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在谈到“人的优越”时，多从其先天的、生理的素质着眼，如古典哲学家称赞人类 “会思想”、“有理性”，即属此例。

  人的思想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项本能，而思考的动力，则是生命本身。后天的教养，只 不过教会他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而已。

   我们从后天的、文化的意义去看待人的优越及其包含的巨大能量。人类不仅“会思想” ，还懂得如何思想和思想什么。思想和理性本身，并不拥有恒定的价值，如果使用不当，它 照样会成为负数的并带来灾难。理性主义并不值得骄傲。因此，知道“有理性”还不够，还 要进一步考察他有什么样的理性以及他如何使用这些理性。

  好的思想和理性可以帮助人们跨越代沟，使社会的发展不致中落。这是一种文化 而非一项本能。发展它需要社会的合作。这也是文化赋予人的力量之一。

  在动物世界里，在猿类的群体中，这种藉助于文化而实现的跨越是难以想象的。在那里 ，古来的秩序和现行的权力，主宰了一切，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却极顽冥的习惯统治。

   在猿类的群体中，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斗争，是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戏剧。它们 调动全副精力，互相竞争着对群体的影响力。据说，这种不断的竞争，有助于保持种族生命 的活性，使种族的遗传资源获得必要的选择。

   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因此他又带有猿性。但是，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和猿一样的。他有思 想，他能发展起自己的理性模型；他的思想和理性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无疑，人类已被世代和世代所形成的文化樊篱所隔离。但问题还有另一面：竞争所激发 的生命力，即基于压抑和反抗的对立形态而完成其形式化的社会活力，也恰恰潜伏在代与代 文化的沟壑之间。如果没有这里所分析的一切，如果没有那些崎岖不平的分层制度，如果没 有代与代文化的冲突，人们的生命力也许就无法达到那令人晕眩的高度。

   承认代与代文化的现实，是一种新思维和新理性的胜利。这将开通缓和代文化冲突的一 条新路。只有在缓和冲突而不是加剧冲突的基础上，社会才可能跨越代的间距，而不是被代 的间距所分裂。这呼唤一种新生命，这将造就新生命。而变通的艺术，正是作为对“代”现 实的尊重，出现在历史中的。变通是文化的活路，它有助于激发青年对社会的效忠，减少社 会的内耗、痛苦与破坏，推动文化发展的和平过渡。

   如果和平过渡的渠道被阻绝，那么，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社会停滞；二、暴力革命 。而暴力革命正是对社会停滞的一种报复、一种急速的补偿。这虽可给文化发展带来意想不 到的机会，但却也弃满了难以预测的危险。

   在这些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关于科学发展的研究是有启发性的。例如库恩在对“科学革 命的结构”的研究中指出；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分别是受传统束缚的活动和打破传统的活动 ，作为科学体系中相反相成两个侧翼，造成了传统与创新之间”基本的紧张状态”。这种形 势和我们代与代之间的紧张状态极相似。

  历史表明，“放弃一个范式的决定，永远是同时接受另一范式的决定。”(库恩(《科学 革命的结构》，第77页。)所以，库恩把科学革命中两个范式的斗争，比做政治斗争中两个 党派的斗争。在这对立力量之间，缺乏一个公认的更高权力机构，一个可以节制冲突双方的 仲裁者，所以科学革命也象政治革命一样，不受理性的支配。在传统力量和革新力量的代表 之间，虽有一个说理的对话进程，但自古以来的这类对话却免不了两个毛病：

   (一)、彼此都竭力向对方宣传，但却全然听不进对方的话。

   (二)、双方论争的理由都是靠循环论证来支持的，也即他给自身规定了标准，却不能满 足对方所规定的标准。

   既然新旧力量的交替，不是按照理性方式完成的，那么革新力量如何 战胜传统力量呢?

   决定性的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提出新理论的，主要是年轻人或一门学科中的新人。由于生长的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人 形成了新观念和新行为方式，他们把这些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并把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所特 有的那种压力转换成对新信仰的皈依和献身。因此，他们的胜利不能被解释为说理力量的胜 利。实质上，那是一种生命形式的新陈代谢，那是一种生命力量由较强之处向转弱之处的流 动。因此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胜利的最关键处，就是抱有老一代信念的人们逐渐消失，和 抱有新一代信念的人们逐渐成长。随着生命的这一成长，新的信念也就成长，最终获得了统 治力。新一代人因此也是按照和老一代人同样的机制去行事的：他们坚持并信仰新的科学犹 如老一代人坚持并信仰旧的科学。

   在这里，科学已经成了一种特权，成了生命的权力形态。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革命以两个阵营中的一个完全胜利而告终。那个集团难道会说他们的胜利结果不算是 进步吗?那就好象是承认自己错了，而他们的敌人倒是对的。(库因：《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150页。)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从功能上说，这进步不过是生命的一种节律罢了。是生命形式的新陈代谢在社会、文化 、科学诸过程中的体现。这些周而复始、无所不在的代谢，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舒服且令人烦 恼，但若无此烦恼及痛苦，没有这些冲突和混乱，我们的文化又何以发展呢?

   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研究原始民族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在这块土 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殊死拼搏。…… 一位丈夫与勾相妻子的情敌之间的仇隙，只需一张精致的草席便可弥合。……任何人的生活 步履，都不会被别人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这些 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受到遏止，以期让那些迟钝、缓慢的人得以赶上他们。…… 这个社会只把所有的奖赏赐给那些不计较失败、而且能在蒙受失败后依然面带微笑另找目标 的人。”(见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 理研究》第十三章。) 　

   然而，正是在这个充满和谐的无痛苦之地，却没有科学和艺术，没有使现代人可以为之 感动并献身的一切。 　

   如果和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比较一下，那么萨摩亚文化即原始文化中，虽然有生物的“ 代”，却没有文化的“代沟”。那里的人们尽管也是从小到老生活在不同的世代中，却免除 了代文化冲突的烦恼。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派别的教徒。尽管教会成员与非教会成员 可以在实践上有所区别，但在信仰却无从冲突。“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上帝，只有一种可 以被人们接受的宗教实践。假如一个人不信宗教，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比同胞信的少一点；他 可以嘲弄、藐视宗教，但却没有任何新的教旨可以信仰。”(见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 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第十三章。)

   但现代社会却完全相反，它仿佛是由不同色质的纱线编织而成的，因此任何一个群体所 接受的思想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多样性及其矛盾。这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但另一面 ，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复杂性和“言行不一”，正是现代 人感到莫衷一是、不知所措的苦恼之源。

   在这里也正象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苦恼成了重新出发的起点。

   文明社会不是被习惯统治的社会，而是一个革新力量与传统力量不断较量并战胜它的社 会。这是生命律动的激化，也是文化代谢的动力：青年的过剩精力转化成文化变异的驱力。

   要青年人不使用他的过剩精力是不可能的。过剩精力驱使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且诱使他以万事万物来作好奇的试验品。

   这是一种特能够被我们理解且一拍即合的时代精神。

   压制它，将弊多于利。

   青年的效忠，是消减群体内耗的保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而促成这种效忠，则有 待于领袖人物去弥合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其方式应是超越代文化的差异，这不是一件自然而 然的事。自然而然的事恰是基于本能去肆行压制，卷入周而复始的猿类戏剧。因此，这需要 卓绝的创造性努力，这期待着一种有魅力的人格。

   达成各代及各代文化的沟通，是社会福祉的莫大的保障。而这，也是我们寄望于《第四 代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