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年龄集团”、“代的隔阂”、“年龄现象的制度化”----是分别来自纯粹生物的、 社会生物的、文化心理的、社会制度等三方面的对群体生命代谢现象的解释。观察点各有侧 重，理论框架也各不相同，但却同样注重群体代谢活动对人类文化演进的重大意义。

   渐进的常规的演化，伴随着磨擦和不适。而突变的、革命的演化，则带来爆炸性的局面 和触及灵魂的痛苦。一个有资格的社会学家，断然不会无视“代”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一系文 化问题，正如一个敏锐的历史学家能象把握自然界中的节气那样把握住“代”文化的差异。 他将发现，“代”的不同，使生活在“代”中的人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支配，从而形成了不同 的“代文化层”。社会文化的“代”以及“代”的隔离，不是严丝合缝、铁板一块、一成不 变的。在实际生活中，“代”文化的内部变化，推动“代文化”间的彼此渗透。这正是希望 之所在。渗透与无所不在的交流，可以消除社会分层的极向化恶果----社会分裂状态。以此 缓解人世间的敌意和对立。从而，使那些过于坚硬的心趋于融洽。这有助于促进“代”文化 之间在互相让步基础上的合作，有助于挽回已遭破坏的社会信任。

   可悲的是，这种力图填补代沟之裂罅的善良期望，却被体制的僵硬性给破坏了。

   年龄的分层自古以来就是与制度的强力规定联在一起的。年龄问题从此不仅是个生理问 题和心理问题，甚至不仅是个人文化水平和社会身份的问题，而且是和各种现存体制的命运 息息相关的。年龄的制度化规定，在事实上加深并加固了代沟，十分有效阻止个人逾越代沟 的隔离，去达到一种新的对话。

   人们在失去各种社会自由的同时，还得附加一种“身份税”：丧失和异代人平等交流的 个人自由。没有这种平等的自由，就失去了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机会，堵塞了自我变通、逾越 代文化局限的主要渠道。

   体制的压力，使人们的心变得格外坚硬了。

   在古代的以色列，掌握教权因而控制着社会权力的文士和法利赛的人，就被耶稣指责为 心硬的人。显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硬，很大程度上是被体制的压力决定了的，至少是加 剧了的。而耶稣反对心硬的教导(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进行新型的、有活力的对话)，实际上正 是一种反体制的呼声。当他宣布“我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的时候，与他宣布和 平与慈爱的时候，并不自相矛盾：二者都是反对当时体制的行为。可见，耶稣不是体制的维 护者，甚至不是改革者，而是一位革命者。他的反体制倾向完全类似于近代世界的无政府主 义者。

   体制加深了人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和幽闭。从社会交往上更从内心深处切断了以“人”的 名义和本性进行对话的最后渠道。心硬的人们是与硬性的体制是相适应的。因此，要求减轻 社会紧张状态、要求加强代与代之间的对话的努力，也就必不可免地与如何去超越体制的问 题相关。

   在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中(英文书《 CHoose Life》，日文版书名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译本则改为《展望二十一世 纪》)，就以“代沟与体制”为名进行了讨论(第一编，第五章，第五节)。

   池田大作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旧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已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 题，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而两代人之间最大的不同，首先 就是体现在他们对体制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分歧上。

   老一代人认为，自己的生存是受到休制保护的。所以，如果体制的存在一旦受到威胁， 就是豁出性命，也要维护体制。这样一来，自由也好，生命的尊严也好，都成了一种观念。 而与此相比，保护体制则成了现实的前提。对年青人来说，威胁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大元凶 则是那有义务保护他们的体制。老一代人为了保证生命的安全，被体制剥夺了自由，结果反 而失去了生命的价值。这对年轻的一代是无法容忍的。老一代人维护体制，是因为他们意识 到体制现在已经关系到自己的权威和利害。他们年轻时，权力也是握在上一代人的手里，在 上一代人的手下，他们尝够了苦头。而现在，当他们终于掌握了权柄时候，他们下一代的年 轻人却不承认体制的权威了。因此，必须制止这种现象。

   对于反体制的年轻人来说，问题主要是体制领导人的特权意识。虽然体制随着各种时代 发生着变更，但无论哪种体制都总是要压制那些不顺从它的人。年轻一代抗议和反对的正是 这种机构和支撑机构的这种意识。年轻人想要改变生活方式，创造出一种反抗的文化，这种 “二次文化”的浪潮不断变化着形式风行于世界。加剧了代文化的冲突。

  在汤因比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旧体制存续的时间比有史以来的 其他国家都要长。

   总的来说，现代国际性反体制运动的明显特征，就是在体制以内的青年与中年人之间的 对抗。体制内的所有年轻一代，都采取了叛逆行为，结果使得现代社会变得异常混乱。青年 一代的反叛与离心运动，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现代掌权的中年一代，显然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这加强 了全社会的危机感。

   第二，科学技术加速度的发展，使社会文化事物的变化异常迅速，而且具有朝着破坏性 方向发展极大可能。因此年轻一代担心，在经过世代更替、自己的时代到来之前，现代的中 年层就会招致无法收拾的败局，使人类文明毁掉。

   第三，年轻人对年长者抱有疏远感。是因为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统治者的活动和生活方 式已经失掉了魅力，失掉了威信。过去。印度的婆罗门阶级、日本的武士、明治时代的元老 政治家、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华尔街的巨头等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曾有过社会魅力。但是 ，今天的社会领导人的生活则一点魅力也没有。有时，甚至是令人憎恶的。现代统治者的平 庸无能，导致了年轻人的反叛。

   新一代之所以轻蔑和厌倦老一代，是由于他们认为老一代显得不诚实，象伪君子。但这 种分歧和成见的责任，是否都在老一代身上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不论哪一代人，一旦轮 到自己掌权时，行为的自由就受到可以称之为“前世报应”的某种无形势力的束缚和摆布。 “前世报应”，是对人们经验中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包括“文化心理”)等主客 观因素的概括一种哲学的、带有宗教与神学意味的抽象概括。这些因素左右着当事人和决策 者们的言行，并迫使他们服从报应的规律。若非大德者与大能者，决然脱不出它的制约。

   正因为如此，尽管汤因比认为老一代统治者享有的特权与人的尊严是不相容的，而在体 制与人性之间发生的对抗与冲突上，应该优先考虑人；这种新的思维是使隔离与斗争中的两 代人，取得历史性和解的必要条件。但是他转而又怀疑这一点。因为前世报应被认为是人类 “命运中的一部分”，难道现代人果真具有改变天命、填平至少是在五千年以前就已横下的 这条鸿沟吗?

   相比而言，池田大作在展望未来时，更富于乐观的透视精神。现代反体制的主力军是年 轻的学生，很奇怪，他们作为现体制中心阶层的子弟应是统治制度秩序的接班人，但正好是 他们，却充当了反体制运动的急先锋，这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一个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共同发 生着的现象。这也使得现代的反体制运动与历史上的反体制运动有所不同；它采取了“青年 反抗”的运动形式。由于这个新特点，当代社会的变革就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以往时代里，问题要简单得多。维护体制的一方获胜而反抗体制的一方被迫屈服。只 是当体制过于腐败以致充满各种自身无法调整的尖锐矛盾时，反体制的一方才会强大到跃居 主流地位，使历史发生重大的转折。但在现代，斗争却好象是了无结果的--人们期待的戏 剧性决战始终没有到来，结果整个社会陷于长期而持久的内耗中，这种内耗，正是由于彼此 对立的观点，无法说服对方而影响了社会决策，从而使社会陷于剧烈的摇摆和混乱之中。

   怎么办？池田大作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新老两代人都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人的尊严。以此为起点，便能打通一条双方互相 谅解的渠道。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建立一种社会体制或学问体系，总之，是一种新的秩序 。”

   但在一个当代中国人看来，这一方案具有太多的鸟托邦色彩，虚幻而不切实际。经验早 已告诉我们，演奏高调是容易的，而解决社会的低效率问题，却很难。

   怎么办?代文化的冲突使现代人付出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种内在的紧张，也显示了 现代社会急速进步的幅度之大。当物体前进的速度急剧加快时，它所经历的震撼也要相对加 大。因此，在这里很可能也象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皆大欢喜 的解决办法。在中世纪的宁静和传统社会的低效率中，冲突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因为革 新的力量被比较有效地遏制住了。

   与其因噎废食，勿宁铤而走险：这或许可以抓住一线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