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一把冲天大火，烧毁了两汉的物质文明;关东盟军的讨董战争与彼此残杀，则倾覆了整个社 会结构。从建安到三国近百年间中国的社会从整体上被夷平了，中国的文化从整体上荒漠化了。只有 零零落落的文化士人负笈而逃(王粲就是一个显例)，或被迫集中到军阀们的营地去，勉勉强强把文化 的因子保留下来，但传统文化的结构则土崩瓦解、随浪淘尽。

   汉代的文明社会，同步退化为三国野蛮 的军事组织。这是一些攘扰不息的战乱集团。其中，不仅有正规军人，有部曲、民兵，还有被席卷而 走的民工甚至妇女儿童。社会与军营，在此混为一体。失去军阀资格的君王，等于走向了死亡。汉少 帝、汉献帝自不必说；蜀后主，魏明帝以后的魏主们，也都是这样。谁控制了军队，谁就控制了社会。

   而社会，倒成了军队的附庸和随心所欲的战利品。这时，残存的一些文化表现，也只是对暴力的颂扬: 如曹操的诗;或者哀悼:如建安七子的作品。

   太学里高谈阔论的文士，让位给军营中运筹帷幄的谋士；地方豪强则变成了全国军阀。这正是当时所谓 "社会上最具有活动力量的集团"，他们的动向即构成了历史的方向。

   与之同步，广泛的文化革命现象开始发生。宦官们合法的、控于结构以内的破坏性工作，被非法 的、在结构以外活动的军阀一步步接管。原先隐伏的兀鹰，升入文化史的天穹。宦官势力是罪恶的渊 薮，军阀集团则挥动着复仇的屠刀。而在汉末三国时代可能制止他们的各种自治组织，早已在两汉皇 权的持续高压下，分崩离析了。

   要对文化破坏的势头予以推波助澜，需要掌握世俗的权力。而在文明社会趋于解体的急世之中， 此种世俗的权力，只能体现为赤裸裸的暴力一--不是结成小规模的犯罪团伙，而是组成大规模的武装 力量。所以，反文化的兀鹰集团必定身兼军阀的角色，他因此带有一切军阀的劣根性:

   1，实用性。用人之际，不惜礼贤下士，事成之后，"狡兔死、走狗烹"。

   2，自我中心。凡可用以扩张自己权力的理论、方法，不惜曲解以为己用;而对于己不利的事实，则要 予以抹煞，结果造成历史文化的随机颠乱。如曹操一方面鼓吹以"孝治天下"，并与文士们坐论古今， 为己声援;另一方面却对文化人大开杀戒，甚至对技术专家(如华佗)都不放过。

   3, 帮派至上，任人唯亲。随着文化秩序的崩解，公益的原则已无所依附。原则的丧失，使人和人之 间的纽带，从精神的变成物欲的;使社会的组织原则，从公认的传统礼法变成个人的即兴好恶。

   4, 迷信暴力。传统文化的动摇状态，使各种规矩和界限趋于模糊，武力成了唯一可以托庇的东西，成 了生活和信仰中的王牌，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军阀们于此尤甚。他们只信仰武力。好一点的相信武 力可以改造社会;坏一点的则以武力去掠劫天下。如曹操在他的《让县自明志令》中说，决不"慕虚名 而处实祸"，所谓"实祸" 盖指放弃了武力至上原则之后的处境。

   从董卓到孙皓，三国时代的兀鹰真可说是风起云涌，集一时之盛。其中，曹操是颇 为典型的。不仅由于他的行为，还由于他的言论。

   他在给孔融的信中借古喻今、施加压力:"孤为人 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 段自白，在坦露兀鹰的社会职能上，达到了惊人的准确度：兀鹰们，对"建德和人、风化海内"的文 化事业无所补益;但"抚养战士"却不失为军阀的命脉;而"杀身为国"则是对他们日常工作的合理 化解释，只是"杀身"恐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性命为主;而"为国"不过是为己之国。至于"破浮华交 会之徒"，正是对文化人的剿灭。

   对此，他们确是十分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