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统治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双重力量(孕育与破坏)， 那绵延无尽的挑战，笼罩大地的毁灭性阴影，催生了中国民族特有的"黄 河心理"，为它塑造了多重相应的文化构造。中国人，迄今仍是不自觉地 处于这种心理的围困之下。分析它，既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自我，又 有助于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黄河心理"的一个重要外部特征，就是崇拜龙。龙和许多民族神话中的至 上神祗不同。它没有人的形体，也没有人的精神。龙对人，是完全的异己 力量。因此，和崇拜神人同形的偶像的那一系列文明相比，古代的中国文 明，应该说是相对缺乏人道主义的。

   黄河心理和龙的崇拜，可以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它鼓励了 摆脱不掉它的人们的那种惰性的依附心理;另外，也在绝境中推动 他们自强不息的创造活动。

   黄河的泛滥是没有节律的，因此，与其他孕育了古代文明的那 些巨大河流，如尼罗河和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 恒河和五河(印度河)流域等等不同，黄河泛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好 处，而只造成普遍的社会灾难。这种绝境中的苦难，召唤了一种凭 藉自己的力量去奋斗的现世精神。即，不仁慈的大自然，反倒激活 了一种现世主义的生活态度。在古代宗教文明比比皆是的环境中， 这种特殊的史官文化又是难能可贵的。

   相比之下，古代希伯来人的《圣经》中，寻求神所赐予的"流蜜 流奶的地方"成为一项民族性的追求。那时，游牧的希伯来人所渴 望的乐园，是一片丰美的草地。

   古代中国人，没有得天独厚的丰美草原，只得依靠汗水，把那 片举目无边的黄土原，灌注成为二等耕地。对生活在古代中国文 明环境中的居民来说，生活是不仁慈的；因此，他们最终放弃了向 善的终级性的宗教信仰，而改取一种自救的、伦理的生活方式。这就 是"非宗教的宗教"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精神具有一 种真正自强不息的倾向。它拒绝把命运托付给神。

   然而，在黄河那难以控御、不守规范的暴力面前，人的自强不 息毕竟是有限的，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祭河"就成为统治 王朝一项经常性的官方活动。从那以后，祭祀黄河以至献媚于龙 神，便成了一种深不可拔的习俗。从《史记》西门豹治邺的故事里 我们知道，为河伯娶妻(以童女活祭黄河河神)的习俗，已有两千多 年了。甚至在当代影片《黄土地》中，我们仍然看到了对于祭龙神 求雨场景的大肆表现。祭祀黄河是一种民俗其表、宗教其里的 为，但在根本上，它是一种心理行为。因为风俗和宗教的根源，无 非潜藏于人的心中。而崇拜黄河，就是崇拜其毁灭性的力量;并企 图通过人的献祭以平息其暴戾，并祈求可能的福利。这当然体现 了人在文明无法控制的自然暴力面前的退缩，这种无可奈何的退 缩，最终只有退到崇拜暴力权威与"恶"的套中去，以便在献媚中求 得心理上的庇护。

   古代中国人没有受到基督教非恶主义的"毒害"，因此，他们是 原始的、天生的"尼采主义者"。对于不能掌握命运而只是被命运 任意蹂躏的无权者来说，崇拜"恶"的心理，确实构成了一个伟大的 洞识。这洞识在自信能够掌握命运的大无畏者看来，也许是虚幻 的。但它确实能为普普通通的凡人，为那些被命运控制的人们，被 恶势力摆布的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这就是企图通过与暴力 的对话甚至是与恶势力的同化，去减轻以致消除自身的软弱，并以 此渡过危机。

   在个人力量和集体力量都难以抵抗的黄河暴力面前，悠久的 历史养成彻底的屈从。这一心理习惯很轻易就转化到人对待其他 事物的态度上去：卡尔.马克思在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深 刻地指出，兴修水利工程所需要的那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构成 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理所当然，这一基础也就构成 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神话式背景:人的活动必须与"天意"结合 起来，人的历史必须要经过超历史的重新描绘----然后才能登上 大雅之堂。

   所以在中国，意识形态的审查是特别严厉的。结果，历 史是文学化了的、幻想的、甚至神化了的历史;而人的现实活动，也 就顺理成章地被神化的善恶二分法所切割。在天意的隐秘推动 下，世俗的善恶模式被神化，但却远远不是固定住:它是因人而异、 因情设施的;仲裁的标尺尽在权势者的一念之差，其心血来潮，用 以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衡量甚至扩及到了自然现象的领域，所 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与人事无关的科学研究。甚至连人类的技术 活动也要受到善恶要求(伦理压力)的摆布。这样，科学和技术在 古代中国就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一边倒"之下，甚至没有建立异端裁判所的必要。因为，中 国的异端根本无须审判就可以被随意地消灭干净。中国的异端甚至 长不到受审的标准就早已夭折了。因为大大小小的裁判所无所不在， 它寓于"千夫指"之中，它成了一项无须证明的习俗。

   当然，对于社会的健全发展来说，善恶的准则，是必要的，没有 它，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一致的、普遍的行为规范，从而很难 避免陷于内乱。但是，中国式的善恶二分法，却与"绝对主义"的观 念无缘。严格说来，它只是相对的：只有空间上的一元化，没有时间 的延续性;所以，连中国的历法和纪元，都是因朝代而改变的！一个 皇帝一个纪元，甚至一个心血来潮一个新纪元！

   中国社会中的善恶观念，不是普遍的，而是带有对象性，它是因事、 因时而异的，它很少被时空相交的纵横网络给固定住(就像希腊、北 欧神话中的"命运"之网那样绝对)，而成为一种悬念。它本身始终只 是一个实力的范畴，从来没有上升为一种宗教。或说，它从来只是一 种“工具的理性”，而没有成为一种“本体的理性”。

   缺乏绝对正义观念，即善恶准则始终停留在工具理性的范畴 中，不是一个偶然的缺失。探讨其起源，不难发现，那是被黄河的 横暴存在，给一再否决了的。中国文化本来也许有机会形成宗教式 的、普遍而绝对的、作为本体而存在的"正义"一一这可以从它也曾 获得了工具性善恶观念这一事实看出一些端倪来;但是，这一可能 的发展却在过于强大的压力下夭折了。这一夭折，是在黄河的横暴 所培育的“黄河心理的围困”下，完成的。

   黄河的存在，不仅否定了绝对正义，而且也否定了"根本改造" 的价值。因为黄河的势力既是文明无法控制的，更是无法从根本 上予以改造的----你只能用小修小补、见机行事去应付它所带来 的种种问题。比方说，人们逐年增高堤坝，但却无法疏浚河床本 身;人们可以人工开堤，把洪灾引向破坏后果较小的方面，但是却 无法正本清源、澄清黄水。这种现实，既给中国人以小处的聪明， 又使在大处显得愚钝。不，并不是愚钝，而是过于聪明，从而探知 了可能性的底牌，于是终于放弃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不 再去从事那一时一地看起来难以实现的伟大。放弃了超现实事物 的追求，结果陷在俗务与务俗中。

   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拜利教，拜安全教。结果，聪明反被 聪明误。人类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是被自己的"聪明"结束缚住的! 这也许就是"文化早熟"的悲剧性后果?文化早熟。使一个民族迷 信机巧。

   中国文化的此种精神，并非全无教益，它起码使得绝对主义、 机械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行于中国。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急速发 展带来多重副作用的当今多事之秋，欧洲人已越来越看清绝对主 义、机械主义可能和已经包含的危害，开始推崇中国文化的传统精 神，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洋人的这种评价却不足以证明黄河心理 突然焕发青春了。因为这种推崇对洋人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的引 人和互补;但对我们自己来说，追随此种推崇却不啻一种火上浇 油。因为，黄河心理的后裔需要的虽然也是引入和互补，但却是另 类补剂----面对变革，在民族的生活中，需要确立本体型的而 非仅仅工具理性型的善恶准则！这也就是倡导法治的内在要求。

   法治，不应再被视为玩于股掌上的工具，而应被尊为一种境界、 一个自在的目的。

   缺乏绝对正义，缺乏法治状态，使黄河心理又增加了一个新的 内容，这就是"破财免灾论"。

   在它看来，一个生活者，奋斗者， 若不遭受同等量的损失或不幸，那么他的奋斗所获得的收益，就 显得十分可疑。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幸福的生活而没有预先被折磨 得死去活来，那么他从此就会生活在不幸的阴影之下。严格地说， 这不仅是对失去幸福的恐惧，还暗合着对幸福状态轻易得到的怀疑、 甚至恐惧，这是于基督徒式的罪恶感和负疚心理不同的。这一恐惧 变成了长期的精神担忧，其结果是足以抵消他所获得的现实幸福。

   勘探一下破财免灾论的起源吧。

   黄河在给予时，就暗合着夺走的阴谋了。黄河的给予，就体现 为它的水;而黄河的夺走，则体现为大量泥沙。是黄河的泥沙造成 了洪水泛滥。泥沙和水是搅混在@起来到人间的。人们首先接触 的是水，对泥沙所包含的危险，并非感受得那么直接，然而，等你对 预定的阴谋有了切身体会时，那时一切也都为时已晚……不，这不是 阴谋，这已经是赤裸裸的阳谋了！即红太阳般的的谋略。

   黄河，远东世界这个自然存在着的暴君，也为东方专制主义的 社会暴君提供了一个样板，提供了一个促使人们沉默地予以接受 的典范。这个伟大的导师教导他所滋润出来的子民说：“要想有所 收获，就得付出同等量的牺牲。”在此种理论指导下，有许多牺牲恰 恰是作为收获之后的"报应"而人为摊派到世间的。这种理论，实 际上否定了人的创造能力，难怪有的西方人自夸说，"创造"这一观 念是西方文化(包括希伯来文化)的一种特性。

   在黄河心理看来，人生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仅是一项有限的循环流变。 即，把牺牲改变为收获，或者是在收获之后得到业报。一切生活，沦为 有来则有往的循环作业，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无休无止，一项典 型的"东方式的智慧"，就在黄河的示范性压力下诞生了。

   然而，这种东方式的智慧，却是一种受虐心理的典型表现。

   它已经是国民性,而不再仅仅是病。

   这种受虐心理，是黄河的双重性格(这种概念得自黄河对人的 两面相)促成的，其后果就形成了一种负面的循环----人们被迫受 到黄河母亲的虐待("母亲"与"虐待"的循环)，从而养成了上述的 在依附中受虐、在受虐下依附的心理。然后，这种心理又反转循回， 引导人们到生活中去寻求并发展那种习于虐待甚至爱好虐待的倾向！

   深受此种心理麻醉的人们，默默地受苦，甚至默默地等死，受虐终 于升华为爱虐了。人们不再自信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他们把 默默地受苦、默默地等死，看成无法更替的命运，甚至奉为一种美 德(如"能吃苦耐劳的人"这一赞誉)，从而萌发了一种奇特的奴隶性 格。而这些，在一个大无畏者看来，并不是命运，而只不过是一种 卑贱的生活态度罢了。当然，如果我们被这种生活态度支配;那么， 这种生活态度也就成了--种无法更替的命运了。因为"态度"，将把 人带到一种特定的处境中去。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他自身！

   一个事物自身就这样似乎由它自身而得到了论证。因为人们总是相 信:"事实胜于雄辩。"这意思是说，事实比雄辩更为雄辩，所以任 何雄辩在事实面前;就变为多余之物了。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 一命题，却是一种悖论，因为事实与雄辩不同，正如存在与意识、 语言不同一样----两个性质的事物(事实与雄辩)是无法相提并论、 确切做比的。因此我们说，一个事物是无法由其自身存在而得到 无须论证的特权的，实践经常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惟一准则。

   五四运动取消了统治文化的特权;现在，是取消黄河心理的特权的 时候了。对存在的论证，绝不属于，更不等同于它自身。黄河心 理的受虐倾向这一存在，并不能证明它自身的合理性。即使我们 在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倾向的许多 证据，它们实际上也只是这一受虐倾向造成的后果。正如，你无法 从对缠足与辫子的爱好中，证明小脚与辫子的合理性与永久价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从存在到证明(即，从事实到雄辩)的 系统循环一旦建立起来，也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它自我供养，从 此变得富于柔韧性。且能成功地排除万难(即多种多样，不合于此 循环的思维和行为)，且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合理性。人们看到自 己既受到孕育，又遭到迫害的复杂处境，无可奈何之余，把这种处 境奉为天经地义，用现代语言说，把它变成一项"客观规律"。那 么，凡是不合于此项客观规律的思维、行为和人与事，必定要受到 这客观规律的裁判，以至惩罚。

   举例来说，当习俗看到一个人获得成功而又没有吃够足量的苦头， 便认为他仿佛获得了不义之财。这时，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要 迫他"付出所欠的那一笔债"。也就是说，它把人的成就看成一项额 外的油水，而且，还是一项非份的、预支的油水。现在，是要他为 此收获作出牺牲、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了！

   这种态度真是对人类的讽刺，讽刺他多么善于被自身创造的幻象所 激动，并受其役使。对于不了解黄河心理的受虐倾问的局外人(如 欧洲人)来说，他们可以称此为"东方式的嫉妒"，或者"红眼病"。 但我们却想到，这种态度既不单单是嫉妒，更不单单是红眼病。 因为嫉妒是一种激情，而红眼病作为一种病态应是列于少数派之流。 可是，要求人们为成就作出牺牲的这项社会习惯，在中国却是普遍 的，是民族的价值标准！它既不是激情，又不是少数，因此，若称 为嫉妒或红眼病，就是用词不当，或是将错就错。 "通病"原不是病， 而是我们的国民性！

   这种用词不当和将错就错，还在悄悄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呢！这就是 积极掩盖黄河心理的受虐倾向，以便它在合理化中万世长存。实际 上，这也是黄河心理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要求保护它的独占 地位不受外力影响，它要求它的吃人权力得到"合乎自然"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