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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 三 "一帝"与"群神" 在我们民族近代以前的人们内心深处，有一个古老而深刻 的观念:认为我国文明的发祥地(黄河中下游一带)位居"天 下之中"。 打开地图就能看到:在位于山东省的泰山以西、河南省的 嵩山和山西省界的太行山以东的地方，舒展着一大片肥沃的平 原地带。这里土质松软、易于开垦、耕种。在没有铁器用以耕 耘的青铜时代，这里是各部族着力争夺的地区。不论是哪一个 部族，只要夺取了对它的控制权，就足以称霸于当时的中国。 所以，"逐鹿中原"成为上古历史有声有色的重要节目。 在现 代，"逐鹿中原"仅仅意味着军阀、政客之间的争夺地盘；而在 古代，则标志着争取占有原始农耕居民的生命线。在阶级分化 尚不显著的原始公社末期，这不仅使氏族贵族或部落头人感到 兴趣，而且往往是整个部族、整个部落联盟全力以赴的大事。 因此，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从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时代， 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它还没有被内部的阶级分 化．对立所削弱。 1．迁徙中的"王城" 夏以前的时代，已是极为渺茫．遥远了。即便是夏代也 缺乏文字记录或确切的考古证据。 就文化已经发达、阶级分化显著的商代看，在盘庚迁殷之 前的500多年里，一直没有固定的都城"王城"(国都），不断 流徙于河南、山东之间。 在居民不多的古代，人口密集的中心即统治中心，而王 城(人口较密集的统治中心，的这种频繁迁徙，显然不是王室 与贵族的轻率行动，而是整个部落或部落联盟常常进行的"民 族大迁徙"。这种不断的移民行动，其原因很多，除了当时 经济中的农业成份尚未居主导地位，畜牧需要不断更换地方 (原始的采集业和农业也如此)，以及部落间的相互战争等原 因外，更为主要的是宗教心理万面的原因。殷人有这样一种习 俗:在一个国王死后，即遗弃其故都更建新城。这种风习， 对于形成固定的宗教秩序和稳定的神话结构，是不利的。世俗 的权力中心处在不同的地域，就易于接受不同的地方保护神为 主要神祗。否则，迷信的古人就会变得惊惧不安，害怕盘踞一 方的地方神会"报复"他们，进而威胁他们的世俗权力。 这种宗 教上的"入境随俗"背景的不断移易，使宗教崇拜的主要对象事 实上处于不断的"轮换状态"里。宗教的仪式与观念，以及各具 地方风格．特性的神话传说，受到这种流徙迁移的影响，故而 难以"定于一尊"。当然，这有利于各地的宗教与神话的不断融 汇，促使上古时代神话总积累的日趋丰富；但另一方面，却对 主神观念及其神话结构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 古代倭人(日本人)在7世纪之前，虽然也有易都迁徙的 习俗，但他们僻居岛国，种族与文化、宗教与神话，远比广袤 的中国大陆来得单纯。因此，他们的古代神话虽然不甚丰富， 但还算是有个系统结构。 其他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如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 河流域等，亦可算是各部落不断角逐的"中原"地带，其中巴比 伦关于自己是"天地四方的中心'的这一观念尤为强烈。但与古 代中国不同，他们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或几个固定的中心城郊。 这些定居的城市(国家，既是政治、经济的中心，又是宗教、 文化的中枢。这些城邦的保护神（从远古氏族图腾升化而来） 因而很快升腾到国家祀拜的主神位置。如巴比伦城称霸两河流 域之后，古代苏美尔人留下的天神、地神、水神的"三位一体" 一道式微了，巴比伦城的保护神、战神马尔都克，一跃而为整 个两河宗教、神话系统的主神。这种普遍现象，有助于"定于 一尊"的神话结构的形成。就以希腊神话来说，奥林匹亚这一 宗教中心及其祀神的古老运动会节目，显然促进了其神话的系列 化。 2·一帝至上 在盘庚迁殷之后，殷人不再迁都，逐渐趋于定居生活。商 人改称"殷人"。随着殷人定都这一社会现实而来的，是宗教上 主神观念的逐渐确立。这对殷人的宗教、文化发生了潜移默化 的深刻影响。因此，"帝"的地位逐渐超越群神，宗教上定于一 尊的现象萌芽了。关于"帝"这一称号的起源和意义，学术界还 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对它的至上性质则有一致的看法。除 定于一尊的主神(帝)外，其他神祗("百神")仍然以各种方 式受到崇拜。但不再是纯然独立的，而是与"帝"有着某种模糊 的从属关系。殷人认为，上帝与他们的始祖是同一的，殷王死 后，大都升入天堂，"在帝左右" ----上帝就是天上的殷王。 与周人和深受周文化影响的中国本土文明比较，殷人十分 笃信宗教。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在其国家生活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大量"卜辞"的发现，就是一个明证。殷人还是一个好战的 部族，大规模的献祭、大规模的杀殉、频繁的迁都，可能还与 经常发生的劫掠性战争有关。献祭杀殉所需要的大批牲畜与奴 隶，都是来自掠夺性的战争，而祭祀、葬仪等宗教活动又是为 了祈佑这些战争的胜利。 殷人著名的"饕餮"图象与好战黩武的亚述人的"恶魔头象"图形，在精神上 有某些相通之处(参见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一卷， 第776页图版所载"恶魔头像")。它们有着一种深深的威吓意味。 这大约是他们对被征服的氏族、部落经常显示威力的一件"法器"。 和社会政治方面各个部落联盟势力的此起彼伏相关，"帝" 的势力也不断变化，以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尤其是战国中、 晚期，宗教界"群神"的重要性已逐渐让位给政治界的"群帝"。 神话演化为古史传说，而"帝"也随之失去了神格，形成了各种 复杂的"帝系"。这些帝系简单原始，大都停留在家族谱系的水 平上，远末形成完整、统一的系列。即便有可以连接的传说出 现，其故事性和知识性也大都非常薄弱。 直到殷末，中原宗教还没有"群帝"观念，就"卜辞"的内容 看，"帝"只有一个，且是作为至上神受到极高的崇拜与敬仰。 本来，照此一神至上的趋势发展下去，中国也许会出现以一 "帝"统领群"神"的神界秩序及其神话传说系列。然而这种一神 至上的趋势很快被打乱了。从殷周之际到周秦之际的神话变 异，体现到宗教观念上，成为从"一帝"至上到"群帝"并出的历 史演化。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上古神话里原始谱系的紊乱。 3."群神"并出 那么，是否可以说，从殷周之际到周秦之际的近800年中，中 国上古神话和宗教发生了某些"退化现象"，以致从"一神教"的 萌芽状态重新退化到复杂而混乱的多神崇拜?其实，不能把"一 神教"简单理解成"至上神观念"。典型的"一神教"(如犹太教) 是独尊一神而排斥他神的。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是极为复杂 的现象，决非单线进化的必然结果。同样，各民族的"多神 教"在突出主神及神话结构的严谨性上，表现形态也大相径庭。 根据现有的资料进行的研究表明，殷人及其周围诸国("方")的 宗教信仰，是直接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少有受到外来 高级宗教观念和神祗系统、神话传说的直接影响。关于殷人的 宗教文化来自两河流域文化的说法(关于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 本世纪初曾流行一种"西来说"，认为古代中国文化曾从古代苏美 尔和巴比伦文化中吸收了某些基本要素，甚至连"帝"这个至上神 称号，也是从巴比伦输入的。因此其文化和神话的形态，性质几 近巴比伦。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中就特此观点)， 就此而言应受到质疑。 从制作于殷代后期的甲骨卜辞可以看出，"日月"、"星辰"、 "河流"、"土地"等原始自然力观念"仍是商人的崇拜对象"。总 的说来，殷人始终没有摆脱对原始的自然现象的崇拜，他们向 有关的神灵祈祷，奉献大量的牺牲作祭品，向它们求雨、祈求 赐予好收成和防止自然灾害。杀人献祭，也是为的祈求掠夺性 战争的胜利。这些神灵，掌管着自然界事务，有的还进一步把 握着人间的吉凶、祸福。他们的崇拜对象，决不限于一个"帝"。 "帝"是作为殷人的始祖神(兼有宇宙至上种的身份，殷人作为 奴隶主统治集团，相信他们的祖宗对宇宙三界具有近似的统治 权)，受到最隆重的崇拜。显然，在这种宗教中，包含着氏族 社会时期万物有灵论的遗风。 我们知道，"群神"的出现，往往是氏族合并、部落联盟， 甚至是古代民族、地方国家(方国)之间的相互兼并、融合的 结果。而在兼并融合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强大的征服者部落自 然就把自己的"胜利象征"----部落神(或氏族的神与图腾)抬 出来作为"主神"，而把被征服者部落所信奉的神，分别按部落 势力的大小列为次要的神。这样，"群神"之间有序共处的局面 初步形成了。宗教上的这种等级秩序，反映了现实政治势力的 等次，对安定原始部族的传统心理，不乏作用。因为，它有助 于巩固形成不久的新社会秩序。 4．征服与兼并 对于原始氏族中充满原始恐惧和希冀的人们，任何一个神 (尽管都是一定氏族或地域的保护神)，都有着"自己的"和 "别人的"之分。但即使"别人的神"，也仍被认为是可以对之崇 拜的偶象----只要能够起到"保佑"的作用就行。在这一心理基 础上，国家的(部落联盟之上的政治实体)保护神，自然就成 为各民族和各部落共有的、最强有力的神，成为一群地方神祗 之上的诸神之王。例如犹太人"唯一的神"耶和华，原先只是一 个部落信仰的地方神；而希腊主神宙斯则是从古代的雷神上升 为宇宙主宰和万神之王的。 原始宗教意识弥漫的心灵，对各种神祗的偶像充满了神秘 的敬畏，因而一当部落战争结束时，成败一方的人民虽然遭到 屠杀与劫掠，但他们所信奉的神像却倍受战胜者的"优待"，被 当作最高级的"战利品"隆重地搬走，贡奉在征服者的庙堂里。 这些神像本身既然对原始的心灵含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力，那么， 获得了它们，也就意味着"占有了这些神所拥有的神力"。 举一个著名的例子:亚述国王、大征服者辛那赫里布在公元 前689年攻陷巴比伦之后，把巴比伦的原住居民杀的杀，放逐 的放逐，并把这座古都夷为平地，其残酷程度无以复加。但同 时，却把巴比伦的宇宙主宰马尔都克神像隆重地请往亚达首都， 当作"自己的神"贡奉起来(实为"占有起来")。诚然，马尔都克神 被运到了亚述帝国之后，其威力与影响有所下降，成了原先亚 述的地方神、新近升格为主种的"阿淑尔"的"同僚"，从而失去 其传统上在巴比伦的主宰地位。这种神界位置更替、轮换，与 人世间的世俗权力的位置变化，极为一致。 因此，可以说，氏族．部落、国家之间的相互征服与兼 并，是"群神出现在同一信仰中"的社会条件。这是世界各文化 圈、各民族中普遍盛行的现象。中国上古时代也不例外。 中国上古时代的区域性信仰的差别很大，因而，"群神"并 陈，数目颇多，发展到战国时期，有些古神开始上升为"帝"， 并冠以修饰词以示区别。如"黄"帝、"炎"帝、帝"喾"、帝"昊" 等等。这些逐步历史化了的帝王，原本是不同部落联盟的保护 神或至上神。还有一些尚未上升到大神地位的次要神，如夸 父、鲧、西王母之类，则是来自更古老时代的地方性神祗。 这种群神共处的场景，是世界各国共有的。 5."特殊性" 中国上古神话的特殊性在于，理应是统治群神的那个至上 神，与群神之间的关系却极不明确，缺乏有案可查的记录。 一方面，中国很早(殷中期以后)就出现了"帝"这一至上神的观 念;另方面，这一至上神却没有足以构成神系意义上的主神的 诸种要素，没有以他为中心而演化、流传的神界故事。关于他 的性格、形象、事迹的传说，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几乎阙如。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二: (1)中国古代的文化，包括其文字、宗教和神话传说， 带有强烈的自发倾向。自发而复杂的象形文字系统发展缓慢， 因而"来不及"赶上记录野蛮与文明之交的神话。象形文字使用 不便，难以象希腊、印度、北欧等国借助其他民族文字形成的 拼音文字系统那样，迅速而便当地去记录"去古末远"的神话。 同时，中国文明的起源，比两河流域滞后两千年左右，也不具 备巴比伦文明"第二代"优势。汉字的形成，所需的时间比楔形 文字更长。 (2)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殷末周初时代，两种文化在 交替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对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影响 的政治、宗教、文化的综合性事变，它改造了当时中原统治民 族的宗教观念，引发了一场中国风格的"宗教革命" ----原始天 命观的出现。这个出现对中原"非宗教的史官文化"的形成起 了促进作用。 占统治地位的史官文化具有现世精神，因而不利于神异故 事的综合、融汇活动。其他古代民族，都有神话的集中记录作 为宗教圣典，供奉在庙堂里备受尊崇。这种优越条件，对中国 神话是不存在的，它很早就受到"原始天命观"及其"历史化运动" 的冲击，因而形成了特殊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