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包括希腊城郊和欧洲各主要河流上兴起的著名 城市，起源的典型形态是，先出现一个军事性的要塞，然后围 绕要塞，渐渐出现并形成了市场，最后二者合并为一个完整的 城市。这种聚合形式，决定了希腊和西方的城市首先是一个军 事重镇和经济中心 里面汇集了来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谋 求实利的人们。鸦片战争前夕的清代人，认为欧洲人都是粗鄙 的，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欧洲人，都是粗鄙的．贪图实利的冒 险家式的商人。

   不论军事战略性的还是商业经济性的中心，其目标都在于 追求物质力量。而作为物质的力量(不是仅有"人力"的"数 量"），只有通过技术才能有效地获取----因此，知识就是力 量。

   独居远东内陆的古代中国文明，却是另一番景观:工商业 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导作用。由于缺乏相应的行业组织，构不 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政治上也软散无力。与此相应，中国古代 的主要城郭，并不都位于交通要道、战略重镇或商业经济中 心，而是据于某块肥沃农耕地带的中心。它不是扼守军事战略 的咽喉，或商业经济的动脉；而是盘踞、"寄生"在农业区域的 心脏。这是中国封建都市与西方都市的基本差异。

   从"东方"各国早期城市起源的情况看，城市是强大的"礼 仪中心"。在礼仪中心城邦里，巫师、祭司的地位至高无上， 他们或与王权抗衡(如巴比伦); 或与王权合一 (如中国)。 礼仪中心，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的凝聚点，又在 人们心目中象征着宇宙模式和道德秩序。

   如在两河流域，一度盛行模仿星座形态而规划建造城市的 风尚，就是这种礼仪功能和宇宙观念的表现。在古代中国的城 市建筑上，刚采取了预测风水、轴向对称以及正方向等表现形 式，直到明清时代的皇宫建筑都始终顽强保持着这些特征。这 表明，"象征性"是内陆纵深地带里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它是 另一类型的聚合形式。

   事实上，中国文化属于注重人伦关系的现实政治；而巴比伦 文化则属注重神人关系的神权政治。后者对希伯莱文化不无影 响。

   在巴比伦历史上，王权和僧侣教权的斗争绵延不绝，最终 导致它的分裂与衰亡；僧侣们欢迎那些愿意承认他们宗教权威 的外来征服者，从而促使了本地王权的覆灭。但类似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王权与教权，从来都是合一的、不可 分离的。王即"天子" 亦即上帝的代表与化身。

   同为"东方"，但中国与巴比伦的文化形态不同，正如中国 与希伯莱的神话及精神差异很大一样。希伯莱古代社会的教权 与政权始而分离，但终于合一。亡国之后的犹太人，只能以教 权控制自己的社会生活，这与中国古代教权的日趋松驰合并于 政权，而封建政权(国家)日益巩固、强大的发展万向正好相 反。

   古代(先秦)中国的封建诸侯大多居于都市中心，欧洲尤其 是日耳曼中部的封建诸侯大多盘踞在偏僻的山野 这种区别 可能基于地形差异的偶然因素，但却对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黩武的，偶而出现了军事色彩较浓的强权 政治中心，如秦朝、隋朝．元朝等(它们都兴起于边疆各民族 杂居地带)，都寿命不长。总之，"德化"和"文治"在传统上受 到比"武功"更大的重视。

   在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极少有可以凭借的高山险阻。因 此，只能依靠"人"，依靠群体。在古代中国的道德训诫中，充 满了有关依恃险要地形胡作非为、不恤民情而终致亡国的长串 例子。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看，这些事例是真假参半的，但它突 出说明了古代中国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类群体的力量 胜过自然天赋的优势("人定胜天"，意为"人定胜于天赋"，定 即"稳定")。

   所以，"西方的"海上诸文明(希腊、迦太基、西欧诸国) 的聚合力量是"知识"，"东方的"内陆诸文明(包括巴比伦、希 伯莱与古代中国)的聚合力量是"道德"。

   中国与巴比伦、希伯莱的区别在于:前者信仰人伦道德，注重 社会政治;而后两者则信仰神人之间的"立约"。《旧约·传道 书》明确宣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类似的宗教式 "知识"在古代中国则十分难得，从而，在"东方"类型的聚合形 式中，构成不同的两个种属。

   古代文明中心(城市)的这"两种聚合"作用，对神话的影 响深刻而微妙。中国神话的重伦理和希腊神话的重哲理，即是 这两种聚合作用分别催化的奇葩----即是两种聚合力量作用于 神话意识必定导致的分化。

   在一个文明中心，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聚合和力量意义上的 技术聚合，不同程度地共生着，在神话中，这两种基本倾向也 彼此依存，尽管有着主次之分。

   希腊神话，也有伦理观念。"命运"在希腊神话中至高无 上，甚至凶狠的复仇女神也按其"旨意"行事。"命运"实际上是 哲理化了的伦理准则，复仇女神，类似东方的所谓"报应"，是 对违背古老禁忌(神秘化了的伦理)者的可怕惩罚。

   同样，中国神话也有哲理内容。中国上古神话，并非专谈 "协和万邦"的伦理思想，其中也不乏悲剧式的冲突和原始的厮 杀。治水英雄鲧与天帝的冲突和悲剧性的死亡；神话怪物共工与 颛顼的争夺统治权，并撞折"不周山"，蚩尤、夸父与黄帝的战 争及战败被杀，刑天的变形与斗争意志……，都使人印象深刻。 50年代以来，由于"斗争哲学"的流行所及，神话讲义和通俗 读物，多把神话的上述片断规定为代表神话的主流，这就失 之偏狭、武断。但把受到儒家正统思想一贯压抑的上述内容发 掘出来，揭示中国古代不仅有尧、舜禅让的爱民神话喜剧，同 时也有神话悲剧，是有一定意义的。

   哲理思想，往往产于悲剧，产于对悲剧的思考。它不具有 伦理图解那种使人心理麻醉的作用，却有激发智慧、砥砺意志 的魔力。古希腊社会在这方面发育得比古代中国社会更充分， 对世界文化发生的影响更大。中国在秦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 趋于走势发展，"百家争鸣"的多元性选择道路被堵塞了。 由于走势发展的封建社会对新思想的实际需求量下降，新 的哲理之光，始终脱不出伦理的框架或习惯的模式。即便少数 佼佼者敢于创新，也未能激起持久的社会反应。"祖宗的成法" 和"先王的典范"，严重地缚住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和创新意志。

   决定神话的形态以及贯穿其间的"精神"，是来自多方交 融、有机生成的综合因素。

   对不同民族及其命运，对不同文化及其历史，具体发挥主 导作用的"决定性因"并不同。一切"因素"只有通过"人"这 一主体才可能影响历史，但"人"在面临不同的环境(外在环境 和心理环境的总和)时，"反应"的差别之大，令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