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这个词多少囿于经验的描述，而更为确切、更为理论化的概念，可以叫做“年龄 集团”。专门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方式和群体协作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家们，一致同意以下看法 ：

   年龄集团如此熟悉、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与性别有时被称为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唯 一普遍因素。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般是与我们同龄的孩子们，我们被一 起送到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们一直呆在一块，直到快二十岁才分手。到一定年纪，我们 成为“法定成人”，这意味着我们已可以投票，供养自己，而且，如果需要，就必须离家去 参战。直到那时，我们还不准喝烈性酒、开车、或者做一些我们的长辈才能做的事情。最终 ，我们退休了，我们渐渐与我们的同龄人在“退休社”中渡过了晚年，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脱 离了。我们是“青少年”、“中年人”、“老龄公民”，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都是如此， 而且除我们的年纪之外，别无他因。(参见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十八章，一 节。)显然，不同年龄集团的人们，虽然共处在，一个社会文化圈中，但由于年龄层的区分 与限制，由于那种和“代”有关的制度化规定，他们实际上是被“代”隔离着的。在不同的 代即年龄集团之间，人们互相说话，但并不完全理解；人们互相交往，但行为方式却回然相 异。甚至人们在为一个共同事业奋斗的时候，所采取的形式与依据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代 的奇妙。

   西方的、现代化的社会是如此，而在那些非西方的、发展中的社会里，代的隔离作用甚 至更大。

   综合多种民族学、社会学的事实，人们不难发现，代和年龄集团的区分，并不只是人类 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或无意识的行为。在很多场合下，代与年龄集团的区分已经成为一 种必须遵守的制度：婴孩的养育，儿童的成长，青少年的教育以及成年仪式和正式进入成年 社会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按照一律的时刻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甚至社会生物的一定级 别所负有的那些社会义务和责任等等，也都以达到一定的年龄为其前提。即使在那些“代议 制的民主社会”中，不到法定年龄(一般是十八岁)，也无法获得选举权；而不达到更大一些 的年龄，则无法获得被选的资格。例如在美国，竞选总统者必须达到三十五岁。

   年龄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两层：

   一、生物的因素。

   二、文化的因素。

   显然，年龄本是一种生物的现象，是根据生命体的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之节律而显 现出来的。但对年龄进行制度性规定，并赋予它相应的社会内容，却是文化的因素。关于形 成年龄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到底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具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人类学家 们一般同意年龄的制度化在决定社会成员应当享有何等社会地位的过程中，确是文化的因素 显得更重要，起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参见P·古利弗：《年龄划分》，《国际社会科学大 百科全书》，第一卷1968年版157-162页。)

   相应于不同的年龄所构成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方式为之确立了不同的责任与 义务、活动范围与生存方式。规定不同的年龄层进行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年龄制度最基本的 特征，它也使“代”与“代”的隔离出现在社会中。例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 否则，社会生活就会陷入紊乱，年青人就无法安身立命，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你拒不退休 或延缓退休，但精力的衰退和(其他人都认为你确实已经老了的)社会评价，也会使你在事实 上退休。当然，你的活动范围，也就必然随之萎缩，你的事业和雄心也就随之退休了。

   “代”沟的形成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人到了一定年岁，就会被社会生活的秩序安排到相 应年龄层中去，与同龄者一起活动。年龄层的划分，有时会很狭窄的，比如进学校受教育便 是如此，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把学生们区分开来。有时则又相对广泛：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 成年人都可以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分担各种专业工作。尽管有这些分层上的不尽一致，但年龄 上的区分与隔离却毫无例外。

   年龄的制度化和年龄集体团的隔离，既给社会安排了特别适于生命节律的年龄级序，同 时又不可避免地阻止了异层成员之间的平等交往。在产生积极力量的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 。目前，国际上关于年龄集团的区分是应该更严格些还是应该更通融些，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种看法上的歧异，不仅是世界观的歧异所致，也是由所援引的事实不同造成的。例如， 在学校的高低年级之间，加强对话和平等感也许不是什么坏事，这至少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 隔阂所产生的误解；消除许多冷漠和敌意。但是在师生之间，尤其明显的是在中学以至小学 的师生之间，是否应具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是否应该达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谅解而不是上 下级之间的压制和反抗?这是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有人曾经表示过一种看法，女孩子们只是在婚前才有比较要好的同性朋友；一旦结婚，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同性之间的友谊便完全淡漠了。而男子则不然，他们在婚后仍能彼此 之间保持长久的友谊。根据经验人们可以发现，在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之间，尤其是已有孩 子和没有孩子的女性之间，共同的语言是越来越少了，正如俗话所说，“女人们凑在一起就 短不了谈论孩子与丈夫。”那没有孩子或没有丈夫的女性，与那些只对孩子和丈夫感兴趣的 女性之间，又怎能保持有共同的语言和情感呢?这也是年龄集团隔离作用之一。

   　事实上，婚龄对不同的妇女虽是不一样的，但在这里绝对的年龄是被相对的年龄(如婚 龄)所取代了。而不变的因素依然是年龄的制度化，在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年龄对人的统治是无所不在的。

   　老龄则是另一番情形，老龄带来两个相关的问题：衰老与丰富。前者是就精神而言，后 者是就经验而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给予各有侧重的看待，例 如美国社会更看重老龄衰老的一面，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老龄的丰富一面。选择的不同，使 评价也就随之而易。美国因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而中国则是儿 童的游戏场，青年的训练所，中年的工作间，老年的王国。这一区别，就是作用于相似的生 物性之上的不同的社会性。

   一般说来，停滞稳定的社会传统更重视老龄的智慧一面，而发展迅猛的现代化社会则多 注视老龄的衰颓一面。因此，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中，年龄层的价值、年龄集 团的作用会发生根本的扭转。仅从社会延续性这一方去看，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少的； 但从加快社会进步的方面着眼，则情形恰恰相反。

   根据追踪调查的研究所示，在肯尼亚的必里基人那里，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现代 化冲击，握有传统大权的“仪式长者”的职责与权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近二十年间，祖 先崇拜下降了，直到今天，这一崇拜的形式方面，实际上已经灭绝。结果，这批社会化石“ 和斗士龄级序一样，已经被剥夺了大部分的传统年龄基级序活动”。但更可悲的是，“与斗 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发现替代的活动。”基督教教会中的领导地位由一小部分男人占据着， 他们大多数是年长斗士年龄级序中的人。尽管“仪式长者在入组仪式中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而且他们作为男巫和巫术铲除者的权力，几乎仍然受到普遍的敬畏”。但他们的历史作用 已随着旧社会的消亡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以上均参考W·H·萨格瑞：《肯尼亚西部的班 图蒂里基人》，见J·吉布斯编《非洲各族》，豪特·兰哈特与斯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69 ----72页。)

   但相比之下，原先的仪式长者曾负有这样重大的社会使命：

   “仪式长者”主持家宅主神礼、有关继承权等问题的亚氏族会议、半年一度的村社祈祷 和入社式这些象教士一样的职责。他们还被授权使用巫术力量，有权驱逐或杀死恶婆，或者 负有抵抗恶势力的责任，也可通过巫术对那些由于侵扰会社秘密或者由于犯了其他十恶不赦 的罪而受到村人咒骂的人判处死刑。在一切对于村社或部落普遍的福利有危险或危害的情况 下，都要求征得仪式长者的意见。例如，斗士在发动一次重大袭击之前，要先求仪式长者占 卜预兆，如果兆头不好，就延迟这次袭击行动。(以上均参考W·H·萨格瑞：《肯尼亚西部 的班图蒂里基人》，见J·吉布斯编《非洲各族》，豪特·兰哈特与斯顿出版社，1965年版 第69-72页。)

   由此可见，同样的年龄阶层对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的价值完全不同。对当事人来说，这 样的变化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研究过去的文化人类家既然这样说了，那么，研究人类未来的未来学家又该怎样看待这 一问题呢?

   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所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 项探索》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代”与“代”之间的隔阂：

   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今天有谁会回头想想储蓄银 行的人寿危险呢?可是马萨诸塞州路易斯·D·布兰代斯提出的这个主张是在立法议会奋战了 五个月才得以通过的这是国会所见过的最艰苦的奋战之一。这个问题使布兰代斯闻名全国， 最后使他进了最高法院，这种声望依然存在，但问题本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过去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完全吸取教训--改革的效果从来就没有象支持者所 希望的那样巨大，而其结果也很少象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大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见该书中 译本第33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为什么不同世代之间的感觉，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显然，是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生活视野造成了不同的人格。从社会的 发展和人格的演变来看，这些不同人格之间的嬗替是有必要的。但对当事人自身来说，这也 就形成了一种痛苦，与磨擦的根源。正是围绕着这些不同的感受和生活世界，不同的社会态 度与行为方式之间开始进行斗争，以决定谁来支配未来的人类。在历史演变的特定关头，年 龄集团各自所拥有的势力是这样的强大，以致他们能够直接穿越政治关系和亲属关系，并且 和这些关系相对抗，从此开出一个新局面来。

   染启超的“少年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们，就是这么干的。这也是社会大 分化，大改组所必定要经历的一个痛苦时期。

   由于近代中国陷入一个漫长的、迄今没有结束之期的文化革命过程中，所以，在中国近 代史上，年龄集团的大分化表现，尤为突出。我们看到，近代史中的许多人物，在年轻的时 候向西方寻求真理，但到了晚年，却大多成了迷恋国粹的人。但当他们到了晚年时，整个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停止，反而发展得比他们年青的时候更加迅速，因此这是不能用社会的 停滞来解释的一种个人的退后。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年龄差异所导致的对不同文化的选 择结果。是社会文化的大裂变状态给不同年龄的人们打上的各自印记。人哪!很明显，由于 衰老，他们的生命节奏迟缓了，于是他们便对那些更激进的文化态度产生了隔阂，甚至反感 ，产生了极端的冷漠和尖锐的敌意。

   这已不是观念之急，而成了生命之战。

   对年轻人来说，重要的任务不在于谴责这种退后行为，而在于分析它并理解它。当然， 分析与理解并不意味模仿与顺从。相反，抗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酝酿着一种回避不 了的紧张。剑拨弩张的文化形势表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就在眼前了。

   但这冲突并不纯粹是消极的，或充满破坏性的。代与代间的隔阂，曾是促使社会单位得 以有机形成的持久动力。今后也依然会这样。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若不诉诸某种大隔离、大 分化、大裂变、大灭绝，反而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人们善于理解这种形势，并以适当的分寸 去适应它、或把握它，就可以更好地完成过渡--生命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文化的过渡， 以及自我的过渡。

   生命力正潜伏在“代”沟之间!它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