怨。 翟氏為相廉潔，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然而他「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中傷者尤多」的作風樹敵必多。且方進十餘年間即官拜丞相，若干京師知名 之士像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等都比翟氏資深，後皆曾被方進據法罷退，這 些世家對於出身寒微的翟氏心有不平是可以想見的。因此，翟氏雖貴為丞相，受到皇 帝喜愛，但是多方樹敵，容易遭怨。 淳于長垮臺以後，除了王莽以外，翟氏變成政壇上最有權勢的人物，王莽既能不 惜發淳于氏之陰私，做為自己攬權的踏板，則其對翟方進亦有某種程度的戒心，且外 戚王家因權勢龐大，恃寵而驕的情況在所難免，如王商穿城引水，及王立之園中土山 漸臺似類白虎殿等事，都招致成帝憤怒，相對於丞相翟方進之善求微指與奏事當意， 皇帝對之寵信有加不難瞭解，因此淳于長既去，王莽雖繼任大司馬擁有大權，但是翟 方進有成帝做為後盾，在政治上必然亦握有相當大的權力，因此王莽若為獨攬權力而 欲蓄意打擊翟氏並不無可能。 力勸翟氏自殺的李尋，曾被翟方進提拔為丞相府議曹掾吏，又曾數為翟侯言事， 方進待之甚厚。李氏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隋 書?天文志》提及漢代傳天數者，即以唐都與李尋為代表，可見後人對李氏的評價。然 而，李氏竟將天變的責任全部歸罪翟氏，甚至向方進說出「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即死期不遠之意）的話，絲毫不念及舊恩，或許和李氏受到當權的王根厚遇及推薦 有關，王莽繼王根之後成為政壇上最具權勢的人物，若王莽有意置政敵翟方進於死 地，則李氏一番話或已透露出翟氏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端倪。此外，「熒惑守心」的 天象既為偽造，當時或有心存懷疑者，而李氏以擅星曆、災異之身分出面表態，或可 堵眾人攸攸之口，則李氏在此事件中可能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 當王莽居攝，挾孺子嬰號令天下，漸露代漢的野心時，翟方進之子翟義與宗室劉 信、劉璜結謀，聚眾十餘萬聲討王莽，王莽大懼，派七員大將領奔命出擊，親作大誥 詔討，甚至開出還政孺子嬰的條件爭取支持，可見翟義聲勢的浩大。諸將破翟義於陳 留、菑之後，雙方決戰圉城，翟氏失敗逃亡，在固始界中被捕，遭尸磔陳市之辱。隨 後王莽對翟氏進行極殘忍的報復，盡壞汙翟氏宅第，並發翟方進及其在汝南的先祖 冢，夷滅三族，誅及種嗣，以棘五毒葬之，翟氏至此隕宗，可見王莽實對翟氏恨之入 骨，而翟義首先發難，並與宗室聯合討伐王莽，或與方進冤死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早在翟義擔任南陽都尉時，宛令劉立恃己為外戚王家之姻親，而對翟義不 禮，義大怒而收縛劉立，震動一時。曲陽侯王立上告皇帝，成帝以問翟方進，方進遣 吏敕義放人，此事方休，可見翟王兩家結怨早有淵源。 歷來對於翟方進自殺的看法，或常表示同情的態度，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裡 就曾說：「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 益，可謂不知命矣。」一方面譏刺漢成帝謬誣天、人，不知命而終究難逃一死；另一 方面則認為翟氏之罪尚不至於死，而漢成帝令方進當災自殺，是誣天的行為；或僅單 純的認為翟氏是替皇帝擔禍而死；或以為李尋藉災異肆誣，而方進陷於愚而自殺，雖 著重災異在漢代的功能，以及突出李尋在此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卻未對李尋的 態度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或其背後的目的多加討論；或以為翟氏的個性「疾惡而刻 深」，故易修怨罹禍，此說雖已稍稍觸及翟氏的人際關係，但並未進入當時政治環境 尋找問題核心。 清初王夫之自政治鬥爭的觀點，認為翟氏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王莽嫉之深 矣，即使無熒惑守心之天變亦不能免死，王夫之或不知天象是假，但指出天變之有或 無均非關重要，而方進與王莽間的權力衝突才是關鍵，實為相當深入的觀察。時代距 方進略晚的班彪在《漢書》翟氏傳末的評論中，將王莽視為翟氏盛衰的轉捩點，並對 方進之死與翟義之憤發寄予相當的同情，若將此說參照王夫之的看法，則隱約可見翟 氏與王莽之間的嫌隙與權力鬥爭，很可能是促使翟氏自殺的重要原因。 六、結論 據《漢書?天文志》的記載，漢成帝綏和二年春天出現「熒惑守心」的天象，由於 「熒惑守心」的星占代表皇帝死亡的徵兆，故漢成帝逼令丞相翟方進自殺，以避免己 身罹禍，此為歷史上政治受天文影響最深遠的事例之一。 但根據推算，綏和二年春天根本未發生「熒惑守心」的天象，顯然是有人為了某 種政治目的而故意假造的！由於天文現象無法再重覆觀測驗證，所以天象容易作偽， 且古人深信天人感應的思想，對偽作的天象，亦無法質疑，在此情況下，即使翟方進 善為星曆亦不得不自殺！ 在中國古代，災異原或得以制衡皇權，避免其無限制的膨脹，但是從翟方進因天 變自殺的例子看來，實際的功效並未如此，雖然善為星曆者或可對天變提出解釋，建 議應變之道，然而最後的決定權及最大的操控權，卻多掌握在皇帝手中。 古人觀象主要希望能預占人事，事先謀求應變之道以趨吉避凶，但是透過翟方進 事件，我們看到天象竟然被用來做為政爭的工具，迫使漢成帝末年政壇上仍具權勢的 丞相自殺，深切影響及當時的政治局勢，此一事件具體地突顯出中國古代天文與政治 間的密切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