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为人民出版社《第四代人》所作的《序言》〗

  随着国人文化视野的开拓，代与代文化的冲突开始受到日益增长的关注。承认代的间距 、放弃以强力去压制新一代的文化，是现代文化意识开始成熟于中国的表现。

   至于我自己，则是从文化冲突对文化演进的意义这一角度去看“代”的。代与代的问题 不疏阔迂远，它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纠缠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意志，影响 (往往是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代和代问题的因素，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来说， 其意义更多是负面的；这体现为冲突、斗争、彼此毁损----老一代看不惯年轻一代，新一代 则视老一代为“怪物”，为“古生物博物馆里的陈列品”。约瑟卡.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 施维的女儿斯维里特兰娜在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里，就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措辞去形容她 父亲的同事。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深刻的对立呢?

  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

   盛唐诗人孟浩然(六八九----七四零年)在那感人至深的《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中写下了 两句耐人寻味的诗：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这是诗人之情的流露，也是哲人之思的显现。它蕴涵着对历史、对宇宙生命的基本领悟 。

   让我们略微回顾一下“代”的哲思传统。

   　自从欧洲人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们便仿照中国式的智慧，放弃了 对上帝的崇拜。与此同时，也迎来了精神空虚和行为混乱的时代；为补救这一点，“历史” 的主宰性质便被发明了出来，以便替补那个死去的人格之神。而在中国，早在东周的春秋时 代，对上帝的信仰就开始让渡给了对历史的论理。恰是那部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中 国文化精神这一根本转变的里程碑。《春秋》的范例表明，中国人已开始习惯于用历史的褒 贬去代替上帝的审判；用近距离的人道标尺，去代替远距离的天道标尺--这正是郑国的贤 相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旋生旋灭的视界，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当那位南宋的亡国宰相、我们 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痛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道 理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述怀，而是表达了一种文化的共识。正因为这样，不仅他说了 和做了，而且还有人听他说，有人模仿他做。文天祥的诗所表达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和普 遍接受的，这传统意识就是把历史当作终极审判的信念。

   　近代的欧洲人，也象古代的中国人那样，开始以历史之窟取代了众神之天。”历史的必 然性”取代了“上帝的意志力”，“物质”取代了“精神”。同时，强权的即历史的审判取 代了彼岸的即宗教的审判；其结果是力的竞逐，取代了诗的玩味。 　

   　这是一个历史意识破毁了神秘感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神秘感反过去注入历史意识从而异 化了后者的时代。这一分合之势，体现为历史的崇拜，而不是对历史的所谓科学分析。人从 上帝的子孙，下降为历史的产物；甚至连上帝本身和一切事物的起源，也都被推究到历史上 去：神圣的一切，本身都成了一种“历史过程”。 　

   　历史使“人”获得了一种空前重要性。随着人道取代天道，人不仅获得了与神同等的地 位，且战胜了神，获得了比神更优越的位置。因为据说，人是一种由崇拜神而崇拜自己进化 着的生灵。

   　那么，对现代人的存在(一种崇拜历史的存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其本身又是什么呢 ?

   在孟浩然诗歌的哲思中，对此已有足够的提示：历史(即所谓“古今”)是由人事的代谢 构成的。亦即人事代谢的无意识“往来”，到了思考它的心灵中，便成了有意识的“古今” 。正是这种思考，赋予历史以灵魂，使历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从此，历史成了能与上 帝竞争的力与场。 　　

   在古今的构成中，“代”是个关键。代有两层含义：作为存在，它是宇宙生命的节律： 作为意识，它是这一节律所作出的多样性思考。　　

   孟浩然暗示了这双重含义：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读碑的垂泪人和游山的登临者，把双重含义集于一身：同一代人既是行动者，又是思想 者。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代的存在；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代的意识。前者只是纯粹的时间变化 ，后者还是历史的演进。

   读碑的人为什么哭泣?是那碑记所唤醒的历史意识使他颤栗不已。人无法理解时间，因 为他本身就陷在时间之里；但人却能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是他对时间的思考。人曾在时间中 悠然自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时，他只是一个行动者。他所看到的是一幅超 越于历史之外的宇宙宁静：“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这时，他只是一个观察家。但无 言的江山无法起到的沟连古今的作用，却被有言的“羊公之碑”起到了：古今的代谢对于历 史的构成当然必要的，但是对于那构成历史的人、对那生于代中死于代中的个体来说，却是 令人惶恐不已的。

   谁愿意“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最悲哀的时候，便是他意识到历史、意识到人事代谢 的阴影正在逼近的时候。他不是为古人担忧，他只是感到自己也正被“代”的轮转碾为齑粉 。

   历史和文化的变易，都是由“代”为轴心而轮转的。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但是，面对此 情此景却不是每一个都能保持镇静的。因为作为历史之轴的“代”，它的关键在于消解性的 “变”。

   萧梁一代的著名历史学家萧子显在他所撰的《南齐书 . 文学传论》(卷五十二)中，有几 句耐人寻味的话：“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丸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这虽然说的是文学现象，但完全可以适用于各种人世间的事物。特别是，“若无新变，不能 代雄”的概括，大至人类历史，小至个人体验，大凡逃不出此间机制。

   “变”，推动了“代”的轮转，体现了生命的节律。这节律与人事相通并成为人事代谢 的依据。《周易.系辞传》曾经这样点破其间的关系：

   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

   成象之谓乾，

   效法之谓坤，

   极数知来之谓占，

   通变之谓事，

   阴阳不测之谓神。

   以上大业、盛德、易、乾、坤、占、事、神，代表了宇宙的七要素。“通变之谓事”一 语，解释了变的关键在于“事”。人间的事业不是无意义、无目的地发展，而在于推动并适 应变化(“通变”)。这意味着充分实现“代”的功能。 　　

   一切人事(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人事制度”，而是指人世间的一切盛德大业)都以“通变 ”为归，一切通变都以“代谢”为归。这使代谢的节律构成了古今之变。在“历史----代---- 变----革----事”的这种关系中，中国智慧的变通性一目了然。

   　变通意识，是出于对“代”现实的尊重。

  相应于不同的年龄所构成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方式为之确立了不同的责任与 义务、活动范围与生存方式。规定不同的年龄层进行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年龄制度最基本的 特征，它也使“代”与“代”的隔离出现在社会中。例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 否则，社会生活就会陷入紊乱，年青人就无法安身立命，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你拒不退休 或延缓退休，但精力的衰退和(其他人都认为你确实已经老了的)社会评价，也会使你在事实 上退休。当然，你的活动范围，也就必然随之萎缩，你的事业和雄心也就随之退休了。

   “代”沟的形成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人到了一定年岁，就会被社会生活的秩序安排到相 应年龄层中去，与同龄者一起活动。年龄层的划分，有时会很狭窄的，比如进学校受教育便 是如此，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把学生们区分开来。有时则又相对广泛：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 成年人都可以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分担各种专业工作。尽管有这些分层上的不尽一致，但年龄 上的区分与隔离却毫无例外。

   年龄的制度化和年龄集体团的隔离，既给社会安排了特别适于生命节律的年龄级序，同 时又不可避免地阻止了异层成员之间的平等交往。在产生积极力量的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 。目前，国际上关于年龄集团的区分是应该更严格些还是应该更通融些，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种看法上的歧异，不仅是世界观的歧异所致，也是由所援引的事实不同造成的。例如， 在学校的高低年级之间，加强对话和平等感也许不是什么坏事，这至少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 隔阂所产生的误解；消除许多冷漠和敌意。但是在师生之间，尤其明显的是在中学以至小学 的师生之间，是否应具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是否应该达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谅解而不是上 下级之间的压制和反抗？这是充满了争议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