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

  

谢选骏

第三节 宗教影响的实例

二 犹太一神教的转机

   正如一切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所示:"发生"的契机在文化体 自身相对稳定的内在素质;而发展的过程则需仰仗变化莫测的 外部条件。这种双重性,曲折地交织成文化命运的奇观。决定 希伯莱神话形态的一神观念,其发生.发展,也是如此。

   在希伯莱民族的命运中,有两个伟大的转折点:"出埃及" (公元前13世纪)和"巴比伦之囚"(公元前6世纪)。他们因 饥荒避居古国埃及,逐渐沦为雇佣奴隶。后来,在上帝的启示 和先知摩西的率领下,渡过红海,越过沙漠,返回家园----即 著名的"出埃及"。这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习得并带回了埃及的 文化与宗教观念。

   从埃及归来,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圣城"耶路 撤冷。但这没有结束希伯莱人的苦难:700年的奋战,只是得到 了再度被囚的苦果。这次,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撤二世干的。 他把希伯莱人的主要家族和大部分人口(估计四十五万人左右) 掳到巴比伦,长达50年之久,以报复他们与埃及结盟的政策。 此为"巴比伦之囚"。

   公元前7世纪的希伯莱人,被居鲁士大帝解放出来,放回 原籍,立志兴邦。尽管他们以前已有建国立邦的历史,但从种 种迹象判断,在被囚以前,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更没有 被传统束缚住。因此,先知们只需启迪群众的愚昧、抗击暴君 的虐政,还毋需反抗传统那看不见、摸不着的道道绳索。所以, 先知们尽管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毕竟缔造了一代新文化。这 种新文化以它鲜明的一神观念特立于古代世界,并以它不妥协 的反偶象崇拜的宗教信仰,遗教至今(波斯拜火教的兴起机 制,也不乏近似)。

   "出埃及"与"巴比伦之因",直接促成希伯莱民族的"上帝" 耶和华地位的变化。前一个历险确立了耶和华作为民族至上神 的地位,后一个历险,则进一步确认了他是"宇宙间唯一真神" 的超民族位格。

   所以,一神教的兴起,首先发生于部落神耶和华对原始希 伯莱人生存空间(即他们一再提及的"迦南",即今巴勒斯坦一 带)的神话式"应许"(这实际上是古希伯莱人有关生存空间占 有的神话说明)。

   在传说中的前国家时代,耶和华仅是一个部落的神。使耶 和华演化为一个普遍的、唯一的上帝,是流亡时期以色列的 "先知们",吸取两河地区各族文化结晶后,所进行的新的精神 创造,并非古传的部落神话观念。当以色利的敌族非利士人 (现代研究者认为他们是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遗民),夺取 了收藏着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的约柜之后,瘟疫和灾害就开 始不断袭击他们,他们神庙里供奉的神像(神圣的"偶像")也 "扑地断裂"。这些不祥的"异象"与警告,迫使他们归还了以 色列人的约柜,还赔上十件金器以赎罪,来平息耶和华的怒 气。(参见:《旧约全书》,上海"中华圣经会"1949年印, 第336页。)

   这种记述尽管含有"精神胜利法"的嫌疑,但它至少从侧面 说明了这时的耶和华,还只是一个原始希伯莱乡土气十分浓郁 的地方部族神祗,他更偏袒他的"乡亲"。

   在当时的世界咽喉巴勒斯坦,民族杂处、宗教混淆,文化 交融是意料中事。甚至希伯莱人也并不一概信奉"以色列的上 帝耶和华"。他们一面贡奉这个"以色列的神",另方面也崇拜 其他民族的神:如迦南人(巴勒斯坦地方的原住居民)和腓尼基 人的巴力神以及亚施塔录女神(即两河流域的青春女神伊士塔 尔),摩押地方的齐摩斯、摩洛等等"异教神"。

   在草原上游牧的原始希伯莱人,本来也不是一神教的信徒。对 耶和华的崇拜,可能是一个部落对自己地方神祗的崇拜。《圣经》 上说,以色列国家的出现,是违背这个部落神的意旨的。而当以 色列国家达到鼎盛时代的所罗门王朝,照例大举献祭于西顿地 方的女神伊士塔尔、摩押地方的神齐摩斯、摩洛等一系列"异教 的邪神"和"可憎的偶象"。

   只有当希伯莱人遇到危机,面临丧失"应许之地"(生存空间)的 可怕前景,才突然想起、祷告哀求自己的古神耶和华。

   这种现象在虔诚者看来实在是不虔诚。而北部的以色列、南部 的犹太国的胜利发展,世俗生活的美好灿烂,曾一度使部落古 神耶和华黯然失色,他的古老的威力也不那么灵了。据《旧约》 记载,当犹太人要求模仿其他国家的成例,建立王国,以增强 部族实力时,却遭到部落神耶和华的反对,他愤然说道:自从我 引他们从埃及出来,观其所为,常常背弃我而转奉他神。虽然 他不满、发怒,但却无力再象古代那样对人类大肆降灾,以强 行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是因为外在条件已经变化了。

   显然,从一般民族的宗教发展规律看,这里不乏转向"多 神教"过渡的一般趋势----即一个国家往往供奉多种多样的部 落神,以适应部族联合的现实需要。部落古神耶和华自然受到 了相对的冷落。当然,神是不会说话的,耶和华的怨言,自然 是部落守旧势力不满情绪的流露。

   《撤母耳记.上》第八章中写道,上帝说:"人民不是厌弃你 (指撒母耳),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 才渴望建立国家,设立世俗的王权。

   这表明,前国家阶段的希伯莱人,并非一神教的传统信徒,而 只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原始、落后,所以才刚刚跨入那象 征着各部落大融合的万神之殿。

   因此,犹太一神教的发展,还"得力"于亚述、埃及的争霸 给希伯莱人带来的苦难,而"完成"于新巴比伦帝国灭亡犹太国 家、掳获其人昆的"灭顶之灾"。缺失了这一外部条件的激励, 犹太一神教是无从发展为一个思想系统的,而附着于它的希伯 莱神话,也将全然改观。

   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希伯莱人遵循着一般古代民族的惯 例:由原始部落神(独神)的崇拜,向国家神祗(众神)的综 合崇拜发展。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 世决定将俘获的大部分犹太人北迁,以绝其反抗、复国之念。 文化发展途径的多歧性质注定了,任何一点"偶然因素", 都可能对文化形态构成深刻影响。一连串的文化上的反晌随之 而起:犹太一神教的出现,原始基督教的确立,伊斯兰教的传 布;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形成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历程……。凡 此种种,都带有"巴比伦之因"的印记。近代英国诗人拜伦也歌 咏过"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一类的古老主题---- 尽管已相隔了2500年的岁月。

   犹太一神教的确立,是巴比伦流亡期间最重大的收获。据 《圣经·旧约》中的有关记叙,被掳之前的希伯莱人还处在半 开化状态,民族自觉性薄弱,也不甚重视文化、信仰的力量。 但巴比伦的不幸经历却从两方面教育了犹太人:

   1.巴比伦一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中心,尼尼微城发现的 泥版图书 馆,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而巴比伦帝国浓厚的学 术空气更是举世闻名。迦勒底人缔造的新巴比伦帝国的末代皇 帝那波尼德甚至因为酷爱古学,全力钻研古代文物而疏忽了国 防防卫,终为波斯大帝居鲁士所亡。这位不幸的末代皇帝,作 为一位热心的宗教改革家,他的革新灵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 对往古的冥想。

   那波尼德的悲剧并非偶然。早在他之前,巴比伦一带学术 空气已经浓厚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亚述尔巴尼帕尔是一个著 名的亚述君王,他也是个学者,公元前669年至公元前626年在 位。他酷爱学术并收藏了大量的泥版图书。据说,他借助一部 字典自己研读,竟然读通了古代苏美尔文字。对此,他十分自豪。 他死亡后仅14年,亚述就被迦勒底、米太等几个民族的联军复 灭了。而在他之前的亚述帝王们,都是惯于习武而不尚文。亚 述之亡,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亚述人终于被高度发达的"南方 文化"融化了。这一要点,以前的研究者似乎强调得不够。

   几十年后的迦勒底蛮人首领那波尼德,正是由于过度的文 弱化和丧失现实感,而不自觉地重蹈了他的覆辙。

   这样得天独厚的文化天地,对统治阶级也许是危险的,但 对于被压迫的希伯莱民族,却是一个炽热的熔炉。他们原有的 半开化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他们那些受异邦影响而杂乱无章 的信仰,终于深受熏陶、感染,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

   2.希伯莱人不是作为受邀客人,而是以奴仆的身份被 迫前往巴比伦的。苦难的生活,令人屈辱的亡国之恨,使他们 不得不重新考虑有关宇宙、人生、历史、文化的种种问题。因 为他们已经面临一个全新的、但并不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令 人绝望、憎恶。生活中很少使人留恋的东西,只有"空明的彼 岸"、耶和华的天国才使人向往……

   犹太一神教这一系统文化发生、发展的经历,突出说明了 文化发生与发展所依据的不同条件。而对任何一个文化系统, 这双重条件都起着交叉的融汇作用。而历来的环境论者,却过 于强调外在因素了。他们以为,犹太教之所以迄今不衰,只是 因为犹太人四处遭受排挤,只能借助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维系民 族的认同感。他们依据的是:在中欧、东欧等排犹倾向较烈的 地区,犹太人的特性反倒最强,而在西欧;北美、尤其中东各 地,犹太人的特性则弱;在宗教上较宽容的远东地区,犹太人 则被默默同化了。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一神教 观念不仅抓住了本族的人心,而且远播世界,产生了比它更强 大的两个新教派,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二教教祖,都直接受 到希伯莱一神精神的熏陶,便之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精 神现象之一。

   据历史学家研究、考证,当原始希伯莱人从埃及出走、进 而与迦南人争夺巴勒斯坦,最后与非利士人(航海民族,在巴 勒斯坦沿海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城市桥头堡)展开殊死决战的前 国家阶段,他们基本上还过着游牧生活,处于部落联盟状态 (时约公元前1200年----前1150年间),与周围文化较高的民族 相比,他们的文化形态落后,生活方式原始。这种游牧文化的 印记深深打在他们的宗教意识上。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在其名作《世界史纲》中的 看法是,定居的农业社会一旦建立起了自己的至上神观念后, "必为之发明一妻",所以,象埃及和巴比伦这种农业社会的神 大抵都有妻子。相反,游牧民族,尤其是还处在原始游牧生活 中的古代闪族社会(原始希伯莱人,和原始贝督因阿拉伯人都 属于这个文化圈),所信奉的神祗,大都没有习惯性的婚娶神 话。这一差异是由于游牧社会生育子女的意识不及农业社会来 得强烈。

   这种解释作为普遍规律是否准确,是可以探讨的。但我们 看到,原始希伯莱人的上帝耶和华恰恰是孤孤单单的"一尊", 既无妻室,又无神界的子嗣或旁支。这不同于农业的、定居的 埃及、两河,与航海殖民的古希腊文明创造的神话系统更是无 法相提并论。

   犹太教一神观念的逐步确立,是与"上帝"形体的不断模 糊、终于消亡同步进行的。上帝不应是人形的,更不应是其他 形状,否则,就局限了上帝无所不在和永久绵延的性质。因此, 它不能接受基督教把一个凡人(耶酥)予以神化的立场。在各 种高级宗教中,它的反偶像精神----即拒绝崇拜任何有形的因 而是必然有限的事物----是最为彻底的。

   崇拜,是非理性的。而"虔诚的"、拘泥于传统的习惯性的 "崇拜"(而非创新的精神运动),更会阻碍社会的进步、扰乱 文明的新陈代谢。相比较之下,崇拜天神或上帝,比崇拜凡人 (或文化事象)的弊病要少。天神、上帝是虚无的,因而能够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与时俱化,他不会"凝滞于物";而凡 人和各种文化事象却是实在的,因而不能"永远有理"。 个体与具体的文化事象,都不能违背由盛而衰的自然过 程。创造力,也受到生命状态的无情局限。崇拜凡人,实际上 是崇拜某些有成就的个体。在非理性精神的狂热下,很可能不 仅崇拜其才能,而崇拜他这个人本身,即"不属于灵的肉体"。 同理,对任何具体文化事家的崇拜,也无助于社会进步。 时代总在发展,既有的文化总会落伍的,崇拜它则无异于作茧 自缚。

   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来说,"偶像崇拜"都冒着很大的风 险----可能有一时的效用,却贻害久远。犹太一神教彻底的反 对偶像崇拜,成为希伯莱民族精神中的突出表现和基本要素。 流离失所、道人践踏、被无情剥夺了基本人权的严酷现 实,终于在人们的心灵中酿成了一种带有排他性质的强烈的民 族精神(这在宗教上的表现就是独尊本族的一神而排斥异族的 一切"偶像崇拜")。这种精神在当时的社会土壤中得以迅速播 化,无形中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民族。用"多难兴邦"一词来形 容犹太一神教的兴起(多难兴"教"),是确切的。

   新的一神观念采取了"复古"的假象,即以全民的热忱和全 新的认识,重新饭依业已式微的部落古神耶和华。但它不是要 导回原始的集体游牧生活,而是凝聚、团结业已散居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民。

   古代希伯莱人神话文化的创造者,就是这样从自己民族不 幸的遭遇中,获取了精神的崇高性,获得了热爱生活(尽管披 上了神话的装饰)、忍受痛苦、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悲剧风 格。

   其典型代表是一位名叫多特罗·以赛亚的先知。他于公元 前540年前后活跃于巴比伦流亡的苦难中,他与中国的老子、孔 子、墨子等思想家同时代,也与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等 科学家以及波斯的琐罗亚斯特、印度的释迦牟尼、马哈维拉等 宗教家同时代。那是一个人类古典精神大启蒙的时代。多特罗· 以赛亚正是一大批希伯莱先知中最著名的先行者。

   若不是他留下了风格鲜明、洋洋数万言的《以赛亚书》的 话,这样一个出类拔革的人物,也许会象历史上众多的"无名 英雄"那样被人遗忘了。《以赛亚书》充满了宗教的、战斗的 (而非逃世的如佛教或道教)热情,对社会正义的呼吁和对民 族复兴的期待。它知道:实现不了社会正义的民族,是难以自 我复兴的。

   这部书的重点是重申了对"弥赛亚"(受膏者)即上帝派到 人间的善良、仁慈、正义的救世主的深刻信念。甚至对那崇高 启示也做了具体的想象和描写: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 ……他(弥赛亚)无佳形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人掩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 是受到了上帝的责罚。……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 罗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

   (《旧约全书》,上海"中华圣经会"1920年印,第818页。)

   这些描写对后起的"先知",甚至对基督教的创始者的思想, 产生过深刻的暗示作用,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照着去做。 最终,对形成现代世界文化的总的风格,注入了自己的要素。 而这一切,却又是从希伯莱古老或新借用的神话传说中汲取力 量的。

   先知们穿着粗羊皮制成的衣服,保持着游牧时代的简朴传 统,他们四处漂泊,以天下为己任。一面象后来摹仿他们的那 些伊斯兰教托钵僧那 样地跳着迷幻之舞,一面在狂热中"宣示神谕"。这些"神谕", 既有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批评,但更多的是对理想化的部落传 统的描述和对部落主神----耶和华的赞颂。其中充溢着丰富的 神话、传说、故事。在很多场合下,批评、指导与描述、赞颂 是交融的。描述过去即指导现在,赞颂上帝即批评社会的不公 正。所以说,先知者并非怀旧者,而是革新派,是用神话、文 化的传统力量来复兴民族下改革社会的志士。他们生活艰辛, 充满悲剧风格,他们象他们心中的"弥赛亚"一样,"被列在罪 犯之中"以至于死。----为理想而英勇献身。

   一神教观念的产生、发展过程,鲜明表现出希伯莱人的成 就----他们充满创造力,在多难的命运中,培植了自强不息的 精神,并且广泛地吸取了巴比伦文化中于己适用的成份,在人 类文化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发展了以"唯一真神"的观念为核心的 高级宗教系统。使一个民族的上帝,成为支配万国万民的心理 主宰。与此同步,希伯莱体系神话,大量吸纳了世界各民族的 神话传说来充实自己。据大量学者长期考证,《旧约·创世记》 中有大量神话,取自两河流域(当然不乏改造)。

   希伯莱文化的这一革命性发展,并非苦思冥想和独力营造 的,而是来自他们原始但纯朴的文化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当被 逼到了两大霸权之间(埃及与两河)的夹缝、谷底的时候,突 然迸发出了自救救人的电火----这电火是如此强烈,至今在某 些文化圈中依然富于震撼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 文化圈均受其影响〕。这电火,被希伯莱先知们的想象力升华 为"耶和华的雷电",但实际上,只是发自一个不甘屈服的被压 迫民族的反抗热忱。

   《神话与民族精神》